朝鮮戰爭第三次戰役後，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外交部長周恩來的霸氣聲明，再一次拒絕了聯合國的所謂“停火”提案，並毫不留情地指出，美國佬想談判、必須滿足以下前提條件：“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武裝力量必須退出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必須取得聯合國的合法地位！”
未料1951年年中，第五次戰役後期中朝人海大潰敗。6月初高崗、金日成緊急前往蘇聯拜見斯大林尋求指示。6月13日毛電在蘇聯的高崗、金日成：“…最好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George F. Kennan] 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停戰條件：恢複三八線邊界...至於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不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條件...在美國堅持台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做出相應的讓步。” 6月24日菲利波夫（斯大林的代號）致克拉索夫斯基轉毛電：“毛澤東同誌，你應當從馬立克[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受命試探建議交戰雙方談判停火]的發言中知道，我們關於提出停戰問題的承諾已經兌現...”。
7月5日 毛向斯大林匯報中方擬就的談判條件草案：“現送上停止朝鮮軍事行動協定草案的文本，供閱。…（四）雙方遣送戰俘。在停止軍事行動後3個月期限內，每一方應分批全部交換戰俘。…” *****
至7月26日，交戰雙方談判代表達成談判議程：
“（一）通過議程。
（二）作為在朝鮮停止敵對行為的基本條件，確定雙方軍事分界線，以建立非軍事地區。
（三）在朝鮮境內實現停火與休戰的具體安排，包括監督停火休戰條款實施機構的組成、權力與職司。
（四）關於俘虜的安排問題。
（五）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果然美國插手台灣和聯合國席位這些議題都被毛讓步掉了，畢竟吃過剛吃大敗仗後沒底氣再提。
1951年11月27日，雙方關於原本認為最難談的第二項議程達成協議：按照實際接觸線來確定軍事分界線，而不是中朝想當然的三八線，當然也不是李奇微逗你玩的“海空優勢補償線”。接下來討論第四項議程即戰俘遣返議題。早先11月14日，毛電斯大林時對此議程表示樂觀：“我們反對一對一的原則、而主張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則，估計這一問題不難達成協議。” 11月19日，斯大林複電毛澤東：“在交換戰俘問題上，你的立場完全正確，敵人很難對此提出異議。”
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談判開始，“中朝代表提出雙方在停戰協議簽字後迅速遣送全體戰俘的原則。但對方對我方所提的這一原則亦拒絕表示明確的態度，而聲稱雙方俘虜應在所謂公平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交換的釋放”，由於在第五次戰役中急劇增長的誌願軍戰俘人數和戰俘營內反共勢力掌握了壓倒性的管理權，戰俘問題對於聯合國軍已經騎虎難下、尾大不掉（常成p1）。從1951年底到1953年初，所有的談判內容和由此發生的以打促談行動都是圍繞著這一議題。
拖到1953年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2月7日毛澤東以濃厚“湘潭腔”做閉幕講話：“這不是一、兩萬人的俘虜的問題，兩個人的俘虜也要爭！[此處熱烈掌聲]不是我們人口多，幾萬人丟掉就不要緊。一個人都不能丟掉！[雷鳴般的掌聲]時間要打多久，我看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後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總統，由他們去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
不料話音未落，一直主張打到最後一個北朝鮮人也不惜的“偉大領袖和天才導師斯大林同誌和我們永別了”（3月7日人民日報語）。“不幸的消息傳來，給朝鮮戰場的春天抹上了一筆悲涼的色彩。...誌願軍總部駐地的洞子裏布置起一個很大的靈堂，全軍上下都在悼念斯大林、哭斯大林…。周恩來說過：‘斯大林留下的獨裁殘酷、冷漠無情的暴君印象，不過是敵人的一種誇大宣傳’”（徐一朋《直弧》p72，太孝了）。3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新一屆領導班子對中朝發出指示：“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修正，那是錯誤的。...由中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誌）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 。蘇方提出的這個方案是一個大的轉彎。毛澤東、周恩來經過慎重考慮，與金日成達成了一致意見：同意在戰俘問題上作一讓步（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王玉強語）。事實上，這並非讓步，而是奉命。
1953年3月30日周恩來奉蘇聯政府指示的精神發表聲明：“…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並經過有關方麵的解釋，以保證他們的遣返問題能得到公正解決。”從而被迫放棄了毛一貫堅持的“全部遣返、一個不丟”立場，當然為了找個台階下，聲明猶抱琵琶地“必須指出，我們這一提議，並非放棄了日內瓦公約…”，而是為了世界和平雲雲。《日內瓦公約》這麽好？為啥美國政府要到1956年2月才批準通過生效，而中國人大常委會更是拖到1956年11月5日才批準通過，並對多條持保留意見（賀明《忠誠》p413）？所以不要拿《日內瓦公約》當擋箭牌。沒了斯大林的蠱動，這仗打不下去了。7月27日正式停戰。1953年10月，“解釋”階段開始，12月底草草收場。期間440名中方人員（占3%）通過解釋帳篷或者翻越隔離網回到了祖國懷抱，其餘97%收拾包袱去了台灣。
1954年1月20日晨，一萬四千餘名前誌願軍戰俘開始離開板門店中立區，踏上赴台之路，經海路的於1月23日首批抵達台灣。 “他們低垂著腦袋的戰俘，拖著疲憊和絕望的腳步，被歡迎的鞭炮和鑼鼓嚇得心驚肉跳”（《戰俘紀事續》p179采用的正能量敘述），這個宣傳敘事似乎和照片上人員興高采烈的情形有點不太搭，難道都是群眾演員？
1954年1月29日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一切責任都在美芳：“不論政治會議何時召開，不論這些戰俘被強迫扣留在什麽地方，隻要美方一天不把他們追回，我們就一天不放棄對美方這種罪行進行追究！” 1954年4-5月間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再次指出：“關於戰俘的這一問題尚未了結……這次會議是不能避開這個問題的。...必須采取措施，保證1953年6月和1954年1月被迫扣留並編入軍隊的朝中被俘人員得以重返祖國！”不過應者寥寥，連北朝鮮代表南日也不感興趣（常成p6）。從此去台戰俘宣傳在大陸偃旗息鼓、休得再提。同樣，第五項議程“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討論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問題也無人再提。過了幾年，金日成翅膀硬了把誌願軍趕回了中國，而美帝國主義仍然盤踞在DMZ南端耀武揚威。
鬥轉星移，1972年尼克鬆訪華期間2月24日與周恩來會談中（常成p7），周為了出胸中這團陳年悶氣，猛然岔開道： “談到戰俘問題，我想說一件事。這件事發生在你擔任副總統時期，你可能不太清楚。對這件事，我們做出了極大的克製。艾森豪威爾總統結束了朝鮮戰爭，這是件好事。朝鮮人民共和國釋放了你們的以及你們一邊其他國家的戰俘。但是，針對我們的戰俘，大批的戰俘，蔣介石派人去南韓的戰俘營，搞了一些特別的動作。正式的戰俘遣返工作是由一個印度擔任主席的國際委員會監督執行的。但是，遣返還必須經過所謂的甄別。在一個小木屋內，戰俘從一個門進來，被詢問是否願意到台灣，然後再讓他們從另一個門出去。在這種情形下，在人身受到威脅的情形下，這些戰俘根本無法按自己的願望說話。不少戰俘被送去台灣，也有不少人後來逃回大陸。我們當時是可以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的。我們可以質問：“蔣介石有什麽資格插手戰俘遣返？”但是，考慮到我們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而且我們派出的隻是誌願軍，我們認為為了戰俘問題而拖延戰爭不好。我們被送到台灣去的戰俘數，並非隻是上千，而是上萬。但我們認了。所以，一旦出現戰事，情況就不一樣了。在當時，就我們而言，雖然戰俘是個原則問題，但我們認為最好還是結束戰爭。我隻說這麽多。這雖然是曆史，但我們仍常記心頭。這些戰俘到台灣去，還是去了中國的領土。他們中大概有一些參加了蔣介石的軍隊。大多數都已經老了，有些逃回到了大陸。”
周總理日理萬機，把幻想當成現實也能理解。沒有任何記錄表明1972年2月之前，有去台戰俘成功泅水或經他國周轉“逃回”大陸當上運動員。據《戰俘紀事續》p190，楊通達是第一個返回大陸的去台戰俘，他是1974年8月27日才經日本返回。並且，可惜總理把1952年初的“甄別” 和1953年底的“解釋”也搞混淆了。1952年4月 “甄別”期間每個人的詢問過程中，壓根就沒有“台灣”兩個字出現。據陽光衛視「口述歷史•塵封記憶」，薑瑞溥（540團3營文化主任，歸國戰俘）采訪中親口說：“挨個叫名字...給你對一下檔案中的手印，或者看你的登記號碼，把檔案卡交給你，你就進篷子。兩邊擺著幾個桌子，桌子後麵是美國人，美國兵在站崗。他問你：“要到哪兒去？”甄別那一刻每個人的選擇完全是自願的，沒有再受到要挾。在這時候你確實是能說出自己真心的誌願，確實是沒有任何幹涉的。就在這一點上啊，我不說別處。”當然甄別之前的夜晚，營內有一係列殺人（約為9起）、恐嚇事件，但在美軍甄別帳篷裏，選擇是自願的，也沒“台灣特務”什麽事。而到了停戰之後、1953年底的“解釋”時期，是否去“台灣”自然是核心問題。
從1951年12月11日到1972年2月24日，20多年來周總理沒日沒夜操勞黨國大事，但是最牽掛的還是那些遇上困難的去台戰俘。他們要是沒被脅迫去台灣，就能過上和7110名歸國戰俘一樣的日子了：人人戴著“叛變”的帽子，作為“叛徒”被打殘致死自殺的人不計其數（《厄運》p234），想必總理也有所耳聞吧。
1972年2月還發生了什麽事呢？據王焰《彭德懷年譜》，“2月，彭德懷專案組傳達周恩來《關於案犯關押、監護檢查報告》的批示：一、對關押、監護案犯的生活待遇，要適當改善一下，在衛戍區監護的每月夥食費可增加到18元，身體有病，主要案犯每月夥食費可增加到24元。二、身體有病需要住院，可住院治療。”總理的關懷總是無微不至，又永遠來晚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