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毛主席號召向黨提意見， 而後變成所謂右派猖狂進攻，引起反右鬥爭，反右鬥爭偉大勝利的重要標誌， 是揪出來一批右派分子，全是知識分子，沒有知識的不準當右派， 當時的政策規定，中學生知識不夠不打右派， 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不夠資格當右派， 最多當上壞分子。
讀書人的嘴被嚇得相當的shut up。
1966年毛主席雄才大略以大無畏的精神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 各級黨組織按照曆來特別是反右運動的經驗，在群眾中排依靠力量，團結力量，孤立對象， 打擊對象，看看有沒有人如同反右時那樣跳出來。
果不其然， 幾乎每個單位都有多多少少一些人， 自認為對中央文件學得透徹，就貼了黨組織的大字報，指出這個要求那個的，黨組織從來不是吃素的！ 暗地裏已經安排好人記錄那些對黨組織提意見的人的言論行動，準備在運動後期作為右派來處理，有的單位已經開始對這類人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掃地批鬥等等。
殊不知偉大領袖這回運動的搞法變了。
1966年紅旗雜誌13期社論打出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誰都能看出社論是站在前一段時間內與各級黨組織對著幹的那批人一邊的，搞得各級黨組織措手不及，同時那批差一點被準備在運動後期打成右派的人，似乎真的揚眉吐氣了， 紛紛在單位內及跨單位跨行業串聯來串聯去，效仿幾個月前北京中學生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小組“，哇啦哇啦地成立起各種各樣的造反組織， 名字一個比一個大， 很多人算是個”總司令部“， 三五個人也能成立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或者總部，有了紅旗社論的支持，就不必指雞罵狗了，矛頭直指各級黨組織，此刻還不敢把矛頭對準省市自治區一級的黨委和政府，所以召開成立大會還是按照組織原則要求上級黨委主要負責人參加並予以承認，毛主席的本事就是在這些時候不說話， 不告訴你該咋辦，別說比如上海市委之流的知道該咋左，連劉少奇那”流“也不曉得呀，每逢這類要求， 隻好支支吾吾，開大會的人得不到正式承認， 往往采取的對策是進京告狀， 各地都有一係列臥軌時間，就是這個時間段。
這就是造反派的由來，與十來年前的前輩一樣， 是一些和各級黨組不太對付的人，不過如今這批人，目標是直接當領導， 然後一級一級朝上反，反倒省市自治區刹車， 再上的事，是1966年底1967年初才有的， 但每一個造反派都是打著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旗號（66年底67年初才有小貓兩三隻楞想著懟一懟江青和林彪， 立馬完蛋），這就和1957年大反右很是不同了，右派的提意見，不單單是給本單位領導提，而且還對整個黨提，造反派呢， 統統是具體地對具體的某級組織某個領導，絕對沒有對準抽象的”黨“。
文革前的正式說法，反對某級黨組織就是反黨，文革的說法變成”某級黨組織某個當地領導人“不能代表黨！
一直到一打三反， 鄉親們啊鄉親們， 才明白， 黨還是那個黨， 鍋裏沒你的米，你就別把自己不當外人了吧。
至此開始，開始收拾造反派了，一點一點，隨著一點一點原來的幹部重新複出，一批一批所謂新生力量的造反派接二連三地下去進去。
曆史是人寫的，宣傳部門非常漂亮地把文革中的壞事，統統地栽到了造反派的頭上，包括1966年7-9月各單位造反派被關被鬥被打，也說成是造反派幹的了。
而1957年的反右，也有很利索的解釋，方向是對的，隻不過麵擴大了，這碗麵多大呢？ 按正式說法，全國時隔八個該打右派， 結果打了五十五萬！各級黨組織誰也沒責任，因為不像文革， 推到造反派頭上就行了。
其實，右派和造反派，都是些多事的人，若在1919年，五四運動會去天安門，若在1936年，大概率也會參加129運動，隻不過1957年撞上了”反右“的石頭.
想起曾看到一篇反右時錢偉長的右派罪行錄文章， 錢老說”有家長跑來要我幫幫忙， 勸孩子不要哇啦哇啦“， 老錢說”我可以勸他，但勸住勸不住不敢說， 好比129時，也有家長勸自家孩子還是別多事出頭，但勸不住還是勸不住“，所以老錢學乖了， 到了反右幾十年時，他不但不參加紀念座談會，反倒去告了一次密，不過還是得到了不少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