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大饑荒的歲月（下）
從一九五九年開始的、延續數年的這場大饑荒，使中國六億多人集體挨了幾年餓，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四千萬，許多地方發生了人吃人的慘事，實在是我們國家、民族幾千年曆史上少見的一場大災難。對於這樣一場大災難，我以為凡中國人都有權知道這場大災難發生的原因，有權知道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應對這場災難的？然而可悲得很，中共至今仍在隱瞞這場大饑荒的原因。甚至當許許多多中外專家學者經過他們多年的努力，還有許許多多的當事人的回憶，已經把這場大饑荒的原貌、發生饑荒的原因，大體上勾勒了出來並呈獻給了世人，中共仍堅不表態承認，而是繼續一以貫之地欺騙世人，以致有些中了中共宣傳之毒的人，反認為揭露這些真相的人都是為了“反共、反華”而故意製造的造謠。對於這些人，我很想勸他們去看看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這是我見過的、對這場大饑荒資料搜集最全麵、最詳盡，同時也是最可信的一部著作。裏麵不但有當年全國各地大饑荒真實的悲慘情況，也有那些年全國各地的氣候和水文資料，足以證明這場大災難完全是人禍造成的。隻是我不清楚在中國大陸的人有多少能看到此書。因為此書在大陸好像沒有正式出版的，但有盜版的。楊先生能收集到這麽多第一手資料寫成此書，與他當時具有新華社高級記者的身份有關。別人即使也有如楊先生那樣的如椽大筆，也很難寫出那樣的書來。我個人認為此書的曆史價值和地位，絲毫也不亞於前蘇聯的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是一部傳世之作。我還深信有朝一日當中共和毛澤東被押上曆史審判台的時候，此書將成為一份極具份量的起訴書。
作為這場大饑荒的親曆者，全麵地揭露和分析這場大饑荒發生的原因，我沒有這樣的能力。在這裏我隻想簡單地談幾點我的看法：
第一，這場大饑荒不是因某個單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毛澤東和中共一係列錯誤造成的。這些原因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和蔑視人權的本質，這是造成大饑荒最根本的原因；毛澤東為與蘇共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從個人野心出發發動“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運動，這些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大躍進”違反社會生產規律，共產主義不合人性，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五風”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不僅是造成大饑荒、也是造成國民經濟大倒退的原因；“廬山會議”上發生的所謂“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反黨集團事件”及隨後的“反右傾運動”，使“極左”路線變本加厲，更加重、加深了饑荒的程度；一九五八年普遍的虛報糧食高產，帶來“高征購”的後果，而為了完成國家征購任務，許多地方出動民兵搜掠農民口糧，使原本就已開始的饑荒雪上加霜，造成了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惡果；農業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使廣大農民失去了對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的自主權，也使民間糧食的流通斷絕，在這樣一個由中央最高層嚴密控製從而僵化了的社會中，不僅使民間自救不可能，也使廣大農民在饑荒麵前束手無策；蔑視人權，“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黨的顏麵重要過人命，使不少地方幹部麵對災情不是積極救災，而是隱瞞災情，非但不開倉賑災，還封鎖道路不準災民逃荒自救，任人民自生自滅；在國內已經發生大饑荒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反修大業”並顯示其所謂大國領袖風範和骨氣，不惜從人民口中奪糧，主動提前償還對蘇聯的欠債，同時還要增加對所謂“亞、非、拉人民革命”的援助，也使災情雪上加霜；等等。在所有這些錯誤中，最重要的錯誤是中共的獨裁本質和毛澤東的個人野心。
第二，中共是何時提出“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說的？就我個人的記憶，在災荒最嚴重的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這三年中——也就是中共後來所稱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共對何以會發生這樣嚴重的饑荒，基本上什麽都沒向老百姓解釋過。在這三年中，中共告訴老百姓的都是又取得了比上年更大的豐收，即使提到災情也是輕描淡寫,對老百姓的要求仍然是“繼續躍進”。解釋是一九六二年後才開始有的。當時中共開始拋出“三年自然災害”說和“蘇修逼債”說，把造成三年大饑荒的原因歸咎於老天不作美和“蘇修”反華這兩個原因。此後，這兩個解釋就成為中共對這場大饑荒原因不變的唯一解釋。
因為事隔多年，我這個回憶究竟正確不正確呢？為此，我找來《人民日報》一九六〇、六一、六二這三年的元旦社論和頭版頭條消息來幫我作證。因為作為“元旦社論”，一般其主要內容無非兩個部分，一是總結上一年的成績、教訓，二是展望或布置新一年的任務。在這個總結和展望中，執政者未必會說真話，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執政者的執政意圖。一九六〇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是《展望六十年代》，頭版通欄大標題是“實現一九六〇年的更好躍進 實現整個六十年代的連續躍進”。在“元旦社論”中，中共雖提到了一九五九年農業生產遇到過“幾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災害”，但強調的是“就全國來說，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豐收。農業總產值顯著地超額完成了國家的計劃……人民的收入增加了，市場的供應也相應地增加了”。也就是說，這些自然災害並未造成糧食減產，更沒有造成饑荒。因此我還記得，在這一年的上半年，中共拚命宣傳的是“一九五九年是更大的躍進年”，而下半年宣傳的重點則是“反右傾，鼓幹勁”，“用更加輝煌的成就，迎接建國十周年”。在這樣的形勢下，任何多談自然災害的話，都有可能被人認為是“反對‘三麵紅旗’”和“右傾”的。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是《團結一致，依靠群眾，爭取世界和平和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頭版通欄大標題是“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一九六一年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勝利！我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緊密地團結起來爭取一九六一年世界和平事業的新勝利！”頭版頭條消息是《中蘇兩國領導人互致新年祝賀——祝中蘇友誼萬古長青，祝在保衛和平和建設事業中取得新成就》。在社論中，中共盛讚蘇共，說“在過去的一年，蘇聯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起，站在保衛世界和平的最前線，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爭取達成裁軍協議，實現不同社會製度國家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進行了積極的鬥爭，並且堅決地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使得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威望有了迅速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若說中共會向全國老百姓灌輸反蘇的“蘇修逼債說”，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中共的宣傳口徑突然變調了，不再提“更大的躍進”和“連續躍進”了。《人民日報》的《新年獻詞》說：“一九六一年我國人民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戰勝了連續第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在糧食方麵取得了較一九六〇年為好的收成，隻是棉花和一些其他經濟作物比上一年歉收。”我想，這大概就是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說”的出點。但其基調仍是報喜不報憂，對國內極其嚴重的饑荒隻字不提。也是在這一年，中共開始在民間散布“蘇修逼債”和刁難中方的各種傳言。如當時我聽到的一個傳言說，中國出口到蘇聯的蘋果蘇方會用一個圈圈套大小，比圈圈大或小的都不合規格；一車皮蘋果有幾個不合格，整車皮蘋果統統當垃圾倒掉。其他農副產品也一樣。傳言還說：你蘇聯認為這些蘋果不合格，可以退回給中國，我們中國人可以自己吃啊！可他們就是不肯退。可見“蘇修”確是在刁難我們，可惡之極。到了這年年底，中共就開始了對蘇的公開論戰。
上述這些證據，基本上證明了我的記憶是正確的。中共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這三年中，隱瞞災情，欺騙人民，其目的當然是為了維護毛澤東領導正確的形象，維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正確。一句話，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然而一九六二年後中共大力宣傳所謂的“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是否說了真話呢？否，仍然是在欺騙人民！他們的目的是在推卸中共對大饑荒的罪責，同時轉嫁責任，煽動人民仇恨蘇聯，以服從毛澤東“反修”鬥爭的需要。事實上，那三年中全中國並無特大的自然災害,蘇聯也沒有趁機逼債。反倒是毛澤東為了“反修”，覺得仍欠著蘇聯的債腰杆子不硬，主動提出要提前還掉欠債。關於這兩點，文革以後已經有太多的資料證明，已不需我再來饒舌。特別是所謂“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問題，就我見過的有關回憶資料不下幾十種，這些資料都說到他們那個地方當年餓死了多少人以及怎樣死的，但都沒有提到當地發生過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楊繼繩先生的《墓碑》一書收集的全國氣象、水文資料，也證明這幾年是屬於正常年份。而所謂“正常年份”，並不是指一點自然災還也沒有，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東邊日出西邊雨”，北方幹旱南方澇，每年局部地區有一點自然災害是正常的。如果一個社會的機製是健全的、有彈性的，再加上國家的正常運作，一方有災八方支援，是絕對不會造成全國性的、而且連續好幾年的大饑荒的。所以，把大饑荒的原因推到老天頭上去是毫無道理的；推到“蘇修”頭上更是冤枉的。
第三，關於這場大饑荒餓死多少人的問題。這場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眾說紛紜，多的有說五六千萬的，少的有說一二千萬的，也有幹脆不承認有餓死人的。一般推算在三千多萬至四千萬之間。我根據中共公布的曆年人口統計數字也推算過一個數據，在一九五九至六一這三年中，因不正常死亡和出生率降低，人口數字比正常年份應有的人口數減少了四千五百萬左右。所以那些推算在三至四千萬之間的數字，應該不太離譜。但是，這終究不是權威的數字。而這麽多專家學者都拿不出確切數字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政府沒有向他們提供原本應該是公開的、正確的人口統計數字。這是中國政府沒有盡到他們應盡的責任。是中國沒有做這方麵的統計嗎？不是的。一九四九年中共執政後中共很快就建立起日益嚴密的戶口製度，對所有城市、鄉村的人口都有詳細的登記和統計。問題的關鍵是中共不肯公布這個數字，或公布的是經過“修飾”的假數字。所以後來中共發表的《年鑒》裏麵公布的各項統計數字，其可信度都是有問題的。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一年底那個時候，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糧食部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部長賈啟允和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他們三人曾經對三年大饑荒時期餓死的人進行過專項調查。他們將調查結果上報給總理周恩來。可是周看了後立即下令要他們把調查資料統統銷毀。因為不放心，隔了一個星期他還特地追查了一次，問銷毀了沒有。就這樣，這個關於大饑荒餓死人的第一手的調查材料就此被“毀屍滅跡”。時隔多年後，三人中的周伯萍還在世，《墓碑》作者楊繼繩曾采訪過他，問他當年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周伯萍隻籠統說了“幾千萬”，卻不肯說確切的數字，還斥責楊繼繩查這些幹什麽。顯然，盡管周恩來已去世多年，周伯萍還在堅守周恩來立下的規矩。現在又是好多年過去，連周伯萍也已去世了，想要知道這個確切數字更加困難了。不過我想，隻要公安部門仍保留曆年原始的人口統計資料而沒有被銷毀或篡改，那麽有朝一日還是有可能讓大饑荒餓死人的確切數字大白於天下的。
第四，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衝破毛澤東設下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框框，大膽地說出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他得罪了毛澤東，種下了文革被打倒迫害致死的禍根。但是，有一點我還是必須要指出：那就是劉少奇這話是在黨內對中共的高、中級（縣委書記、縣長以上）幹部們說的，不是對全國老百姓說的。所以，他這話當時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事實上這話直到文革他被打倒整死也沒有向老百姓說過。老百姓知道這話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把劉少奇這話當作反毛的罪狀通過紅衛兵拋出來，這才知道的。一九六二年中共拋出“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說來欺騙人民，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正是劉少奇，還有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因此炮製這個“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說的很可能就是劉、周、鄧他們幾個。退一步說，這個謊言即使不是他們炮製的也是得到他們同意的，這才能在政府控製一切輿論工具的情況下將這個謊言傳遍中國，並且這個謊言非但不受到政府的追究，反而成為此後幾十年中中共對發生這場曠世難見的大災難唯一的解釋。所以無論如何，他們對這個謊言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就有一問題值得我們深思了：如果說毛澤東要對人民隱瞞大饑荒的真相而炮製出“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逼債”的謊言，這不難理解，因為他就是造成這場大饑荒的罪魁禍首。可是劉少奇他既然對毛澤東掩飾災情的態度有不同看法，認識到這場災荒主要由人禍造成，為什麽同時又要向人民隱瞞真相呢？難道僅僅是所謂的“內外有別”？如果說是因為“內外有別”，那麽誰是“內”，誰是“外”呢？如果說這個“內”和“外”是以中共黨員和非黨員來區分的，那麽劉少奇這個“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講話有沒有傳達到全黨呢？還是僅僅在這七千人的小圈子裏邊呢？至於那個周恩來更其荒謬，竟然下令銷毀大饑荒餓死人的證據。顯然，這樣的證據他是連“黨內”的人也不想讓他們知道的。所以，所謂“內外有別”不過是中共高層一小撮為了他們的私利，向人民和廣大基層黨員隱瞞他們錯誤甚至罪行的藉口。“大躍進”雖然是毛澤東鼓吹起來的，但是沒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大批黨員幹部的跟風起哄，也是搞不大的。從中共在蘇俄布爾什維克的扶植下誕生，一直到奪取政權、到文革、再到現在，近百年中不知幹了多少見不得人的壞事。其中截至到文革以前，最大的壞事莫過於抗日戰爭期間的“一分抗戰，二分應付，七分發展”的漢奸政策和發動“大躍進”以及由此造成的大饑荒。這些罪行劉、周、鄧他們都是參與其中的，而且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他們控製這個黨但也依附於這個黨。他們都已與這個黨命運與共。因此這個黨若一旦因壞事敗露而被人民拋棄，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就是他們要一起來維護毛澤東，協助毛澤東隱瞞大饑荒真相的原因。
2020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