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2月，陳寅恪先生當年在清華的學生汪篯帶上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李四光的親筆信，來到廣州中山大學，邀請陳寅恪先生北上，出任中科院曆史所二所所長，汪篯當時亦建議陳老接受此職，陳老聽後勵聲嗬斥:你不是我的學生。最後，還是由陳老口述，汪先生執筆，寫下了這封《對科學院的答複》的回複信，體現了陳先生獨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對科學院的答複
陳寅恪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一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隻笑了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係。怎樣調查也隻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我自己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髒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附：
陳寅恪教授所撰王國維紀念碑碑文：
1927年夏，王國維感於“世變”，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便修好遺書懷之，於6月2日，乘人力車從容地去到頤和園自沉於昆明 湖。
1929年夏，清華國學院停辦，該院師生為紀念這位傑出的學者，募款修造了這座紀念碑。碑文是陳寅恪教授所撰，語意深長， 為一時之傑作。其文曰：
“海寧王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 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 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 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 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 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 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 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 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 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