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張春橋妹妹猝死
成了“通天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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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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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前興師動眾費盡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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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動刀，患者突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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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密告信飛到徐景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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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縫就查，有洞就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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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重申“此案要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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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總理當麵質問張春橋
張春橋妹妹猝死成了“通天大案”
“紅房子醫院”，老上海都這麽叫著。這家在上海享有頗高知名度的醫院，曆史悠久，悄然矗立在上海市區南麵鬧中取靜的方斜路上。其實，它的房子跟普通醫院差不多，唯有那幢最早落成的大樓，在青磚之中鑲了一圈又一圈紅磚，老百姓稱之為“紅房子”。
於是這家醫院也就以“紅房子醫院”而遐邇聞名。
它的正兒八經的大名，白底黑字，清清楚楚、端端正正寫在大門口的招牌上：“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
1974年3月30日上午，一輛接一輛小轎車停在“紅房子醫院”大門口。到了下午，小轎車越來越多，差一點把方斜路堵塞了。驚動了公安局。民警在“紅房子醫院”大門口忙碌著。便衣警察在小轎車間巡逡，不時用冷峻的目光掃視著每一個行人。
不言而喻，這兒出了非常事件。
三樓手術堂，湖綠色的牆壁並沒有給人們帶來舒適的感覺。“白大褂”們忙碌異常。
據現場記錄，當時擁立於手術室的“白大褂”，僅本院的便達33人。
上海各醫院的名醫、教授，一個個請來了。
上海第一醫學院領導、上海市衛生局領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一個個趕來了。
雖然在上午11時，病人已開胸進行心髒按摩，仍毫無起色，搶救無效。可是，在場那麽多人，誰也不敢第一個開口說：“停止搶救。”
一直到下午3點20分，這才由市領導發話：“結束搶救！”
醫生和護士們這才緩了一口氣。
“紅房子醫院”突然出現的非常事件，驚動了“康辦”。“康辦”是中共上海市委的代名。
上海“康辦”與北京“釣魚台”之間的長途電話接通了。徐景賢壓低了聲調，以便送入話筒的聲音帶有一種沉痛感：“春橋同誌，我向你報告一個不幸的消息……”
徐景賢的話還沒有說完，張春橋的聲音便在電話耳機裏響起：“我已經知道了！”
顯然，耳目眾多的張春橋，早已接到報告。盡管如此，徐景賢還是詳細匯報了如何組織搶救的情況：“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
說畢，徐景賢拿起了鉛筆，畢恭畢敬地問道：“春橋同誌，後事怎樣處理，請您指示！”
徐景賢的鉛筆，刷刷地記下了“春橋同誌三點指示”：
“喪禮要盡量簡樸，不要超過一般的工作人員；
“不要去整出這次醫療事故的醫生；
“不幸的消息暫時不要告訴母親，以免她受不了。不過，估計也瞞不了多久……”
徐景賢見張春橋無責怪之意，鬆了一口氣。他不敢怠慢，立即把“春橋同誌三點指示”向下傳達。
消息傳到“紅房子醫院”，頓時，勞累了一天的醫護人員放下了心中的石頭。
“春橋同誌到底是中央首長！到底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
“春橋同誌作為家屬，這樣高姿態，真難得！”
一時間，有口皆碑，“春橋同誌”的形象，變得無比高大，仿佛他那雙三角眼裏射出了大慈大悲的目光，他一向陰沉沉的臉忽然漾起了和藹可親的微笑。
善良的人們很難理解他陰暗的心理，爽直的人們無法捉摸他九曲的肚腸。他像黃鱔一樣滑，又像蛇蠍一樣毒。他除了作了那“三點指示”之後，從未公開對非常事件再作表態。然而，他的意思，卻不斷通過他的妻子、他的親屬透露出來。他的意思表露得明明白白，卻從無任何把柄落在別人手中。
後來，當王秀珍到上海興國路“慰問”張春橋之妻文靜的時候，文靜拿出一封張春橋寫給兒子的信。王秀珍讀罷這封切齒之聲可聞的信，立即明白張春橋的“三點指示”全是欺人之談，而他的真正的“指示”清楚地體現在給兒子的信中。其實，他的家書中的話，並非寫給兒子看的，分明是講給“馬徐王”聽的。（上海人早已習慣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合稱為“馬徐王”，因為他們仨同坐一凳，同出一氣。）
王秀珍趕緊掏出筆記本，想抄下“春橋同誌指示”。文靜立即笑眯眯地收起了信。因為她知道，張春橋是不願留下“痕跡”的——他以“家書”形式披露他的真正意圖，其目的就在於不授人以柄。
王秀珍收起了傻乎乎的笑容，明白了文靜出示“家書”的目的。
王秀珍一回到“康辦”，立即把記憶中的“春橋指示”轉告了馬天水、徐景賢。
“馬徐王”豈敢怠慢！
腥風血雨頓起，刀光劍影畢露。一場大禍降臨在“白大褂”們頭上。
死者究竟何人？
她，姓張，名佩瑛。張春橋之胞妹也。
張佩瑛有三兄三弟。張春橋為長兄。她是七個同胞之中唯一的女性。
自從她猝然死於手術台，屍體在冷庫中延宕多日，以致變形，這才終於決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隆重舉行。數百人接到通知，到那裏肅立，聆聽悼詞：
“張佩瑛同誌，生於1928年3月，山東濟南人。1948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上海第一醫學院婦產科醫院助產士、助產士長、團總支組織委員、工會主席、黨支部書記，1970年起任第一醫學院教育革命組副組長、院機關黨支部書記、民兵連政治指導員等職……終年46歲……”
她的遺體，終於推進火化爐。
“白大褂”們取下胸前的黃花和臂上的黑紗，回到手術室和病房。
人們漸漸淡忘了這一非常事件，以為追悼會為非常事件畫上了休止符。
12年後，極為偶然，我在上海一個與醫務界毫不相幹的單位查閱成堆的“文革”檔案時，見到案卷中央有一份千把字的文件：
發文日期：1976年12月1日。
密級：絕密。
標題：《關於上海市委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私自組織張佩瑛死因調查組的情況》。
這份“絕密”文件，是根據調查組的一位成員的揭發材料寫成的。這個成員曾在那個單位擔任“工宣隊員”，所以案卷中會出現這一文件。
我讀罷這一“絕密”文件，深為震驚：像幽靈一樣，一個行蹤詭秘的“調查組”，當年曾在上海上躥下跳，調查著張佩瑛的死因，秘密調查、秘密審訊、秘密立案、秘密關押。所作所為，比希特勒的“蓋世太保”有過之而無不及！
調查組是由一批“政治上絕對可靠”的“嫡係部隊”組成。調查組名單由王秀珍擬定，與馬天水、徐景賢討論決定，上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準。
調查組內分三個小組，各小組隻與組長保持單線聯係，組長則直接與“馬徐王”聯係，外人莫知。就連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這麽個調查組——組內沒有一個公、檢、法成員。因為王秀珍說過，“對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調查組對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
那份“絕密”文件透露：
“調查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條組織紀律：一、調查組情況不得向調查組成員所在單位的領導匯報；二、調查情況不準對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屬講；三、工作要抓緊，情況要一天一報。
“市委馬、徐、王還規定，調查組直接由他們領導，別人不得過問，嚴格保密，情況隻向他們三人及市委辦公室張某匯報，搞得非常神秘。”
那份“絕密”文件，談到了兩個“絕密”的例子：
“成立這個調查組是極為神秘的，連市革委會、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於牽涉一個普陀二中的教師，要到那裏去了解情況，我們就直接去找當時普陀區委書記楊富珍同誌。她是市委常委，一點不了解這件事，更不清楚我們這個調查組……”
“又有一次，有一個情況要到北京調查，徐景賢就專門作了指示，對北京市委要保密，千萬不能對他們講為了什麽事來調查，隻是說一般人事調查。去北京的介紹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會的鉛印介紹信，而用單獨打字的專門介紹信，徐景賢在上麵簽了字……”
慣於特務伎倆的張春橋，手下曾有過一支別動隊，曰“遊雪濤小組”，代號“244”。這個秘密調查組也是一支別動隊，雖然名義上並不直接隸屬於張春橋，然而，真正的指揮官正是他！他通過王洪文，以王洪文的名義發“指示”，而調查組的簡報則送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由何秀文轉交張春橋。張春橋對調查組實行“遙控”，但是他從不直接出麵說三道四，甚至佯裝不知道有這麽個調查組，與他毫不相幹——因為死者是他的妹妹。他要實行“回避”！
大抵由於“嚴格保密”的緣故，調查組如同一艘在深水中活動的潛水艇，淹沒於萬頃波濤之下，世人鮮知。
也正因為“嚴格保密”的“概念”太深的緣故，在張春橋被趕下曆史舞台之後，就連調查組成員所寫的揭發材料，也赫然在天頭上標明“絕密”字樣，繼續為張春橋“保密”！
尤為令人莫解的是，在粉碎“四人幫”十年之後，那個調查組當年的秘密活動，仍未有片言隻字公之於世！
我以那份偶然見到的“絕密”文件為線索，追尋那艘深水中的潛水艇。費盡周折，我終於在北京一個很不顯眼的單位裏，在一張普通的辦公桌旁，找到了當年被稱為調查組的“靈魂”的Q。Q是調查組副組長，實權人物。如今，已經四易工作單位，從部級領導降為一個普通工程技術人員。當我突然向他提及“張佩瑛”三個字，他顯得緊張。好在畢竟早已事過境遷，那段往事已成為曆史，他慢慢鎮靜下來，陷入回憶之中。
我追尋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曲曲折折，直至驚動當今上海市的領導機關，這才終於得到支持，允許我查閱。我仔仔細細“拜讀”了一箱“絕密檔案”。我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猶如讀了一部極為精彩的“推理小說”！
那一箱近千萬字的檔案，是調查組秘密活動的內幕的詳盡記錄。令人震驚不已的是，他們竟私自秘密審查了46人，其中立案審查的達15人，一般審查31人。外調材料、檔案摘錄、提審記錄、交代材料、旁證材料、專案簡報等等，厚厚的，一本又一本……
最順利的是尋訪受迫害者。他們吐出了積壓在心中多年的憤意，為之一快，為之一爽。
是時候了，該撕掉那些“絕密”封條了；
是時候了，該把那艘潛水艇從深水中撈出來，公之於眾；
是時候了，該把當年的秘密的“通天大案”，大白於天下。
此案之所以成為“通天大案”，是在於當年的張春橋官兒大。他戴著一頂又一頂光華四射的桂冠：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哥哥得道，妹妹升天。本來並不“大”的張佩瑛，也儼然成了“大人物”。她的猝死，便成了“大案”。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且把時間倒撥至1974年，按照當年秘密專案組的“推理過程”，敘述這一秘密大案的來龍去脈。
手術前興師動眾費盡心機
厚達數百頁的《張佩瑛病史》，附有上百張各種各樣的化驗報告單。從1955年5月9日起，到她死於手術台為止，詳細記載著她患病、住院、手術的種種經過。
1974年3月27日，病史記錄：
“張佩瑛，女，四十六歲。因月經不正常八個多月，反複發作腹痛及低熱四個月。經婦產科檢查，子宮左上方有一硬質的腫塊，有壓痛，於2月2日入婦產科醫院。經采用中西藥抗炎和一般支持療法後，熱度消退，但腫塊未見縮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複發作，並有加劇。經院內外大會診，認為盆腔腫塊性質不明，雖經積極治療未見好轉，故決定3月30日將進行子宮及腫塊切除手術。”
論級別，她不屬高幹；論業務，她不屬高知。以往，她作為一個普通患者，動過多次手術，平平安安，順順利利。這一回，隨著她哥哥張春橋榮登高位，那光輝照到妹妹臉上，熠熠動人。本來，像她這樣的手術，在“紅房子醫院”猶如家常便飯，不知進行過多少次，穩操勝券。然而，張佩瑛動這普通手術，卻興師動眾到如此程度：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醫院黨委負責人親自主持，請來名醫，為張佩瑛進行兩次大會診。會診中的每一句話，都詳細記錄下來。
3月27日下午，由婦產科醫院黨總支負責人Y親自主持，舉行了張佩瑛手術的準備會議。16個人出席會議。
經過詳細討論，周全備至的“手術方案”寫出來了，“手術前小結”寫出來了，“手術前後護理計劃”訂出來了，“手術組名單”終於確定了。
心電圖、肝功能、腎功能、血常規、血鉀、血鈉、球蛋白……一項又一項測定、化驗，都做好了。
就連手術後的護理計劃，也有條有理，如水銀瀉地，那般周密。
引述以下十條“術後護理計劃”，足見條條都是耗費心血寫出來的：
一、建立專人護理班，日夜各一人，詳細記錄護理單；
二、手術當天回病室，注意脈搏、呼吸、血壓，半小時測一次；
三、注意保證導尿管通暢，預防尿路感染。術後每天更換導尿接管及接瓶（密封）；
四、術後每天用1∶5000PP揩洗會陰，更換導尿管上的紗布、橡皮膏；
五、鼓勵並協助翻身，促進術後恢複。術後第二天半臥位；
六、注意飲食護理，鼓勵多進食，避免吃腸脹氣類的食物；
七、術後的基礎護理：口腔護理，全身的清潔，注意保暖，預防並發症；
八、詳細記錄出入液量；
九、預防術後腸脹氣，術後第二天艾灸足三裏、中脘、天樞，每日二次，一次半小時；
十、每天按摩腳部（左腳）二次，術後左臀部熱敷，促進恢複腳的活動力，防止肌肉萎縮及血栓性靜脈炎。
此外，還規定“物質環境準備”，共五條，也極為周到：
一、注意室溫調節，準備電爐一隻；
二、術前室內大掃除，並用乳酸進行消毒；
三、嚴格執行探望製度，保證充分休息。一周內，除家屬探望外，其他一律婉言謝絕；
四、準備好一切消毒物品及敷料；
五、曬草墊或調換草墊。
夠得上天衣無縫，稱得上無懈可擊。
一條又一條，送到張佩瑛手中，請她和張春橋之妻文靜過目。
她微微地笑了，說了聲：“謝謝！”
然而，當人們走開，她的笑臉轉為陰鬱。她憂心忡忡地對丈夫悄然暗語：“我擔心！從表麵上看，大家都負責，實際上大家都不敢負責。今後要出問題，就可能出在這個問題上！”
她的疑慮倒並非多餘。就連她也看出，醫生們“都不敢負責”——拍馬者固然不乏其人，但是更多的人出於畏懼。
畏懼什麽呢？因為她是“春橋同誌的妹妹”！
果真，一次普通的手術，卻出了個意料不到的大事故。
3月30日，為張佩瑛動手術的日子終於來臨。
天剛蒙蒙亮，護士已經進入經過嚴格清洗的手術室——一切就緒。就連病人擱腳的木板、置膝的膝枕，也都放到規定的地方。
婦產科醫院麻醉師葉景馨，也早就在手術室裏忙開了。這位護士出身的麻醉師，今天格外小心。她已把兩台麻醉機擦得幹幹淨淨，放置在手術台旁。本來，用本院的那台麻醉機就可以了，不怕一萬，隻怕萬一，有人以為還是用中山醫院的麻醉機更保險。昨天上午，她特地趕往中山醫院，借來一台最好的麻醉機。
預定手術在上午8點開始，張佩瑛在7點半就進入手術室。當她在手術台上躺好，手術的主持者、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就來到了。隨即，外院的、本院的領導、醫生、護士，絡繹步入手術室。
萬事俱備，唯不見方兆麟醫師。
方兆麟，何許人也？
那是婦產科醫院黨總支在擬訂“手術組名單”時，發覺麻醉師一環太弱——葉景馨恐怕難以獨力挑此重擔。黨總支向一醫黨委提出：“希望中山醫院能派一位政治上、技術上都比較可靠的醫生。”他們還指名道姓點將，要求派中山醫院麻醉科主任方兆麟醫師。
方醫生年近“知天命”，有著多年麻醉經驗，何況又是該科唯一的黨員。葉景馨曾師從於他。
上級規定，方醫生倘離開上海三小時以上，務必事先征得領導同意，並告知行蹤。因為他是高幹醫療小組成員，多年來為柯慶施、劉亞樓等許多高幹治病。當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時，他是上海應急治療小組成員。理所當然，婦產科醫院黨總支對方兆麟醫師寄予厚望。請他出師，可以確保張佩瑛手術麻醉工作萬無一失。
方兆麟醫師向來準時。麵臨這次重大手術，時鍾已經敲過八下，怎麽還不見他的影子？
一輛自行車在肇嘉浜路匆匆東行。騎者左手握龍頭，右手扶書包架——架子上橫放著一隻藍色的鋼瓶。鋼瓶太滑，雖然騎者不時看了看手表，心中焦急，但是不得不慢行，生怕鋼瓶從車上滑下。偏偏不巧，自行車鏈條又滑了下來，又延誤了時光。
此人便是方兆麟，那藍色的鋼筒裏，裝著麻醉劑——笑氣。
方醫生臨時被點將調來。他沒有參加最初的大會診。會診確定的麻醉方案是“硬膜外局部麻醉”。方醫生看了張佩瑛病史，得知她因肌肉注射已發生左下肢坐骨神經麻痹，倘若再用“硬膜外麻醉”，可能會發生別的問題。出於一片好心，方醫生建議改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又有醫生提出，采用乙醚全身麻醉，可能會在手術後帶來肺部並發症。方醫生覺得有理，提出了最安全、最可靠的麻醉方案：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然後輸入一部分笑氣，以減少乙醚的用量，預防手術後肺部並發症。
這一方案，得到了手術負責人的同意。
不過，這一方案在手術前一天才確定下來。3月30日一早，方醫生到上海中山醫院庫房領笑氣。領了一瓶，擰開開關，發覺瓶內剩氣不多。他又返回庫房，換了一瓶，擰開開關，發出“嗤”的一聲，他滿意了。然而，鋼瓶上落滿灰塵，他用水衝淨，這才放上自行車。
如此這般折騰，加上肇嘉浜路正在挖防空洞，到處堆著土，道路坑坑窪窪……
終於到了斜橋。自行車一轉彎，方醫生看見了“紅屋子”，舒了一口氣。然而，一看手腕上的表，他又雙眉緊皺：8點10分。
他風風火火跑上三樓，已有好多人在手術室門口等他了。天氣尚冷，他的前額卻沁出豆大的汗珠。
“方醫生，你怎麽遲到啦？”
一聽這話，他的臉上火辣辣的。
他把笑氣鋼瓶往地上一放，連忙進更衣室換衣服，入洗手間洗刷雙手。
一位護士把鋼瓶拎進手術室，遞給葉醫師。
“方醫生，用哪一台麻醉機？”葉醫師在洗手間門口問了一聲。
“用我們醫院的！”方醫師答道。
當方醫師洗好手，葉醫師已經把笑氣鋼瓶裝上了中山醫院的那台麻醉機。
尚未動刀，患者突然死去
“手術未動，麻醉先行”。麻醉師曆來是“先行官”。
方醫生洗好手，上陣了。8點20分，他從葉醫師手中接過裝好鎮靜劑“硫苯妥鈉”的注射器，對張佩瑛說：“老張，我給你打針了。稍微有點痛，不要緊的。”
張佩瑛點了點頭，說：“打吧，沒關係。”
方醫生熟練地把針頭刺進張佩瑛的靜脈，緩緩地推進藥水。他一邊推進藥水，一邊注視著張佩瑛的表情。沒一會兒，張佩瑛閉上雙眼，睡熟了，發出均勻的呼吸聲。
按照操作規程，葉醫生給張佩瑛戴上了麵罩，輸入氧氣。
方醫生拿起裝有司可林的注射器，又開始注射，做全身麻醉前的誘導。按照操作規程，在注射司可林之後，才往麵罩裏輸入乙醚。
就在司可林剛剛射入張佩瑛的血管，一個護士吃驚地說道：“方醫生，病人的手指甲發紫！”
方醫生也為之一驚。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滿臉驚訝。
當他打完司可林，張佩瑛在顫動著，皮膚漸漸青紫，嘴唇烏黑。在場的一醫黨委、婦產科黨總支領導臉色發白。
方醫生以為輸氧不夠，當即決定：“插管輸氧！”
葉醫生拿定麵罩，方醫生以熟練的動作，把氧氣管插入張佩瑛氣管，開大了氧氣開關。
奇怪，患者青紫有增無減，呼吸停止！
這時，心率每分鍾88次，血壓也正常。
患者怎麽會停止呼吸？醫生們急促地交換著意見。
手術室裏頓時騷亂，人們惶惶不安。手術主持者，決定施行人工呼吸。
方醫生遵囑開始給張佩瑛做人工呼吸。不久，血壓劇降，心跳難以聽出。
就在這時，上海中山醫院所有的廣播喇叭，響起了急找司機的聲音。
著名胸外科專家石美鑫教授，匆匆坐上小轎車——幾分鍾之前，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負人從婦產科醫院來電話，要他火速趕到。
當石美鑫奉召趕到之後，一輛又一輛小轎車陸續駛入方斜路。
名醫們在研究著搶救方案。人多嘴雜，意見紛紜。猶如一條船上，忽地來了眾多的“老大”。真的有點像張佩瑛在手術前所擔心的那樣：“從表麵上看，大家都負責，實際上大家都不敢負責。今後要出問題，就可能出在這個問題上！”
有人緊皺雙眉，有人托著下巴，有人踱著方步，有人閉口緘言。
婦產科醫院黨總支負責人Y出了一身冷汗，內衣冰涼地貼在脊梁骨上。這次張佩瑛手術，他是總指揮。這些日子裏，請專家，大會診，訂措施，做準備，忙得他連睡覺都不安穩。方醫生就是他親自點名請來的。他本來想立個大功，而眼下卻闖了個大禍，他怎不六神無主，大汗涔涔？他，嗚嗚咽咽，不由得哭了起來！
方醫生也一身水濕，白大褂上滿是汗液。一則心慌意亂，二則不停地給張佩瑛做人工呼吸，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滴，冷汗跟熱汗混流在一起。
搶救措施逐步升級：注射麻黃石堿。注射地塞米鬆。體外心髒按壓。大隱靜脈切開。頸外靜脈穿刺輸液……上午11時，終於決定由石美鑫教授開胸，做心髒按摩。
方兆麟從手術台旁退了下來，讓位給石美鑫。這時，他才緩了一口氣，繃緊了的神經鬆弛了一下。
方兆麟的目光無意之中，投射到那台從中山醫院借來的麻醉機上，頓時像觸了電似的……他欲言又止，終於咽下了到了嘴邊的話，忙亂之中的人們，誰也沒有注意到方醫生那忽然變得慘白的臉。
呼吸停止。心跳停止。血壓=0，搶救工作仍在不斷進行。
電擊。一次，兩次，三次，毫無反應。
用盡了一切搶救措施。直至下午3點20分，疲憊不堪的“白大褂”們這才離開了手術台。
當晚，經過“白大褂”們的分析，討論，初步確定了張佩瑛的死因：所用的硫苯妥鈉和司可林兩藥，或過敏，或變質，發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連夜寫出了《關於張佩瑛同誌在手術麻醉過程中不幸死亡的情況報告》，當即打印，直送“馬徐王”：“市委：我們沉痛地向市委報告，春橋同誌的妹妹張佩瑛同誌於今日（3月30日）上午8時20分在我院附屬婦產科醫院手術麻醉中，突然發生心髒變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際，“春橋同誌的妹妹”一句被刪去了。
此後，所有關於張佩瑛猝死的文件中，再也未見過“春橋同誌的妹妹”字樣。心照不宣。誰都明白其中的含義，誰都不在白紙黑字上表露。
徐景賢在這份報告上，批了這樣一句話：“對張佩瑛同誌的死因要調查弄清。”
翌日，3月31日，星期天。
4月1日一上班，上海市文教組、上海市衛生局和上海第一醫學院關於張佩瑛死因聯合調查組便成立了。上海市衛生局工宣隊政委C出任調查組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出任副組長。調查組的級別如此之高，原因同樣在於那句被刪去了的話——“春橋同誌的妹妹”。
好在這個調查組的活動，是公開的。
雷厲風行。一組快節奏的短鏡頭。
4月1日夜。一醫。
在征得張佩瑛的丈夫和張佩瑛的三哥、在上海鐵路局工作的張鐵橋的同意之後，張佩瑛的遺體被送上了解剖台。
作為緊急任務，一醫病理教研室教師和上海瑞金醫院病理醫師連夜解剖張佩瑛屍體。
解剖結論：“病理檢驗發現內髒瘀血、全身水腫等病變。其中尤為突出的是內髒微血管嚴重擴張，管腔空虛，含血量少。上述變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環衰竭的存在，並由此而促進了休克的發展和腦疝的形成，以至搶救無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藥物檢驗所。
緊急任務。查驗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術所用葡萄糖複合液。
結論：“均未檢出氰化物、亞硝酸鹽、巴比妥類，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緊急任務。已用過的一支硫苯妥鈉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殘液與未用過的同類注射劑比較。
紅外光譜分析。紫外光譜分析。層析法分析。
結論：“藥品性質一致。”
4月3日下午。
專家雲集一醫，討論、分析張佩瑛死因。出席者有中山醫院內科，華山醫院皮膚科、內科，上海第三人民醫院內科，新華醫院麻醉科，瑞金醫院病理科，一醫教育革命組……
會議記錄：眾多的專家反複討論藥物過敏的問題，但是新華醫院麻醉科醫師提及了可能是笑氣中毒導致死亡。
4月6日晚。婦產科醫院三樓手術室，燈光通明。
手術台上躺著的不是張佩瑛，而是兔子。
調查組正、副組長及組員在一旁仔細觀察。
兔子戴上麵罩，輸氧。一分鍾後，兔子全身青紫，與張佩瑛死亡過程酷似。
結論：“動物實驗，證實了新華醫院麻醉科的推測是正確的——患者死於笑氣中毒。”
4月7日。中山醫院。
調查組與方兆麟談話。
4月8日。中山醫院。
方兆麟承認了錯誤，寫出了檢查。張佩瑛死因大白。
方兆麟檢查：“我在心髒按摩後，在一旁休息，突然見到麻醉機上笑氣筒下部四周有濕與霜，感到奇怪。根據自己的經驗斷定必有漏氣。我再看一下麻醉機，原來是一台單向的，隻能用氧氣的麻醉機，我頓時大吃一驚，幾乎癱掉了！”
根據方兆麟的檢查，不妨重演3月30日上午的鏡頭：
方兆麟滿頭大汗，趕到婦產科醫院手術室。
他把笑氣鋼瓶往地上一放，連忙去換衣服，洗手。
一位護士把鋼瓶拎進去，交給葉景馨醫師。
“方醫生，用哪一台麻醉機？”葉醫師問。
“用我們醫院的！”方醫師答道。
葉醫師未用過中山醫院那台麻醉機，不熟悉性能，不知道那台麻醉機不能用笑氣。她把笑氣瓶裝了上去，而且打開了開關。
方醫師呢？在匆忙之中，也疏忽了。他是主任醫師，而且常用那台麻醉機。不過，如他所言：“麻醉的準備工作大多數是科裏同誌或進修的同誌準備好的。由於誤裝了笑氣，開關又開著，大量的笑氣直接進入氧氣管道。”
經過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用氣相色譜儀測定，由於誤裝了笑氣，以致輸出的氧氣中，笑氣含量高達96%，而氧氣僅占4%。
於是，給病人輸氧氣，變成了輸笑氣！
在搶救時，越是想多輸氧氣，結果輸入的笑氣越多。
張佩瑛之死，便是死於笑氣窒息。
方兆麟醫師承認了錯誤：“第一，由於工作粗心，出了醫療事故，造成病人死亡，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第二，當自己發現笑氣瓶上結霜，知道了事故的原因，由於想到死者是張春橋的妹妹，心中極為害怕，不敢主動說出事故原因。”
直至1986年當我采訪方兆麟醫師時，他仍重複12年前說過的話，依然為自己的過失感到痛心。
他在寫出檢查之後，請求領導給予處分。
事情到此，可以說該拉上大幕，宣告“劇終”了。
4月11日，中山醫院黨總支書記Fa，起草了調查報告。這一報告實事求是地反映了調查結果：
在曆次運動中，沒有發現方兆麟重大政治問題。
在業務上，方兆麟一貫埋頭工作，認真負責，服務態度較好，搶救病人隨叫隨到，從不計較時間，並有一定的鑽研精神。
方兆麟擔任麻醉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臨床經驗，各種麻醉的操作都比較熟練，有關麻醉學方麵的知識也比較全麵。他自1958年起擔任華東醫院的高幹會診和手術時的麻醉工作，亦曾多次赴外地為高幹或高幹家屬做麻醉工作，均未出過麻醉死亡事故。
方兆麟基本上擁護黨、擁護毛主席。
據我們了解，方兆麟同誌平時與張佩瑛同誌沒有什麽接觸，也沒有聽到他對張佩瑛同誌的什麽議論。
調查組副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是張佩瑛手術的主持人。她也實事求是，不僅同意中山醫院黨總支的報告，而且十分中肯地說：“我們不僅要替死者負責，而且要為活人負責。”“張佩瑛之死不是政治事件。”她在報告上加了一段話：“我們認為，關於這次麻醉死亡事件，從方兆麟同誌一貫的表現分析，到目前為止，未發現階級報複的政治事件的依據。”
調查報告上報上海市委，還附了方兆麟醫師的檢查。
方兆麟寫道：“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我一定要牢記這一沉痛的教訓，一方麵請求組織上給自己一定的處分，一方麵要積極工作，認真總結這次慘痛的經驗教訓。”
喧鬧一時的張佩瑛死亡事件，漸漸平息。
“紅房子醫院”恢複了平靜。
中山醫院恢複了平靜。
一封密告信飛到徐景賢手中
曆來，人們總是把“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視為最危險、最可怕。然而，更危險、更可怕的莫過於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有人向張春橋家屬偷偷報告調查組“右傾”。
一封密告信，先是飛到正在華東醫院住院的徐景賢之妻葛蘊芳手中，要她轉交徐景賢。鑒於張佩瑛之丈夫，乃葛蘊芳之表兄，葛蘊芳表示“回避”不肯代為轉交。
很快的，這封密告信又飛到徐景賢保健醫生手中。於是，便展現在徐景賢麵前。
此信影印件存於那堆秘密檔案之中，摘錄原文於下：
徐景賢同誌：您好！
我們想就張佩瑛同誌死亡事件的調查工作，向市委領導同誌反映一點情況，提出一點意見……
我們參加調查工作過程中，感到上醫黨委Fe和中山醫院總支態度曖昧……
我們的想法是，就目前的材料看來，不能用“粗枝大葉”來解釋。政治疑問不少，應當趁熱打鐵，搞得水落石出。
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誌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可能不隻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a是空四軍的……
我們懇切希望市委領導同誌組織適當人員，繼續深入調查。
信末，簽署著兩個人的姓名，寫信日期為“1974年4月21日”。本文姑且不予披露密告者的姓名。
信的附件，對調查結果一口氣提出了十個問題。
鑒於兩位寫信者是調查組的組員，熟知內情，而且提出的十個問題，個個在“綱”上、“線”上，理所當然引起了“馬徐王”的重視。
“馬徐王”當即抓住那封密告信，做起文章來了。
王秀珍最為起勁，提筆批道：“這些問題提得很好，都很重要。要把這些問題徹底查清，查個水落石出。”
馬天水到底在政治舞台上混過多年，一字一句很注意斟酌：“同意秀珍同誌意見，一定要抓緊弄清這些問題。”
徐景賢寫道：“同意秀珍、天水同誌意見。”
為了“查個水落石出”，“馬徐王”決定另建調查組——也就是本書前麵提到的那個行動詭秘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
1977年1月，當北京建工部來滬外調那個調查組的“靈魂”——Q的時候，王秀珍寫了如下交待：
張佩瑛死亡事件，開始是由市文教組、市衛生局和一醫組織了一個調查組，調查下來說成是責任事故。我看了這個情況後，認為這個案件說成責任事故是右傾。文靜對我說：一醫和文教組聯合調查組右傾，要我告馬天水認真抓這個案子。她還說，張春橋知道張佩瑛死了，他很難過。我把文靜講的，告訴了馬天水。因此，我講調查組右傾，馬天水也講右傾。我還惡狠狠地批了調查組的同誌。
那個調查報告，曾同時送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張春橋沒有出麵。由王洪文打電話給馬天水，還寫了批示，大意是：這個調查組嚴重右傾。張佩瑛的死亡，要從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來看、來查，是階級報複等等。
根據王洪文的黑指示，我和馬天水、徐景賢商量後，認為調查組要加強力量，充實人。我提出把Q暫借出來，可擔任調查組副組長。還要從工宣隊抽一點人，加強這個調查組。馬天水、徐景賢都同意。
按照王洪文、張春橋的黑指示和授意，要查出一個階級報複案，給這個案子定了調子。調查組就是按這個框框和調子去調查的。
徐景賢在1977年10月31日，也作了類似的交待。其中談及：“成立調查組時，馬天水說：‘這件事張春橋不好表態，我們決定算了。’但事後調查小組的報告，都由我送給張春橋秘書何秀文，由他轉給張春橋看。”
就這樣，本來已經閉上了的帷幕，又重新拉開。秘密調查組鬼鬼祟祟地登台了，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荒唐的悲劇。
那封掀起狂瀾的密告信，來曆不凡……
“馬徐王”如此看重那封密告信，因為此信雖然出自調查組的兩位組員之手，而不出麵的“導演”即是那個在北京穩坐“釣魚台”的張春橋。
密告信的作者之一，便是“紅房子”醫院黨總支負責人Y，此人跟張家有著密切的聯係。
據Y本人交代：
1974年2月，一天晚上，張佩瑛的丈夫打電話給他，說張佩瑛腹痛，請他安排住院。
張佩瑛住院後，起初住的是三個人的房間，是他給她安排了單獨居住的病房。不久，甚至連張佩瑛的丈夫發燒，也是經他安排，讓張佩瑛的丈夫住入婦產科醫院的病房——這成了“紅房子”醫院議論紛紛的怪事，婦產科醫院裏怎麽會冒出男性病人？
張佩瑛的手術方案，是在他領導下製訂；那些名醫，是他去請，那手術方案，是他送到張春橋妻子文靜手中，請她“審閱”。
當張佩瑛突然死於手術台，使他當場痛哭不已。
他同張家的非同一般的關係，連他自己都承認。1966年，他第一次來到張家，張佩瑛的丈夫就對他說：“我們雖然沒有見過麵，但佩瑛一直講你是她的好朋友。”
在“張死事件”發生之後，他跟張佩瑛丈夫的聯係更加密切。調查組的一舉一動，通過他這根內線，把“信息”立即傳輸到張家。
1974年4月19日晚，張佩瑛的丈夫約Y在他家見麵。
當Y來到張家，張春橋的二弟張鐵橋、四弟張月橋、女兒張維維也在那裏。顯然，這是一次秘密聚會。
Y讀到了來自北京的最新指令——張春橋寫給兒子毛弟（即張旗）的信：
……聽到姑姑逝世的消息，使我很震驚。為了革命事業，我已有七、八年沒有看見過她了。她逝世，我當然很難過，但也不很悲傷。因為在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我思想上已準備全家被殺了。有多少好同誌、好黨員，為黨為人民犧牲了自己的親人，我們也為黨貢獻一個親屬吧。你代我問小白、小蘭好！另外，你們自己在這個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要提高警惕，多加注意……
張春橋
張春橋的信是寫給兒子的，話是講給別人聽的。這封信最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張春橋對張佩瑛之死的態度：絕不是徐景賢公開傳達的“春橋同誌三點指示”所說的“不要去整出這次醫療事故的醫生”，而是認定張佩瑛是“在這階級鬥爭複雜的情況下”的犧牲品。
在輕聲密談中，張的親屬清楚地表露了這樣的意思：必須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徹底查清張佩瑛之死，但是作為親屬不便出麵寫信給徐景賢，而Y是調查組成員，由他出麵比較“自然”。
Y心領神會，一口答應下來。
過了一天——4月21日，星期天，Y在下午來到密告信的另一位作者家中，一起寫成了那封密告信。信，一式兩份。一份送到徐景賢手中，另一份“抄送”張佩瑛丈夫手中，迅速地轉給張春橋……
暗一套，明一套。密告信是暗箭，而4月25日的“向家屬匯報會”，張的家屬公開亮相、施加壓力了。
在上海衛生局大樓213室裏，根據家屬的要求，調查組向他們匯報著調查情況。
大抵由於張春橋慣於特務伎倆的緣故，他的兒子張旗也學得一二。他把一隻微型錄音機放在包中，步入213室，悄然錄下了調查組的匯報。
調查組的匯報，不斷被張的家屬粗暴地打斷，聲勢洶洶，不可一世。
調查組副組長、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副書記Fe在會上重申，“我們不僅要替死者負責，而且要為活人負責。”
張月橋當場質問她：“什麽替死者負責？我姐姐分明是被害死的！”
張佩瑛的丈夫唱的“調子”更高，他一口咬定F是“蓄意謀害”張佩瑛。
他說“Fe事先計劃周密，手法極為陰險，手術‘殺人不見血，事後無證據’就連解剖屍體也查不出死亡原因。Fe製訂了一套完整的殺人方案！”
他——這個1946年就已入黨的老黨員，居然說出這樣的話：“這次，Fe害死了張佩瑛，是完成了林彪一夥製定的‘五七一’工程反革命陰謀所要完成的任務！”
他們仗張春橋之勢欺人，那麽囂張，那樣凶狠，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末了，張月橋冷冷地說：“我們認為這不是Fe一個人的問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也不再多流淚了，我們要起來鬥爭，一定要把問題徹底查清！”
終於，調查組被迫改組，重新以“階級鬥爭”為綱進行調查。
“有縫就查，有洞就鑽”
一提起密探、偵探之類，理所當然，首推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筆下那位名震寰宇的福爾摩斯。此外，數得著的，誠然還有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裏斯蒂筆下的矮個兒比利時偵探埃居爾·博阿洛，還有英國作家柯林筆下的探長克夫……然而，如果跟那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調查組”相比，都將大為遜色，自歎弗如。
那個調查組見微知著，敏銳的目光遠遠勝過福爾摩斯鷹一樣的眼睛；那推理邏輯大大超過以思維嚴密著稱的博阿洛；至於那豐富的聯想力，則使克夫望塵莫及，甚至以富於幻想知名的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都得退讓三分！
Q有一句名言：“有縫就查，有洞就鑽。什麽都要查一查，讓領導放心。”
我和Q相談。我本以為，他被王秀珍點名擔當重任，勢必在公安部門工作過，有著豐富的偵審經驗。不料，問及他的身世，他竟從未與福爾摩斯為伍。他，山東人，長在東北，高小畢業，後來入北京建材學校速成班。1957年畢業，分配到上海工作。在造反大旗嘩啦嘩啦飄揚的年月，他當上了上海一家規模宏大的玻璃廠的“革委會”副主任。他結識了王秀珍，頗得青睞。1974年3月15日，他已經接到調令，榮升建材工業部核心小組成員，擔任部級領導。正在他對上海市委的“栽培”感激莫名之時，忽然，4月24日，他接到緊急通知，前往“康辦”報到。
下午，他這個幹玻璃行當的廠革委會副主任，跟上海市衛生局工宣隊政委一起，步入“康辦”小會議室。
他倆剛在沙發上坐定，徐景賢和王秀珍就來了。
就這麽四個人密談，Q感到非同凡常。
果真，王秀珍宣布，要建立一個精悍、絕密的調查組，組長是那位工宣隊政委，副組長便是Q。王秀珍要他推遲前往建工部報到，一心一意地把調查工作搞好。
把他這麽個“部級”幹部，充任一個小小的調查組的副組長，未免有點“屈尊”。可是，當他聽罷王秀珍、徐景賢的談話，受寵若驚，連聲說：“感謝組織上的信任！我決不辜負如此重托！”
以下，是Q的工作筆記上，當場所記的王秀珍、徐景賢的原話。
王秀珍說：
“這個案子非常重要，是洪文同誌交辦的。前些時候，春橋同誌來過信，叫市委不要花很大力量去搞。他很謙虛。為了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讓你倆負責調查組，是經上海市委常委研究、報洪文同誌同意的。這是對你們的信任和考驗。”
“這是一個嚴重的政治事件，你們不要就事論事來調查。要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上把問題搞清楚。”
“家屬寫過信，說是政治迫害。”
“要徹底揭發、徹底批判、徹底清查！”
徐景賢則說：
“這是洪文、文元同誌交辦的案子，是一個嚴重的事件。”
“不要以為隻是張佩瑛同誌一個人的問題。”
“下去以後，要發動群眾、幹部。把前一階段的調查情況告訴群眾，發動群眾大揭大議。”
“調查的情況和問題，要隨時報告。”
“這個案子一定要保密。今後有事，直接與市委辦公室主任聯係。”
聽罷，Q的心中像喝了蜜一樣甜。這樣的“通天大案”，不交給上海市公安局，卻交到他手中。“中央首長”、“市委領導”的器重，使他感激涕零，連連唯唯是從。
Q覺得福爾摩斯可笑。福爾摩斯一生辦了那麽多的案子，哪一件是“中央首長”交辦的？哪有他那麽硬的靠山？
占領了一醫的一座小洋樓。4月28日，秘密調查組在極為嚴肅的氣氛中宣告成立。一部直線電話，成了小樓與“康辦”之間的“熱線”。
Q明白，徐景賢所說的直線聯係的市委辦公室主任不過出於客套。他的“熱線”，徑直跟徐景賢的秘書張家龍聯係。徐景賢隨時隨刻知道調查組的動向。
Q和他的前任———一醫黨委副書記Fe截然不同：Fe搞調查，依靠的是專家、教授、藥品檢驗報告、紅外分析報告、屍體解剖報告；Q呢？他憑借舉世無雙的幻想力，無與倫比的“邏輯推理”。Fe從科學的角度，調查死因；Q則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大刀闊斧地整人。
Q真的“有縫就查，有洞就鑽”。有了這樣的“靈魂”，秘密調查組的“豐功偉績”，幾乎可以編成一本《政治笑話集》。
他們進行了種種大膽推理。
大膽推理之一：把打字機“推理”為發報機！
提審方兆麟的一份記錄，尊重“原著”，照錄於下——
問：你的妻子萬廷鈺學英文吧？
答：學的。一般在下午七點。
問：你會幾種外文？
答：英文較熟練。俄文不太熟，法文學一點。
問：你給外國人寫信，用筆寫的嗎？
答：用打字機。單位裏有打字機，可以打。我哥哥家裏也有打字機。“文革”中借過來，手提式的，牌子叫“雷米登”。去年（1973年）還給哥哥。
問：你說清楚一點，打字機是什麽時候借的？
答：大概是1967年借的。
問：打了些什麽東西？
答：打過麻醉方麵的書，打了沒幾次。去年，打了一本新書，叫“麻醉消毒”，上半年打的。打了好幾天。有時候，萬廷鈺也幫我打幾下，她打些文章。打的資料，有些還在，有些丟掉了。
以上的提審記錄，真叫人如同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調查組查的是張佩瑛之死，怎麽跟方兆麟扯起了打字機來。
哦，我看了案卷，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一段提審記錄，從“萬廷鈺學英文”問起，旁敲側擊，問出了方兆麟的打字機的來曆、打字時間……
事出有因。一個鄰居的孩子，生病在家，在中午的時候，忽聽得方家發出“嘀、嘀、嘀”的聲音，約莫持續了五分鍾。
在“文革”之中，就連孩子的“階級鬥爭”覺悟，也是高高的。孩子馬上聯想起電影《無名島》中特務偷發電報的“嘀、嘀”聲。
這消息傳入調查組耳中。根據“有縫就查，有洞就鑽”的精神，方家這“嘀、嘀”聲當然需要查一查。因為調查組未經調查，已從王洪文那裏論定是“階級報複案”，方兆麟可能接受“帝修反”的“指示”。理所當然，方家的“嘀、嘀”聲，表明方兆麟可能像《無名島》裏的特務一樣，跟國外特務機關有著密切聯係。
不過，經過實地秘密調查，有點令人失望。方兆麟住在離中山醫院隻有一箭之遙的平江路一醫宿舍裏。他住底樓，那個孩子住在三樓。房屋結構甚好，底樓即使開著收音機，三樓也聽不見。
從“作案”時間考慮，似乎也不對頭，因為方家地處交通要道，鄰居們上上下下都要路過他家門口，中午時來往的人尤多，他如果是“特務”，怎麽會在中午時間“發報”？
經過向電報局調查，發報員說：“一般的發報機聲，是一種較輕的打擊聲，不是電影中那樣的‘嘀、嘀’聲！”
至此，本來早就可以結束“發報機”問題的調查。不過，調查組聽說有人反映，方家雙職工，有三個孩子，其中兩個小的是雙胞胎，方的經濟條件寬裕，卻不雇保姆，隻請了一個白天來照料一下的短工！這被“推理”成方可能從事特務活動，生怕被保姆發現。
調查組到底有點“本事”，打聽到方兆麟的妻子在1967年生下雙胞胎時，奶水不夠，曾請過奶媽。那位奶媽住在方家，一定了解方家的詳細情況。
好不容易，查清了奶媽孔秀香在揚州鄉下的地址，又進一步查到她目前在上海哪家當保姆。調查組找到了她，外調記錄如下：
問：方家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答：小孩的玩具都放在我的小房間裏，沒有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
問：方家有外國來信嗎？
答：方家的信件不多。外國來信未見過，也未聽到過外國寄錢來。
問：有沒有聽見“嘀嘀嗒嗒”的聲音？
答：沒有，從來沒有聽見。
問：方家有壁櫥嗎？
答：沒有。方家隻有衣櫥。
問：方家夫婦談文化大革命嗎？
答：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他們夫妻在家裏也談，不過我聽不懂內容。
問：常來方家的是什麽人？
答：有哥哥、嫂嫂、姐姐、姐夫、弟弟、弟媳。沒有見過別的客人。
問：他聽收音機嗎？
答：他有一個半導體收音機。有時候，他把半導體放在耳朵邊聽，聽了一會兒又開大，放在桌子上聽。
雖然奶媽如實地否定了“帶電線、小燈泡的玩具”（亦即收發報機）和“嘀嘀嗒嗒”聲，但是她談及的半導體收音機看來是一條“縫”，調查組決定“鑽”一“鑽”。他們懷疑，這隻半導體收音機會不會是經過偽裝的收發報機？
他們設法取到那隻半導體的收音機，來到生產該機的上海無線電三廠，請技術員鑒定。
技術員寫下這樣的鑒定：“此27A型中短波七管半導體收音機係本廠正式產品……搞收發報機一套，要有附件，要有裝置附件的地位。此機未發現裝置收發報機附件及其地位。”
調查組的大膽“推理”，一再碰壁，無法證明方家有收發報機。但是，那“嘀、嘀、嘀”聲仿佛一直在他們耳邊響著，尚未查個水落石出。
有人提出，會不會是打字機的聲音？
可是，他們到方家查過，沒有見到打字機，哪來打字機的聲音？
終於，他們決定提審方兆麟，問起了英文打字機。
他們又從方兆麟的哥哥處，查證了是否確實把打字機借給方兆麟，甚至還查看了那台英文打字機，摸了又摸，確實並非收發報機，才結束了這一問題的調查！
大膽推理之二：由送大黃魚“推理”為同案犯！
調查組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他們接到重要情報：在張佩瑛猝死的當天晚上，有人送大黃魚到方家！這，顯然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你想想，方兆麟進行“階級報複”，“害”死了張佩瑛，居然有人立即送大黃魚表示“慰問”，此人極可能是“同案犯”！
這一線索，絕不可放過。
他們使出了比福爾摩斯高超百倍的偵查功夫，很快就查明：3月30日晚，上海基礎公司第三工程隊起重工虞國夫給方家送去兩條大黃魚。
於是，虞國夫立即成了調查組的審查對象。
調查組查閱了虞國夫的檔案，在檔案中似乎沒有什麽“刻骨仇恨”之類記載。因為虞國夫隻不過是一名青年工人，檔案材料非常簡單。
他們決定找虞國夫正麵“交鋒”，要他“交待”在兩條大黃魚的背後，隱藏著什麽不可告人的“秘密”。
以下，便是由兩條大黃魚引出的一段“審查”。虞國夫的“交待”，迄今仍保存在那一堆秘密檔案之中。現原文照錄，可看出當年的調查組神經過敏到了何等地步。
1969年，我在上海日暉港裝卸汙水管時，認識了萬廷鈺。當時，我是起重工，萬是醫生。1970年底或1971年初，在大屯又碰到萬廷鈺。我在三隊，她在四隊，有一次我返回上海，萬托我帶東西，帶的是一隻箱子及一些零星的東西。回上海以後，我把東西送到她家，這才認識了方兆麟。
以上，算是詳盡地“交待”了他與萬廷鈺、方兆麟的“認識史”。接著，在調查組的逼問之下，他開始“交待”大黃魚問題：
去年（1973年）10月，我臉上生了一個東西，慢慢大起來了。我想他們都是醫生，想托他們找熟人開刀，以便使刀疤能否小一點。我跟他們的來往多了一點。萬廷鈺和上電醫院龔醫生很關心我，曾替我介紹女朋友。由萬醫生和龔醫生當介紹人，我認識了那個女朋友。見麵以後，不成功，我也就算了。時間是在今年春節之後，在方醫生出事情前一個月左右。
雖然女朋友不跟我來往了，但是我仍很感謝萬醫生。3月30日，正好是方醫生出事情的那天，我買到幾條大黃魚。我就在下班之後，晚上七點鍾，送到方家。當時，方醫生還沒有回來。萬醫生叫我坐在沙發上。她的女兒也在家。萬醫生說，女朋友的事，我以後替你再留意，你臉上的皮下囊腫還是要抓緊開刀。我問起方醫生怎麽還沒有回家，她說“方醫生今天為張春橋的妹妹開刀，忙得很。”
調查至此，大黃魚的來曆已經一清二楚，大黃魚與本案無關亦已明明白白。但是，調查組還要查下去，繼續盤問虞國夫。無奈，虞國夫隻得再作“交待”：
大約8點鍾以後，方兆麟回來了。萬醫生問他，手術怎麽樣？方說，很不順利。萬又問到底是怎麽回事。方說：司××針（對不起，我隻記得“司”，講不出名字來）打下去以後，就不來事啦。關於開刀的事，他們講了一會兒，我聽不大懂。我見他們夫妻麵色不好看，我坐在那裏覺得不自然。我對萬醫生說，我該走了。萬醫生說，不送你了。
我在他家，總共隻一個多小時。談話的時候，我和萬醫生坐在沙發上，方醫生坐在對麵的凳子上。
調查組並不輕信虞國夫一麵之詞，又分別審問了方兆麟和萬延鈺，口供相符，這才排除了虞國夫是“同案犯”的嫌疑。
不過，虞國夫在談到萬醫生為他介紹女朋友時，另一個介紹人為“上電醫院龔醫生”。看來，龔醫生跟方家關係密切。調查組對於這條縫，又要查一查！
大膽推理之三：替人做媒招致立案審查！
“上電醫院龔醫生”，調查組一查就查明了：上海電業職工醫院麻醉護士龔雅琴，女，40歲。
調查組火速趕往上海電業職工醫院，與龔雅琴短兵相接。
初次外調，調查組便發現，龔雅琴確實跟方氏夫婦關係密切。
與方兆麟的關係——龔雅琴早在1953年入中山醫院進修麻醉業務時，就認識方兆麟。1973年8月，龔雅琴調往上電醫院之後，一直把方兆麟當作“業務靠山”，遇到疑難便向方兆麟請教。
與萬廷鈺的關係——龔雅琴1953年進中山醫院時，萬廷鈺是開刀間護士，彼此相識。這些年，一直有來往。1974年2月，龔和萬曾一起到長寧電影院看電影。為了替虞國夫做媒，又和萬一起陪虞及其女友到人民電影院看電影。
在調查組的眼中，“關係密切”成了“同案犯”的嫌疑。
龔雅琴比虞國夫更不幸。虞國夫送了兩條大黃魚，遭到審查，而龔雅琴替虞國夫作伐，竟被調查組立案審查！
在調查組的絕密檔案中，有一厚冊便是龔雅琴立案審查材料，總共收入33份材料！
翻開案卷，首頁標題，赫然入目：《關於對張佩瑛同誌死亡事件的嫌疑對象龔雅琴的審查結案報告》！
報告居然振振有詞地開列了三條“審查理由”：
一、發現龔雅琴在張佩瑛同誌死亡事件前後與方兆麟及方妻萬廷鈺來往密切，活動頻繁。
二、據揭發方兆麟的材料提供：“懷疑方兆麟於3月29日晚（事故前一天）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龔家也住在淮海中路×××弄××號。
三、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
鑒於上述理由，認為有必要對龔雅琴的政治麵貌、龔雅琴在“張死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調查。
咄咄逼人的口氣，幾乎欲置無辜的龔雅琴於死地！
調查組居然開列了龔雅琴的“五大問題”，查她，查她的丈夫，查她的父母……
限於篇幅，本書無法一一例舉調查組對那“五大問題”的種種審查，這裏僅以調查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後與方兆麟的聯係為例，便可見調查組曾花費了多少氣力！
調查組不厭其煩地“考證”了龔雅琴在“張死事件”前一天及當日的活動：“3月29日，龔雅琴上午在手術室，做齶裂手術。下午在科內業務學習。晚，科內政治學習。然後值夜班。沒有發現調班或有人代班等情況。也沒有發現龔雅琴與院外有電話聯係。”
以上情況，有五份旁證，一份本人交代，還附上電醫院工作人員值班表：“3月30日，龔雅琴在上午和本院外科醫生、內科醫生一起到瑞金醫院觀看闌尾針刺麻醉手術，11時結束。下午在本院參加一例頭皮再植手術，五時離院。”
又是三人旁證，本人交代。
最為詳細的調查，要算“考證”龔雅琴何時獲知“張死”消息。
據龔雅琴本人交代，她是在4月8日，亦即“張死”之後第九天，才得知這一消息的。
調查組認定，龔雅琴在耍花招！因為“龔及其夫有參與作案的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有著“同案犯”的極大嫌疑，怎麽可能直到“張死”之後第九天才知道的呢？
裏裏外外地查，一個一個地問，調查組把上電醫院搞得人心惶惶。
賣身求榮者雖有，但畢竟不多，上電醫院的醫師、護士們，在審查麵前不說假，不誣陷加害於人，使調查組抓不住任何把柄，不得不寫出如此曲折、如此煩瑣的查證：
標題——《龔雅琴如何獲得方兆麟出事的消息》。
查證——“據查，在上電醫院內第一個說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是醫務組副組長邵幼善。他的消息來源是通過其子邵元麟在瑞金醫院外科進修的機會，從那裏聽到後，向其父轉告的。4月8日，邵幼善進手術室時，將方兆麟出事故的消息又告訴護士趙影，要她在麻醉用藥時多加小心。當時還提到，‘不要給龔雅琴聽見’。同時在場的有外科主任黃士勤等。同一天，黃士勤遇見龔雅琴就問：‘是否知道方兆麟出事？’龔雅琴一呆，回答：‘沒有聽說。’黃士勤就把從邵幼善那裏聽來的情況告訴龔雅琴，並說明是‘聽邵幼善講的’。”
附件——（1）外科主任黃士勤旁證；（2）手術室趙影旁證；（3）邵幼善之子邵元麟旁證；（4）方兆麟交代；（5）萬延鈺交代；（6）龔雅琴交代。
就這樣，一個與“張死事件”風馬牛不相幹的女護士龔雅琴，遭到無端“立案審查”！
調查組的成員們忙得“廢寢忘食”。像他們如此這般的荒唐調查，即便是福爾摩斯，恐怕也會累得倒下！
大膽推理之四：妻子是丈夫的“同謀”！
關於龔雅琴的“立案審查”理由之二中提到，據揭發，“懷疑方兆麟於3月29日晚九時左右，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在調查組的眼裏，這是極端重要的“敵情”！
須知，方兆麟在“蓄意謀害”張佩瑛的前夜，騎著自行車外出，必定是進行“預謀”！尤其是晚九時左右還騎車外出，行蹤蹊蹺，值得打上個大問號。
龔雅琴家不巧正住在淮海中路，受到牽連。方兆麟的妻子萬廷鈺，竟也受此連累。
本來，“一人做事一人當”，夫是夫，妻是妻。在那種無法無天的年月，方兆麟成為“政治謀殺犯”，理所當然，妻子萬廷鈺成了嫌疑最大的“同謀”。調查組對萬廷鈺進行“立案審查”，其中重要的一條理由，便是萬廷鈺在“張死”前夜於上海耳鼻喉醫院值班，而這家醫院正巧在“淮海中路方向”！
調查組調查了萬廷鈺開出的處方、病人病假單，查閱了病人病曆，證實“張死”前夜，萬廷鈺確實在上海耳鼻喉醫院值夜班。如果方兆麟在夜9點去醫院找她，那必定與她商量第二天如何作案。
馬上有人反映，方兆麟在夜裏來過耳鼻喉醫院，給萬廷鈺送過東西！
“重大線索！追！”調查組死死抓住這一問題，要萬廷鈺“交待”。
妻子蒙受不白之冤。在絕密檔案中，有一厚本《萬廷鈺談話記錄》。僅1974年6月24日至9月11日不到三個月內，調查組便審問萬延鈺達23次之多。每一次審問，都作了詳細記錄。其中有一次審問記錄，竟達19頁！
妻子一下子就瘦了三十多斤！
其實，在“張死”前夜，萬廷鈺自早上8點至下午2點，在醫院值班，中午未回家，未與方兆麟見過麵。而那天下午方兆麟在中山醫院，從晚6時至夜9時，在一醫黨委辦公室出席針刺麻醉會議。萬延鈺則從晚7時至次日晨8時在耳鼻喉醫院值班。妻子根本沒有與丈夫照麵，毫無“預謀”的“跡象”。
可是，調查組一口咬定，有人見到方兆麟連夜去過耳鼻喉醫院，送過東西。
“方兆麟真的來過嗎？他送過東西，送什麽東西？”妻子苦苦思索，回憶。
幸虧她的大腦記憶倉庫之中，還儲存著方兆麟送蛋糕的印象。
記起來了記起來了，她終於寫出了“交待”，標題就叫《關於方兆麟到醫院裏送蛋糕一事》：
“今年2月6日前後，有一天晚上，我在汾陽路耳鼻喉醫院值急診夜班（晚上7點至次日晨8點）。7時許，我女兒來醫院洗澡，洗完澡到急診室來梳頭，約8時回家。到家後洗衣服，發現一隻塑料梳子不見了，便對方兆麟說：‘我剛才在媽媽急診室裏還梳頭，不知會不會丟在急診室？’方兆麟說：‘要不要去找一找？’方兆麟拿起飯盒，裝了一個蛋糕，放在網袋裏，騎自行車來醫院……”
純屬家庭瑣事，隻是陰差陽錯，被調查組誤接鏡頭，接到了“張死”前夜！
調查組向萬廷鈺的同事調查，向萬廷鈺的女兒調查，又要方兆麟多次交待，直至確證“送蛋糕”不在“張死”前夜。
萬延鈺無端遭到審查還不算，甚至牽連到她的父母、叔叔和其他親友。調查組到處查“縫”找“洞”，隨意整人，大有株連九族的勢頭。
大膽推理之五：姐夫幾乎成為“殺人凶手”！
調查組從萬廷鈺身上沒有查到“政治陷害”的證據，依然緊抓方兆麟“騎自行車往淮海中路方向行駛”這一“重大線索”不放。
他們把方家住在淮海中路一帶的親友名單、地址，都一一開列出來。
方兆麟的二姐方秀梅、二姐夫李精武住在淮海中路××××號××室，一下子就引起了查組的注意。
真是天下奇聞，光憑家住淮海中路，李精武、方秀梅便成了“立案審查”對象！
這一查，不得了，從李精武身上撬開了一條縫，差一點把他打成“殺人凶手”！
我翻閱著厚厚的《關於對張佩瑛同誌死亡事件的嫌疑對象李精武審查報告》，整個案卷收入37份審查材料。我一邊看著，一邊暗暗替李精武捏了一把汗。
真是無巧不成書，就介方兆麟被誣為“謀殺”張佩瑛之際，調查組查出了李精武“謀殺”華汾的重要“證據”。雖說張佩瑛之死與華汾之死毫不相幹，但是，調查組的“階級鬥爭覺悟”甚高，馬上作了“推理”：李精武“謀殺”了華汾，勢必會參與“謀殺”張佩瑛！
調查組在“立案依據”上，便明確寫著：“為查清李精武是否參與謀殺張佩瑛同誌的嫌疑問題，特立案對李精武進行審查。”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謀殺”，何等驚心動魄的字眼，怎麽會落到李精武頭上？
李精武，上海某中學數學教師。華汾，女，身材高大，與李精武同校，也是數學教師。
李精武怎麽會“謀殺”同事華汾呢？
又是“有人反映”！雖然案卷上清楚地寫明反映者的姓名，本書暫且略去。此人說得有聲有色：1967年4月19日下午，華汾來到李精武家。李精武一邊請她喝茶，一邊談著。李與華在“文革”初期，本屬一派群眾組織，後來產生分歧。華汾到李家，勸說李精武不要分裂。華汾喝了李精武的茶，回到家中，突然發病，急送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翌日淩晨，華汾身亡。死者渾身青紫。
這句“死者渾身青紫”，使調查組頓時聯想到張佩瑛死時也渾身青紫。他們猜測，李精武會不會是“主謀’，以同樣的“毒藥”毒死了華汾和張佩瑛？
這是“重大發現”，這是“重要線索”，李精武差一點被押上斷頭台！
千幸萬幸，麵對如此重大的“嫌疑”，許多被調查者根據事實說真話——如果有人落井下石的話，李精武就不堪設想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董興康醫師，當年曾負責搶救華汾。董興康醫師明確指出，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絕非被人謀害致死。華汾個性好強，除了向要好同事講起過自己有婦女病之外，從未談及高血壓症，加上她身材高大，於是給人以身體健壯的印象。其實，據病曆記載，她懷孕時便查出血壓極高。她的父親高血壓，親戚中也有不少患高血壓。她自己也時有心跳過快、頭昏的感覺，甚至曾突然暈倒在地。根據這些情況，可斷定華汾死於高血壓腦溢血。
上海市公安局法醫室則解釋了“死者渾身青紫”的原因：華汾死於淩晨，而同事們來看她遺體已是上午，她已死亡多時，遺體當然會發青發紫。
調查組以豐富的想象力，對李精武提出新的懷疑：可能李精武已事先知道華汾患高血壓症，於是在茶水中加了一種藥物，使華份的血壓猛然升高，達到“謀殺”的目的。
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和上海藥品檢驗所的答複，既嚴肅，又幽默：在我們多年的工作中，從未發現用藥使血壓上升導致死亡的謀殺案件！
科學從不與荒唐為伍。鐵的事實，無情地嘲弄了那個草包調查組。
在李精武身上，他們本以為可以撬開一條大縫，無奈，撬斷了棍子，白費力氣！
我看罷李精武案卷，不由得替他慶幸：他總算沒有被那個發瘋了的調查組置於死地。
大膽推理之六：大哥成了“幫凶”！
禍水殃及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
方兆祥最初引起調查組的注意，是因為他和妻子孫用餘在“張死”之前，於3月27日、28日兩次來到弟弟方兆麟家。
兄弟之間，有來有往，本乃人之常情。何況大哥、大嫂兩次來訪，是因為大嫂孫用餘準備到中山醫院作乳房切除手術。既然弟弟方兆麟是中山醫院醫生，找他了解一些手術情況，更是極為正常的來往。
不料，調查組把這也作為“重要動向”：早不來，晚不來，為什麽在“張死”之前頻頻而來？何況夫妻雙雙同來，必有陰謀！
顯然，這又是一條“縫”。“查！”調查組撲向方兆祥的工作單位——上海製藥二廠。
說實在的，大哥方兆祥身上，可以說既無“縫”，又無“洞”：他，生於1912年。194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理學院化學係。1954年入黨。1956年被評為上海市勞動模範。曆任生產技術科長、副廠長、總工程師。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未受到大的衝擊，仍任上海製藥二廠廠革委會常委、技術組負責人。
調查組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到該廠，就查方兆祥的幹部檔案。方兆祥的曆史清清楚楚，打不上什麽問號。
陡地，方兆祥自傳上一句極其平常的話，被調查組那靈敏的嗅覺聞出了問題：“1956年左右，在五洲製藥廠工作時，曾與開明化學廠朱先生聯合試製過笑氣。”
好家夥，你原來試製過笑氣！你一定深知笑氣的性能。你弟弟正是用笑氣毒死張佩瑛——你顯然是“幫凶”，甚至可能是“主犯”！
興奮，以至近乎發狂。調查組以為能從方兆祥的自傳中，找出如此重要破案線索，陷入極度的亢奮之中。
於是，調查組揮筆疾書，寫下了對方兆祥“立案審查依據”：“方兆祥係張佩瑛同誌死亡事件肇事者方兆麟之大哥……方兆祥在出事前後，與方兆麟接觸往來頻繁。又，方兆祥於1956年曾在五洲藥廠工作過，參加笑氣試製工作。我們根據上述情況，結合其複雜的社會關係、海外關係等問題，為弄清其是否參與謀害張佩瑛同誌，於1974年5月28日開始對其進行立案審查。”
最使人驚心觸目的是，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以預謀來分析，方兆祥是掌握笑氣的性能的，而且在方兆麟出事前的3月27日、28日連續兩次到方兆麟家。又據萬廷鈺交代，出事後的3月31日方兆祥夫婦也來過。他們很有可能在笑氣瓶中加進其他藥物而促進死亡，需要作進一步調查……”
如果調查組的這“推理”得到“證實”，非但方兆麟要判處死罪，而且方兆祥也人頭難保。
調查組又開始“求證”這樣欲置人死地的命題。
他們詳盡調查了方兆祥當年參加試製笑氣的過程。
笑氣其實是俗名，化學學名叫“一氧化二氮”，是無色而微臭的氣體。早在1799年，英國化學家戴維首先發現，人一旦吸入這種氣體，就會忍俊不禁，狂笑不已。他曾一邊吸入少量笑氣，一邊瘋瘋癲癲地在實驗室裏跳舞。
很偶然，有一次戴維牙痛，吸了點笑氣就不痛了。從此，笑氣成了牙科醫師常用的麻醉劑。後來，越用越普遍，成為外科手術中常用的氣體麻醉劑。
這種使人笑、使人醉的奇妙氣體，一直依賴從國外進口，我國不會生產。上海電影製片廠廠醫郭星孫，是一位興趣非常廣泛的人。除了行醫之外，也喜歡騎摩托車、打獵，還愛做點化學實驗。他居然把家裏一間亭子間作為化學實驗室，自己動手，製成了笑氣。為此《人民日報》在1954年11月作了報道。
這篇報道發表之後，引起了多方麵的注意：
上海第一醫學院吳玨教授表示願意合作，把郭星孫的笑氣用於臨床。
上海市公安局消防處讀報後大驚，因為笑氣易燃，會惹出火災，就發出通知，禁止郭星孫在亭子間裏試製。
上海製藥專業公司來找郭星孫，希望轉讓技術，由他們投入生產。
調查組從上海第五製藥廠的技術資料中，花費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查到當年試製笑氣的技術檔案：
（科NO. 5）
試製笑氣（N2O，Nitrous Oxide）
日期：1956年1月25日至4月25日。
地點：租借上海虹橋路九六一弄四號企中化學社之一幢紅磚房（經市公安局消防處同意試製三個月）。
組織領導：上海市製藥專業公司。
技術小組名單：
組長——高福為（五洲藥廠總工程師）。
副組長兼顧問——郭星孫醫師。
組員——朱吟龍（開明化學工業社負責人），倪關清（企中化學工業社負責人），方兆祥（五洲藥廠生產技術和科長），傅伍堯（五洲藥廠總工程師），吳玨，章開平。
產量——每月七十公斤，總共生產二百公斤
……
這份曆史性技術文件，清楚地表明，方兆祥是我國第一批笑氣的試製者之一。
這本是方兆祥對中國製藥工業的貢獻。不料，這種笑、醉兼具的古怪氣體，跟方兆祥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18年後，竟發生如此的巧合：張佩瑛死於國產的笑氣，而麻醉師恰恰是方兆祥之弟！
於是，他的貢獻，反成了罪孽！
我國的笑氣生產，自“文革”開始，便停止了。方兆麟所用的笑氣，是上海天星化工廠生產的，在中山醫院的倉庫中已沉睡了十幾年。“文革”中，麻醉手術幾乎不用笑氣。隻是考慮到張佩瑛是張春橋的妹妹，方兆麟才動用了庫存不多的笑氣。不料，也正因為多年不用笑氣，葉醫師把笑氣瓶裝錯了，方醫師也未能發覺，以致釀成醫療事故：笑氣隻起麻醉作用，不能幫助呼吸。當麵罩中充滿了笑氣，患者即窒息而亡。
笑氣，給方氏兄弟帶來的不是笑，而是淚水和苦汁。
不過，盡管已經查明方兆祥曾試製笑氣，也熟知笑氣性能，卻無法憑這一點給他定罪——調查組並沒有查到方兆祥“預謀殺害”張佩瑛的任何證據。
調查組空歡喜了一場。最初，他們仿佛吸足了笑氣一般狂熱，而清醒之後卻意識到毫無所獲！
大膽推理之七：大嫂和表姐夫受審！
調查組在方兆麟的大哥方兆祥身上找不到“縫”，把目光轉向大嫂孫用餘。
孫用餘的身世，仿佛跟調查組開了個小小的玩笑。她身上的“縫”實在太多，弄得調查組無所適從，不知該從哪裏下手。倘若有縫“就查”的話，調查組的成員再增加幾倍，恐怕也不夠用！
他們一查閱孫用餘的檔案，就感到頗為棘手，因為她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孫寶琦！
1956年11月22日的《新民晚報》，曾這樣介紹過孫寶琦先生：
“清朝時他做過大學士，做過駐俄、比、法、德、奧五國公使。辛亥革命時，他正做山東巡撫，曾一度獨立。在北洋政府裏，他做過總長、國務院總理……”
孫用餘有著這樣的父親，在調查組看來，當然是一條大“縫”。
然而，孫用餘有五個母親、16個姐妹（她排行15）和八個兄弟。這24個兄弟姐妹，有著各種各樣的“縫”。如果再加上數十個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都要查一查的話，調查組縱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
調查組對孫用餘審查了一陣，實在查不了那麽多的“縫”，隻得不了了之！
至於方兆麟的表姐夫錢宇人受到審查，說來也是一條奇聞：竟是因錢宇人的兒子錢大複的一張照片引起的！
那是在錢宇人家中，玻璃板下，壓著兒子的一張照片：頭戴耳機，手按電鍵，“桌上有類似發報機般的東西”！
頓時，調查組的神經又興奮起來。因為他們曾查過方兆麟家的“嘀、嘀、嘀”問題，查不出什麽名堂，如今錢宇人的兒子居然在“嘀、嘀、嘀”，豈能輕易放過！
調查組立即作如下“推理”：方兆麟“謀殺”張佩瑛，受命於“帝、修、反”，而他與國外的聯係，是通過表姐夫的兒子收報、發報！
於是，自1974年7月19日起，對錢宇人立案審查。
除了查政史、查海外關係、查錢宇人與方兆麟的關係等六大問題之外，重點放在查他的兒子的收發報機。
一查，兒子錢大複真的有收發報機！
然而，當調查組追查到錢大複所在的學校裏，老師卻如實地說明了如下情況：
“錢大複同學練習收報、發報，是本校規定的國防訓練項目。除了他以外，許多同學也要進行這一訓練。錢大複同學的電訊器材，是本校打了證明，讓他到舊貨商店買的。”
調查組跟蹤追擊，查到舊貨商店，果真查到學校為錢大複所開的證明。
唉，東奔西查，調查組又是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其實，倘若讓福爾摩斯來查此案，恐怕就省勁得多，根本用不著對錢宇人進行立案審查。福爾摩斯顯然會說：“倘若他的兒子是特務，他怎麽會把收發報的照片公然壓在玻璃板下！”
何等荒誕、可笑的“立案審查”，調查組的先生們大約忙糊塗了吧！
調查組忙呐。
調查組忙得很呐。
查了不知多少條“縫”，鑽了不知多少個“洞”。
風塵仆仆，夜以繼日，秘密調查組肩負著“中央首長”的重托，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闖”。
僅上海一地，調查組審查所及，達四局二區，即化工、儀表、郵電、輕工四局，盧彎、普陀二區。
此外，外調還涉及北京、內蒙古、新疆、廣西、四川、雲南、江蘇等省市。
查了方兆麟，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妻子、大哥、大嫂、二姐、二姐夫、表姐夫及表姐夫之子，查了起重工虞國夫、護士龔雅琴。
還立案審查了方兆麟的四弟方兆強，弟媳許風珊；審查了方兆麟和萬廷鈺的許多親屬、同事、朋友。
就連出事的那天清早，一個從蘇北來滬的人，偶然在中山醫院門口跟方兆麟說了幾句話，也“有人反映”，結果，那個人受到審查！
更有甚者，長途台的一位接線員，在長途電話中常常聽見關於方兆麟的事，偶爾向中山醫院總機問了句“你們醫院那位麻醉醫生怎麽樣了”，居然也被調查組查到了，受到審查！
聽說調查組如此“忠心耿耿”，如此“認真負責”，“不放過一個疑點，不漏掉一條線索”，王秀珍眉開眼笑，得意了：“這個案子，如果交給公安局去搞，我看就搞不出來！”
她對調查組不斷打氣：“你們要繼續全力以赴，查清問題，不要難為春橋、洪文同誌了！”
不過，調查組也非鐵板一塊，其中有死心塌地替張春橋賣命的，也有不以為然的。
調查組的一位成員實在看不下去，寫信給徐景賢，指出：“至今，我沒有發現方兆麟有蓄意謀害的事。現在調查組拚命從這一方麵去查，恐怕不妥。”
徐景賢把這一意見轉告王秀珍。
王秀珍哪裏聽得進。她說，她到張春橋家看過了，張春橋在寫給兒子的信中講，張佩瑛是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犧牲的！
Q一聽說張春橋發話了，頓時查得更凶、更起勁了，非欲置方兆麟於死地而後快，以求報效於張春橋。
大膽推理之八：追查柯慶施之死。
說實在的，不論是查打字機，還是查送蛋糕，查來查去，查不倒方兆麟，無法把醫療事故“推理”為“政治謀害”。方兆麟是“主犯”，此人不倒，全案難破。
調查組把注意力集中到方兆麟身上。
在這個節骨眼上，有人密告“特級情報”，說得有鼻子有眼：柯慶施是方兆麟害死的！柯慶施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妥鈉之後死去的！這次，張佩瑛也是在方兆麟打了一針硫苯妥鈉之後死去的！
誣告，也需要某種“才能”——把假的說成比真的還真。“有人反映”說，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兆麟給柯慶施所打的那一針硫苯妥鈉，是他從家裏帶到成都去的，而那一瓶硫苯妥鈉是他的哥哥方兆祥廠裏生產的！
何等聳人聽聞！似乎方兆麟以相同的手法害死了柯慶施和張佩瑛，而他的大哥方兆祥一直是“幫凶”！
還有人“反映”：在張鳳瑛死後，為了查驗所用的硫苯妥鈉是否混入毒物，曾尋找過那支硫苯妥鈉空瓶。可是，查遍手術室，未能找到，最後在洗手間地上找到。一定是方兆麟有意藏匿罪證——他給柯慶施也打硫苯妥鈉。
這一“特級情報”非同小可。比起張佩瑛來，柯慶施要大得多了。柯慶施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市長。在“文革”中，報上提及柯慶施，總要冠以如此親切的稱呼——“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誌”。
調查組一旦能夠查明方兆麟是“謀害”柯慶施的“凶手”，不用說方兆麟必死無疑，而調查組會立一大功，震動全國，個個飛黃騰達。
然而，這卻是一個高難度的命題。
調查組查訪了參加搶救柯慶施工作的醫務人員。這些醫務人員不怕壓力，忠於事實，寫下一份份外調材料，證明方兆麟無罪，使調查組找不出一條“縫”。
其中以華東醫院院長、搶救柯慶施醫療小組負責人薛邦琪寫的材料最清楚、最有力，也最富有權威性：
……柯慶施夫人反映柯慶施非常煩躁，我和林、董、陶、崔等醫師商量以後，考慮用硫苯妥鈉，並提出請方兆麟參加討論。方兆麟來後，我請他考慮用硫苯妥鈉是否安全有效。方兆麟說：“小劑量是安全的。”於是，決定用此藥。藥由方兆麟和胡允平一起配製。方兆麟說，用小兒科劑量。配製時還戴口罩。配好藥，由陶、方、我、胡一起進入柯慶施臥室。方兆麟打針，我們看著。他打得很慢。打完以後，病人打呼嚕了。觀察了一會，感到很好，方兆麟就退出。我一直在柯慶施身旁。約半小時後，柯慶施手腳動了一下，但人未醒……柯慶施死後，我們在成都分析死因，對利用硫苯妥鈉認為沒有什麽關係。因為打了硫苯妥鈉後，人會動，呼之也能答應，話也會說。
討論由吳階平主持。
調查組本來把柯慶施之死當作王牌，不料調查一番之後，方兆麟依然打不倒。
大膽推理之九：查出“後台”王維國！
調查組的小樓裏，煙霧繚繞。煙灰缸裏的煙頭，跟雙眉緊鎖的調查組成員所絞的腦汁成正比。
桌上，攤著那封他們不知讀了多少遍的徐景賢轉來的密告信。
驀地，其中的一段使他們產生靈感：“我們感到，如果張佩瑛同誌死亡是一次政治陷害事件，問題就要想得複雜一些。可能不隻是方兆麟一個人的問題。中山醫院現任總支書記Fe是空四軍的……”
哦，“空四軍”，意味著什麽？
調查組飛快地聯想到空四軍頭目王維國！
王維國，林彪死黨也。中山醫院的軍宣隊，是空四軍派出的。調查組把空四軍跟王維國畫上了等號。盡管在“九一三”事件之後，王維國早已鋃鐺入獄，何況空四軍的廣大指戰員並非“王家班子”。但是，調查組卻把張佩瑛事件跟“十次路線鬥爭”聯係起來，跟王維國聯係起來，跟空四軍聯係起來，追查方兆麟的“後台”。
這麽一聯係，這麽一追查，又產生一連串奇奇怪怪的“精彩”故事。
奇怪故事之一：“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這句話，是調查組查閱中山醫院會議記錄時，查到的一句沒頭沒腦的話。
調查組如獲至寶，立即上報“康辦”。很快的，張春橋也知道了這一重要消息。
這句話，其實頗為令人費解：“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是張春橋過去到中山醫院驗過血，所以那裏有張春橋是什麽血型的記錄。如果這樣的話，有什麽可大驚小怪？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是什麽，這又有什麽了不起？
不，不，調查組一追查，查到了“空四軍”頭上，覺得問題的性質越發嚴重了。因為調查組核對了幾份會議記錄，發覺那句沒頭沒腦的話是記錄者偷懶而省略的，全文應為：“1971年11月，婦產科軍宣隊副組長S交代：‘支左辦公室知道，中山醫院有張春橋同誌的血型材料。’”
是呀，問題怎麽會不嚴重：空四軍的“支左辦公室”從中山醫院知道了張春橋的血型材料，可見中山醫院的路線鬥爭、階級鬥爭情況多麽複雜，怪不得會發生“謀害”張春橋之妹事件！
查！這樣重大的問題，豈可放過？
帶著“敵情觀念”，開調查會，查線索，查來查去，這才查明：原來，在1967年國慶節前後，華東化工學院的學生Y和Z，參加了上海“炮打張春橋”事件。後來，受到追查。他們把一份材料交給一醫的一個學生。那個學生後來在中山醫院血庫工作，便把材料藏在血庫裏……
輾轉傳言，猶如通過一麵麵哈哈鏡似的，使事實完全走樣、變形，以至成了“中山血庫存有張春橋血型”！
查了半天，跟方兆麟無關，跟空四軍無關，跟張佩瑛死亡事件無關，隻得作罷。
奇怪故事之二：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住處地形。
這件事當然非同小可。王維國派人偵察張佩瑛家的地形，意味著什麽，那是不言而喻的。這件事也意味著：“謀殺”張佩瑛，由來已久。方兆麟的“後台”，就是王維國！
然而，這又是一個輾轉“翻印”、完全走樣了的故事。
那是在1971年7月，張佩瑛因乳房出現腫塊，在中山醫院開刀之後，住在12病房。一天，張春橋之妻文靜來到病房探望，被軍宣隊得知。於是，軍宣隊向上匯報，很快傳入王維國的耳朵。
8月中旬，張佩瑛出院，在家休養。
一輛淺灰色的華沙牌小轎車，駛過大世界時，停了下來。車上坐著三個軍人，兩男一女。他們商量了一下，在食品店裏買了兩瓶橘子水。
轎車駛入高安路。三位軍人步入張佩瑛家。他們放下橘子水，說道：“首長對你的病很關心，他特地派我們前來看望。”不言而喻，這“首長”是王維國。
那位女軍人，乃空四軍模範軍醫。她說出了首長的意思：“空四軍醫院的醫療條件好，歡迎你到那邊住院！”
客套一番，小轎車揚長而去。
這就是“偵察地形”的經過！
其實，這隻是一次“友好訪問”，聯絡感情而已。王維國聽說派去的使者，竟然隻買了兩瓶橘子水為禮，曾大發脾氣，責怪他們太寒酸！
至於“偵察地形”，用得著派三個人坐小轎車去驚動張佩瑛？這是極普通的軍事常識。然而，調查組偏愛上綱上線，故弄玄虛。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千真萬確。經調查組匯報之後，曾使張春橋暗暗吃驚：王維國曾秘密調看了張佩瑛的檔案，不僅從中知道了張佩瑛過去曾隱瞞政曆、虛報學曆、風流韻事等等，而且知道了張春橋父母張開益、宋蕙卿的種種情況。
從此，張佩瑛的幹部檔案被張春橋下令封存、調走，不許任何人查看！
於是，中山醫院黨支書記Fe受到了調查組秘密審查。
上掛下聯，審查麵越來越寬，打擊麵越來越大。
王洪文重申“此案要嚴肅處理”
絕密檔案裏的一份《情況匯報》：
“1974年6月24日上午7時半左右，實驗室工作人員發現放在工作服袋裏的鑰匙不見了，到處尋找。這時，方兆麟聲稱在上廁所時，在那裏地上拿把鑰匙，交了出來。
“經追查，昨天下午五時左右，方兆麟上廁所時，從掛在門後白大褂的衣袋中，拿走實驗室的鑰匙，偷偷放在洗澡間門框上方。準備要尋死時，用鑰匙打開實驗室煤氣間，以煤氣自殺……”
方兆麟被關押在中山醫院的動物室裏，欲死未成。
十幾天後，一輛越野車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監獄。
那裏是一幢幢花園洋房，誰也沒想到竟是秘密關押重要犯人的所在。
單獨隔離。看守透過門上的小洞，隨時監視著方兆麟的一舉一動。
偶然，他在每天十分鍾的放風時間裏，有一次看見一個女人走進他對麵的監房。
又很偶然，從對麵房間傳出的審訊聲中，他得知那女人是林彪死黨王維國的妻子。
他明白，他落到什麽地步——他確確實實成了要犯！
11次，12次，……17次，18次……調查組一次又一次前來審人。今天審訊這個問題，明天審訊那個問題。
他們仿佛要用顯微鏡把他全身的每一個毛孔都查一遍！
調查組向他提出一個又一個奇怪的問題：
“你上中學的時候，騎的那輛英國力士牌自行車，從哪兒來的？你跟英國有什麽關係？”
唉，他還吃過美國奶粉，用過日本牙膏，穿過印度綢、蘇聯布，調查組怎麽忘了調查？
“你家廁所的燈，為什麽一會兒紅，一會兒綠？那是什麽信號？”
唉，廁所裏點的是一盞經濟燈，本來用紅色燈管的，壞了以後換上綠色燈管，難道這也是“特務活動”？
……
麵對神經質的調查組，方兆麟的神經也被擾亂得有點不正常了？
他被投入秘密監獄，急壞了妻子萬廷鈺。如果不是因為家中有三個孩子需要照料，妻子也要遭到囚押。
妻子不知丈夫在何方，甚至不知他是否還在人間。
最令人寒心的是：調查組要方兆麟揭發萬廷鈺，要萬廷鈺揭發方兆麟。
調查組在方兆麟家安排了秘密監視者。誰來萬家，什麽時候來，什麽時候走，一一記錄在案。一有要緊情報，用電話通知調查組。
葉景馨在婦產科醫院，大會批，小會鬥，白頭發驟然增加，她從18歲起做護士，29年來，從未受過這樣的屈辱。
在“大揭大議”中，調查組又查出“張死事件”絕不是“孤立”的：在“張死”之前，護士葛微君為張注射慶大黴素，“發生損傷下肢神經，造成活動障礙事故”；護士範宏茅為張灌腸，“發生燙傷黏膜事故”……於是，這兩位護士被免去護士職務，一直做勤雜工……
“張春橋妹妹之死事件”波及麵越來越廣，調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檔案中，有一份華山醫院的情況反映材料，內中寫道：
“在華山醫院，要在揭醫療事故，大抓醫務人員中的事故、差錯，這是一場‘反複辟、反倒退’的鬥爭。
“事故不僅醫生有，護士有，公務人員有，行政人員有，連食堂炊事人員也有，到處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堅決鬥堅決批。”
弄得醫務界人人自危，處處彌漫著“階級鬥爭”的火藥味。
麵對調查組的淫威、高壓，方兆麟始終沒有承認過“謀害”張佩瑛。
他寫下了這樣的話：
調查組的同誌們：
我再一次表白，在張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絕對沒有故意去陷害她。請審查……
他寫了申辯信給徐景賢——因為他在為高幹治病中認識徐景賢，托調查組轉交。
調查組冷笑了：“你寫信給徐景賢？告訴你，我們就是他派來的！”
原來如此！
調查組深知方兆麟認識的高幹頗多，生怕他還給別的高幹寫信，搞了個突然襲擊——搜查隔離室。
他們查到了方兆麟寫給妻子的一封無法寄出，近乎遺囑的信——
鈺：
我沒有故意去陷害張佩瑛同誌，這是肯定的。處理是組織上的事。 要注意身體。對不起您。 孩子設法培養大，為黨為人民多做些工作。 有困難找兄姐幫忙一下。 我辦公室右手抽鬥信封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時積下的（鑰匙在學習班處，大麻醉科櫃子短白大衣裏。） 把業務書和雜誌都賣掉罷！剩一些政治書就行。
兆麟
一雙擦得烏亮的皮鞋，在地毯上緩緩來回移動。禿亮肥碩的腦袋耷拉著，陷入沉思。馬天水一言未發。
徐景賢歪著腦袋。
王秀珍豎著濃眉。
眼看著張佩瑛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即將來臨，調查組忙碌了快一年，仍未查到方兆麟“謀殺”、“政治陷害”、“階級報複”的證據。照此下去，怎麽向張春橋交代？
“康辦”、“馬徐王”又一次召見那個秘密調查組的頭目。
他們在密謀：縱然查不到“精心策劃謀害張佩瑛的證據，也要給方兆麟判刑！然而，判幾年呢？
聽完調查組的匯報，過了半晌，徐景賢終於開口了：“看這個情況，判個七、八年吧！”
王秀珍一聽，搖頭道：“照我看，判十年徒刑也不算多！”
徐景賢馬上把難題轉移到馬天水那兒，說道：“馬老你以為怎樣？由您定吧！”
馬天水不吭聲，麵有難色：判少了，得罪了張春橋，非同小可；判多了，將來醫務界再出醫療事故，就不好處理了。
馬天水踱著方步，慢吞吞地從牙縫中擠出一個個字眼：“情節是惡劣的，問題是嚴重的……”
沉默。
照理，下文該是說說判多少年了。不料，老奸巨猾的馬天水，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意見，卻道：“如何處理，你們打個正式報告，提個建議，我們再研究，然後送法院判決。”
這麽一來，判刑的事，要轉往法院。
一聽說要轉法院，消息馬上傳到張春橋那裏。很快，通過家屬之口，說出了兩條意見：“第一，此案絕對保密；第二，判刑後方兆麟要單獨關押。”
既然要“絕對保密”，法院不能看調查組的調查材料，怎麽給方兆麟判刑？
至於單獨關押，法院也以為很難辦到。
於是，判刑之事就拖了下來。方兆麟被無限期地關押在秘密監獄之中。
調查組經過一年的秘密調查，終於定出了“結案報告”，雖然開列了方兆麟的一係列“罪狀”，但是畢竟無法證實王洪文在“張死事件”發生時所寫的“批示”：“這是階級報複，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是反革命的破壞。”
結案報告送到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手中。
調查組等得心焦——“中央首長”對結案報告不作表態。
1975年7月，姚文元來到上海。馬天水向他當麵“匯報”了張佩瑛案件及調查組的調查情況，姚文元隻是聽著，不作明確答複。
王洪文
8月，王洪文來到上海。“馬徐王”一起趕去，向王洪文當麵“匯報”、“請示”如何處理方兆麟？王洪文氣呼呼地說：“對此案要嚴肅處理！”
就在“馬徐王”按照王洪文的“指示”，要嚴懲方兆麟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周總理當麵質問張春橋
1975年11月7日，被關押了18個月零四天的方兆麟醫師，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東西！
方兆麟一邊邁著浮腫的雙腳，開始收拾行李，一邊心中疑惑，不知是要拉去槍斃還是轉移到別的監獄。
萬萬想不到，一輛汽車來了，竟把他送回家。他，見到了久別、消瘦的妻子，見到了大女兒和他心愛的那對雙胞胎！悲喜交集，他仿佛身在夢中。
雖然在他獲釋之際，看守板著鐵麵孔對他宣布：“出去，不等於解放！你要繼續交代罪行！”然而，此時此刻，他畢竟與親人團聚了，畢竟自由了。
三天之後，方兆麟被送往位於上海郊縣奉賢的上海市衛生係統“五七”幹校。在那裏，他雖然連一名“五七戰士”的資格都夠不上，被迫“邊勞動，邊交代”，但是終究比秘密監獄囚籠生活要鬆寬得多。
方光麟在奉賢勞動了近一年，直至他聽說張春橋倒台，才歡天喜地回到了上海。
方兆麟為何能夠逃脫“四人幫”的羅網，突然獲釋，一直是個謎。
“打破砂鍋問到底”，我很想了解其中的奧秘。
經過多方尋訪，我終於獲悉：當時，此事驚動了重病纏身的周恩來總理！
周總理
方兆麟曾見過周總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4年，柯慶施要做肺癌切除手術，周總理過問治療方案，並接見了醫療小組。方兆麟當時擔任手術麻醉師。
周總理很快就發覺，醫療小組中有的醫生情緒緊張，生怕在手術中出半點差錯。
像聊家常似的，周總理跟醫生們說起看似平常的小事：“我的理發師跟我很熟，給我刮胡子的時候，又輕鬆又快。”“有一次，一個陌生的理發師給我刮胡子。大概他知道我是國務院總理，拿起刀的手都有點發抖，麵色挺緊張。我就跟他聊天。一會兒，我們就熟悉了，他也就一點也不緊張了……”
醫生們明白周總理話裏的意思。
方兆麟多年參加高幹醫療小組，結識了周總理的保健醫生。當這位保健醫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調查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況如實向周總理匯報。
張春橋
一次，周總理跟副總理張春橋談完國務院的工作之後，順便提及了張佩瑛事件。周總理說：“在醫務界，出醫療事故是難免的，醫生要吸取教訓。但是，因為死者是你的親戚，你就那樣，恐怕不妥。”
周總理的三言兩語，分量不輕。張春橋的臉上，露出驚惶的神色。他頗為吃驚：調查組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工作，怎麽會讓周總理知道了？
張春橋不得不有所收斂。
讀罷洋洋灑灑數百萬言的絕密檔案，我發覺，秘密調查組一年多的“辛勤”工作，最後的結果等於零！
張佩瑛遽然而亡之後，第一個調查組依靠科學、尊重事實，隻花了十來天就把事情的真相查清。後來那個秘密調查組，盡管“來頭”那麽大，上至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下至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發了那麽多的“指示”，查了那麽多的縫，鑽了那麽多的洞，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結果枉費心機，還是回到第一個調查組所做的結論上來。曆史是那樣的蔑視權勢，那樣的尊重客觀事實。誰想開曆史的玩笑，就會受到曆史無情地嘲弄。
我忽地記起《紅樓夢》中的兩句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用這兩句詩來概括那一大堆秘密檔案，是最確切不過的了。
當然，那些密告者、誣告者，迄今一提及張佩瑛事件，就眼跳心驚，生怕揭了瘡疤——因為他們做了虧心事！
至於那幾位“秘密福爾摩斯”，如今舊事重提，臉上也火辣辣的。那個Q，晃著腦袋，不好意思地對我說：“荒唐！荒唐！現在想想，那時候真荒唐！”
張佩瑛一案是“四人幫”苛政的形象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