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大饑荒的歲月（上）
“大躍進”、“大煉鋼”、人民公社化和大辦農村食堂，嚴重地破壞工農業生產，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社會發展規律對這種破壞的報複，就是隨之而來的長達數年的大饑荒。在這場曠世難見的大饑荒中，全國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四千萬以上。中共稱此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是文過飾非、推諉責任的謊言。許許多多事實證明，在這三年中全中國絕大部分地區都沒有發生過“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也沒有所謂的“蘇修逼債”。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完完全全是毛澤東和中共製造的人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已是打了折扣的話了。在這幾年中，全國六億人絕大部分都深受其害，經曆了長達數年的饑餓歲月。下麵我就來說說我在大饑荒歲月的經曆。
在這裏我首先要聲明的一點是我所在的上海市，以及北京、天津等極少數幾個大城市，是當時中共全力要保證糧食供應的“全國首善之區”，因此上海地區的饑荒情況相對要遠遠好過全國其他省市。第二我要聲明的是：因為我們是城鎮戶口居民，糧食由政府供應，每月有一定的數量。這個數量雖不能吃飽，但一般來說也不至於餓死。可是農村就不同。自從一九五三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後，農民每年的口糧都是根據國家定下的限額，從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中留下的，超過這個限額的“餘糧”必須統統出售給國家。中共實行這個“統購統銷”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從農民手裏盡量多挖一點糧食出來，以供發展城市工業之用，所以這個口糧的數額原本就是定得很低的。許多地方農民一年的口糧隻夠大半年食用，必須用雜糧、野菜作補充才能勉強應付過去。在正常年份，無論城市、農村，糧食定量雖低但還不致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但是，一九五八年由於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化三個運動，農村幹部在政治壓力下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產量；正當秋收季節卻抽調大批青壯農民去煉鋼，造成當年豐產不豐收；成立人民公社時大刮“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成立公社食堂提倡“吃飯不要錢”；所有這些都嚴重地破壞了生產規律和經濟規律，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造成了極大浪費，複因秋收後政府以虛報的產量強行征收“餘糧”，將農民的口糧也征去；結果當集體食堂也沒有糧食供應時，農民們就隻能去吃樹皮草根觀音土了。所以那些年餓死最多的就是農民。我是城鎮戶口的人，雖是鄉村小鎮，與真正的農村畢竟隔了一層，所以我在下麵所談的大饑荒災情，非但不能代表全國情況，也不能代表農村情況。可即使如此，在這幾年中我們城鎮居民過的日子也是很淒慘的，連續數年都在半饑不飽的日子中苦熬，其中還有部分人因為營養不良而過早死亡。
我在《瘋狂的一九五八年》中說過，大饑荒最早在一九五八年秋冬就已在部分地區出現，並已開始有人餓死。到一九五九年春天，饑荒開始大麵積地在全國蔓延。不過在我們家鄉，我們城鎮居民覺察到饑荒來臨是從夏天的七、八月份開始的。這倒不是我們那兒發生了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因為國家供應給我們城鎮居民的口糧突然要搭配黑豆等雜糧了。我們那個地方，居民世世代代習慣吃的是大米。用大米煮飯煮粥。難得吃一次麵條那是偶爾想換一下口味，或者因為有人過生日吃“長壽麵”。至於麵粉做的大餅、油條、饅頭，倒也是常吃的，但這些在當地人眼中都是屬於正餐之外墊一下饑的“點心”。所以，即使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以後，國家糧管所供應當地居民的也全部都是大米。現在國家硬性規定搭配黑豆，大家感到一定是糧食供應出了問題。民以食為天，吃飯發生了問題，首先人心就產生了恐慌。這種黑豆我們絕大多數人以前都沒有吃過，也不知道怎麽吃法。聽人說先要把黑豆泡一晚水，再跟米一起煮飯。我們照著做了，可煮出來的豆仍是硬硬的，吃進去一粒粒黑豆，大便拉出來仍是一粒粒黑豆。小孩子根本不肯吃。群眾意見很大。這樣過了二三個月，大約是因為群眾反映太大了，於是國家糧管所不搭配黑豆了，改成搭配麥片和玉米粉。說實話，這麥片我們當地人見過的也不多，但和米煮在一起吃還能接受，慢慢也就習慣了。玉米粉上海人也叫“六穀粉”，過去隻有北方來的窮人吃，上海本地人是不吃的。現在國家硬逼著搭配供應，也隻好硬著頭皮吃了。
這是糧食問題。與此同時出現的另一個大問題就是市場上副食品的供應越來越少了。在以前，國家定量供應的糧食大家覺得還可以勉強吃飽，是因為副食品起了作用。這些副食品，主要是禽、肉、蛋、魚和各種蔬菜，一部分從商店買，一部分可在自由市場向農民買。但所有副食品都來自農村。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公社為了斬斷“資本主義尾巴”，農民的自留地被收歸集體，不準農民私自養雞、養鴨、養豬，自由市場也被取締，這就大大減少了副食品的產量。至於公社集體生產的各種蔬菜，飼養的豬、羊、雞、鴨，因為“五風”泛濫，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受打擊，產量很低，禽畜死亡率很高。在這雙重因素下，市場副食品總的來源大為減少，供應也就突然之間緊張起來。很快地，國家對豬肉、豆製品等主要副食品不得不實行定量供應。然而數量少得可憐，比如一人一個月隻可買半斤肉、一角幾分錢的豆製品。這麽一丁點東西，說難聽點塞牙縫也不夠。蔬菜供應雖不限量，但因為貨源不多，都要很早排隊才買得到。而且有時候商店也會視貨源多寡而規定一個人隻能買幾斤。所以蔬菜供應也是大大不及以前。在這多重因素作用下，人因為連續數日吃不飽，很快就出現了一種對饑餓的恐慌情緒。時間久了，身體就會出現浮腫等現象。因為吃不飽，幹活自然也就沒有力氣，所以那時候工作效率不高也是社會普遍的現象。
這樣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冬，僅僅幾個月時間，社會上已經到處彌漫一種無言的悲慘氣氛。商店下午四點來鍾就關門了。鎮上居民大都在下午四點半左右吃晚飯，吃完後五點多一點就都上床睡覺了。睡這麽早，主要是減少活動可以減慢消化，讓肚子不致餓得那麽快。所以那時候下午五點以後，太陽還沒下山，街道上就很少再有行人。整個小鎮寂靜無聲，沒有一點人的氣息，仿佛死絕了一樣。
時間進入一九六〇年以後，饑荒越加嚴重。因為營養不良而患浮腫病的人越來越多。聽人說浮腫病到嚴重後，接下來就是死人。因為這樣，大家對浮腫也重視了起來，常常用手指按小腿或麵頰，看按下去後肌肉會不會很快恢複原狀。當時我們全家人人人都有一點浮腫，比較嚴重的是母親。但無計可施。聽說到醫院去看病，憑醫生一張處方簽到中藥店去可以買一斤麩皮，吃了可以改善浮腫。這個東西以前是喂豬的飼料，現在成了營養補品。可這個營養品並不易得，不是嚴重的浮腫，醫生也不敢亂開處方。而且去醫院看病要掛號，出掛號費，母親也不肯。那年夏天，我四姐農業中學畢業分配到公社衛生院去工作。幾個月後跟醫生們混熟了，一個醫生賣交情才給四姐開了一張處方，也算買到了一斤麩皮。回家用一點糖精炒了炒，大家如分享名貴糕點一樣分幾次分食了。
那時候因為家家陷入饑荒，所以很多有大孩子的人家，在孩子放學後都會叫他們去鎮周圍的農村去挖野菜。我三個妹妹，小學放學後立即各拿一隻小籃子去挑野菜。挑回來的野菜稍經整理洗去泥沙後，母親就將它們和米混在一起煮晚飯，這樣可以增加一點飯量。她們挑些什麽野菜呢？春季主要是挑馬蘭、野菜（薺菜），其他凡是她們認識可以吃的都要。有時去挑田岸邊的荷花草。趁沒人看見時也會去偷一點田裏種的。這種荷花草也叫紅花草，學名叫苜蓿，以前大多都是當肥料的，春耕時犁在地裏，隻有少部分留下等幹枯後收割了當耕牛冬季的飼料。到秋天稻子收割後，就去田裏拾掉下的稻穗。冬季則去挖農田中農民沒有收幹淨的胡羅卜和遺棄的櫻子，還有紅薯的根根等。除了這些，那時我和四姐就讀農業中學，學校有蔬菜地。學校就將收獲的蔬菜平價賣給我們，春季賣蠶豆，秋季賣毛豆，冬天收了茨菇賣茨菇，記得每次每人可買五斤。一年中這樣的機會總有七、八次。這是讀普通中學學生沒有的福利，對應付饑荒也起了一些作用。
那時許多人家因為你吃多了我吃少了的問題，一家人之間吵得不可開交，最後隻能分開起夥。各人的糧、油各人自己保管。如此，你多吃我少吃的矛盾是解決了，但有時為了誰先煮飯誰後煮飯的事，或誰偷了誰的糧、油又會發生矛盾，弄得人倫、親情都沒了。如我小學時有個朱姓同學家就是這樣。這個做兒子的常常與他父母吵，一會兒說他的油瓶裏油少了，一會兒說他的米少了，一定是他父母偷吃了，吵得周圍街坊都知道。那時候我們家一切由母親主持，無論飯、菜，都是每人一份平均分好，一碗飯，一碟菜，讓我們小孩先挑，她拿最後挑剩下的一碗。記得一九六一年的農曆新年，政府比平時多供應了一點肉、蛋。吃年夜飯時，因為這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一餐團圓飯，分開吃不吉利，但也不能沒有限製，所以母親事先就吩咐，今天不分餐，但每人隻能吃一塊肉、一個蛋，不能多吃；有人多吃了，就有人沒有得吃。我們也都是規規矩矩，連蔬菜也是等每人都搛了一筷以後，有多餘的再酌量搛第二筷。所以這方麵沒有發生什麽不愉快的事。
古人說：“衣食足，知榮辱。”當時的人，常常因為饑餓而喪失理智。我舉一個親身例子：一九六〇年夏季“雙搶”，學校安排我們城鎮學生去公社生產隊幫助割稻和種秧。那天是插秧，下午已到平時收工時候，大家肚子已經餓到不行了，可是老師說還有一點點地方沒插完秧，大家再堅持一下插完後回家。大家忍著肚餓，好不容易把這個地方插完，挺起腰來準備收工回家。不料老師說傍邊還有一小塊田，不如一起插完了再回家。那時候老師的話就是命令，大家窩了一肚子火卻不敢反抗，隻得把那一小塊田也插完了才回家。（這位老師這樣積極，後來聽說他那時正在申請加入共產黨。而不久他果然被批準入了黨。我很恭喜這位老師的努力，隻是我們許多學生卻成了他向黨表忠心的犧牲品。）回到家中，家裏所有人都已吃過晚飯，也都洗過澡上樓睡覺了，因為我還沒有回家，母親一直等著。那時候，國家供應的糧食又減了定量，每人每月減少一斤，油也從每月每人五兩減為四兩。所以晚餐隻能喝粥。母親留給我的是一種淺口大碗的一碗粥，平日也是這麽多。但那天我餓極了，一碗粥好像水一樣倒入喉嚨隻是幾秒鍾時間，肚子裏根本沒有感覺。我看到廚房中母親留下的準備明天當全家早餐的一鍋粥，猶豫著要不要再吃一碗，想吃了明天早餐大家就要少吃一點；想不吃吧，腹中饑火難耐，終於本能戰勝了理智，我又舀了一碗吃。原以為多吃了一碗粥以後就好了，不料麵對這一鍋粥我就像魔鬼入了心一樣，腦子裏一片空白，什麽也不想，隻有一個欲望，再多吃一點，再讓我多吃一點。結果吃了一碗又一碗，不知不覺中我一口氣吃了八大碗，把第二天全家人的早餐全部吃光了才清醒過來：“呀，今天闖了大禍了！我把這些都吃光了明天早飯大家吃什麽？”母親看著我發瘋似地吃，幾次想阻止而沒有阻止，等我吃完了，看著我驚慌失措的樣子，才抹了一下眼淚，一聲不響把空粥鍋拿走，又去淘米煮第二天大家的早餐。多年後我跟一個朋友談起往事，他說他也有相似經曆，那時候人真的餓得不行，無法控製自己，他也一次吃過五大碗南瓜。這位朋友要比我小幾歲，在上海市區生活，家裏是高級知識分子家庭，應該很注重家教，一個十一、二歲左右的男小孩一次吃五大碗南瓜，恐怕也是破紀錄的。而我的太太，那時侯在讀小學。一天有一個同學帶了一個米糠做的餅到學校來炫耀，大家見了都去搶。她也去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舌頭也咬斷了，去醫院縫了好幾針。這些事後來談起時都當笑話講，其實那是帶淚的笑話。不是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是講不出這樣的笑話的。
大約在一九六〇年的初冬，從浙江嘉善方向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逃荒者。我親眼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男青年，經過德興館飯館門前時，見到飯館門前汙水溝中有一塊不知是菜皮還是肉皮樣的東西，他撲上前去從汙水中撈出來就往嘴裏塞。又一次，就在我家門口，我看見一個年青女難民當街脫下身上的毛線衣，與人交換一些吃的東西。也有女為了有一口飯吃，表示願意留下給人當老婆。但我們城鎮戶口的人糧食自己也不夠吃，哪有多餘的糧食去養活一個沒有糧食定量的人？所以即使有人想留也沒法留。當時我想，嘉善離我們這裏直線距離不過幾十裏，天侯氣象應該差不多，我們這裏無天災，他們那裏也不應該有天災，他們究竟因為什麽而要逃荒？一時不明其所以然。多年後我見到一個資料說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派出調查組到全國各地調查“大躍進”後的災情，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率領一個小組到浙江，選了災情較重和較輕的兩個縣調查，其中一個就是嘉善縣。調查的目的是比較地方黨委執行的政策與災情的關係。這使我聯想起一九六〇年的難民潮，才明白當年那些從嘉善逃荒來的，其實都是當地領導人積極推行毛澤東極左政策的受害者。
一九六二年以後，中共為了恢複國民經濟，動員僑眷寫信到海外要求多寄外匯來以支援國家建設，為此給予僑眷一些物資供應上的優待。如根據外匯數額配發一定數量的糧票、油票、布票，允許海外包括港澳同胞郵寄食品包裹回國等等。我們家因得到父親寄來的食品支援，饑荒情況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減輕。但從香港寄食品包裹來代價不菲。因為中國政府規定一個包裹重量不能超過一市斤（500克）。而郵寄費加包裝費往往是包裹內食品價格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父親在香港隻是個普通打工的，財力有限，因此雖然中國政府沒有限製一人一天可以寄多少個包裹來國內，事實上父親也不能天天寄包裹來。當時能得到海外食品支援的家庭是極少數。據我所知，我們鎮上二千多戶人家，隻有兩三家才有此幸運。而這勢必會引起得不到外援人家的妒忌。這是我們當時就有所覺察的！但在那樣的年月，我們能因為怕引起別人家妒忌而拒絕這種優待嗎？所以文革抄家運動一來，華僑家屬幾乎家家遭殃，我就心中明白，前幾年我們額外得了一點好處，不能與大眾“同甘共苦”，現在“報應”來了。但是這是我們的錯嗎？
時間進入一九六三年以後，糧食、副食品的供應仍然十分緊張。關於這一點，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陳雲人生紀實》中《陳雲：第四次回鄉》一文透露的幾個糧食產量的數字，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產量是四千億斤，一九六〇年是二千八百七十億斤，一九六二年是三千二百億斤。根據這三個數字，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八年糧食減產了一千一百三十億斤。結果這一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達到一千萬。一九六二年雖比一九六〇年增產了三百三十億斤，但比一九五八年仍然要減產八百億斤，即少了五分之一。所以，一九六三年的糧食供應仍然是非常緊張的。那段時間，我因從江西回家後沒有工作，一直在家裏自學。有幾次因為肚子餓得實在受不了，就避開家人偷偷弄一點米，放在一隻空的、父親寄來的食品罐頭內，加點水放在煤球爐子底下利用爐灰的餘熱煮了吃。我以為別人不看見，其實家中人都看見，隻是不說穿而已。
一九六四年以後食品供應情況稍有改善，但人們仍然普遍感到吃不飽。這時候社會上開始流行一種賭吃飯的傳說。就是賭你一餐能吃多少飯？比如賭在半個小時內能不能吃下二斤或三斤米的飯？能吃完，糧票、鈔票莊家出；吃不完，參加賭的人自己負責。常常有傳言說某某地方賭吃，脹死了人。但我沒有親眼看到過這種賭吃飯的事，所以也不知真假。一九六四年四月我離開家鄉出去工作，發現其他地方也流行這樣的傳說。我以為這種情況其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兩個特點：第一點，說明大饑荒情形已經開始有所好轉。不然，若仍然如前幾年那樣，人人都在死亡線上掙紮，要靠這一點糧食活命，哪有二、三斤糧票這樣的“富餘”去賭？第二點，說明饑餓的陰影還沒有離開人們，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吃一頓飽飯仍然是一種“奢望”。否則，當人人都能吃飽時誰還有興趣去賭吃飯？
一九六四年春，我被縣血吸蟲病防治站招去當臨時工，工作地點在青東徐涇公社一個叫蟠龍的小鎮上，在一起工作的有好幾個人。開始我們搭夥在小鎮上的商業食堂，夥食非常差。因為當時肉、魚、蛋都是憑證定量供應的，也許食堂沒有票證去買肉，所以天天是稀飯加水煮青菜。後來搭夥到碾米廠，夥食才稍有改善，經常會有一點小葷，但最多也是菜裏加幾條肉絲或幾片肉片。那時我們的糧食定量隻有二十四斤，加上單位給我們申請的下鄉糧食補助每月五斤，也隻有二十九斤，平均一天一斤米也不到。我們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小夥子，這點糧食根本吃不飽。還因油脂不夠而特別饞吃肉。記得一九六五年的農曆新年後，我們過完新年回蟠龍上班，聽說鎮上的食品店有不要肉票的冷氣肉賣，我們三個還在一起做臨時工的立刻湊錢買了兩、三斤，去一個農村滅螺員家中借爐灶燒紅燒肉來吃。燒紅肉要糖和醬油做佐料，但我們沒有糖票，於是隻買了五分錢的醬油。因為柴火也是借的，不敢燒太久，結果僅僅把肉煮熟，還是硬的，我們就迫不及待地把肉從鍋中撈出來，三個人狼吞虎咽空口就吃掉了兩大碗，總算是慰勞了一下肚中已經饞了好幾年的“饞蟲”。留了大半碗肉給滅螺員家抵償用去的柴火費。
那時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每天下鄉與農村滅螺員一起查滅螺，幫他們記錄資料和掌握滅螺的用藥量。碰上天雨不能下鄉，或者應該下鄉時天正下雨去不了，後來雨不下了可是再下鄉時間又太晚了，於是也幹脆不下鄉了。這種時候若領導不與我們一起開會，我們隻能呆在宿舍裏看書、聊天打發時間。一天下雨從上午下到下午二點，下鄉已經太晚，又不開會，呆在宿舍感到十分無聊，我們早就聽說三裏路外就是上海縣的諸翟鎮，於是決心趁機去玩玩。我們花了大約三刻鍾走到諸翟，鎮上空蕩蕩的十分蕭條，並沒有什麽好玩的。但我們在鎮上看到飯店裏有二兩糧票八分錢一個的酒釀餅買，這是蟠龍小鎮上沒有的。這種發酵麵粉做的餅沒有餡，其實也不怎麽好吃，但在那個時侯已是我們心中難得的美食，於是每個人買了一個，吃得津津有味。為了吃這個餅，後來我們又去了兩次諸翟。
就我自己的感覺，嚴重的大饑荒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才慢慢改輕的，到了一九六五年情況才有較大的好轉，但整個大饑荒的陰影是到了一九六六年，因為文革的爆發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才慢慢淡出人們的視線的。那時候，經過劉少奇為首的黨中央數年調整政策的努力，被“三麵紅旗”破壞的生產力逐漸有所恢複。在我們上海，前幾年被減少了的糧食定量和食油定量又恢複到原來的水平。但市場上各類副食品和日用家庭工業品的供應還遠沒有恢複到一九五七年以前那種狀況。直到文革後期，肉、蛋、豆製品等副食品仍然要憑票供應，食糖以及肥皂等日用品則憑證不限量供應。
當然，這是因為上海市地位較特殊的原因，至於其他省市自治區與上海相比，物資供應情況又差了好多。比如浙江嘉善，就在上海旁邊，但到文革後期，食糖、肥皂等供應還十分緊張。以致我每有機會出差去那裏，就會代買一點帶去給那邊一個生病需要食糖的同事。又如江蘇，記得一九七二年“五一勞動節”我和單位內幾個同事搭便車到無錫去遊玩，在一家賣陶瓷等日用品商店的門口看到一塊黑板上密密麻麻寫著購買各種商品所需的票券號碼，如買碗用幾號券，買瓷羹用幾號券，買砂鍋用幾號券，買筷子用幾號券，票券的編號編到二百多號。這意味著有二百多種日用品都是要憑票證才能購買的。這讓我們上海來的人不僅感到吃驚，也感到我們上海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心想這無錫再怎麽也算是江南魚米之鄉、東南富庶之地的一個中等城市，物資供應卻是差得這個樣子，那麽其他內地的一些小城鎮，供應情況就更不可想象了。正巧那幾天流亡中國的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也來無錫，另外聽說外事部門還安排了一批外賓從上海到無錫來參觀訪問，因此當地一些大商店為了裝門麵，擺出了一些平時根本見不到的商品，如桂圓、核桃、紅棗等，讓外賓參觀時感覺中國各種商品供應充足，經濟繁榮，已走出大饑荒困境。但是，商店同時用一張紙片用中文寫明“僅供參觀，不出售”，與這些商品放在一起。這種情況上海也有。不過在上海市區這種“告示牌”商店一般是不用的。因為上海外賓多，有些還是懂一點中文的，用告示牌怕露“馬腳”。聽單位內家住上海市區的同事說，一般大商店的售貨員都練就“金睛火眼”，一眼就能區別顧客是外賓還是內賓。若是外賓，他們會熱情地招待你，你要什麽買給你什麽；若是內賓，他們就會輕聲告訴你“這是非賣品”。好在中國人大多都很自律，聽聞此言，也就識相地轉身而走了。當然，聽說也有“不識相”的，故裝糊塗一定要買，而且往往趁商店內正巧有外賓在場的機會提出要買，碰到這種情況售貨員會不動聲色地賣給你。但是，你且不要高興太早，等你走出店門不遠，就會有公安人員攔住你，請你去公安局“談談”。態度好的，寫個檢查，然後等單位或街道來人領你回去。態度不好的，關你幾天再說。當然，文革中各類物資的緊張與文革生產不正常也有關，不能全算在“大躍進”賬上。但把這種情形形容為“老傷”加“新傷”，我以為還是符合實際的。
最後我要說一說那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究竟有沒有人餓死？對於這個問題其實已不用我再來饒舌，因為已經有許多人以許許多多的事實做了說明了。我在這裏隻是想補充一點我們青浦縣的情況。
還在大饑荒期間我就知道，有一些老弱病殘者，身體本身不好，再加上長期的饑餓、營養不良，導致了過早死亡。這種情況在許多地方發生，但一般不為大眾所注意，人們也不會將他們的死歸因於饑荒。因為死者的家人以及親戚、朋友、鄰居，他們知道某人的死與營養不良有關，但為了怕招來政治上的麻煩，一般都不會說是餓死的，而隻會說是病死的、老死的。但是他們也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大饑荒，這個人至少還可以多活幾年的。我這裏舉一個例子。我的二哥一九五六年去新疆參加解放軍建設兵團工作，在新疆得了肺病，一九五九年申請退伍回家養病。這個病當時國外已有特效藥“雷米鋒”可治，但國內還沒有。國內治這個病還是老辦法，主要靠增加營養。因為這個病是一種消耗性疾病，隻要有足夠的營養支持不讓病情惡化，一般十年、二十年都不會死人。當時鎮上有一個姓孫的青年，與我二哥年紀相仿，也患肺病。兩人同病相憐，常常在一起玩。因為大饑荒時期，他們得不到足夠營養，人就變得十分消瘦。看著他們麵黃肌瘦的樣子，很多人對他們的前途都不樂觀。一九六二年初，我二哥經數年申請終於獲得政府批準去了香港治病。到港後因為有足夠的營養，又經藥物治療，他幾個月就恢複了健康。可是那個姓孫的因為在國內，既沒有足夠的營養，又沒有特效藥治病，在我二哥去港後不久就死了，死時隻有三十歲左右。這種人的死，如果說與大饑荒一點都沒有關係，又人死後若真的會變鬼，相信這鬼也會從墳墓中爬出來抗議。
以上我說的是那些死因不明顯、但與大饑荒有關的死者。至於死因明顯與大饑荒有關的死者，在我們青浦縣也有不少。但這些死者因為政治的原因，除了當地人知道，外地的知道的很少。我因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在我們縣趙屯公社的南山大隊就有十幾、二十來個這樣的死者。我是怎麽知道這個情況的呢？說來話長。當時趙屯公社血防組一個組員叫“阿板”。他是當地農民，後來參軍在部隊入了黨。臨複員時，他那個部隊中的黨員被上級集體轉業到江西上饒一個生產原子彈原料鈾的工廠當工人。因為鈾有放射性，而工廠的防護設施又很簡陋，結果他去了一年不到就得了白血病。一九六五年阿板退伍回家被公社安排在公社血防組工作。那年九月我從徐涇調到趙屯工作，與阿板成了好朋友。幾個月後我回單位參加“四清”，“四清”結束調城東公社試點組工作。接著文革爆發，我們縣血防站的人集中在單位內搞運動，隻是間中派人下去“促生產”了解一下情況。一九六九年春，時隔三年多我又被派去趙屯“促生產”。阿板見我來到十分高興，陪我到大盈江西邊的蔡家、江家、南山幾個大隊走走。在路上我們邊走邊聊天，講得很是投機。在快到南山大隊時，阿板突然停住腳步，指著西麵的一個村莊問我，說“你還記得不記得這個南山大隊的婦女隊長？”那時全縣大部分大隊的血防衛生工作是由大隊的婦女隊長負責的。她們年紀大多相仿，打扮也差不多，都是一頭齊頸的短發，如電影《龍江頌》中的江水英，不是經常接觸的還真記不住。我已經幾年不來趙屯了，想了一下實在想不起，說：“記不起來了。但見了麵我能認出來。”阿板說：“你知道嗎，她是個寡婦。”我感到奇怪，她是寡婦又怎麽了？不料阿板接著又說：“她們那個村叫寡婦村。村裏像她那樣年紀的婦女都是寡婦。前些年，這個村裏三十幾歲的男人都餓死了。”聽聞此言，猶如耳邊響了一個驚雷，嚇得我不敢接嘴。所謂“前些年村裏三十幾歲的男人都餓死了”，指的當然是“大躍進”後的那場大饑荒。似這樣赤裸裸“攻擊‘三麵紅旗’”的言論，要是被別人聽到報告給政府，那是百分之百的“現行反革命”。幸虧我們走在鄉村小路上，除了我們兩人沒有第三個人，不會有人去報告政府，但我還是感到害怕。當然，我相信阿板說的都是真的，因為他說的都是我們認識的人，所以不可能是杜撰的。但這個話題畢竟是犯忌的。當時我不敢接嘴，隻管走路。阿板看此情形也會意過來，也不再與我說話。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我們青浦縣在大饑荒年代也有大批人餓死的消息。以前我在趙屯工作了好幾個月也沒有聽說過。阿板為什麽要講這些給我聽呢？後來我想，他應是不忍心將這些事情爛在肚子裏，又因為信任我，將我當知己，才在這四野無人，隻有他和我兩個人的情況下說給我聽的。當時，我因為害怕不敢問他這些青壯男子是怎麽死的，後來一直後悔，同時也一直奇怪為什麽不死老人反而死三十多歲的青壯年男子呢？文革後我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書刊上看到過好幾篇當事人回憶“大躍進”和大饑荒時期情況的文章，有一篇裏邊說到因為大搞冬季水利，嚴寒天氣下民工吃不飽加上勞動強度大，造成許多青壯社員不正常死亡。從“大躍進”年代起，冬季興修水利是農村一項普遍的工作，幾乎全國都如此。因此我就想到南山大隊這些青壯男社員的死，估計也是這個原因。因為生產隊抽調去水利工地開河的，一般都是青壯的男性社員。那末南山大隊死了好多青壯社員，其他公社、其他大隊有沒有也有這樣死人的情況發生呢？！
2020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