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黨中央、毛澤東為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在河南鄭州先後召開了兩次黨的高層會議，第一次是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第二次是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史稱“兩次鄭州會議”。在兩次鄭州會議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對當時國家建設和黨的決策中出現的“左”傾錯誤予以了高度的關注並試圖進行糾正，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對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作了一些新的有益探索，反映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從錯誤中學習，探索實踐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曆程。對此進行曆史考察，並從中獲得有益啟示，對於新時代黨團結帶領人民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第一次鄭州會議
（一）會議召開的時代背景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盡快改變貧窮落後的麵貌，中國共產黨力圖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麵。1958年5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此後，全國範圍內迅速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隨著運動的急速推進，毛澤東發覺，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很多人“急急忙忙往前闖”，[①]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混亂現象。
1958年10月下旬，毛澤東先後派陳伯達到河南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吳冷西、田家英到河南修武縣和新鄉七裏營作調查。同時，他自己也親自到河北、河南視察了解情況。通過接觸，他了解了更多的信息，越發感覺問題嚴重。此時，黨中央已經發出在武漢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的通知。為了開好這兩個會議，毛澤東決定預先在河南鄭州召開會議，一方麵聽取調查組的匯報，一麵約集部分省市委書記準備有關文件，對當時已經認識到的錯誤開始著手糾正。
（二）會議召開的具體情況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領導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2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後，在聽取匯報過程中，毛澤東感到一些問題涉及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認識，關係非常重大，於是將會議的範圍先後擴大了三次。先是從山西、甘肅、陝西、河北、河南五省，擴大到包括山東、安徽、湖北、湖南在內的九省；後來，各大協作區主任參加進來；最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也趕到鄭州出席會議。會議的地點也不固定，2日至5日，會議在專列上進行，6日至7日，會議移至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召開。
針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毛澤東深為憂慮，他多次同參加會議的省級領導幹部座談，認真聽取他們的匯報，並就“急過渡”和過早取消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問題作了多次講話，提出了一些糾正“左”傾錯誤的理論觀點和政策思想。對於普遍存在的急於由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傾向，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劃清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我國現階段是社會主義，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製，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他還針對取消商品生產、廢除貨幣的錯誤觀點進行了嚴厲批評。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認真閱讀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要求“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②]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了《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草案）》和《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草案）兩個文件，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下達，而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
（三）會議召開的曆史意義
第一次鄭州會議表明，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實際工作的指導思想開始有了某種轉變。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的問題，為在實際工作中糾正當時那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左”傾錯誤開了個頭。他闡述的關於區別兩種所有製、劃清兩個社會發展階段的界限，關於和不同社會製度相聯係的商品生產性質的觀點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思想，是對已經覺察到的問題的反思，不僅對當時急於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向共產主義過渡之風提出了警示，而且提出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對指導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意義。[③]然而，由於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問題的嚴重性還認識不足，高指標、浮誇風以及人民公社內部的諸多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繼續南下視察，更廣泛地了解農村的真實情況。為繼續糾正“左”傾錯誤，黨中央於1958年11月21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又先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黨的八屆六中全會。
二、第二次鄭州會議
（一）會議召開的時代背景
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相繼召開，全國各地認真貫徹這些會議精神，普遍開展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遏製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製過渡、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但人民公社內部的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問題依然存在，加上為了完成由高估產而帶來的高征購任務，又不適當的地進行反對生產隊本位主義和瞞產私分的鬥爭，黨和政府同農民的緊張關係還沒有真正緩解。
1958年農業獲得豐產，糧食、棉花、油料等農產品的收購卻不能按時完成，不少地方出現糧菜不足，還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1959年2月，毛澤東看到廣東省委轉發的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注意到其中關於瞞產私分問題。為了弄清瞞產私分問題，2月下旬，毛澤東南下視察河北、山東、河南等省，開展調查研究。經過一路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從農民瞞產私分的現象中發現了人民公社所有製存在的一些嚴重問題。毛澤東看到這些問題後，認為要徹底解決黨群關係緊張，進一步糾正“共產風”，必須解決人民公社所有製的問題，特別是公社內部所有製分級的問題。
（二）會議召開的具體情況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領導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書記，共計47人。會議著重討論和解決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問題，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遏製“共產風”的基本政策，形成並下發了具有曆史意義的《鄭州會議記錄》。
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有些特殊，是分批開的，自始至終沒有開過全體會，會議的參加人員是逐步擴大的，會議地點分兩處，即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和省委第二招待所西樓會議室。會議開得並不像毛澤東所預期的那樣順利，不少人思想上沒有準備，對毛澤東提出的一套主張想不通，一時轉不過彎來，糾“左”遇到了阻力，既有來自協作區主任和省委書記的不同意見，也有來自基層幹部的不同意見。麵對黨內幹部與部分群眾的不理解、難接受，為了貫徹落實人民公社調整方針，做好同各級幹部的政治溝通，毛澤東作出了巨大努力，既作了自我批評，又對那些一時轉不過彎來的高級幹部進行了耐心細致地說服工作。
在人民公社內實行生產隊的基本所有製，是毛澤東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要解決的一個核心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圍繞人民公社的所有製問題作了多次講話，並一針見血地指出：“要從所有製方麵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④]毛澤東還說了一些份量很重、不留餘地的話，嚴厲批評“一平二調”的“共產風”，說它使得生產隊人財兩空。他提出必須反對兩種錯誤傾向——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強烈地表達他糾正“共產風”的決心。
經過毛澤東的反複解釋、說服和會議的充分討論，大家逐漸統一了認識，第二次鄭州會議確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遏製“共產風”的基本政策：“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⑤]會議還製定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對公社、管理區（或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職權範圍作了具體劃分，明確規定生產隊（或管理區）的所有製目前還是公社的主要基礎，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取消一縣一社的體製。
（三）會議召開的曆史意義
第二次鄭州會議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毛澤東走在全黨前列。他透過瞞產私分這個現象，發現了一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即公社所有製問題，並且很快提出一套解決問題的方針、辦法和理論，在人民公社所有製問題上撕開了一個口子，對於糾正“共產風”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起了較大的作用，也是對原先設想的那個“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⑥]糾“左”邁出了更大的步子。但是，由於受到思想認識上的局限，這次糾“左”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局限性，預示著黨中央和毛澤東在糾“左”方麵還需要一個長期艱難探索的過程。
第二次鄭州會議後，黨中央和毛澤東督促各地召開各省、各縣多級幹部會議，使中央的精神和政策盡快同最基層的幹部、群眾見麵。之後黨中央又先後召開了上海會議和黨的八屆七中全會，直到廬山會議前期，一直在作糾正“左”傾錯誤的努力，形勢開始向好的方麵轉變。
三、兩次鄭州會議的曆史啟示
兩次鄭州會議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中央在9個月糾“左”實踐中召開的重要會議，集中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認識和理解，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思想積累和寶貴的經驗教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在新時代奮鬥征程上，無疑會遇到許多難以預料的巨大風險和嚴峻挑戰，要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但隻要認真汲取曆史經驗，做到以史鑒今，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宏偉願景必將實現。
第一，要堅持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長期執政的看家本領。兩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批評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等錯誤的同時，反複強調要堅持群眾路線。第一次鄭州會議上，在修改會議決議草案時，毛澤東提議專門增加一節“工作方法”：“在人民公社中，由於群眾生活的集體化程度更多了，幹部工作作風的好壞，對群眾生活影響更大了，必須特別注意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允許用簡單化的行政命令手段處理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⑦]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我們黨解決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他結合當時的實際指出，我們隻有解決人民公社的矛盾，才能“有利於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於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⑧]，這是我們工作的出發點。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永遠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充分發揮億萬人民的創造偉力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第二，要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成功的根本法寶。但是，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由於急躁情緒和“左”傾思潮的蔓延，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遭到了嚴重衝擊。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工作失誤麵前，毛澤東有意識地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從實際出發來深刻分析並糾正工作中的失誤。第一次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強調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⑨]，明確要求恢複實事求是的作風，並把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作為重點問題來解決。新時代新征程，“兩個百年”曆史交匯，“兩個大局”交織交融，機遇挑戰前所未有。越是在關鍵時刻，我們越要堅持實事求是，在複雜多變中把握好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安全之間的關係，更加有力化解各種風險挑戰，積極解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重大問題。
第三要堅持調查研究。我們的黨曆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把做好調查研究當作黨領導工作的傳家寶。兩次鄭州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為了了解情況，弄清存在的問題，不僅派出調查組實地調查，而且親自奔赴外地調查研究，追根究底。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之前，他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修武縣調查時特意叮囑吳冷西：“不能道聽途說，人雲亦雲，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⑩]今天，我們黨麵臨的形勢和任務都發生了變化，但是調查研究的作用和要求沒有變。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促進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帶頭深入調查研究，撲下身子幹實事、謀實招、求實效。”[11]新時代新征程，大力弘揚我們黨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不斷提高調查研究能力，使調查研究的過程成為加深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領會的過程，成為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係的過程，成為幹好本職工作、應對風險挑戰、推動事業發展的過程，對推動新時代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大有裨益。
第四要堅持自我革命。堅持自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曆史經驗之一，自我革命精神是黨永葆青春活力的強大支撐。1958年秋冬之間，“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一係列矛盾開始爆發，是回避矛盾還是麵對矛盾，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直麵問題和揭露矛盾。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首先提出了人民公社運動中存在的問題：“人民公社現在有一個矛盾，一個相當嚴重的矛盾。”[12]並為解決這個矛盾做了大量的努力、付出大量的心血。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多次公開承認“大躍進”的錯誤，特別是提出了片麵性、盲目性、一條腿、頭腦發熱、官僚主義等等。正如《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所指出：“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敢於直麵問題，勇於自我革命。”[13]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必須始終堅持自我革命，永葆黨的青春活力，以黨的自我革命推動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將我們黨建設成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而又充滿朝氣與活力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作者係中共河南省委黨史和地方史誌研究室第三研究處副處長）
[①]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94頁。
[②]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頁。
[③]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514頁。
[④]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3頁。
[⑤]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頁。
[⑥] 《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24頁。
[⑦]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頁。
[⑧]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603頁。
[⑨]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8頁。
[⑩]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頁。
[11]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2022年第21期。
[1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頁。
[13]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