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瘋狂的一九五八年（之三）
前麵說了“大躍進”和“大煉鋼”的事情，下麵再來說說人民公社的事情。
人民公社是“大躍進”的產物，與當時毛澤東一心想趕超蘇聯的想法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那時蘇聯有集體農莊，規模比中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大。當毛澤東還在“一邊倒”時期，蘇聯的集體農莊曾是中共農村建設的榜樣。那時中共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猶記得有一張宣傳畫，一個蘇聯集體農莊女拖拉機手坐在拖拉機上，手握著駕駛盤，滿麵笑容，英姿颯爽的樣子，連我們小孩子看了也羨慕不已，覺得蘇聯的農業生產真先進，我們還在用老黃牛拉犁，可蘇聯用的是拖拉機。但是自從斯大林死後，毛澤東想與赫魯曉夫一爭高下，奪取共產主義陣營“頭”的地位，事情就悄悄起了變化。從那時起，毛澤東大力促進農業集體化，其目的不光是想建立蘇聯那樣的農業生產大集體，還想規模要超過蘇聯的集體農莊。在這樣的心態下，一九五七年底《人民日報》發出“大躍進”號召，接著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和三月的成都會議狠批了一九五六年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中共提倡“敢想敢說敢做”精神，農村中就出現了小社並大社的潮流。四月二十日，河南遂平縣建立了一個農業生產大集體，有九千戶農民，是蘇聯一般集體農莊規模的二十倍，取名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七月下旬，河南新鄉七裏營也建立了一個超大集體，由幾十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合並而成，取名人民公社。據當時中共的宣傳說，之所以取名“公社”，是要學習巴黎公社的精神，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的意思。一九五八年八月上旬，毛澤東視察河北、河南時參觀了七裏營公社，也看了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的試行章程，都給予了讚賞。但他沒有表態這種新出現的大組織，究竟學蘇聯那樣叫集體農莊好，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八月九日毛澤東來到山東。可能是經過反複考慮後，他終於明確表態了，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又說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曰大，二曰公。”這個消息經《人民日報》報道後，全國立即掀起了一個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最初的確是由廣大農村幹部、社員，在“大躍進”形勢下自發創造出來的。但是，人民公社從出現到推廣全國，它的性質和組織結構卻已經過了一次蛻變。這個蛻變是由毛澤東親自完成的。可能在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出現後，也可能在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出現前，毛澤東就在設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基層組織的問題了。因為從“大躍進”開始中共就印發了許多關於共產主義的宣傳資料，說明中共正在為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做輿論準備。毛澤東的這個設想由陳伯達在當年七月的《紅旗》雜誌第四期上披露了出來。毛澤東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為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麵，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人們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見《中國共產黨曆次重要會議集》下冊，P114，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寫，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毛澤東把工、農、商、學、兵都納入公社之中，讓公社成為“我國社會的基層單位”，這是嵖岈山集體農莊和七裏營人民公社成立之初都沒有的想法。所以，正確地說，人民公社並不是廣大農村幹部和社員發明的，而是按照毛澤東的思想建立起來的。
很明顯，毛澤東的這個設想已不是單純的抄襲蘇聯集體農莊，他要建立的也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組合，而是一種全新的、結合政治、生產、文教、福利等全功能的社會基層結構形式。因為人民公社具有這樣的性質和功能，所以當時的中共欣喜若狂，說人民公社的出現為通向共產主義社會架起了一座“金橋”。言下之意，人民公社就是將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細胞。而中國因為有了人民公社，也就具備了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就這一點說，人民公社是前所未有的。而將它稱之為毛澤東的創造也並不為過。所以後來盡管人民公社弊病百出，而毛澤東堅持不肯解散，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也正是從這一點，讓我們看清了毛澤東的“馬列主義”水平。按照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前提，人們除了要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精神境界，還要社會物質的生產極度豐富，可以達到“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程度才行。可是中國當時還在“一窮二白”的狀態，毛澤東竟然就想與蘇聯比速度，要搶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見他對共產主義理論連基本的常識也沒有合格，純粹是利令智昏、狂熱病發作！
因為毛澤東說了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因此最初建立的公社規模都很大。嵖岈山公社成立時是由四個中心鄉的二十七個高級農業合作社合並而成，全社有九千三百多戶，四萬三千多人。當時我還聽說有一個縣成立一個公社的。但是不多久，一些規模過大的公社都被分拆成了兩個或數個公社。我們縣開始時共建了十六個公社，後來分拆為二十一個公社和三個縣屬鎮。其中一個公社是漁業公社，全部由漁民組成。農業公社規模一般一個社在二萬人左右，有十五至二十個大隊，每個大隊又分十幾個生產小隊。我的家鄉練塘公社初成立時是將練塘鎮也包括在內的，但不久又把鎮獨立出來，恢複為三個縣屬鎮之一。我想這與練塘鎮本身就有二千多戶人家，七八千人口有關，這麽多人加入公社，這個公社規模難免會顯得過大。由此看來，中共也很快認識到公社並不是越大越好的。太大難於管理恐怕是主要原因。公社分公社、大隊、小隊三個管理級別。經濟結算一度以大隊為主。大饑荒發生後經濟結算下放到小隊。但後來的實踐證明，經濟結算即使以小隊為主也行不通。關鍵是這個“大”的公社製度，容易滋長“共產風”，與農民的個人利益發生衝突，不利農民生產力的發揮，阻礙了生產的發展。最後，毛澤東死後中共就不得不解散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實質也就是分田到戶了。
而相比於公社的“大”，讓廣大農民最反對的，對農民傷害最大的是這個“二公”的“公”。在公社成立前，盡管自一九五三年以後因為中共逐步實行了對糧、油、棉和許多經濟作物的“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就失去了對自己生產產品的支配權；然後農村戶口和城鎮戶口的劃分又剝奪了農民的自由遷徙權和進城找工權，農民成了“二等公民”，但那時候至少他們的私人財產如房屋、家具等仍是屬於他們的；那些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牲畜、大型農具，名義也仍是他們的，不過是以“入股”方式交由集體管理經營。但是，人民公社成以後這些東西統統屬於公社所有了。公社對農民人身自由的限製也遠比過去嚴格。不得公社同意，他們不能出公社範圍一步；不得公社同意，他們也不能去做其他工作。公社不但管他們的勞動，還管他們的生老病死，結婚生子。所以公社社員，即使是貧下中農，雖然名義上仍是“公民”、“國家主人”，但實質上他們隻是一群被局限在公社土地上、被迫從事公社安排的工作的“新型農奴”而已。
因為這個“公”字，公社成立初期大刮“共產風”。公社、生產隊可以隨意征用社員的房屋、家具、財產。成立農村食堂時，公社可以無償的取走社員家中的桌子、凳子、鐵鍋、碗筷和糧食、蔬菜，以及所養的雞、鴨、豬、羊。還因為各生產隊之間貧富不一，公社為了走“共同富裕道路”，“消滅貧富差距”，可以將富隊的財產無償調撥給窮隊。這些，都嚴重地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饑荒發生後，中共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共產風”的錯誤，對有關政策進行了糾正。但是，由於人民公社天生的“公” 的性質，以及中共對共產主義理想社會的追求，公社社員們的私有財產始終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文革中，中共數次鼓吹“窮過渡”，想把經濟結算從小隊從新恢複到大隊；推廣“大寨式評分”，培養社員們的“共產主義風格”。直到文革結束後，我參加縣組織的“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工作隊所在公社還有要年終分紅較高的生產隊拿出一部分錢來“經濟支援”分紅較低生產隊這樣的事發生。而因為公社製度的存在，公社、生產隊的幹部們利用職權多吃多占和侵犯社員利益，已成了農村見怪不怪的普遍現象。總之，公社製度成了抑製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
我們練塘人民公社是什麽時候成立的，具體日期我已不記得。從我們公社農業中學成立的時間推算，大約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上旬。公社成立那一天我也去看了熱鬧。大會會場設在練塘中學的大操場。與過去所有大會一樣，操場的南端搭了一個主席台。台上拉了一個紅布橫額。會場四周裝了好幾隻高音喇叭，插了好多紅旗，與會者估計有一千多人，都是原來高級社的幹部、農民代表，以及鎮上工、商、學各界的代表。當時我聽喇叭裏宣布的公社領導人名單，大多是原來練塘區區黨委、區政府的領導，由此我推測各大隊、生產隊的隊長、副隊長，基本上也就是原來高級社和初級社的社長、副社長，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頭銜而已。而這也是公社能在短短幾天內就能成立起來的原因。
公社成立後，農村普遍建立了食堂。食堂基本上以小隊為單位建立，初時實行“吃飯不要錢”製度。這件事當時轟動了整個社會，也讓鎮上有些居民羨慕不已。因為這是亙古未有的新鮮事，讓人產生錯覺以為共產主義社會真的快實現了。由於公社吃飯不要錢，也不限量，於是大家拚命吃。有一個社員叫阿海，因為他母親過去經營鎮邊唯一一個小桃園，就在我讀書的小學後麵，所以我們都認識他。當時正是秋收季節，他把肚子吃得滴溜圓，割稻連腰都彎不下去，一時傳為笑話。不過我們鎮上街道居民沒有建立食堂，所以我們沒有過過這樣的“好日子”。但這樣的“好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僅僅幾個月，“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的政策就停止了。而且很快就來了大饑荒。
當時中共為推廣食堂製度，吸引人吃食堂，說了食堂的許多好處，除了說食堂可以解放婦女勞動力，讓廣大婦女不用再每天圍著鍋台轉，可以提高生產力等等，還說食堂餐餐有幾葷幾素外加一個湯，豐富了社員生活。報紙上還登了好多照片為證：桌子上擺了五六大碗菜蔬，有魚有肉有湯，一群社員圍著桌子吃得眉開眼笑。但食堂究竟是否真有那麽好，到了一九五九年的夏季，我終於有機會親眼見識一下了。那年“雙搶”時（按：“雙搶”是指搶收“雙季稻”的前季稻和搶種後季稻。我們那裏以前是隻種單季稻的。因為毛澤東提倡種雙季稻，大概從一九五六年那個時候開始也改種雙季稻了。由於氣候關係，上海地區的前季稻一般在七月中下旬才成熟，而後季稻必須在立秋以前，即八月八、九日以前種下去，否則會嚴重影響後季稻產量。所以收和種的工作都必須搶時間，要在十天至十五天之內完成，為此常常需要“挑燈夜戰”，因此稱之為“雙搶”。“雙槍”的勞動強度非常大，那時天又熱，田裏的水都是燙的，後季稻的秧又十分粗壯，拔秧要用很大力氣，連續幾天下來手腳都會潰爛，人非常辛苦。）我們學校的農村同學回自己的生產隊去參加勞動，而鎮上的同學就由老師帶隊到離公社最偏遠的錢盛大隊去支援“雙槍”，吃住都在那裏，分在二個小隊食堂搭夥。過去聽一些老人說，像這樣的大忙時節，地主供應長工夥食那是一天要吃五頓的。除了早、午、晚三餐頓頓幹飯，有魚或肉，還在中間加兩頓粽子、糰子、米糕之類的“點心” ，且都是盡量吃，說這樣吃長工才有力氣幹活。可是我們在生產隊食堂吃些什麽呢？早晨喝粥，中午、晚上吃南瓜攪麵糊，而且限量，一頓一人一勺子而已。十多天天天如此。一勺子的量普通大碗一碗也不滿，大約隻有八分左右。按食量，農村的青壯年一頓要吃兩大碗幹飯；即我們城鎮的小青年，正在長身體時候，又是做這樣辛苦的體力活，一頓吃一大碗幹飯也不夠飽。所以吃南瓜攪麵糊，黃昏撒了一泡尿等到睡覺時就已餓的不行了。我們一些學生私底下議論：我們鎮上學生來幫你們幹活，都是盡義務，按理無論如何要給我們吃好一點、吃飽一點吧？天天吃南瓜攪麵糊，拿不出更像樣一點的東西，說明農村食堂辦得實在不怎樣。事實上，當時的農村食堂已到了山窮水盡地步，隻是上級不準解散食堂，所以還在硬撐著。隻是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全國大饑荒早已經開始了。等農忙結束回到鎮上，我們鎮上居民也開始進入大饑荒時代。我還記得在我們搭夥的那個生產隊食堂，差不多每次去打飯都會碰到一個比我們還小一點的麻臉的大男孩，他麵黃肌瘦赤著膊，胸前根根勒骨突出如洗衣板，一對招風耳和一對大眼睛顯得特別大，像小猴子的臉，看到城裏學生也來打南瓜麵糊就好奇地注視我們，所以印象很深。後來大饑荒更嚴重時和饑荒過去後，我有時也不免會想到他，不知道他有沒有挨過這一劫難。
農村食堂，這是人民公社成立後堅持了頗長一段時間的政策。當初中共推廣食堂製度是將它作為一項利民的德政來宣傳的。但是實際上，這是一項最讓農民感到痛苦的政策，甚至比公社成立初期的“五風”還痛苦，因而反對最激烈。古話說“民以食為天”。可是食堂製度把五億多農民的喉嚨給管住了。五億多農民在吃的問題上失去了自主權。而當大饑荒開始後，因為糧食控製在食堂手裏，農民手裏沒有糧，這就成了大量農民被餓死的重要原因。而且，食堂製度也成了農村基層幹部搞特殊化和腐敗的溫床。在大饑荒年代，農村中最少餓死的人，一般是生產隊的隊長、會計、糧食保管員和食堂炊事員。因為反對聲浪大，一九六一年初毛澤東派了好幾個調查組去全國各地調查。結果幾乎所有調查組都說農民不歡迎食堂，並列舉了許多條食堂的弊病，比如對解放婦女勞動力意義不大，辦食堂影響社員私人養豬，間接影響了市場肉食品供應等等。但毛澤東不聽，仍要堅持。個中原因是什麽呢？從當初中共宣傳食堂好處的宣傳資料看，我估計毛澤東辦食堂真正的用意是要借此來打破農民的家庭意識，培養農民的集體觀念，為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打好思想基礎。在一九五八年，中共出版過好多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書藉，宣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觀點和設想。在這些觀點中，他們都把家庭說成是私有製最頑固的堡壘，是實現共產主義最大的障礙。為此當時報紙上還討論過消滅家庭和取消兩性婚姻製度等問題。當時有的地方黨委就以“生產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為名，不但強令社員吃食堂，把家家戶戶的灶台扒掉，煮飯鍋砸掉，還強令男女社員分居過集體生活，小孩進托兒所，老人進“敬老院”。這些措施，其實都是以拆散家庭，實踐共產主義為目的的。因此解散食堂在毛澤東看來乃是一種革命倒退的象征，堅持食堂製度就是堅持革命原則。但是，這種製度顯然是違背人性的。尤其在大饑荒的情況下更成了阻礙恢複農村正常生產的一種障礙。終於，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各地強烈反對下，毛澤東不得不讓步，在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六十條（草案）》中允許農民自己來決定要不要繼續辦食堂。這個文件下達後，全國的農村食堂幾乎立即就都轟然垮台。
人民公社，除了食堂製度不得人心，它剝奪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生產經營權，產品分配權，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的負麵效果極為深遠。雖然後來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如重新劃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人養豬和恢複農村自由市場等等，但這些小打小鬧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廣大農民厭惡集體所有製的心理。因此到了毛澤東去世以後，人民公社製度也終於在一九八二年，以通過修改憲法的方式把它廢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