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讀《邱會作回憶錄》
一口氣讀了邱會作將軍的遺作《邱會作回憶錄》部分章節,現隨手寫些文字與諸同好分享、交流。
邱會作,江西興國人,1929年(15歲)在中央蘇區參加紅軍,曾任紅軍總供給部機要統計員、第四局三科科長,長征入陝後升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
【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興國縣在一九二八年蘇維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約有三十萬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後,銳減到不足二十萬,人口少了三分之一多。興國縣被屠殺的居民至少有五、六萬人。而參加紅軍走的約八萬人,絕大多數戰死了。有人統計,僅長征中,犧牲的有名有姓的興國籍戰士有二萬五千多人,沒名沒姓的犧牲者應當是多數,但無法一一收集名單了。興國參加紅軍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時活著的並在革命隊伍中繼續工作的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為新中國開國第一批將軍,其餘至少也是師以上的領導幹部了。
在邱會作將軍的老家,蘇維埃革命前有四十戶人家,解放後隻有十九戶,減少了二分之一。興國縣人民對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邱將軍的家庭同樣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邱會作兄弟兩人都參加了紅軍,哥哥邱會佳在廣昌戰役中陣亡,為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獻出了生命。
白軍第五次“圍剿”時,戰略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即進到哪裏,堡壘就築到哪裏,公路隨後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毀壞紅軍家屬的房子為主。
國民黨部隊把邱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為一片廢墟,邱父急得連吐幾口血就病倒了。因為邱家是紅軍家屬,鄉親們不敢援救。邱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隻好在荒山上種些紅薯,加上砍柴挑賣,以吃紅薯和野菜為生,邱將軍九歲的弟弟還要去要飯。最困難的時候,祖父和父親光著上身,穿補過“千層”的褲子,洗的時候,要用稻草編的草片子遮羞。為避風雨邱將軍的一家人在墳洞裏一住就是兩年。
中央紅軍從中央蘇區撤離後,蘇區群眾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地主還鄉後,從一九三○年共產黨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權恢複計算,地主要邱父補交五年的租子。邱家沒有能力償還,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別人一樣緩交。地主惡狠狠他說:
“別人欠租一百擔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糧也不能少!”
地主逼著邱父上山到他的林場去砍伐樹木挑到公路上,以勞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擔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裏路的山路,有次邱將軍的老父親連人帶著擔子掉到深山溝裏差點摔死,跌成重傷殘疾了。
紅軍長征走了,地主回來氣勢洶洶地把奶奶的墳地扒開遷走,暴出骸骨,說是“把他家墳地的風水破壞了”。地主扒墳時,爺爺奮力阻擋,被打得口吐鮮血,很快病故了。
【小鬼辦大事】
邱會作全家都參加了蘇維埃革命,他雖然隻有十九歲,已參加革命快五年了,打過不少仗,當過基層幹部,一年多以前又畢業於紅軍學校。由於學習成績突出,家庭成份好,是黨員,被組織列為政治上特別可靠的人來加以重用,被留在瑞金紅軍總部機關,分配到總供給部。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員,管理全軍與總供給部有關的軍務實力統計,這是一項絕對機密的工作。
總供給部機要統計員的業務範圍為:進行紅軍人員、兵力、槍支、馬匹、軍械、彈藥、糧秣的全部實力統計工作,各部隊實力都分別定有秘密的代號。
一九三四年六月開始,邱會作參加了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領導下的紅軍退出蘇區的準備工作。紅軍可能要進行戰略轉移的決策在當時極為秘密,直到紅軍長征前夕,邱會作才知道他做的大量工作是為什麽。
擔任這項工作之前,須經過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審查並由周恩來副主席批準,因此周恩來早就知道了邱會作。雖然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殊工作證,但要是去中革軍委辦理這方麵的業務,紀律規定不能個人行動,至少有兩個保衛人員(特工)同行。
邱會作每次去中革軍委都要如同“大官”出門一樣帶兩個佩帶短槍的保衛人員。邱會作說:保衛員並非保護我,而是保護紅軍實力統計資料這樣絕對保密的文件。國家政治保衛局規定:如果發現機要人員有離隊或投敵行為,有當場槍斃的權力。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葉季壯帶邱會作到總司令部去接受一項特殊任務。直到快進總司令部的門口,葉季壯才說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親自向我們交待重要工作。”
聽了葉季壯的話,邱會作立即緊張起來。在王明路線的肅反後,紅軍機關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恐怖氣氛,越是機要的人,如果發生了問題越是要死。
到了周恩來住處,門口有背長槍的衛兵站崗,院子裏還有背短槍的內衛兵。周恩來客氣地叫坐下,周恩來第一句話說:“啊,你就是邱會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說:“在我們家鄉,不滿二十歲的人還叫小孩,你現在就參加處理紅軍戰略上的大事!”
這時周恩來向介紹了他身邊的一個人,叫馬紀元,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個副隊長。周恩來向交代任務說:“我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在蘇區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準備。”周恩來的話隻局限在準備打仗上,對準備撤出中央蘇區沒有明說。
周恩來交待:
你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幾處兵工廠、藥品材料廠和幾個倉庫一律炸毀。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財埋掉。幾個倉庫裏的東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毀了。東西要處理得幹幹淨淨。你們要絕對保密,無論如何不能讓當地人和廠裏的工人察覺我們的意圖。要是知道了,傳出去了,就會對根據地軍民的士氣引起動搖,於當前的鬥爭十分不利。
按照計劃沿著兵站線每天行軍大約六十裏,都是早出發、晚宿營。邱會作和馬紀元熟悉了,曾開玩笑問:
在執行任務回來後,邱會作曾在周副主席的辦公室還看到過馬紀元一麵,但不敢相互打聽什麽,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不知馬紀元是犧牲了還是被“保密”了(處死了)。我軍有史以來,幹部們對保衛機關都很害怕,特別是抓“AB團”和紅軍肅反後更是這樣。
邱會作執行這次任務是分幾站完成的。
第一站,勝利縣水頭寨,處理倉庫物資,這個倉庫存有數千支雜色步槍及軍械用品,這在當時都是寶,但隻能忍痛割愛了。邱會作先接管倉庫,把現有的人員全部調走後再處理物品。為了保密,全部自己動手。把東西沉沒在深水中。倉庫裏有一個水運碼頭,裝船就在白天公開進行,說是運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沒在河裏深水中。
第二站,橋頭鎮,是勝利縣政府所在地,有個大型的彈藥庫。把物資集中起來放火燒了。
第三站,江麵鎮,是紅軍兵工廠所在地,工廠有三個分廠:子彈廠(翻造)、翻砂廠(造手榴彈)和修械廠,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廠所在的二十多裏長的山溝早已劃為軍事禁區,沒有居民,有一個警衛連專門保衛工廠。這裏是工作重點,要以工廠要轉移到其他地方建廠來掩飾我們毀掉工廠的目的。
首先,進行深入的動員。邱會作召開工人大會講話:為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需要加強軍工生產。要把現在的工廠分為三個,分別遷到不同地方擴大生產,在不同的作戰方向滿足戰爭的需要。邱會作的講話很有“說服力”,工人們完全相信了。
按照原定計劃把工廠的設備分為三個部分,名義上是分成所謂要擴建的三個工廠。其實一部分設備要帶走,一部分要毀掉。
邱會作用公函調來一千五百運輸員的隊伍,把要帶走的物品搬運離開工廠,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約十天後,工廠那裏除了警衛連外,什麽人也沒有了。
怎麽銷毀物品很難辦。機器等鐵製品不怕火燒,不少機器一時無法拆開。後來還是工廠警衛連的連長提出一個辦法:把工廠留下的炸藥和瞎火的手榴彈集中,和機器堆在一起,爆炸毀掉。
紅軍兵工廠是幾年辛苦逐漸建設起來的,機器和器材都是戰爭中繳獲來的。工廠的主要負責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黨介紹到中央蘇區來的,有的是從白軍解放過來的。工廠經過數年的經營才形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能生產出木柄手榴彈、地雷,用舊彈殼翻造子彈和修理各種槍支。紅軍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是拚消耗的,根本繳獲不到敵人什麽東西,一切都要自己供應。紅軍兵工廠做出過很大的貢獻,現在馬上就要毀掉了,當然非常心痛。但是為了執行上級命令,除了毀掉,別無他計,邱會作說“下炸毀令時心裏很不好受。”
周恩來用心地聽著。周恩來滿口讚揚:“你說得很好,很簡明,要點也突出。我知道了你們出色的工作。這麽一項複雜的事,被你這麽順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還這樣年輕,思維能力很強,大有前途!”
周恩來興致一下來了,說了一大段培養農民子弟當幹部的問題。
他說,對學生出身的人著重要去做實際工作,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而對農民出身的則要千方百計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如果學生出身的會做實際工作,農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們黨就會有一支很好的幹部隊伍。當前我們農民出身的幹部多,提高他們文化水平是事關革命前途的一個戰略任務。
周恩來勉勵說:“你很年輕,今後你要下功夫學,讓你的文化與你的思維能力能夠成正比例發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給你下了一個學習文化的任務,下次再見麵我就要考你了。”周恩來隨手拿起墨筆在邱會作的本子上寫上了:“誠實、勤奮。周恩來,一九三四年八月。”
從周恩來那兒回來後,邱會作對學習抓得更緊了,遇到不懂的,就到紅軍供給學校去請教宋奇峰校長。宋奇峰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學問很高,曾是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路軍的軍需處長,寧都暴動中參加了紅軍。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之前,再一次進行了肅反,他被國家政治保衛局處決了。
【大禍降臨】
完成這次特殊任務之後,邱會作心裏非常高興。工作一忙,對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沒想到一場大禍要降臨到頭上了。
十月初,紅軍的長征就要開始了。這時,邱會作發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
國家保衛局派到總供給部的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著我,甚至我上廁所他也一步不離。我掌握全部紅軍的實力,現在又知道紅軍準備退出中央蘇區的絕對機密,他們怕我“開小差”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
有天黃昏,突然衝進來幾個人把我綁了起來,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把鄧發簽署的要處決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後把我綁成處決死刑的樣式。我知道要被處決了,連喊冤枉,但沒有用。張炎和把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時候,要先向葉季壯打個招呼,可是葉季壯不在,我感到徹底絕望了。
但真是湊巧,在押我執行的路上,正好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個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見此症候大吃一驚,立即問周副主席,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隻是麵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示意是按老規矩辦),我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
回到供給部,葉季壯又給周恩來打電話,他心裏有點火,埋怨殺我的人連個招呼都不打。過了一會,周恩來又來了電話,要葉季壯和我立即到他那裏去把我的問題談一談。
到了周副主席那裏,周恩來他看見我反倒沒有說話,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睜大眼睛直盯盯地望著周副主席,也不敢說一句話。
周恩來決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還要對我加以特別保護,並帶著一起走(長征),並交待:對曾想處決我的事要絕對保密。
在延安的時候,周恩來提起這件事,跟我開玩笑說:“你當時直盯盯的眼睛望著我,給我的印象很深!”
真是無獨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決定把我們關起來,在大會堂和總理告別時,總理握著我的手,我雙眼也是直盯盯地望著總理,我對總理說:
“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
總理有些激動說:“好嘛!”
此時此刻,不知總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雙直盯盯望著他的眼睛。
葉季壯一個爭辯,周恩來一道命令把我的腦袋保留下來了!讓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來、葉季壯在世的時候,我多次向他們表達謝意,感謝他們的救命之恩。他們總是說:那是王明路線的罪過,不應該死的人被處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僥幸的了。
國家保衛局要把我“滅口”的事,最初我隻知道大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真情。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主力過黃河東征到山西去了,而紅軍總部留在陝北的瓦窯堡。葉季壯部長派我常駐在紅軍後方辦事處,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來住在一個大院裏,當時住在一起的還有李克農、鄧發等人。
我們幾個常常喜歡在周恩來辦公的大炕上閱讀當時可能得到的報紙,並且在那裏聊天。一次,我們無意中談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農問鄧發:
“長征臨出發之前,你為什麽要把邱會作抓住要殺掉,難道就因為他多知道了些機密嗎?要不是周副主席,閻王那裏就多了一個鬼。”
鄧發麵對著我略有羞愧地說:“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沒有造成千古之恨!”
周恩來聽我們說到這,就插進來為鄧發開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