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上說譚嗣同看不清曆史發展的潮流，真是大話欺人。當時維新派是主流啊。革命派是在戊戌變法和八國聯軍後才真正發展起來。但是辛亥革命其實維新派的貢獻比革命派的還大：各地的議會士紳是讚成維新的，四川保路運動是維新派發起的。
不要以為維新派就是保大清。當時的維新派不要命的很多，反大清的多的是。就是戊戌變法和八國聯軍讓國人對清廷不指望了。比維新派更保守的南方官僚也搞東南互保了。
譚嗣同在湖南辦南學會，實類地方議會，開未來十年地方政治形態之先河。辛亥革命一大主力就是地方議會。
譚嗣同一直是很激進的。他去北京不見得是因為忠君。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後來以身殉國而不是殉光緒。你讀讀他的文章就知道他的思想了。譚是反君權的。他的“民權”說嚴厲批判了“君權神授”論。他指責中國從秦始皇開始的曆代君主都是“大盜”，特別痛斥清室把“天下”當作自己家傳的“私產”，把四萬萬中國人當作“娼妓”蹂躪，“無複人理”。譚嗣同的《仁學》一書，不僅對君主專製作了嚴厲批判，而且鋒芒直指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意識形態——“三綱五常”，並以他的“仁”與之相對立。他認為“仁”的最大特點，就是“通”。“通”，又以“平等”為惟一依據。“平等者，致一之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