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瘋狂的一九五八年（之一）
一九五八年，絕對是中國曆史上最瘋狂的一年。時隔多年，我對當時的種種印象仍清楚記得。在這一年，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三個運動：“大躍進”運動、大煉鋼鐵運動和建立人民公社運動。而在這三個運動中，不僅執政黨表現出了極端的瘋狂，連許多老百姓似乎也陷入了瘋狂狀態。因此，對這一年的情形我想來想去隻有用“瘋狂”兩字來形容才最貼切。那一年，我讀初中一年級。學校組織我們學生也投入這些運動。所以，這三個運動我都親眼看到並親身參加了。
這裏我先來說一下“大躍進”運動。這個運動是怎樣發動起來的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難得走出國門的毛澤東親自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兼祝賀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十一月六日，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提出了蘇聯要在十五年內在各種主要產品的產量上超過美國的目標。毛澤東聽後隨即也許下了中國要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的諾言。為了實現這個“趕超”目標，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根據毛澤東的意思首次提出了發動一場“大躍進”的設想。於是該年冬季全國很多地方就從興修農田水利入手，開始了“大躍進”。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又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運動就以“總路線”為綱正式發動。
“大躍進”的內容包羅萬象，目的是要在短時期內將國家的工業、農業、國防、科技、文教、衛生，全麵地來個大發展、大提高。當時毛澤東表麵喊的口號是“十五年趕超英國”，說現在的國際形勢是“東風壓倒西風”，但實際上毛澤東要趕超的真正對象是蘇聯。因為他看不起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認為論資格、論貢獻，斯大林死後都應該由他來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頭”。但由於中國工農業生產不及蘇聯，特別是鋼鐵產量遠遠不及蘇聯，毛澤東說話雖豪情萬丈，在國際陣營中卻乏人肯聽。毛澤東也心知肚明，想要當上這個“頭”，還必須把生產搞上去，至少要在幾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超過蘇聯才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在黨內幾次嚴厲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進”，其中尤以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和三月的“成都會議”火力最為猛烈，毛澤東親自威脅當時主張“反冒進”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雲等人，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政治問題”，指責他們與“右派”“相距不遠，大概五十米遠”。在這樣的氣氛下，以及在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和“反右傾”運動影響下（一九五七年，中共在發動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以後，在這一年冬季和五八年的春季，還發動過一場針對各級黨員幹部的“反右傾”運動。這場運動雖沒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發動的“反右傾”運動聲勢龐大，但也整了不少人，為“大躍進”做好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中共各級黨委“左傾”主義抬頭。他們響應“大躍進”號召，層層向下壓任務，對“大躍進”態度不夠積極的就整你個“右傾”、“右派”。在這種形勢下，各級幹部無論是出於投機心理還是為了自保，紛紛一麵向上級表決心，一麵向下施加壓力，另一麵同事之間還要相互攀比，唯恐被人比下去落個“右傾”下場。其實是各級領導都被毛澤東綁上了 “大躍進” 這架戰車。這就造成了一種你追我趕，相互攀比，而同時又免不了要弄虛作假的局麵。當時最響亮的口號是“人定勝天”和“隻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命令風”、“浮誇風”、“共產風”等歪風也因此大行其道。
那時候各級地方黨委紛紛大辦“打擂台”活動，開大會讓各級幹部上台表態，看誰的決心大、鬥誌高，提出的目標高。不管做得到做不到，首先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表示了他們響應黨中央、毛主席號召的態度積極，這不但避免了被整為“黨內右傾分子”的危險，運氣好還有升官希望。而那些被逼上台表態的幹部明明知道產量不可能那麽高，也隻能違心報一個高產數字，否則自己就有被當場打成“右傾分子”的危險。以糧食產量來說，當時我們上海地區水稻畝產能有八百斤就已經很好了，但表態時隻能違心地說保證畝產一千斤。而第一個說了一千斤，第二個就隻能說一千二、一千三，第三個就要保證一千五、兩千斤。第一輪“打擂台”比下來，原來報一千斤的覺得自己報少了，心中不安，上級領導也來施壓，於是再次上台，報三千、四千、五千，反正人人都不想落在人家後麵。有的雖知道這樣的產量根本不可能達到，但眼見形勢如此，大家也都這樣做，自己也隻好跟風。這當然是一股浮誇風，但得到各級黨委的支持。所謂“氣隻可鼓而不可泄”，誰說泄氣話誰就是反對“大躍進”，就是“右傾”分子，甚至是“反革命”。當時各行各業的政治氣氛，莫不如此。
“擂台”打過以後，上級也會經常進行一些評比、檢查和驗收活動。不過基層幹部對應付這些也都是有辦法的。以糧食產量來說，到了秋收是見真章的時候了。當初幹部們都報了一個高產數字，現在秋收實際產量不可能那麽高，怎麽辦？前麵吹出去的“牛皮”已經收不回來，而且上級也不允許你收回，那就隻能弄虛作假了。在這方麵，那些基層幹部是互通訊息，然後是“八仙過海”，根據各自的條件，采用最方便有效的辦法。如有的在上級來驗收產量之前，叫社員把幾畝、甚至十幾畝未收割的水稻，連泥帶土挖出來種到一塊田裏，再當上級領導的麵收割稱重量。也有的在打穀場上把稱量過的穀子先一擔擔挑到倉庫裏，再從倉庫後門挑出來轉到打穀場上再稱一次。這樣重複地稱，可以源源不絕，要多高的產量就有多高的產量。那麽上級是不是都是白癡看不出這是假的嗎？當然不是。但這是一件“皇帝的新衣”，誰也不敢去揭穿它。揭穿了誰也不落好。於是大家裝糊塗，把假的高產數字層層上報。而各地方報刊乃至中央《人民日報》也裝糊塗，將這些“豐產喜訊”照登不誤。所以，一九五八年的所謂“大躍進”、所謂“高產衛星”，實際上是一場從上到下都心照不宣的騙局。
當時，蘇聯放了一個人造衛星上天。因為人造衛星飛得比飛機還高，於是人們就把某地報了一個高產“喜訊”，說成放了一個高產“衛星”。我那時訂了一份《中國少年報》，從報上看到有一個湖北麻城縣，先是小麥，後是晚稻，連續放了好幾次“衛星”，從畝產幾千斤到幾萬斤。一時之間麻城縣的大名幾乎人人知曉。而最後水稻“衛星”放得最高的是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畝產竟然達到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我們那時候雖年少，也都被這麽高的產量驚得有點發呆了。這個產量比我們這兒水稻正常豐收年的畝產要高出差不多二百倍，這還了得！可是，大科學家錢學森這時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隻要充分利用了光合作用什麽的，水稻畝產萬斤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於是我們原來不信的也隻能信了。
當時還有一個說法，說是因為實行了“農業八字憲法”，所以大幅度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還在“大躍進”剛開始時，報紙上就宣傳一個毛澤東提出的“農業八字憲法”。具體是“土、肥、水、種、密、保、工、管”八個字。關於這個“八字憲法”，稍後我進了農業中學，學校有農業知識課，老師對我們有詳細介紹，大意是說農業生產隻要在土壤改良、合理施肥、保證水源供應、選擇優良品種、密植、保護莊稼防治病蟲害、改良農具和加強田間管理這八個環節上做的科學合理，就可大幅度提高產量。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躍進農民具體是怎樣種田的我不清楚，但當時報上確也報道過某些“衛星”田取得高產的經驗，例如深翻土壤，增加施肥，增加光照和通風等，還有照片為證。記得有一張照片是某地“試驗田”，當地幹部在田頭拉了電線裝了大支光電燈泡日夜照田裏的稻禾，說是增加光照量，可以促進作物的光合作用。還有一張照片是某地農村在田間裝了大電風扇對著長得密密麻麻的稻禾吹，說增加通風可以避免作物倒伏和病蟲害。當時我看了這些照片不懷疑這樣做確實可以提高產量，但懷疑小麵積農田可以用電燈泡增加光照度，用電扇增加通風度，但大麵積農田怎麽辦？況且許多農村地區還根本沒有通電呢！
那時候頭腦發熱、積極響應“大躍進”的不光是農業，商業、工業和手工業也這樣。商業其實放不出什麽“高產衛星”，因為那時社會上商品數量、種類有限，老百姓口袋裏的錢也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商品銷售額，但他們拚命搞評比，也把“躍進”的氣氛搞得濃濃的。譬如我們鎮上的商業，他們做了一麵麵小錦旗，上麵分別畫了老黃牛、船、自行車、汽油船，汽車、大輪船、火車、飛機、火箭等圖樣，展開評比。最先進的單位得“火箭”旗，最落後的得“老黃牛”旗。一個星期評比一次。商業的評比除了比服務態度，還比服務質量和技術改革。當時大眾能看得見的一項技術改革，就是在商店內拉了許多條粗的鐵絲，上麵裝了幾個鐵皮的夾子，售貨員收了顧客的錢和票證後，把錢、票證和發票夾在夾子裏，在鐵線上傳到賬台；賬台的會計核算以後，再把發票和找零的錢傳回來。據說經過這樣“改革”後，售貨員不用在櫃台和賬台之間來回跑，“增加了工作效率”。
工業、手工業也搞“錦旗”評比這一套，因為他們有可以計數的產品的，所以評比更激烈。那時我們鎮上最大的手工業是鐵木竹業合作社。為了多出產品，他們天天挑燈夜戰。木業工場裏裏外外裝了好多一百燭光的大電燈泡，照的比白天還要亮堂。但他們具體放了些什麽“衛星”我不清楚，我想無非是多做了多少家具、農具之類東西。他們也搞技術改革。多數改革成果是過去用人力做的活，現在能用電馬達和發動機做動力的就改以馬達和發動機做動力。比如用電鋸分解木板，用電鑽在木版、鐵板上鑽孔等等。這樣人確實省力不少，工效也提高不少。但這件事我想與“大躍進”沒有多大關係，因為隻要電力供應充足，電馬達、發動機等動力機械國家供應充足，而企業又有錢去購買這些設備，沒有“大躍進”，相信大家也會做這樣的改革的。
當時我就讀的農業中學是一九五八年九月開辦的。公社給了我們學校一些土地。第二年一九五九年是“更大的躍進年”，所以這年春天我們也種了幾塊“試驗田”。其中一塊水稻就是按照“八字憲法”種的。關於這塊水稻試驗田的種子是怎樣來的、優良不優良我不知道；改良農具，防治病蟲害等措施對於我們小小學校來說也無從談起。當時我們的措施主要有三條：一是所謂改良土壤，二是所謂合理施肥，三是所謂合理密植。改良土壤的措施主要是深耕。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澤東提出過“深耕要逐步作到翻三尺，隻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發揮作用。以後單位麵積產量搞到萬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卷）不過這個“三尺”標準很快就被打破了。當時我見過報上報道，有的地方提出了要深翻一丈的標準。我們學校老師開始提出要深耕七尺，每畝施肥百擔。深耕這個任務交給農村來的幾個年紀較大、身強力壯的男同學負責。我們年紀小的負責施肥，就是把割來的草，還有學校不知從哪裏弄來的豬塮等丟到田裏，讓深翻土地的同學把這些肥料壓到土裏去。以前農民春耕翻土不超過一尺，所以一尺以下翻上來的就已經是生土了。生土熟土怎麽分？很好分。熟土是團粒結構，黑褐色的；而生土是板結在一起的，上麵有明顯的毛細水孔，顏色是青紫色的。這是因為練塘地區古早是由沼澤慢慢淤積成的，所以地下生土呈青紫色。也因為古早是沼澤，地下水位高，一般挖土一尺半已經有水。這幾個同學挖到三尺來深，水已經沒到膝蓋，濺起的泥漿把渾身弄得像泥猴子。再挖下去就好像在挖水塘一樣。老師看看無法深耕到七尺，但口號已經喊出去，他們也不好改口，隻好含含糊糊地說“你們再翻深一點，盡量再翻深一點，”但已不再要求翻七尺了，結果就在三、四尺深度打住。二是合理施肥，我們這塊一畝多的“試驗田”究竟施了多少肥下去？我曾聽一個老師在嘀咕，說前後施了幾百擔。三是密植。當時學校教農業知識的陳老師，原來是農業專科學校畢業的，他曾說合理的密植是三寸乘四寸，也就是間距三寸，行距四寸。《農業知識》的教科書上也是這麽說的。可是這個規矩在“大躍進”中被打破了。我記得我們插秧時老師的規定是“三寸乘三寸”，又加了一句“隻準密，不準稀。不到標準的要拔掉重插。”於是我們也盡量把秧插得密一些，免得拔掉重插。那麽這塊田的莊稼後來長得怎樣呢？開始時，綠油油一片很喜人。到拔節時，稻棵長得很密而稻杆就顯得很細，一點也不粗壯。到了抽穗前，稻棵就全部倒伏了。下一場雨，雨後太陽一曬，這些稻棵統統從根上開始朽爛，稻葉成灰白色，與陳年的爛稻草一模一樣。正常的稻田，這時候是沒有積水的，而且土地頗堅硬；可是這塊田下麵的土好象是爛泥塘，腳一踩下去要陷半尺深。這都是當初深翻和施肥都太過分了的緣故。收成自然是不要想了，顆粒無收，連種子也沒有收回來。當然，我們學校的“試驗田”隻是我知道的一個例子，而“大躍進”中類似的、因盲目狂熱而做的蠢事，卻是到處都有。後來想想，毛澤東的這個“農業八字憲法”看似有道理，但他的“深翻三尺”一句話就露了餡，說明他並不真懂科學種田。我想那個“八字憲法”很可能是他從哪裏聽來的或看來的，經他那個瘋狂腦袋一發揮，竟然成了“科學規律”。
中共發動“大躍進”，希望加快速度發展工農業生產，這樣的用意不能說不好。但是，就以我上述的一些“大躍進”的內容看，大家就不難明白：決心不能代表結果。不計成本，一味蠻幹，揠苗助長，結果往往適得其反。而對於當年人們表現出來的對“大躍進”的狂熱，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是出於無知？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向往？還是因為擔心落後要當“右派”、“右傾”，出於恐懼心理而不得不裝積極？不同地位、不同處境的人各有各的想法，還真不好一概而論。但最關鍵的我想還是與五七年的“反右派”和五七年底五八年春的“反右傾”運動有關。如果說得再遠一點，那麽與中共執政後曆次政治運動都有關。這曆次政治運動的教訓都告訴人們：凡與毛澤東提倡的、與中共提倡的“對著幹”，都沒有好下場。
“大躍進”造成的浪費有多巨大？這筆賬後來中共隻能用“交學費”三個字來搪塞。這還在其次。最要命的是農業“大躍進”放了那麽多的高產“衛星”，秋收後虛假的高產量上報以後，上級根據你們上報的產量，然後依照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要公社、生產隊上交所謂的“餘糧”時，問題就大了。生產隊根本沒有那麽多“餘糧”，拿什麽去上交？可是，“高產”數字當初是你們自己報上去的呀，以前說糧食產量多得吃不完，怎麽現在就說沒有了呢？住在中南海裏的毛澤東不相信，可能一些省市的領導也不相信，或者相信也不能改口說當初的高產“衛星”是假的。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工農業，與蘇共領導“別苗頭”，國家還正準備要在一九五九年繼續“大躍進”，要求農民上交更多的糧食、棉花、油料作物來滿足五八年急速擴張的工業、礦山和城市人口生活的需要呢！糧食收不上來豈不一切計劃都要泡湯？而且，“餘糧”征集不上來豈不證明了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假的，共產黨的領導無能？於是毛澤東定調，說這一定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是農村中的地富反壞在抵製“大躍進”。言下之意很明白，誰不完成“餘糧”上交任務，誰就是階級敵人。於是廣東省委就向中央報告，說農民說缺糧是假的，他們把糧食都藏起來了私分。因為這樣，全國很多省市下令派民兵挨家挨戶去搜農民“私藏”的糧食，結果把生產隊留的種子糧、牲口糧和農民的口糧都統統搜了去。
按說，一九五八年原本的確是個豐收年，但是因為大煉鋼抽調了農村大批青壯勞力，秋收農村缺乏大量勞力，因此這一年其實是豐產不豐收。又因人民公社開辦初期提倡“吃飯不用錢”，“放開肚子吃”，普遍造成糧食浪費、計劃超支。再加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命令主義、瞎指揮、共產風盛行，不僅造成極大浪費，也侵犯了社員私人利益，從而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現在又把農民賴以活命的口糧都搜了去，農民吃不飽肚子更沒有力氣生產。這樣好多種不利因素疊加在一起，再加上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因為發生了“彭德懷事件”，本應糾左的會議反開成了“反右傾”會議，驅使全黨在極左道路上更瘋狂地狂奔，於是接下來的悲劇就是發生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倒退，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全國六億多人，無論城市、農村，幾乎人人挨餓。有四千多萬人餓死，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種田生產糧食的農民，成為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造成的大饑荒之一。而這個人禍的肇因，歸根結蒂就是“大躍進”、大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後來中共把造成大饑荒的責任推到老天爺和“蘇修”頭上，試圖推卸毛澤東和中共各級幹部的責任；又散布假消息，說“毛主席也三個月不吃肉，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試圖以此來緩解民間的怨氣。但文革後這些謊言統統被人戳穿。
2020年7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