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雲南知青大返城總指揮丁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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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培慧：悼知青英雄丁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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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傑：悼念丁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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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惠民口述：版納知青在行動
淚濕透雙眼，心隨之抖擻。驚聞一代知青英雄、知青大返城總指揮丁惠民，突然離世，不勝悲傷、萬分悲傷。 有的人活著他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卻活著。
全國知青永遠不會忘記 ，1978年他給鄧小平寫了三封信，提出知青大返城返城要求無回音。於是，率版納五萬知青揭竿而起。作為總指揮，他成功策劃組織五萬知青捐款罷工，臥軌北上請願。
版納橡膠林，永遠存留他和請願團員的呐喊呼叫，北京天安門永遠存留他和請願團員在冰天雪地靜坐的身影。他用智慧和勇氣創造了近代史上平民力爭權益獲全勝，全國知青返城的輝煌曆史。知青大返城，結束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
丁惠民一生，都走在為知青權益奔走的路上。
他成功組織重慶知青，北京知青，為企業下崗工人爭50歲退休權益。
組織團隊到上海，為農民知青訴求進城安置，為農民知青進城保而鼓與呼。
他成功組織了全國知青首屆藝術節。創辦了重慶版納知青網，克服重重困難，想方設法籌集資金，與鄒盛永合編了雲南知青大返城圖片《見證曆史》一書。
2018年，他在版納與祥悅公司籌建知青基地。2024年，他又參與創建了版納曼廣尋夢基地。
版納知青大返城為在全國知青史上寫下了最濃墨重彩的一頁，丁惠民成為知青名人進入百度。曆史留下了永恒的記憶，當年的功績永載史冊。
知青英雄丁惠民，不管他活著或死去，他的笑容笑貌永遠活在全國知青心中。丁惠民永垂不朽！
(2024.9.22)
2024年9月22日傍晚，打開手機我被一條消息震驚了——丁惠民去世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淚水瞬間布滿了眼眶。
丁惠民，我們這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啊。在曾經有著知青符號的一代人心中永遠銘記著當年大返城時，是他振臂一呼的豪氣。是他帶領著我們前赴後繼高喊著“我們要回家”的口號，實現了知青回城的願望。我們感謝他，記住了他。如今，他走了，留給我們的是一聲長歎啊。
深深的記憶一瞬間呈現在我的眼前。
一、遠距離——我看見的是丁惠民的豪氣
1978年的10月16日，在我們雲南農場出現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信》，署名丁惠民。這封信拉開了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的一幕。那時的雲南農場成千上萬的知青奔走著、呼喊著為丁惠民的這封信叫好。終於說出了我們憋在心裏十年的話，喊出了我們心中的願望。記得那年的12月，我正好在雲南景洪辦事，來到景洪的十字街中心的旅館門口，準備找順風車搭車回農場。街上到處是我們知青，場麵上很亂，很無序。聚集在旅館門前的許多人都在議論我們知青的事情。一時間找不到車，我就在一旁看熱鬧。
上午大約十點左右吧，我忽然看見在寫著“雲南省版納地區知青赴京請願團”字樣的一麵紅旗的帶領下，走過來一大幫人，像是遊行的隊伍。邊上的一些人都在說，他們是從景洪農場那裏走過來了。前麵是十幾個知青騎著自行車，就像現在外賓來的時候公安局在前麵的開道車。緊跟著自行車後麵的是我們知青的遊行隊伍，走的很慢。他們一起唱著《國際歌》，場麵很悲壯的。看見這樣的情景我的眼眶紅了。我們知青的遊行隊伍來到旅館前的地方停下了。大家圍在十字街中心。一些人一個個站在中間發表演講。說些什麽我也聽不太清楚。還是現在看了你的一些文章才明白，他們這些知青代表在進行上北京告狀的告別演說。
多少年過去了，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他們是為什麽？還不是為了我們這些人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去。我實在是擠不進去，隻是在旅館的門口遙望。看見這些朋友慷慨激昂的演說，有的還高舉起寫的血書來表示決心……
我看見四位知青朋友抬著一副擔架，上麵躺著的就是起草公開信的丁惠民。他們講完以後，朝瀾滄江大橋的方向走去。許許多多的知青們都尾隨著他們，大家都神情嚴肅，仿佛這一去生死未卜一般。沒有在現場的人是絕對感受不到的。
我遠遠底望著遠去的隊伍，看見丁惠民和他的戰友們遠去的腳步。我看見的是他們的豪氣啊。
那天，我站在景洪的大街上久久不願離去。我不敢想象他們未來的命運會是什麽。從內心深處我在默默地祝願他們成功！
二、近距離——我看見的是丁惠民的膽氣
2008年8月上海電視台紀實頻道要拍攝反映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的紀錄片。他們特邀丁惠民來到了拍攝的現場，我也有幸被邀請參與拍攝。當我見到丁惠民的時候，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再次見到大返城的帶頭人，這次是如此近距離的相見我的心裏很激動。雖然是第一次近距離相見，丁惠民似乎一點都不陌生。他對我說，看了你寫的雲南農場知青大返城的許多文章，寫的好啊！謝謝你，為我們的大返城留下了記憶。我連忙說，這是我應該做的，比起你們當年義無反顧北上的壯舉，想起你寫出的第一封公開信，我做的這些是微不足道的。
那天，我一直坐在邊上再次聆聽丁惠民麵對鏡頭講述當年大返城的一幕，真的是驚心動魄啊。《我要回家》、《爭取回家》、《終於回家》，那一幕幕往事此刻通過丁惠民的講述再次展現，令我們在場的人都無比感動。那份膽氣依舊在激勵著我們無所畏懼啊。
左起餘傑、丁惠民、周公正。2008年8月拍攝紀實片時合影
休息的時候，丁惠民對我說，希望你繼續為我們的大返城鼓與呼，為我們知青的這一筆留下濃濃的記憶。我表示一定不辜負大家的期望，好好寫。確實，當年的大返城有著太多的曆史記憶，值得回憶，值得反思。
相見的時間很短，分別的時候我們隻是再次擁抱。如今都成為一份難忘的記憶了。
丁惠民走了。我們記住了這位改變知青命運的英雄！
丁惠民口述：版納知青在行動
采訪人：劉小萌
地點：北京市東城區東廠胡同1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316室
時間：2002年8月2日
在此以前，知青為了爭取返城權利，曾付出過許多艱苦的努力，像雲南農場知青這樣通過群體抗爭而取得勝利的，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造成這種結局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麵，如知青的團隊精神與勇氣，高層領導的審時度勢並對知青政策做出重大調整等，而丁惠民作為五萬知青的總代表，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運動引向勝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新聞媒體塑造過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但是隻有在雲南這樣的請願運動中，才會湧現出像丁惠民這樣屬於民間、代表民意的知青領袖。
那次會上的人挺雜，作家、官員、學者、自由職業者…惟一的共性是大家都當過知青。當地記者來采訪，請在場的幾位給讀者各題一句詞，多數人的題詞倒也四平八穩，惟獨惠民的話擲地有聲：“我是知青我怕誰!”第二天報紙出來，別人的題詞都散發著油墨的香氣，惟獨他的題詞蹤影全無。原因不言而喻。這又是一件小事，同樣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惠民的言語和做派跟別人的確有些不大一樣。俗話說：非常人做非常事。不然的話，五萬知青的領軍重任，怎麽就落到他的身上。因此，在做知青口述史時，他是絕對不能遺漏的。
2002年8月1日，惠民帶著剛剛考上大學的女兒欣然從重慶趕來北京。我事先與他約定，請他做一個口述，重點就講知青請願上訪那段曆史。可巧他在這之前已經準備好一份自述性的稿子《在激流與旋渦中》，同意給我參考，這樣一來，工作量減輕了不少，采訪重點就放在補充一些情況。
這天下午，我和惠民不顧赤日炎炎，去月壇南街拜訪趙凡老人。
23年前，趙凡作為中央派赴雲南的調查組組長，在圓滿解決雲南知青問題上起過重要作用。當時，猛定農場知青舉行大罷工，趙凡聞訊趕到，麵對的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青。他們有節奏地高喊著“我們要回家”的口號，全場哭聲震天。趙凡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動，他向知青們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實反映情況，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決的。這一場景，已成為知青史中最悲壯的一幕，趙凡也因此博得雲南知青的敬重。
如今，趙凡已是86歲高齡，依舊精神矍鑠，談起往事來滔滔不絕。當年，丁惠民是五萬知青的領袖，趙凡則是中央的代表，兩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在這以前，卻從未謀麵。23年後，他們終於在北京相聚，像老朋友一樣地敘舊、談話。顯然，經過那場遠逝的急風暴雨，他們早已熟知彼此。
對於趙凡當年為知青做的好事，惠民首先表示了感謝。趙則謙虛地說，允許雲南知青返城是中央的決策，是中央對知青的關懷和照顧，自己和其他同誌隻是做了一些調查工作。要感謝就要感謝中央。“你和你的那些知青代表來到北京，當時我不在，去了雲南。中央派了兩個兵團司令(筆者按，指王震和程子華)接見你們，確實是很重視的。當時葉帥(葉劍英)也很關心。國家需要安定團結啊!”。
23年後的拜訪(2002年丁惠民在趙凡家)
趙凡作為“文化大革命”後農墾部門的主要領導，對當年中央解決知青問題首先是農場知青問題的態度應該了如指掌。我不願錯過這次難得的機會，有意把話題轉到新疆知青問題上。1979年，在雲南等地知青勝利返城的消息鼓舞下，新疆農場的數萬上海知青曾掀起曠日持久的上訪請願運動。他們都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去新疆的老知青，盡管他們的返城要求有著充分合理性，但請願卻沒有獲得圓滿的結果。關於這段曆史，我在《中國知青史——大潮》中已有概括說明。於是我問趙凡：同樣的背景，同樣的要求，為什麽中央對新疆的上海知青卻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對策?他的答複很幹脆：“新疆的上海知青問題與雲南知青問題性質不同，當初上海的學生初中畢業找不到工作，王震同誌把他們招到新疆去，有吃有穿，是件好事情自己也很高興……”但是，為什麽這些學生小小年紀就升不了學，找不到工作?為什麽在他們中間，出身不好的又占了多數?聽了他的一席話，這些問題立即就到了嘴邊，但轉念一想，出於對老人家的尊重，還是就此打住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經曆，觀念也不相同，對曆史問題的看法又怎麽可能一致？
從趙凡家出來，我和惠民就分手了。惠民告訴我，回到重慶後準備辦一家公司，很有信心的樣子。這些年來，他的事業一直不太順利。在大風大浪中嫻熟駕馭過航船的人物，在瑣碎的生活中有時卻顯得不那麽得心應手。這中間可能有多種原因，與他不願隨波逐流的秉性是不是也有一定關係呢？
一. 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二. 掀起初瀾
三. 走向高潮
四. 率團北上
五. 金水橋畔
六. 勝利大逃亡
上海赴雲南上山下鄉知青丁惠民(左)
一. 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1978年雲南農場知青返城風潮的掀起，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可以說是多種矛盾積久必發的產物。從我個人來講，在關鍵的時刻能夠為廣大知青的利益振臂一呼，並且始終置身於這場風潮的風口浪尖也不是偶然的。我想，在回憶那場風潮前，還是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家庭和經曆。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南匯縣人，父親是大團鎮的，母親家在海邊的三灶鎮，大概相距幾十公裏路。他們怎麽認識的?抗戰的時候，日本人來了，因為大轟炸，他在農村待不下去了，逃難往大城市跑。父親到上海當學徒工，學什麽徒呢?就是在南貨店，也就是小雜貨鋪，賣些蘑菇啊千筍啊煙酒啊等等。母親到上海，就像現在農村打工妹進城市一樣，她進的同興襪廠，也算是民族工業。這樣他們就認識了結婚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父親生性耿直，看不慣的事就要說，可能我也有這方麵的遺傳基因。他還有個特點，很勤快，這一點我可沒繼承下來。父親讀過幾年私塾，有點兒文化，字也寫得很好，特別是毛筆字，和左鄰右舍比起來還是可以的。到了“反右”的時候，不知什麽緣故，就把他搞成“右派”。按說他不夠“知識分子”標準呀，怎麽就能打成“右派”呢?不過，當時的年代和現在不一樣，他的文化至少是高小嘛，接近初中這個水平了。好在打成“右派”以後報到上麵沒批下來。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父親和母親把家裏的積蓄買了一些鞋子、衣服，都準備全家發配到大西北去了，最後又不讓他走了，就差那麽一點。可能是有一些小的原因在裏麵。
重慶知青到雲南生產建設兵團
母親是解放後通過掃盲運動學習文化的，那時候人才不夠，而且她學習努力，成績很好，有篇作文還得過什麽獎，後來就調到上海南市區尚文路小學當老師去了，一直當到1971年，全家離開上海。父親雖說沒當成“右派”，但後來馬上是經濟困難時期，城市大批減人就把他第一批下放回了老家。他當了一個什麽生產隊長，當了幾年農民。他很盡職，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曾把他的事跡作為基層幹部的典型播了好幾天。幾年後，“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國家的經濟有所恢複，因為他是熟練工人，搞電工的，技術比較好，大概是四五級吧，就又把他從農村調了回來。
我們兄弟姐妹三個。上麵一個姐姐，她比我早一年下鄉，1969年走的，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她比我大兩歲，今年51歲，叫丁惠芳。她在兵團開推土機，叫什麽斯大林100號吧，姐夫也是拖拉機手，是北京知青。我是1953年9月出生的，1971年，作為六九屆中學畢業生，從上海去了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一師一團(景洪農場〕。我一走，家裏還有一個弟弟叫丁惠建。1971年，他馬上要中學畢業，父母親就有想法了。那時候內地進行三線建設，上海動員一批熟練技術工人去支援，父母親決定全家搬遷到湖北，目的很明確，就是不讓最後一個孩子再離開身邊。這樣，全家調離了上海，幾經輾轉，最後調到湖北儀表廠，是屬燃料化工部的一個廠子，在武漢市西南的鹹寧地區崇陽縣，是個山區。當初，我對上山下鄉還是能夠接受的，現在當然是兩回事了。父母為調動的事征求過我的意見，我也同意了，父母要有個人在身邊，所以弟弟現在還在湖北，父母親也在湖北。好多年以前就退休了。等於我們家在上海就沒有根了，就是一些親戚了，堂兄啊什麽的，父親的哥哥已經死掉了，我的舅舅還在，可能也有80歲了吧，家裏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從1970年到1979年，我在雲南一待就是10年，這中間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漫長枯燥的生活，沉重艱辛的勞動以及前程渺茫無望，使當年熱情活躍的知青逐漸變得消沉憂鬱，對家鄉城市的向往愈來愈感到遙不可及，回家的念頭深深地埋在幾近絕望的心底，一些務實的知青匆匆結婚，更多的人則無精打采地消耗著時光，混一天算一天。整個農場到處彌漫著壓抑沉悶的氣氛。這就是1978年返城風潮前夕雲南西雙版納農場的真實寫照。[3]在這裏，隻想重點回憶兩件事，因為這兩件事對我後來發起版納知青赴京請願活動，有著直接的聯係.
第一件事發生在1973年還是1974年記不太清了，那時候，雲南兵團還沒改製為農場，現役軍人領導，一些千部素質差，工作方式粗暴，糟蹋女知青的問題比較突出，這個問題連中央都發了文件，李先念等領導人有批示，把幾個首惡槍斃了，這些資料都有的。我的脾氣就是好打抱不平，有人說這在上海人裏麵是比較少見的。有一次，為知青打抱不平，把連指導員揍了一頓，我也是忍無可忍。那時候，農場每個營有個武裝連，兼職的，就是配一些槍、子彈。營長是現役軍人，指導員告到營裏，他就帶了一個班，開著拖拉機，那時候還沒汽車呢，咱們國家很窮的，“嘟嘟嘟”就開來了，把我五花大綁，然後吹哨子，緊急集合，當眾宣布把我抓起來。
關了我整整九天，每天就是挑大糞、劈柴火，用重體力勞動懲罰我，叫我認錯寫檢查，可我就是不寫，最後還是由副連長出麵，把我保出來的。為什麽放我出來?主要是因為身體被他們打壞了。當初抓我的時候，他們用槍托狠狠打了一下，把我第四和第五節中間的腰椎打斷了，到現在還是這樣，背有些駝，就是打的。打壞了也沒個說法。當時腰椎痛極了，還要挑大糞呀，大糞桶本身就有三四十斤，加上大糞一百多斤還得挑。我咬著牙硬挺了九天。睡就睡在地下，沒有被子的，就是睡稻草，條件簡直比“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的牛棚”還要糟糕，“牛棚”還有個塑料布鋪一鋪，我就那麽睡在稻草上麵。當時和我關在一起的還有其他連隊的知青，他們後來都成了我最可靠的戰友。
1974年回家探親，跟父母親講了一下這個事情，我說腰痛啊，特別是天氣不好的時候。母親要我去照片子，看看哪裏出了問題，結果發現腰椎中間有道裂縫，雖然已經自然吻合，但斷碴兒沒接好，因為腰椎錯位，影響到體型。父親不服氣，前後寫了六百多封上告信，從中央到地方，都是掛號寄的。那時候掛號信便宜，大概兩毛錢幾毛錢的就可以了，一封平信才八分嘛。他不讓我回農場，到處告狀，但是都石沉大海了。我在崇陽縣醫院看不好，又轉到上海大醫院檢查，那些片子現在都在。
我大概在家裏待了一年多兩年的樣子，就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幫”一個月以後被逮捕。我覺得這樣待下去也不是個事，跟父母商量。他們那時的工資都不高，我說老這樣拖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是回農場解決吧。
農場有一個老幹部，姓陳，叫陳運保，“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沒權力的，等到“四人幫”打倒以後又恢複職務，擔任場長。那時候，雲南兵團已經改製為農墾總局。1976年他寫信給我：“你回來，隻要我在這兒，事情就好解決。你不回來，有些問題確實不好處理。這樣我就回去了。陳場長把問題攤到會議上，討論了幾次，阻力大在，一些幹部認為我這個人不聽話，討論幾次都沒形成決議，最後通過了一個折中方案：經濟上給我一些補償，補發工資;把我調出連隊，到學校搞總務;名義上不再搞什麽平反不平反。這是他們互相妥協的產物，我也表示接受，因為當時那種情況不能要求太高，能做到這步已經算不錯了。就這樣，我調到學校去了。
到學校一段時間，工作比較熟悉了。我幹工作還是比較認真負責的。這工作有一個好處，其他老師上課的時候我比較輕鬆，就是領些教學用品，發發粉筆什麽的。等大家放假了，才開始忙，到處出去采購。那時采購不像現在拿錢拿支票就可以買東西，還有一個什麽社會集團購物證，憑這個證，買些紙啊辦公用品呀，學生的鉛筆、課本，包括老師的備課本，哪怕一分一角的用具，都是我去采購的，有個拖拉機拉著我到處跑。我就利用這個條件，走遍了西雙版納的每一個鄉鎮，每一個團、每一個營，廣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實情況，聽到了許多關於知青的悲慘故事。
1976年還發生了這麽一件事情。那時候我已經有女朋友了，就是現在的太太，叫陳文先。她有一個女同學小Q，關係特別好，兩個都是重慶知青，又住在一起。她跟我講，小Q的父母在想辦法給她辦病退，請你幫她跑一跑。因為我經常去景洪，景洪離我們有將近40公裏路，我答應了。不久小Q調令過來，我就幫她去跑手續。她在連隊裏，不好批假，而且搭拖拉機走也很不方便，而我因工作需要經常去景洪。
農場團部管這個事的叫章彬，我們習慣稱他為軍務參謀，實際上就是人事科長，五幾年的複轉軍人，農場當時有這麽一批複轉軍人。有一次我又去找他，有點兒不耐煩了，人家的調令早來了，你怎麽老是拖著不辦?!他說：你回去吧，讓她本人來辦。意思是，這事這麽重要，你不能代辦。我想這可能也是對的，就回農場給她捎了一個口信。我的學校是一個總校，每個連隊都有小孩在我這裏上學，就寫個便條，找一個義務通訊員，帶給小Q，讓她第二天早上來。第二天一早，一個男知青騎自行車把她帶出來了，因為她不會騎自行車。我們連隊離場部還有大概五六公裏路，步行的話一個多小時，騎自行車大概20分鍾就到了。來了以後，我就把她帶到營部去，找個去景洪的拖拉機把她帶走了。大概到下午四五點鍾，她回來了，到我學校來了，兩個眼睛紅紅的，情緒很低落，我當時很忙，沒太在意。她說要回去，我說也行，吃了飯再走吧，過一會兒就開飯了。她說不了，就走了。
半夜，來了兩輛自行車，把我從睡夢中敲起來了。一個叫田士強，上海閔行區的知青，還有一個叫黃根洪，是重慶知青。他們喊我小丁，他們說“小Q回去後飯也不吃，就一個人關著門哭，男的女的都勸她，她不說話，最後就說了一句話，要把小丁叫來。”我馬上穿上衣服騎著自行車就進連隊了。一見麵，她還是不說話，那時候我就開始意識到有些問題了，就把其他人都喊出去：“你們都出去一下，我跟她個別談。一談就是這麽個情況，那個章彬軍務參謀說，你的手續可以辦，你要陪我睡覺。我立刻感到問題很嚴重。
咱們中國有一句老話：抓賊要抓贓，捉奸要捉雙。你沒造成事實，能怎麽辦呢?這事情我一定要管，但沒證據，是很難說清楚的。他可以否認的，還可以倒打一耙誣陷她。我是完全相信小Q的，她這個人很老實，我很了解她的，她在農場都不找朋友的，很多男知青都想跟她套近乎，但她就是想回家。
天亮的時候，我已有了一個計劃，就把幾個知青叫起來，說：你們起來一下，把我和小Q送到營部去。我們一個晚上沒睡啊。拂曉，就把我和小Q兩個送到營部。因為我對農場比較熟悉，又找到了一輛車子，就到了景洪團部。我在農場裏有兩個好朋友，一個上海知青，姓詹，叫詹文儀，現在在上海，也是南市區的幹部，他外號叫阿弟，我們是同學，他是農場的青年幹事;阿弟還有一個好朋友，是雲南退伍兵下來的，是保衛幹事，叫康平，雲南曲婧人，他們兩個住一個宿舍。我先把也們找到，把情況談了，他們也感到很為難，我們三個商量了很久很久，最後就定了個主意。他們說，農場現任的書記，我們管他叫政委，是個老幹部，叫朱政紅，也是剛剛恢複職務的，為人比較正直，他們建議我們找個機會去找他談，把問題反映上去，但是白天千萬不能去，因為那是家屬宿舍，都連在一起的，如果小Q一出麵，就會引起章彬的注意，而且不能讓其他人代表她去反映問題，那樣的話，真實性和感覺就差得多了。
一直拖到晚上八點以後，阿弟、康平兩個人先去偵察一下，看看章彬睡了沒有，後來他的燈黑了，就該我們了。我不認識朱書記，平時跟他沒往來，就待在門口，小Q一個人就悄悄進去了。等到下半夜了，大概有兩三點鍾，小Q出來了。我看她情緒比較好，知道問題有希望了。那晚，我一直在芭蕉林待著，等著她出來。師部離團部很近，最多半公裏路。我們就在師部開了兩個房間，那時一晚上才三四毛錢。在路上她就給我講了，朱書記讓她放心，看來這個問題朱書記想管，而且很氣憤，“怎麽這個時候還要這麽搞?以前槍斃好幾個了！”
第二天，我和小Q又悄悄到了阿弟、康平的宿舍，他們兩個去上班。中午的時候，康平回來說：“小丁，這個事情看來有眉目了，朱書記早上就把章彬喊到辦公室去，一直沒出來，然後又把政治處的人喊進去了。”到了下午，事情全部明了，宣布章彬停職反省，可能還不止這一個問題，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最後的處理結果我很不滿意，給他撤職，下放農場當工人。對他的問題，專案組搞了很長時間，資料可以去查的，肯定在他的檔案裏邊。後來農場裏都知道了，說是一個姓丁的把他告發的，這個上海知青膽子真大。因為當時沒有任何證據啊。
通過這兩件事情，你就知道知青為什麽不願意留在雲南。其實生活中這樣的事很多。我連一個知青，開會時放了個屁，指導員就追上去，讓他低頭認罪，逼他站了幾個小時，說他影響了開會。那時候吃什麽?南瓜、芋頭，這些東西容易產生氣，吃多了，就容易放屁
因為放個屁就要拖上去站兩個小時。唉，這種事實在太多了，促使我越來越關注知青的命運。我覺得社會對我們這一代人太不公平了，應當設法改變這種狀態。那麽，改變知青命運的最好辦法是什麽?是落實政策，增加工資，還是改善生活勞動環境?都不是。最徹底的辦法隻能是結束上山下鄉運動，讓知青們回家。但在當時的條件下，這種想法無疑是癡人夢囈。上山下鄉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誰敢公開反對?不過，多年的學習積累也使我多少有些獨立見解。我相信，天下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任何政策和方針路線都是人為的產物，是可以調整改變的。
二. 掀起初瀾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中央明確提出“撥亂反"的方針路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成為當時使用頻率最高的政治口號。報刊、廣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幹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勢證明了我的判斷，使我有了信心，開始考慮爭取返城的具體方式。是耐心等待上麵按部就班地調整上山下鄉政策，還是主動采取行動向上麵反映知青的強烈願望，促使中央早日著手解決知青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選擇了後者。自己都不說，別人怎麽會知道你們想回家呢?但是，我有這個能力來充當“領頭羊”嗎?萬一事情搞砸了會有什麽後果?這很像哈姆雷特“死亡還是生存”裏的著名獨白，是一個必須麵對而無法回避的問題。我曾猶豫過，但很快就做出了選擇，不禁暗自發笑：丁惠民，你好糊塗啊!我們知青的現狀與勞改農場的囚犯有何區別?五十步與一百步而已。最壞的結果就是去普文勞改農場種甘蔗，有什麽了不起?!《國際歌》給了我很大啟示：“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知青要想改變命運，隻有自己解救自己。依靠一個人、十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100個人也遠遠不夠，必須凝聚成千上萬人的力量，才可能達到目的。為此，我決意放手一搏。
目標確定後，我開始陷入更深層的思考中，這一過程漫長而孤獨，沒有絲毫的歡欣，充滿了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自己也記不清考慮過多少次，一次次地提出各種方案、假設，又一次次推翻否定，進入新一輪的思考…經過反複斟酌，最後決定采取循序漸進分階段實施的策略。
第一是發動階段。首先采取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寫聯名信的方式，訴說知青多年來的不幸遭遇。這一較為溫和的形式能為多數知青接受，達到喚醒知青生存意識進而發動起來的目的。其實這也不是什麽新鮮玩意兒，模仿解放初期農村的訴苦大會，隻是少了鬥地主分田地這一條，但確實有效。給中央寫信如同孩子向父母訴說委屈，合情又合法，旁人不敢說三道四。實踐證明，這一策略的應用非常成功。
第二是赴京請願階段。前提是廣大知青已充分發動起來，返城的呼聲和願望日益高漲。此階段將著手建立運動的領導組織和指揮機構，把版納地區各農場知青的行動協調成一個整體，統一部署，統一行動，造成聲勢和規模，將運動推向高潮。這階段可能會有一定風險，因為知青成立組織，自成體係，給外界的印象是與上麵分庭抗禮。但關鍵在於：知青確實沒有任何政治要求，隻是希望返城回家。這一點是可以解釋清楚的。
我當時設想：光靠寫信簽名恐怕很難引起高層的重視，赴京請願則可以把聲勢迅速擴大到全國，引起各地知青的響應。上山下鄉是一項已實行十多年的既定政策，背後牽涉到複雜的經濟、政治因素，要想在短時間內改變，僅憑版納五萬知青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能把全國近千萬知青都帶動起來，形成南北呼應、星火燎原之勢，情況必將改觀，知青們才有望回城。
我還打過一個偕勢借運的小算盤：在某種特定條件下，上麵有可能對版納知青網開一麵。當年許多知青代表還記得我在會議上講過的一個比喻：貧因的父親麵對一群因饑餓而吵鬧不休的孩子，他把鬧得最凶的孩子打了一下，以鎮住其他小孩，背過身，卻悄悄地把家裏惟一的一粒糖果給了那個挨打的孩子。
在請願未能奏效的情況下，運動將進入第三階段，即決定成敗的關鍵階段。這將是一場力量、意誌和耐力的大拚搏。我看過一些兵法書籍，深知兩軍對壘勝敗不在於兵力眾寡和武器裝備的優劣，主要是看誰能掌握主動以及戰略戰術的應用是否得當。一旦請願無效，我準備立即組織五萬知青自行撤離邊疆，向各自的家鄉城市轉移。具體構想是：(1)各農場知青按原有建製集體撤離，徒步向昆明進發，同時開走農場所有車輛，用以裝載婦幼病弱者和途中必須的糧食輜重;(2)指揮部成員一分為二，分別率領知青乘火車回上海和重慶兩大城市，北京和昆明知青太少故不予考慮，返城以後，知青們仍按原建製，以團為單位，八小時一班輪換在市政府前靜坐請願;(3）同時動員知青的父母、兄妹、親戚好友及社會各界給予聲援支持支持。在衣食無憂並有家庭依托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持久的非暴力的和平請願運動，不提任何政治口號，就是“回家”兩字，看誰耗得過誰。
所幸，這一計劃還未實施，知青們便如願以償了。事後我亦感慨萬分：我們的黨確實英明偉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優良作風沒有丟。在知青問題上，千錯萬錯都是林彪“四人幫”的錯。
當年北上請願團的部分核心領導成員在天安門廣場合影，左一為李長壽，左三為丁惠民，左四為劉先國
在發起請願運動之初，我已物色了兩個出色的左膀右臂，一叫胡建國，一個叫劉先國。我和建國是結識多年的朋友。西雙版納是少數民族地區，和平解放的，對土司、頭人比較禮遇，給他們保留一定的特權。每個寨子依靠少數幾個骨幹分子，呀，誰家的情況怎麽樣?憑著印象定個貧農、中農，雖然劃了階級成分，但水分很大。1972年搞了一次階級成分複查運動，從農村抽調一批知青進了工作組，我也參加了，搞了一年多。那時和我在一起的就有胡建國，他是上海知青，二連的，我們倆很談得攏。他這人比我聰明，這點應該承認，但就是膽子有些小，做事仔細謹慎，是典型的上海人，我這人做事比較粗糙。我把爭取返城的計劃跟他一商量，他認為計劃很龐大，風險難測，但是也深知這麽下去沒有出路，都是不甘寂寞的人，不如一起幹吧!俗話說：“腦袋砍下來，不就是碗大的疤”嘛
劉先國是在運動起來後才參與到核心裏來的。我考慮重慶知青在西雙版納占了大概50%左右，還有50%左右是上海的，各有兩萬人，至於北京和昆明知青加起來大概就是幾千人。先國是重慶知青，所以把他吸收進來，作為重慶知青的代表。必須考慮群眾的心態，你如果完全讓上海知青領導，大家難免會有想法。
“一個好漢三個幫”，胡、劉二人自始至終都是我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如果沒有他倆，我根本無法支撐起領導運動的重任。在運動期間，無論遇到什麽困難，麵臨多麽危急的局麵，他們都毫不動搖地同我堅守在指揮崗位上，為我分擔壓力，處理各種事務。當我親自率隊北上時，胡建國毅然承擔起留守版納的重任，為我解除了後顧之憂。劉先國則隨我赴京，鞍前馬後風塵千裏，途中諸多的事務均由他出麵處理，使我有更多時間來考慮其他問題。版納知青勝利返城，胡、劉兩人功不可沒!另外，我手下還有一員大將，叫朱一平，上海知青，是胡建國推薦的，後來擔任請願團的秘書長。這麽一個領導班子就搭起來了。
1978年10月16日，我的第一封致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正式公布了。定稿前，我廣泛征求場部和附近連隊知青們的意見，把我的想法和將要做的事告訴大家。因為這注定是一場知青們廣泛參與的群眾性運動，用不著隱瞞和故作神秘。結果得到了一致的讚同和支持，所有的聯名信刻印散發等工作都是在眾多知青參與下完成的。
給鄧小平的公開聯名信
當時，北京知青鍾阿成與我同在一個學校，他也參加了最初的討論，由於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過衝擊，使他比較謹慎，擔心我的行動最終會觸怒上麵而招致鎮壓。令我欣慰的是，盡管阿成沒有介入這場運動，返城以後，他通過自身努力，以版納知青生活為背景，一口氣寫出《棋王》、《樹王》、《孩子王》，名蜚中國文壇，也算為中國知青爭了光。
第一封聯名信立即得到各連知青的簽名響應。因得地理之便，二團(東風農場〕知青最先聞訊趕來，他們嫌重新刻印太費時，幹脆索取底稿連夜返回抄成大字報，第二天一早貼在團部門口。
我的住處很快成了聯絡中心，各地各農場知青紛紛前來串聯詢問交換信息，探討範圍遠遠超過返城問題，說明知青同樣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並不局限於自身利益。我這裏成了知青的民主論壇和會議中心，時時刻刻都聚滿了人，大家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我也從中受到到許多教益。學校的知青老師自動組織起來，幫著燒水煮飯，接待前來的知青，下麵連隊的知青則源源不斷地送來大米、蔬菜。真有點兒大革命時期轟轟烈烈的氣氛。
記得有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六團(猛臘農場）的兩名知青渾身泥漿闖了進來。他們受農場知青的委托，騎自行車趕了二百多公裏，途中車壞了，就徒步推車;幹糧吃完後，餓了就向寨子乞討剩飯，硬是走了兩天兩夜才趕到。進門第一句話：“你是丁惠民吧?我們找知青的真理來了。”令我噓歎不已，愈發感到肩負的責任重大。
奇怪的是，我這裏天天門庭若市，人來人往，農場方麵卻視而不見保持沉默。沒有任何領導出麵幹涉過，但從他們躲躲閃閃的眼神中，我猜想是在等待上麵的指示。終於有一天，農場黨委書記來了，前後不過十來分鍾，大意是：中央領導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攪，有意見有想法可以通過各級農場組織部門轉達反映。我未置可否，含糊地說：我們知青的問題恐怕隻有中央才能解決。事後我心裏更有底了，聯名信方式是正確的，農場無法正麵幹涉。
這時，又得到一個可靠消息：中央將在近期召開一次全國性的知青工作會議，對執行多年的上山下鄉政策做一次全麵的總結檢查。顯然是一個極好的時機，知青們應該用行動來影響中央對知青問題的決策，我決定加快運動的進展。
11月18日，第二封聯名信公布了。如果說第一封信隻限於訴苦，起個發動群眾的作用，第二封信則有所不同，直接對上山下鄉政策提出了質疑。我的用意是，促使知青群體中思想認識比較先進的那部分行動起來，他們是最終支撐起這場運動的基層骨幹力量，也運動成敗的關鍵。毛澤東曾有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因素”的英明論斷，我所寄予厚望的這部分知青，有一些共同特征：工作學習刻苦努力，在逆境中能潔身自好，極少沾染不良習氣，為人處事公道，在本單位知青中有較高威信，其中許多人已入黨、入團和擔任了一定職務，如連長、排長、指導員、團支書等。當然，他們的思想顧慮比一般知青多一些，對運動還處於觀望階段，正在猶豫之中，一旦介入進來，就會帶動一大片，影響非同小可。這次運動能否走向高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部分知青的投入與否。
說來也巧，在這節骨眼上，11月23日，剛剛恢複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出人意料地發表了題為《正確認識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評論員文章，意思是：全國各地知青問題積壓甚多，到了非認真解訣不可的地步。至於如何解決，什麽時候解訣，卻沒有明確的說法，不外乎讓廣大知青相信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會“統籌解決”。[4]即便如此，這篇文章與我們的聯名信十分吻合，說的都是一個意思：知青問題不容忽視。於是，更多的知青打消了顧慮，有些知青甚至拿著報紙找幹部們辯論。聯名信活動一下子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麵。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的江邊旅館，召開各農場知青代表第一次聯席會議。由於條件尚未成熟，會議是在秘密狀態下召開的。到會的有二十多個農場(營級)的四十多名代表。這麽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間裏，上下鋪坐得滿滿的，門窗緊閉，行動詭秘，引起了旅館服務員的警覺，幾次借口送開水或打掃衛生入室探看。那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加上地處邊疆，這也難怪。我們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下午，把會議轉移到縣汽車站的停車場內繼續進行。我把下步開展請願活動和成立請願籌備總組的計劃交給代表們討論，獲得了通過。這會議解訣了運動步入正軌後的發展方向問題，把處於分散狀態的各農場知青簽名活動初步協調起來，為即將到來的請願高潮奠定了思想組織基礎。此時，距後來震驚世界的知青大罷工還不到20天。
三. 走向高潮
有人曾考證說：1978年底的雲南版納五萬知青大罷工，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事件，其人數、規模、時間、社會影響等方麵都超過了著名的“二七”大罷工，其實，這對版納知青來說並無多大意義，知青的目的就是要求回家，不想和哪級政府過不去。罷工也沒有事先列入我的計劃中，純粹是形勢所迫的意外之舉。
第一次聯席會議後，整個局勢發展迅猛，一些地處深山、緊鄰國界的邊遠連隊也行動起來了，各農場知青成營成連地互相串連，自行集會，公開討論聯名信和今後的行動方向。時機日趨成熟。
麵對大好形勢，我卻感到有些隱隱不安。隨著運動的深入，知青內部的一些可題也逐漸表露出來：盲目樂觀，誇誇其談，對今後可能麵臨的困難缺乏思想準備，在組織紀律方麵則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缺乏全局觀念，自行其是。這時期，一些農場相繼發生少數知青無故停工停產、拒絕上班以致和農場幹部發生正麵衝突的事情。對此，我極為憂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大家以全局為重，盡量避免與農場發生矛盾，凡停工停產的知青立即無條件複工，遵守農場的規章製度。我知道，這是由於知青多年來在農場受到了太多的壓製和打擊所造成的，但這種勢頭若不加以控製，蔓延開來，極易損害運動正常進行。
在一次會議上，我告誡大家：罷工是我們最後的合法抗爭手段當時憲法還未取消公民的罷工權利，但不到萬不得已，不可輕易動用。舉行罷工必須同時具備三個條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一些小事輕率罷工;第二要有嚴明的組織紀律，要有相應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鴨子似的，說聲罷工就什麽都不管了：;第三必須是全體知青統一行動，隻有大家一起罷工，才能產生震懾力。
沒過幾天，四團(橄欖壩農場)幾個北京知青跑來，要求把罷工權利下放到各個農場，讓各農場知青自己決定是否罷工。當即被我拒絕。他們進而要求我把指揮權交出來，由他們幾個來指揮領導這場運動，理由是他們有渠道可得知上層的態度和消息。即使我同意了，版納知青會有幾個聽從他們的?這幾個人還不罷休，竟然將我事先下發到各農場骨幹手中、供醞釀討論的下一步行動計劃用大字報抄貼在景洪街上，還刷了一條大標語：“我們要回家，不要總指揮。”我的意圖被過早暴露陷入被動狀態，這種公然分裂知青隊伍的行徑立即引起大家公憤，許多知青提出組織人馬去掃平他們，我沒有同意。搞分裂的隻是少數人，策劃這一事件的絕不會是知青，背後一定有人在操縱，就是想挑起內訌，以達到破壞運動的目的。我當時沒有采取任何報複措施，隻是讓人用相機把標語拍了下來，作為見證。
曆史應該記住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8日，中國知青曆史上意義重大的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各農場知青代表第二次聯席會議在景洪招待所公開地正式召開，這標誌著運動進入白熾化的高潮階段。這場為知青命運抗爭的大決戰由此拉開了帷幕。七十多個農場(營級)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了一係列決定和決議，並選舉產生了這場運動的最高指揮機構一—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知青赴京請願籌備總組，並在各農場設分組、小組;我被推選為總指揮；會議通過了由我執筆的凝聚版納五萬知青心聲的《請願書》，即第三封聯名信。
當天下午，籌備總組發出成立公告，向社會各界說明該組織的職責與功能，並公開承諾，一旦完成請願任務，該組織將自行解散。同時發出警告：如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擊，籌備總組將酌情做出必要的反應。至此，版納知青羽翼已豐，鋒芒畢露。
會議進行的同時，我派出兩個工作小組，分別前往州委政府和農墾分局，謁見領導匯報情況，要求為請願團赴京出具途中所需的通行證明，以及在請願團出發時的歡送大會上請公安部門幫助維持秩序，當時曾計劃召開萬人大會為請願團之行壯聲勢。此舉的目的是為了先聲奪人爭取主動，同時也箄給地方政府打個招呼，以後到了北京總不能怪我們“踢開黨委鬧革命”吧。至於所提的要求，我心裏根本就沒指望會得到什麽滿足。
知青回來報告說，州委和農墾分局領導都沒找到，就連理應在家戰備值班的副職幹部都沒有，讓人感到蹊蹺。我率眾親往州委，果然，整座大樓空空蕩蕩，每間辦公室的門都緊閉著，隻有知青辦有兩名工作人員，也是一問三不知。在我們要求下，他們進進出出跑了好幾趟，回來總說找不到領導，這顯然是托詞。我得到消息說，地方政府和各部門的大小頭腦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開緊急會議。我不想逼得太急，就請工作人員轉告：如果領導們確實工作忙，我可以在這裏等候，隻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當天夜裏，直到半夜時分才來了一名自稱是知青辦副主任的幹部，我們又重複了來意，他愣了會兒，搖搖頭便走了，再也沒有下文。可憐那兩名工作人員，一直陪我們守到天亮。
第二天整個白天，仍是在無休止的等待中消耗掉了。沒有任何回複，也沒有任何稍有級別職務的幹部出麵，仿佛所有領導是鐵了心躲避我們。夜幕重新降臨，代表們已等了近30個小時，這不是單純的受冷落的問題，一百多名代表的背後，是五萬版納知青企盼的雙眼。長期以來，農場知青問題堆積如山，各種冤假錯案令人發指，各項政策得不到落實，這裏麵除了個別知青自身的一些原因外，當地政府官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否則，區區我一個普通知青何德何能，憑幾封信就能將數萬之眾發動起來?現在，知青要去北京向黨中央匯報情況，訴說冤屈，他們卻一味躲閃回避，連人照麵都不打，這樣做隻能使事態擴大，矛盾激化。
“官僚誤國!”我不禁仰天長歎。八年來的滿腔怨恨一下子湧上心頭。我不想挑起任何事端紛爭，已經做了最大的克製忍耐，但總不能無休止地等下去，事情總要有個了結。於是，我決定：上街遊行。口號聲響徹了夜空，附近農場的知青聞訊趕來，為代表們助威呐喊。師部(農墾分局)警衛通訊排的知青也攜槍趕到現場，生怕代表發生意外。
在電影院台階上，我和胡建國、劉先國兩名副指揮簡短交換了一下意見，罷工的決定立即得到通過，先國激動得直搓手，下麵的代表和圍觀知青已安靜下來，他們猜測總組將采取行動了。當場，由我口述，建國記錄，不到兩分鍾《罷工宣言》便擬定。先國代表總組宣讀了總罷工令：“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為了維護我們的人權和尊嚴，籌備總組決定：從即日起，全體簽名知青舉行無限期罷工，以抗議州委少數領導無視我們知青正當要求的官僚作風……”總組又決定：首批請願團將於15日正式啟程北上，同時命令現在景洪的代表立即返回農場，傳達落實總組的罷工命令及相關的措施，迅速募集經費，選舉請願代表，收集控訴材料…
短短的兩三天，版納墾區所有的指揮係統全部癱瘓。如同當年一切權力歸農會”，知青們迅速接管各自農場、連隊的實際指揮權，按照總組要求，公布罷工紀律，成立執法糾察隊伍，維護罷工秩序和治安，再三強調不準損害老職工利益。以往時常發生的偷雞摸狗現象隨之銷聲匿跡，農場變得純潔起來。知青們捐錢捐糧(票)，熱情高漲，空前團結，平日互相不和的也摒棄前隙，變得親熱起來，人們的靈魂得到了淨化升華。人人喜笑顏開，沉浸在節日般的歡樂中。
罷工一舉成功，五萬知青放下勞動工具，在“回家”的旗幟下凝聚在一起。這時，我卻遇到了困擾。由於臨時決定罷工，打亂了原來的部署，形勢發展太快，一夜之間，什麽事都變得匆忙緊迫，不允許按部就班從容行事。各種事務性工作如潮水般湧來，我一時有點兒手忙腳亂，問題是總組內部的職能機構還沒來得及組建，全靠我和胡、劉當場指派某人去執行落實，這樣居然應付住了局麵。為防止忙中出錯，我采取以量取勝的辦法，本來一個人能做的事，往往派好幾個人同去，便於互相監督又可互相商量，人多辦法多嘛，以拙補巧。反正罷工了，有的是人手。大家也樂意聽我調遣，倒不是因為我是總指揮，而是每個人都想為知青做點兒事出點兒力，真所謂“眾人拾柴火焰高。
13日，我率人到達景洪，指揮部仍設在景洪農場招待所，這是一座可以容納二百來人食宿的四合大院，四周膠林圍繞，距市中心僅一公裏左右，位置環境均較理想。第二天是代表們報到集中的日子，各項準備工作繁忙緊張。這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不分晝夜地召集會議，會見代表，聽取匯報……
14日，省委工作組到達景洪。五萬知青大罷工，州委膽子再大也不敢隱瞞不報。省委感到事態嚴重，火速命省知青辦、省農墾總局從各有關部門抽調精兵強將組成工作組，星夜趕赴版納，了解情況，穩定局勢，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惡化，勸阻知青不要去北京，就地解決問題。
在景洪的知青集合
工作組到景洪後，不顧鞍馬勞頓，立即聽取州委和農場方麵匯報，才發現事態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罷工已成事實，知青已自成體係，所有行動都是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有綱領地在進行，聲勢規模前所未有，哪裏是以往個別農場少數知青的“鬧事”，簡直是集體造反了!知青們提出的回家要求，莫說工作組，就是省委也沒權力回複，這又如何“就地解決”呢?除責怪地方幹部無能，以致養虎成患外，別無良策，遂訣定先與知青接觸一下，看看幾個為首者何許人也。
我估計工作組此行目的不外乎起個勸阻、降溫作用，對知青的回家要求是無法滿足的，但畢竟代表省委，如不予理睬，將來中央批評下來會很被動。知眚已和地方鬧僵了，省委出麵調解處理也在情理之中。見就見一下吧，有理有節嘛，盡量不要授人以柄。
在農墾分局雙方見麵，氣氛很平和，沒有出現爭論對峙的局麵。倒是陪坐在場的幾名地方領導此時反而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觀者，心事重重一言不發。工作組講明來意，表示一定會在職權範圍內盡量滿足知青的合理要求，共同把事情處理好。態度無可非議。知青們主要強調兩點：首先，引發罷工的根本原因，責任全在地方領導;其次，無意與雲南各級政府為難，也沒有更多的要求和條件，惟一希望能夠回家。如果省委答複不了，請讓我們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
當晚進行了第二次會談，這次工作組已有所準備，提出一個初步意見，雙方很快達成共識：這罷工，事出有因，暫時不去追究誰的責任，今後由上級部門來做處理，知青方麵可以繼續罷工，農場和地方政府不得幹涉，其餘問題雙方繼續商議。工作組已將我們的回家要求向省委匯報，省委表示將向更上層請示，問題是可以商量的，門並沒有關死。
我之所以同意暫緩北上繼續商談，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工作組透露：他們剛剛接到省委通知，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已經結束，最近一兩天內將公布正式消息和會議的具體精神。其次，就在晚飯前，我得知一個意外情況：請願代表中有人暗攜匕首和自製火藥槍，聲言這次到京，如中央不讓知青回家，就不想活著回來了。一副“荊軻剌秦王”的架勢。我的心一下子揪緊了，知道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前段時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使知青最大限度地發揮熱情，而忽視了對代表自身素質的要求。當時在部分農場有這樣一種傾向：誰的言論最激烈，就選誰當代表，誰最勇敢不怕死不怕坐牢，就選誰去北京。我未能引起重視，認為這僅是個別問題，語言粗魯些，紀律散漫些不會出大格，大多數代表還是好的。孰不知，“一粒耗子屎能壞一鍋湯”。赴京請願帶刀帶槍幹什麽?一頂帽子扣下來，誰能承擔得起?所幸發現及時，當即考慮了兩種處理方法，一是個別談話，曉以利害，勸其主動交出武器。但這幾個知青本性魯莽，思想一時難以轉變，即使交了出來，也難保不從其他渠道尋找武器。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將其驅出請願團，以除害群之馬，但這樣做勢必引起衝突。當時，景洪城內匯集了成千上萬各農場知青，一旦發生爭執內訌，後果不堪設想，危及整個運動。再三猶豫，我始終下不了訣心，真是內憂外患，處境艱難，又沒有更多時間深思熟慮。
當晚，我宣布明天推遲出發，時間另定。頓時，大家議論紛紛各種猜疑指責接踵而至。我完全可以輕鬆地同意明天如期啟程，但那將是對五萬知青最大的不負責任，必須等待中央的消息。
事隔多年以後，我在回憶總結這段曆史時，已清楚地認識到，在任何一場運動中，都會遇到這種情況：不論什麽人都可以發表比領導者更激烈的言論，這些言論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不論是對是錯，他們]都不用承擔任何責任。而作為領導者，卻必須承擔起整個運動成功或失敗的責任。這就是領導者和群眾的區別。值得慶幸的是，在運動的關鍵時刻，我經受住了考驗，把握住了時機和方向，沒有隨波逐流。
四. 率團北上
12月15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重要新聞：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在京順利閉幕，華國鋒等中央領導人參加了會議並接見全體代表。會議訣定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針政策，並在《試行草案》中規定，今後各國有、軍墾農場的知青不再納入國家政策的照顧範圍，而作為一般的農場職工對待……[5]你見過馬蜂炸窩時的情景嗎?當時知青的情緒比這還要猛烈100倍。“什麽狗屁決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現在連個知眚名分都沒了。”“拚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緬甸打遊擊去！我們有這麽多人了，怕誰?”一時間，群情激憤，沸沸揚揚，我敢說那些舉手通過決議的人如在現場的話，非被扯成碎片不可，
天天說要恢複發揚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口口聲聲要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知青問題涉及千家萬戶，豈能當兒戲?幾十個人關門開會，就決定了千萬人的命運?事先征求過知青和家長們的意見嗎?…-當我冷靜下來後，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級地方政府長期以來隱瞞真相，報喜不報憂，使得中央判斷失誤，決策失當。這就需要我們盡快趕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麵陳實情，表達知青的真實願望，協助中央糾正錯誤重新做出正確的決定，以利於安定團結，共建“四化”大業。
可是，麵前這支隊伍的素質結構和目前的情緒能承擔這一重任嗎?整個行動隻要稍一出錯，必將導致全軍覆沒而不會有機會東山再起。我突然感到肩上的責任變得無比沉重，幾乎快要支撐不住了，但我決不能退縮半步。這是生死攸關之際，五萬知青的命運啊！
盡管還未理清思路，局勢的迅疾變化卻沒有給我留下更多的回旋餘地。一些對我推遲北上大為不滿的知青，此時背著我擅自召集全體代表到飯廳集中，還做了胡、劉兩人的工作，試圖與我攤牌。當時形勢確實比較緊張，我迅速盤算了一下，憑我的威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估計還會有半數左右的代表能信任、理解我，那就冒險賭一把吧。
我走進會場後，暗囑自己：無論發生什麽情況，一定要保持冷靜，哪怕付出再大代價，也要避免內訌。會場變得異常寂靜，大家的目光都注視著我。我當時隻說了幾句話：“我決定暫時不走，一定要走的，我不強留，可以先走，每個代表自己決定吧。”局勢很快明朗起來，代表們當場做出了各自的選擇，要求第二天走的43人，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其餘代表表示聽從總組決定。情況比估計的要好，一場可能發生的內訌化解了。
此時，工作組不知從何處得到消息，說我因不同意北上而遭到圍攻，便派出車輛佯稱有事商議，把我接走了，弄得我莫名其妙。當晚，為防意外，我確實采取過緊急措施，但不是為了個人安全，而是指派我農場幾十名男知青把負責財務知青的住處保護起來，以防有人趁亂搶劫捐款，那是一萬多元的大數目，豈能掉以輕心?
回到招待所，我把第二天要走的代表負責人上海知青黃玉海、重慶知青劉庭明叫到房間裏，一一交代途中應注意的事項，讓財務撥出600元經費交給他們。從他們遊離不定的眼神中，我知道他們的心早已在路上了，我的話都成了耳邊風。
16日早上，在數千知青的夾道歡送下，我把他們一直送到瀾滄江橋頭，大家在請願團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保重，一一握手告別。望著遠去的身影，心裏湧起一股苦澀，他們中有不少人是第一封聯名信剛公布時，就勇敢地義無反顧地站出來響應支持的。也許是多年的劫難和不幸，使他們變得急躁起來，不顧一切地向前猛衝。他們此行將非常艱難，前程坎坷難測。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分裂給知青造成了多大的損傷，為了全局，有時必須放棄局部。現在，主力畢竟保存下來了，思想更統一，步調更一致，隻要總組旗幟不倒，人不夠可以補選代表，錢不夠可以再次募捐，這就是勝利的根本所在。
送走第一批代表，不禁如釋重負。一方麵召開會議穩定留下代表們的思想情緒，另一方麵秘密安排人員重新製作請願團大旗，購置必要的器材物資，為隨時北上做準備。同時，繼續與工作組周旋。
第一批代表走後，工作組似乎並不在意，以後的幾次會談中他們態度有些強硬，再三強調：上山下鄉是中央既定政策，不可改變，至於一些具體問題，如國營農場的知青算不算知青，則可以逐級反映，甚至暗示：不要幹擾中央的戰略部署。我心中有數，盡量避開探討具體事宜，說些漫無邊際的話題。拖延時間，等待機遇，暗暗計算著新的大旗做好了嗎?宣傳資料是否匯齊?第一批代表該到哪個地方了?離昆明還有多遠?當時從景洪到昆明需四天車程，留點兒餘地，五天該到了吧?最遲20日該到昆明。那時我就該動身了。問題是，如何找一個適當的理由來擺脫工作組的糾纏。
赴京請願團的代表們
17日晚，已近午夜，正準備熄燈休息，從二團來了十多名上海郊區的知青，男男女女站了一地。原來他們農場領導在當天廣播中說：這次知青鬧事，上麵給定性了，是反革命事件，丁惠民等一小撮壞頭頭，已經被抓了起來，正在辦學習班交代問題，所有知青明天必須複工，否則一律按反革命分子處理……知青們不明就裏，心裏又害怕，就跑到景洪來找總組問個究竟。真是天助我也！我當即指派幾名代表帶他們去工作組駐地反映此事，並通知工作組：由於農場方麵違反原先決議，知青決定終止談判，立即赴京。
按我原來計劃，請願團將由副指揮胡建國帶隊北上。此人心細，愛動腦筋，遇事沉得住氣，惟一弱點是不敢拿大主意，與我的性相得益彰。但目前局勢嚴峻複雜，為確保此行成功，我臨時改變主意，決定自己率團親征。由建國代我坐鎮版納，看守好大本營。我交他的任務隻有四個字：堅持罷工!決定做出後，我倆欲言又止，他知道我這次要拚命了。半晌才吐出幾個字：“讓先國跟你去吧。”多年情誼盡在此中。
代表們連夜收拾行裝，沉浸在大戰前夜的興奮中，而我已極度疲憊，隻能靠在床鋪上發布一道道指令，交代各方麵工作。我從代表中挑選了56人組團北上，其餘的留在農場堅持工作。代表們背後自行商量決定，為我配置一副擔架和一名專職勤務，負責照料途中的飲食起居。同時還讓一名當衛生員的女知眚代表攜藥箱隨團出發。這名女知青結婚不久，已有身孕，後因途中疲勞過度，到京後即出現流產征兆，大家知道後，馬上派人送她回重慶老家治療休養。
18日早上8點，請願團正式出發。在街心花園舉行了莊重的宣誓儀式，在悲壯的國際歌聲中上萬知青熱烈相送，從此踏上了風塵萬裏的北上征途。
當我躺在擔架上，被戰友們抬著跨過瀾滄江大橋時，先我兩天出發，距我僅三百餘公裏的第一批代表遭到了滅頂之災。那個地方叫通關。18日早上，他們正在吃早餐，管錢的知青突然發現裝著全團經費的手提包不見了，那四千多元是知青們一角一元湊起來的，凝聚了多少知青的血汗。通關隻是個百來戶人家的小驛站，整條街道不足百米，僅七八家小食店小商鋪，坐落在山頂上，兩邊都是陡峭的懸崖。除了過往車輛，銜上很少有人閑逛。事發前後似乎沒有什麽陌生人接近過知青，而幾十個凶神惡煞的知青在一起，天下再膽大的竊賊也不敢下手。慌了神的知青到處搜尋，差點兒沒把小小的通關翻個底朝天，卻毫無線索。後來傳聞，是公安部門奉命派出便衣幹的，目的是阻止知青去北京。我想不會的，我們的政府不至於做出這種事情。但這筆錢確實在通關丟失了，成了千古之謎。
當天晚上，我們到達思茅。這是一個擁有十幾萬人口的邊疆重鎮。由於此行匆忙，我決定在此停留一天。在思茅，我把全團整編成幾個職能小組：指揮機構為團直組，我自任團長，劉先國為副團長，還有秘書長、司務長、財務出納、衛生員等，下轄宣傳組、寫作組、糾察組、後勤組，暫時沒有安排具體工作的代表統一編入機動小組。這樣一來，全團上下人人明白自己的崗位和職責，行動指揮更加簡捷靈便，適應長途行軍。晚上，由我填詞，一名懂樂曲的代表譜曲，《請願團團歌》便誕生了，由糾察組長李長壽充當臨時教官，不到一小時，全體都學會了。
版納知青在行動
21日到達楊武，此地距昆明僅一百七八十公裏，也就是說隻要再有一天時間，便可到達省會昆明，到了昆明就可搭乘火車直驅北京.連日來隊伍長途跋涉，風餐露宿，體力消耗極大。從地處亞熱帶的景洪出來後，越往前走氣候越冷，代表們身上幾件單衣是無法抵禦北方嚴寒的。兩天前經過普洱縣城時，我看到一種兩尺見方的嬰孩棉被令司務長悉數購下，共二百餘條。按我設想，把兩塊棉被合攏來就是一件棉背心，一塊棉被卷過來就是一條棉褲腿，樣式是有些怪異，但穿在身上照樣暖和管用，途中，從昆明探親返農場的知青口中得知，第一批代表丟失了經費，正在昆明鬧得不可開交，遂決定在楊武休整一天。特意關照司務長提高夥食標準，改善生活，讓大家吃得好一點兒，以盡快恢複體力。
請願團途中小憩
剛聽到第一批代表丟錢消息時，第一個反應就是真想痛罵他們一頓：四十多條男子漢，居然連一個錢包都看不住，還怎麽去完成請願重任?生氣歸生氣，事情還是要管的。我詢問財務得知，盡管一路省吃儉用，賬麵上已不足六千元了。現在還沒到昆明，離北京還遠著呢。我盤算了半天，咬咬牙讓財務劃出700元。那知青滿臉陰雲，磨蹭很久才勉強拿出錢來，臨走時嘀咕了一句：“他們自己把錢弄丟的，怪誰？
知青宣傳畫
我把小L叫到房間，準備派他去昆明送錢。說起小L，這裏有個小故事。他是二團重慶知青，上唇蓄一撮斯大林式的胡須，身體壯實威武。他本是“走派”中的一員，16日臨出發時有人要他“潛伏”下來，暗中監視我是否會“叛變”，我心中明白但未動聲色。18日我離開景洪時也沒有借口留守農場把他甩掉，就是想讓他親眼看看我這個總指揮夠不夠格。這些天他態度明顯轉變，私下對人說：他歪打正著，留下來留對了，跟人跟對了。派他去昆明向第一批代表轉達我近期舉動，要比其他人更有說服力。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曾查過財務登記，沒有看到該農場知青捐款的記錄，估計這筆錢還在他身上，讓他單獨去昆明，希望他借此機會彌補過錯。我讓小L轉告昆明的代表要麽回農場，叫農墾總局派車，要麽在昆明原地等待我的消息。昆明不是版納，萬萬不可莽撞行事。
第一批代表受挫，給我平添幾分困擾，看來昆明是不能去了，否則，即使省裏不阻撓，第一批代表也會與我糾纏。而我自己也麵臨經費不足。再三權衡，決定不再過多考慮他們的問題，有小L送去的一明一暗兩筆錢，至少可暫緩食宿之虞，隻希望他們不要再添亂就謝天謝地了。
22日，在楊武召開的會議上，我宣布了新的行動方案。全團分為三個組，一、二小組分赴上海、重慶兩地，任務是向家鄉父老鄉親解釋知青返城運動的目的和要求，爭取社會輿論支持，廣泛宣傳，擴大影響，為今後實施第三階段計劃提前做準備，28名代表組成的赴京小組由我率領隱蔽行動，力爭盡快到達北京，一舉完成請願大任。會議上沒人提出異議，一致通過，大家都明白當前的局勢和時間的緊迫。
23日清晨，上海、重慶小組的代表們依然佩帶醒目的代表標誌向昆明進發，而赴京組代表則偃旗息鼓，喬裝成一夥結伴探親的知青，從離昆明還有一百來公裏的峨山縣境內穿插到成昆線上的一個車站，當晚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車。就這樣，我們從各方麵的視線中消失了。
事實證明，楊武的策略調整是及時必要的，兵分三路，主力暗渡，使我們快刀斬亂麻地擺脫了所有不利因素的羈絆，確保了主力快速赴京。其作用直接關係到整個運動的功敗垂成。
請願團的衛生員
滯留昆明的第一批代表情況，比我在楊武的估計更為糟糕。通關出事後，他們本有兩種選擇，或返回景洪，通關距景洪僅三百來公裏，距昆明反有五百公裏之遙，或原地等待，派人與我聯係再做打算。也許是男子漢的自尊，或是知青代表的使命感，促使他們不計後果地繼續前進，但丟失經費的窘困不是憑勇氣能解決的。18日晚，他們到了墨江由於找不到外部線索，就把視線轉向內部，懷疑內部有人裏應外合共同作案，於是成立“專案組”清查內部。這是很大的敗招。
“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這一失策使請願團立即陷入混亂，大家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大冷的天，每個知青脫光衣服進行搜查，幸好每個人都想證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沒有任何抗議和不滿。其實此舉也屬多餘。當時還沒有發行百元麵額的大鈔，4600元可是好大一堆，誰的身上藏得住?抄查無果，又有人提議，大家先把自己的零用錢集中起來，趕到昆明再說。
這批代表到昆明後已彈盡糧絕，無奈之下去找省委和省農墾總局，被安排進旅館，免費提供食宿。雖然條件簡單了點兒，畢竟比露宿街頭要強，還不至於餓肚子。這種寄人籬下進退兩難的困境，使知青們非常難堪。省裏領導同代表們談過幾次，他們不忘使命堅持要去北京請願，要求省委提供方便，即免費乘車，但談判毫無進展。為了籌款，他們舉著大旗上街講演募捐，圍觀者雲集，聲勢頗壯，但真正掏錢的不多。那是半饑餓的貧困年代，人們可以同情你，精神上安慰你，但不一定有多餘的錢來資助你。連我們號稱五萬知青也總共隻募得一萬多元。個中滋味隻有我當總指揮的才能體會到。
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門報了案，據說公安部門回答：隻要你們不去北京，這筆錢以後一定會找回來還給你們的。我想，所謂公安便衣偷錢的傳聞就起源於此吧。
四處碰壁，知青們把一肚子的怨恨都集中在幾個“嫌疑分子”身上。在“專案組”的房間裏，不時傳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慘叫聲。一團九營有個姓葉的上海知青被打得最慘，欲跳樓自盡，正好小L趕到，
實在看不下去，便出言阻止。小L本來就是“自家弟兄”，又專程雪中送炭，自然受到救星般的歡迎。但他心裏早已涼了半截，把身上所有的錢交出來後，第二天便不辭而別，直奔成都與我會合。
姓葉的知青後來在景洪遇到我，涕淚交加大訴其苦，他曾到省公安廳報案，但對方不想插手知青內部的事，給他買了張車票，開了一張沿途免費吃住的證明，讓他回農場處理。我也無話可說，勸他還是趕緊辦理戶口手續回上海吧。第一批代表後來告訴我，姓葉的在路上煽動去新疆、內蒙古和黑龍江，發動什麽“全國知青大行動”，什麽大行動呢?就是往蘇聯跑啊，造反啊。有人“左”，他比人家還左”，是極“左”，惹人生厭，所以大家借機狠狠“修理”他一頓，然後宣布開除出團，攆到大街上去了。
知青們在昆明待了幾天，籌款無望，很快失去耐心。為了完成光榮使命，決定以敢死隊精神孤注一擲，即強行衝站登車。如果他們能冷靜下來，在當時的困境中還是可以找到解決辦法的，比如隱蔽身份，分散行動，五分錢買張站台票就能輕易混上列車。昆明每天有數百上千名知青探親往返，誰知道你是什麽代表不代表。至於途中查票更不足為慮，當時全國各條鐵路線上無票乘車的知青不計其數，隻需一句：“老子是知青!”誰奈你何？
24日下午，知青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強行衝進車站，登上開往北京的列車。省委立即命令停發列車，情況上報國務院。車上、車下雙方僵持著。25日，國務院辦公廳通知雲南省委：盡量做工作，教育知青以安定團結為重，實在不行，可派數名代表來京反映情況。此時，局勢對知青很是有利，如處理得當，這是一個擺脫困境、走向勝利的轉折點。可惜由於種種原因，代表們未能把握住機遇……
知青們下車後，與省裏交涉赴京事宜，提出至少要去15名代表，而且當晚就走。省裏認為人數過多，並說丁惠民早已到了楊武，正在休整，提議等丁到昆明後再一起商議。知青們強調：“我們是首批代表。”省裏卻不理會“首批”的含義，在他們看來，知青是一個整體。雙方當即談崩。
知青們舉著旗排著隊來到火車站。這次，車站已有準備，遠遠看見，馬上關閉了檢票口，換一個地方檢票;等知青趕過來，又關上門，把先前的檢票口打開，雙方如同玩捉迷藏遊戲。幾個回合下來，疲於奔波的知青沒有了耐性，搭人梯翻進站內，打開大門一擁而入，裏麵的民警和工作人員迎上來阻止，雙方扯扭成一團，情景可想而知。結果，混亂中各有多人受傷，有名姓張的上海知青受傷較重，處於昏迷狀態。知青們吃了虧，情緒相當激動，當有人提議臥軌時，居然得到全體一致讚同。於是，七手八腳地把不省人事的知青抬到列車前的軌道上，再蓋上鮮紅的請願團旗幟。每個人都處於亢奮狀態，就是沒有想到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麽?無票上車賴著不下來是一回事，政府對你也無奈，最多是個教育問題，臥軌阻截又是另一回事，性質完全不同。
開往北京的列車被截後，車上旅客紛紛跑到其他軌道上，並聲稱要讓大家都走不成。結果進出昆明的各次列車都停了下來，上萬名旅客滯留在車站，事情鬧大了。消息傳開，輿論嗶然，震驚朝野，終於觸怒了中央高層。很快，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等五名中央領導人聯合簽發的“三點緊急通知”迅速傳達下來：(1)鐵路是國民經濟大動脈，不允許任何個人和組織隨意攔截（2）毆打民警和鐵路工作人員是違法行為，如再發生類似事件，政府將依法嚴肅處理；（3）現在昆明的農場青年職工要盡快返回農場，在當地黨委的領導下，搞好抓革命促生產。
請願團在天安門廣場
車站反複播放“三點通知”，知青們躺在鐵軌上就是不動。當天夜裏九點，昆明車站戒嚴，候車室裏的旅客全部疏散。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和警察把車站廣場圍得水泄不通。省委準備動武了。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莽撞的知青終於清醒了，豪言壯語頂不住鋼鐵的槍口。他們拖著疲乏的腳步無奈地離開了車站。一場流血慘案避免了.
在天安門廣場請願
五. 金水橋畔
一夜之間，局勢驟變。版納農場廣播喇叭反複播放“三點緊急通知”，大家不明真相，隻知道代表在昆明出事了，情緒受到嚴重挫傷。當時正準備進行對越自衛戰，軍車來往頻繁，部隊雲集，邊疆形勢非常緊張，搞得人心惶惶。更有謠言說：部隊是來鎮壓知青的。麵對種種壓力，知青們咬緊牙關默默承受著，沒有一個農場一個連隊因此而複工。大家都焦慮地盼望著我們的消息。
此時我們已在四川境內，對這些情況一無所知。24日晚到達成都後，又立即登上向北的列車，下半夜在德陽下車，住進車站招待所。天一亮，全體代表便忙碌起來，為赴京請願做最後的準備，開足馬力印刷傳單，抄寫大字報等。我親自起草了《告全國人民書》，再一次表明知青不想與政府對抗、隻要求回家的態度。當晚，全體代表登上直達北京的列車，開始了最後的衝刺。
27日晨，請願團到達北京。天安門前、金水橋畔，代表們展現了兩幅布標：“我們要見華主席，我們要見鄧副主席”、“我們要控訴、我們要告狀”。按預先布置，講演組的知青各自為戰，拉開圈子進行講演，宣傳組負責散發傳單資料，糾察組維持現場秩序，一切井井有條，忙而不亂。當天晚上，消息靈通的境外電台發出頭條新聞：中國雲南的知青請願團到達北京…-版納知青從短波收音機裏得知了消息，興奮不已，連夜奔走相告，精神重新振奮起來。
傍晚時分，我們被接到農林部招待所，那時農墾總局剛剛組建起來，由農林部副部長趙凡兼任農墾總局局長、黨委書記。劉濟民副局長很快趕到，再三抱歉來晚了，他告訴我們，趙凡已奉命率中央調查組赴版納，同時埋怨雲南方麵沒有事先通知我們會來，還是接到天安門廣場管理局的電話，才知道我們已到了。
代表們在北京受到了熱情真誠的接待。中央指示有關部門先與我們接觸，聽取匯報，了解情況，以便最後決策。在北京的短短幾天裏，各種會議不斷，國務院知青辦、團中央、全國婦聯、勞動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員與我們會談。勞動部部長趙誌堅還親自參加了其中一次會議。雙方共同討論知青問題，尤其是針對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通過的幾個政策性文件，我們提出了不同看法，強烈要求中央及有關部門實事求是地重新審視知青實際情況。我以請願團團長的名義，正式向國務院提出書麵建議書，列舉了知青應該回家的六條理由。經多次會談交流，雙方有了充分的溝通理解，氣氛愈來愈融洽。
30日，劉副局長和辦公室主任賈大秦來跟我們談，他們起草了一個文件稿，裏麵說丁惠民等28位同誌上來反映問題是正當的，反過來，丁惠民等同誌應該農場知青盡快複工。最後作為農墾總局1979年1號文件向下傳達。
中央內部情況，我們不清楚。在知青返城這個重大問題上，趙凡這位可敬可愛的老人可能起了很大作用，這點應該承認，他可能把自己在下麵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如實地向中央做了反映。最近聽劉曉航說：直到1979年1月23日，中央才正式同意雲南知青返城。他是拜訪趙凡以後才得出這個結論的。
在緊張的工作中，迎來了1978年歲末，第二天就是元旦佳節了，晚餐時，我破例讓司務長每桌上一瓶葡萄酒，以示慶賀，祈望新的一年中廣大知青能實現返城的願望。晚上，劉副局長來到招待所看望全體代表，與我進行商談。雙方很快達成一個協議：國家農墾局將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確認請願團的合法性質，作為交換條件，我同意同時下達複工通知。這一實質性的成果表明，版納知青自發的請願活動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為下一步知青返城鋪平了道路;還表明，通過幾天的溝通對話，中央對版納知青的實際情況有了進一步了解，昆明臥軌事件並不能代表廣大知青的真實意願，隻是少數知青的莽撞行為。中央已實事求是地把兩者區分開來。
請願團的首要任務，是當麵向中央領導人遞交請願書，其身份必須是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以上者。元旦剛過，得到有關方麵示意：知青代表在京人數不宜過多，是否可先回去一部分抓革命促生產。這又是一道難題。二十多名代表隨我曆盡艱辛，才到達北京，留誰去誰都難以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後決定暫時不把真相告訴大家，以後再向這些同誌道歉吧。我以加強上海、重慶兩小組力量為由，隻留下包括我在內的10名代表，其餘人又分成兩組，赴上海、重慶工作。3日下午，赴上海的先走了;4日上午，我把赴重慶的代表送上車。剛回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將接見全體代表。到了王震處，民政部部長程子華、中央一些部委的同誌也在座，看樣子他們已經等候一陣了.
請願團代表名單
開始進去，氣氛比較融洽，大家先說些客套話。在請願團內部，去以前講清楚的，由我主講，其他人不要隨便插嘴。王震講話有點兒聽不懂，他是湖南人，用家鄉話。我恰恰在湖北待過一段時間，湖北和湖南話接近，懂得多一點兒，有些知青沒聽懂。王震首先批評我們的做法不對，我們當時都戴著紅布條，代表證，他說：你們應該把它取下來。我裝傻，沒理會。過了一會兒，他又講了一些其他的話，都他一個人講。他幹脆彎著身子，兩手抱拳，衝著我作揖，說：你們把它取下來，安定團結呀。就這樣對著我們，實在沒辦法了。我還是沒吭聲，停頓了一下，才把紅布條上的別針打開，把布條取下來。代表們一看我動手，才一個個把布條取了下來。這個細節，過去沒人敢講。
請願團在毛澤東紀念堂前合影
接見的過程很簡單，從頭到尾一個多小時，幾乎都是王震在講，有一半時間是在罵“四人幫”。他講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談到具體問題時，這位老前輩似乎認為我們是因為找不到對象才鬧到北京的，於是，他很熱心也很認真地告訴我們：準備親自去找鄧大姐，請她從山東多找些姑娘到版納來。他也沒忘記順便宣傳一下晚婚晚育的基本國策：“晚點結婚怕什麽?當年我們都是三十多歲才結婚的嘛。”我想解釋一下，又不忍掃他的興。最後，他讓我們知青也講幾句，我感到自己無話可說。他老人家已經給我們定下了方向：“西雙版納是個好地方，周總理，陳毅，還有我都去過，希望你們要把它建設好……”後來，程子華也講了幾句，不過有句話有點兒沒聽懂：“回去後，不要說‘我們勝利了’。”什麽意思?這裏麵是否包含著某種玄機?當時來不及細想了。我知道在這種場合下，你講什麽都沒用，一不小心還會影響“安定團結”。
回到招待所，我著實費了一番腦筋去琢磨，總算明白了，其實王震什麽也沒講，他隻是在重複報刊廣播裏天天說的那些話，這就是政治，它的功能不是用來解決某個具體問題，而是讓各方都感到自己勝利了。你看，中央首長在日理萬機的繁忙中，專門接見知青代表這，給予親切教誨，這足以證明中央是重視關懷知青的;作為知青來講，不遠萬裏，曆盡曲折來到北京，終於見到了想見的人，請願書也當麵遞交了。回去後對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們也算有了交待。問題是，五萬知青返城的戶口找誰要呢?王震肯定是不管戶口簿之類的俗事，那隻有找雲南、上海、重慶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來，待在北京已沒有多大意義。
正巧，這時又來通知：王震副總理請代表去看電影。如在從前，這可是皇恩浩蕩般的喜事，多少人一輩子也遇不到這種機會。但我以身體不適表示謝絕，其他代表也各找理由搪塞。來了四次電話，前三是國務院辦公室來的，當時農墾總局派了一位姓董的老同誌陪著我們當聯絡員，就住在農林部招待所，跑前跑後。這次可真的把他急壞了，左勸右勸磨破了嘴皮，一直拖了兩個小時。中央領導請你們看電影就是不去呀，這樣的事真沒有過。當時為什麽堅持不去?因為王震講話老是批評我們這樣那樣的，我認為不對。王震的講話，我們安排了兩個人同時記錄，回來以後把它整理成一篇。官方也搞了一個記錄，和我們的不完全一樣。最後一次王震秘書親自打來電話：王副總理將傳達鄧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請你們務必要來。我這時才答應去的，新的東西該出來了，你光看電影我是不會去的，我不去他們都不去，這個不算犯錯誤的。
為什麽說“我不去他們都不去”?因為在請願的過程中，我的權威已經完全樹起來了。包括在北上途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對那些酗酒的、打牌的、賭煙的，全部開除了。開除了大概十來個人，文章上沒提，家醜不可外揚。[6]你應該實事求是，你可以寫的。開除的發給路費，回農場工作，不能作為代表去北京。我當時定了六條紀律、四項任務，是經過知青聯席會議一致通過的。任務之一是，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表示我們的哀悼和敬意;二是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三是向中央反映雲南知青的苦難，資料一大堆，訴苦的，各個農場收集了一大堆資料，有幾大包;四是要向中央領導人當麵遞交請願書，身份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總理以上，因為我們是代表五萬人來的。就這四項任務。還有六條紀律：在赴京期間外出請假必須兩人同行，還有包括財務製度，我都管得很緊。隻有組織得力才能擰成一股繩，凝聚力就強了，哪怕10個人都可以當100個人用。如果散漫的話，1000萬人都沒有用。那些知青管不住啊，打架鬧事，偷雞摸狗，一個比一個厲害，誰服誰呀?就是我把他們幾個給管住了。
我從雲南出發的時候帶了56個人，到了北京，連我在內隻有28個人。“兵不在多在精，將不在勇在謀”。該開除的就開除，因為違反紀律了，他們也無話可說。但是我還要給出路，親自給每個人寫條子：“張三同誌、李四同誌，由於工作需要回農場工作。”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還發給路費，你認識錯誤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所以他們對我都沒意見。
話說回來，晚上到了王震處看電影。具體什麽地方也不清楚，估計是在中南海。放映前，王震很認真地告訴我們：“今天下午，我把你們的請願書交給了華主席、鄧副主席，並匯報了我跟你們的談話，他們同意我的講話。鄧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雙版納建設好，成為有誌青年的創業基地，國家要投入資金，沒有錢，外匯也要用……，”。鄧小平確實是講實際的人，短短幾句話就點中了問題的要害，不就是窮嘛，生活沒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鬧著要回家，現在給你錢，而且還有美元，這回總該不鬧了吧?電影開始了，許多人在那塊布上打來打去，還有飛機大炮助陣，很熱鬧，叫什麽《巴頓將軍》，我卻連他長沒長胡子都沒搞清楚。坐在王震旁邊閉目深思：如果早半年有鄧小平今天講的這句話，就不會有這場請願運動了，也許知青們還留得住。但現在，說什麽都晚了，人心思歸已成定局，中央能看到這一點嗎?最終會不會讓知青回城?看來要啟動第三方案了。
雲南知青的心聲
電影終於放完了，大家起身準備握手道別時，又發生令人意外的一幕。當天剛從昆明趕到北京的第一批代表劉庭明，突然大叫一聲“王震!”一麵從後排座位衝上前來，剛跨出兩步就被有關人員擋住，在場的人都很驚愕，誰都不知道他要幹什麽。我估計他是想向王震解釋昆明臥軌事件。但皇城根下是個講規矩的地方，豈能容你像在邊疆山區那樣由著性子亂來?一名秘書模樣的人走過去對王震耳語了幾句，王震頓時勃然大怒，使勁跺了跺拐杖，厲聲道：“你要鬧別扭，給我小心點！……”我知道，王震這話裏麵，有一半是衝著今晚我們不肯來看電影而發的火。
第一批代表昆明受挫後，元氣大傷，多數代表失去信心紛紛離去，有的回農場，有的回老家。剩下十一二個人還不心甘，打電報回農場讓大家再捐錢，供他們上北京，由於錢一時沒匯到，就讓劉庭明先行一步，沒想到晚上看電影，又差點捅出亂子來。
六. 勝利大逃亡
5日一早，我們準備返回雲南，離開招待所時，我吩咐司務長把幾天的夥食賬結清。又給上海組拍去電報，要他們前往昆明與我們會合。我自己則取道重慶返昆明。沿途，重慶、貴州等地的知青辦對我們迎往送來，禮儀有加。他們得到北京的通知，要保證我們順利返回雲南。
到了昆明，立即被安排進旅館。不一會兒，省委副書記薛濤等領導紛紛前來看望，雙方像一家人似的噓寒問暖，其意融融。我向薛濤問起第一批代表在昆明的情況，立即勾起他滿腹委屈：“你們那批代表實在不好招呼，每次談話不到五分鍾，說走就走了，怎麽也留不住，這樣怎麽能解決問題呢?”我幾次想告訴他，連我的話他們也聽不進去的。
“你們的問題，中央很重視。”薛濤告訴說，“國務院下了六條意見[7]責成上海、北京、四川知青辦的同誌來昆明共同商量解決表，但解決問題總要有個過程。趙凡同誌本來在你們版納做調查，前兩天，臨滄地區的知青鬧絕食，省委請趙凡去做工作，上台講話，他們起哄，什麽都不聽，就是要回家。”我表示理解省委的難處，他聽了很高興，馬上說：“你們那裏的知青鬧得也很凶，把鋤頭也燒了，豬也殺了，吃了，希望你們代表下去後，幫著做工作，穩定一下局麵，問題是一定會解決的，需要一定的時間。”我表示願意協助，他當即給我寫了一張條子，大意是丁惠民等同誌前來協助工作，請趙凡接洽安排。其實，趙凡在臨滄一時回不來，那裏有近兩百來名知青鬧絕食，要死要活的，把老人急得夠嗆。如果說版納知青是主力軍的話，其他地區的知青就像方麵軍一樣，給予了積極的響應和配合，在雲南全省形成遙相呼應的格局。省委、省政府顧此失彼，焦頭爛額，哪裏的火都沒撲滅，反而越燃越旺，最後傷透了心，抱來的孩子養不了家，幹脆來個“不願留的，統統都走”。
晚上，上海知青辦的兩個同誌來到旅館，他們是接到國務院通知後，馬上坐飛機趕來的。“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不能解決問題，來幹什麽?”家鄉人見麵顯得更加親切直率，“但你們也不要再擴大事態了，這次雲南被你們鬧得夠亂了，又是罷工，又是臥軌，又跑到北京，王震出來接見你們，還不夠過癮啊!”中央確實有意對雲南知青網開一麵了。
在昆明，雲南農墾局給了我六張機票，那時沒身份證，隻要有機票就可以走。我把六張機票給了六位同誌，都是在路上的骨幹分子，讓他們享受一下。這時我已把第一批代表和我派到重慶、上海的代表都召集到一起了，幾十個人包了一輛農墾局的大客車往回開。客車前門口不是有塊兒小空地嗎?我讓他們給我鋪了兩床棉絮，是躺著回來的。
18日回到農場，要求大家五天後到景洪重新集合，研究下一步行動。我那時的想法，勁兒可鼓不可泄，而且不能拖延時間，準備采取第三個方案，動員大家自行撤離農場，上海的回上海，重慶的回重慶。
23日從學校趕到景洪，在農墾分局門口被幾名女知青攔住了，大聲叫道：“總指揮，我們勝利了，我們可以回家了。”她們遞給我一份電話記錄，上麵是21日省委書記安平生在昆明四省市知青會議上的講話：“知青鬧事兩月多，現在情況明了，辦法有了，按國務院六條辦，省委同意……上海困難大，最好多留點兒，不願留的，統統都走……”。[8]
是的，我們勝利了，知青勝利了。刹那間，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第一封聯名信時的情景，想起了江邊旅館裏秘密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想起了在楊武帶領大家做棉衣……狂喜的知青們流著激動的眼淚，裏三層外三層地圍著我，要抬著我舉行慶祝遊行，被我阻止了.
當天下午，我宣布籌備組解散，籌備組有總組有小組，統統解散，大家都可以回去了。我說夜長夢多，都趕快回去辦戶口，不要上半年走一批，下半年走一批，明年走兩批，不行啊，趕快走!同時起草了給王震的電報。一個是向王震認個錯，給中央一個台階下，一個是為了切實保證數以百計的各農場骨幹和代表們的安全，以便不被秋後算賬。代表們搶著要在上麵與我共同承擔責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說話。”我罵道：“糊塗!大家一起坐牢了，誰給我送飯?”最後隻同意胡建國、劉先國在電報上署名。[9]我相信即便有那麽一天，我們這“三駕馬車”是絕不會後悔的。
消息傳開，返城風潮迅速席卷版納，數萬知青爭先恐後擁向農場職能部門和當地公安派出所，搶著辦理戶口糧油遷移手續。有些農場幹脆把公章用鐵絲拴在門上，聽任知青“各取所需”。局麵顯然失控了。
那時打電報很便宜，才幾分錢一個字。給王震的電報是由秘書長朱一平去打的，花了一百多塊錢。那時候手上還有一筆錢，大概一千多塊。籌備總組解散後，每個農場留下一個代表，在景洪農場招待所包了幾間房間，一起審查財務賬。審查以後，剩餘的錢每個農場發了幾十到一百。幹什麽?買了筆記本。我手上還有幾個小紅望料皮本，已經沒用了，大家都簽個字，每個骨幹分子送一本，作為永久紀念。
知青大批返城，正好趕上部隊開始打仗，來了大批的軍車，都是返空車嘛。上麵有指示，盡量把知青拉走。當時因為運力不夠，沒車啊，拖拉機都往昆明開，短短兩個月時間，大批軍車就把知青全部撤走了。
農場沒有因為知青的離去而平靜下來。在知青運動期間一直持中立旁觀態度的農場老職工們，似乎受到了啟發，開始活躍起來，他們沿著親戚、同鄉、朋友、熟人等線索互相串聯，密謀策劃，拉山頭、樹大旗。一夜之間，雨後春筍般冒出各種名目的“委員會”、“籌備組”，其目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門，因人而異。從總體上講，不外乎要求增加工資提高待遇，平反某些曆史上的個人冤屈。而經過“大風大浪”考驗的農場當局卻未予理睬，認為這是“經濟主義妖風”。有本事，你們像知青那樣“回家”去吧。其結局可想而知。
當時，農場的堤壩潰於一旦，我卻沒有走，因為要站好最後一班崗。不久，王震給我來了一封信，是農場政治部轉給我的。什麽內容呢?就是說：丁惠民、胡建國、劉先國同誌，你們的來電收到，看了很高興，相信你們站出來工作的勇氣。然後是說，要根據鄧副主席的指示，把景洪農場建設好，成為知青的創業基地，並和新上任的王任重副總理商辦等等內容我記得很清楚，但是這份電報不知道哪裏去了，我感到很奇怪。什麽資料都在，就是這封信沒有了，是王震給我的親筆信，用鉛筆寫的。
我也給王震回了封信，信上說：胡建國已經走了，他家裏有困難，按照國家政策，劉先國也準備走。我準備繼續留在農場。
四五月份，大批知青就走完了。這期間，《人民日報》國內政治部兩名記者來采訪，問我有什麽打算。我先把農場罵了一頓，組織不利，搞得亂七八糟的，然後就是唱高調，我還是留在這裏，走不走以後再說，我不說走也不說不走。因為知青都走了，省知青辦很快就取消了。我一直拖到這年12月底，母親提前退休，才按照國家政策頂替到了湖北.
母親1971年到湖北以後，就不當老師了，因為那裏沒有老師可當，就當油漆工，這是體力活兒，不需要技術，拿把刷子就行了。我去了以後，廠裏問我幹什麽，我說，既然是頂替，幹脆頂上去就行了，因為油工組少一個人，而且那工作很不好幹，對身體絕對不好。甲苯啊、香蕉水啊、汽油啊、柴油啊，很少有人願意幹的，但是我還是去幹油漆工了。
我在湖北崇陽縣湖北儀表廠工作了六年。1981年結的婚，妻子是重慶知青，1983年有了女兒，當父親了。夫妻分居兩地，小孩在我這裏待不好，在她那裏我也不放心，幹脆就想了一個辦法，在女兒三四歲的時候，通過一個熟人，我調到重慶來了，在李家陀一個工業搪瓷廠工作。有些大鍋爐裏麵要噴上搪瓷，防腐蝕。我們廠就做這個。幹了半年多，正好政府開展打擊經濟犯罪活動，廠裏挖出兩個貪汙分子，一個是供銷科長，還有一個是什麽科長。立案以後，檢察院要求廠裏出一個人協助工作。這個廠是個二三百人的老廠，裙帶關係比較嚴重，兩個書記想到我剛來，沒任何瓜葛，就把我派出去，協助檢察院東跑西跑地調查取證，搞了差不多一年。等這個工作結束，我對重慶已經比較熟悉，對自己的工作也沒有一點兒興趣，再加上腰部舊傷時常發作，幹脆就長期請病假。超過期限以後，廠裏給我來了通知，喊我回去上班，我也沒理他們。曾經滄海難為水的人，不幹就不幹了，這樣，廠裏就把我除名了。我說除名就除名，現在檔案在哪裏，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回到重慶的雲南知青有2.4萬左右，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狀況不好。重慶是老工業基地，經濟效益不好，成為直轄市也不行。另外知青的文化結構跟不上形勢發展，我們的孩子都這麽大了，更不要說社會上湧現出了多少新人!很多企業都是整體垮台，我太太四年以前在重慶第三鋼鐵廠，整個廠都垮了，按一年60塊錢買斷了工齡，以後就不管你了。二十多年工齡，也就拿一萬三千多塊錢，等於現在什麽都沒有了。她每年還要自己去交養老保險金兩千多元，要交到50歲。現在我靠吃低保，街道每月給我和女兒各一百多塊錢，一共三百來塊錢，孩子讀書。就靠這三百多塊錢。有時候確實困難了，比如孩子要交這個費那個費，沒辦法，就找些老朋友支援一下。還有父母啊姐姐啊兩三個月寄三百、五百塊的給我。父母都七十幾歲了，馬上就80歲了，身體都不是太好。盡管生活很艱難，但我始終相信，還會遇到新的發展機會。
二十多年過去了，艱辛而漫長。現在，我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變換各種角度來回眸審視雲南農場知青上訪請願運動，探討它的社會意義和曆史價值。
與命運抗爭是這段曆史的主旋律，人類社會正是在無數次抗爭中不斷發展前進的。它告訴人們這樣一個規律：如果社會長時期漠視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時，將會爆發震蕩，導致秩序失衡，最終社會本身也將受到傷害。
當年，版納知青表現出的不畏艱難、敢於抗爭的團隊精神，終於為自己、也為全國知眚大返城撕開了一個缺口。每個知青都應珍惜這段曆史，它是中國知青史上惟一一次知青群體抗爭並終獲勝利的典範，是值得我們向世人展示、向後人炫耀的一段光榮。
知青的話題畢竟太沉重，即使當年勝利返城了，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難仍然在延續。在這二十多年裏，知青作為社會的基石部分，承受了一係列經濟改革必然會產生的種種傷痛。然而，改革開放初結碩果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因年齡層次、文化結構等原因，被劃入了下崗大軍，處在勉強溫飽的困難處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