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omina Boccia，Ivane Nachkebia
來源：Cato Institute
在工業化國家中，美國常常被認為是社會福利提供方麵的一個異類，有批評者認為美國的福利提供在規模和範圍上異常低下（見圖1）。曼哈頓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Chris·Pope在他的文章《戰爭與歐洲福利的特殊性》中指出，歐洲福利國家的擴張需要一個解釋。Pope認為，現代歐洲福利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性的副產品，且其政策特征源於納粹德國。
Robert Higgs在《危機與利維坦》一書中將美國政府規模的擴張追溯至危機期間、尤其是兩次大戰期間出現的擴張性政策。Pope受此啟發，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西歐帶來了更劇烈的動蕩，歐洲大陸的超大福利國家仍然是它們遭受的更大破壞的遺留產物。”
在二戰之前，歐洲的福利計劃主要針對低收入家庭，養老金和國家提供的醫療保險是根據收入進行調查的，較富裕的公民被期望自給自足。在英國，國家健康保險覆蓋了低收入人群，免費市立醫院專門為工人階級服務。戰前德國的福利係統由俾斯麥建立，比英國更為廣泛，采用強製性的、與收入相關的模式，由工資稅資助，不過，參與者僅限於產業工人。在英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收入較高的人依賴私人保險。
戰爭為歐洲各國政府提供了機會，擴大了政府在各社會階層福利提供中的作用，並以最小的阻力提高稅收。正如Pope指出的那樣，“民主政治的暫停（伴隨著所有的爭論和爭議）允許了福利國家的革命，並產生了持久的影響。”
擁有更多資源和更廣泛的責任後，政府從有針對性的福利轉向普遍化的福利，擴大了社會計劃，不僅包括窮人，也包括富裕公民。福利計劃的擴大，導致了市場替代方案的後續擠出。
在英國，戰時開支為大規模增稅提供了理由，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從1936年的65%提高到1941年的97.5%，並將所得稅基數增加了三倍，以包括低收入人群。最初由戰時需求驅動的較廣泛稅基在戰爭結束後得以維持。此外，戰爭破壞了私人市場和醫療保險係統的融資結構，促使政府將國家健康保險覆蓋範圍擴展到富裕人群。此外，從1938年開始，非營利醫院被重新用於戰時需求，導致它們嚴重依賴中央政府資金。
重要的是，負責建言英國福利項目改革的學者威廉·貝弗裏奇，在1942年發表了一份報告，主張取消國家養老金的經濟狀況調查，並從有針對性的福利轉向普遍的統一標準福利。
受到了納粹德國政策的影響，類似的發展在歐洲其他地方也在上演。正如Pope所述，“納粹將全麵的社會福利和民族團結原則，視為國家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在援助窮人操作上的顯著區別。”
這就是為什麽納粹試圖用普遍統一標準的福利係統取代俾斯麥模式中與收入相關的、有針對性的養老金。在1939年的一次演講中，希特勒聲稱，英國反對他的政權是因為他們厭惡“那個對他們構成危險榜樣的德國……那個社會福利的德國，社會平等的德國，消除階級差異的德國——這就是他們所憎恨的！”然而，盡管希特勒有這樣的說法，但英國的《貝弗裏奇報告》在許多方麵提出了一個類似的係統，主要區別在於其資金策略——納粹偏好所得稅，而貝弗裏奇則選擇了統一的保費。
由於戰敗，納粹未能在德國完全實施其國家社會主義計劃，但納粹政策促成了被占領國家福利計劃的轉變。奧地利在合並後采用了新的福利政策，如失業救濟和廣泛的兒童津貼。法國的傀儡政府與納粹一樣，認為將福利限製於窮人是自由主義的概念，於是擴大了醫療福利並普及了兒童津貼。
同樣，在1941年納粹法令下，被占領的荷蘭將其最高邊際稅率從4.8%提高到65%，促使荷蘭福利計劃顯著增長。
歐洲福利計劃在戰時的轉變，為戰後多數左傾政府提供了維護甚至增強擴展福利計劃的理想基礎。
認識到這一機會，戰後的英國工黨政府通過了1946年《國家健康服務法》（NHS），將市級和非營利醫院國有化，為所有英國公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正如Pope所說，“將醫療服務社會化所需的艱苦政治工作，都是由戰爭完成的。”此外，受貝弗裏奇報告啟發，政府取消了福利資格的收入上限，建立了統一的養老金、失業和醫療福利。
在奧地利，納粹建立的福利結構在戰後依然保留。
在從納粹占領中解放後，法國臨時政府完全取消了資格上限，建立了一個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普遍福利計劃。
1941年納粹法令規定，荷蘭的工人和中產階級必須參加國家醫療保險，該法令一直持續到2006年，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荷蘭的醫療體係。
納粹試圖在比利時進行的福利製度改革，如同在荷蘭的努力一樣，遭到了抵抗並最終被放棄。然而，在1944年，比利時臨時政府利用動蕩局勢，在沒有谘詢其他黨派和直接利益相關者的情況下擴展了福利計劃。
這些例子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何塑造了現代歐洲的福利係統。結果是，現代歐洲政府通常在福利計劃上的支出比美國更多。這也意味著現代歐洲福利國家參與了個人生活的更多方麵，取代了私人替代方案，並征收了更高的稅收，使其公民在設計自己生活方麵的資源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