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壹嘉即將上市的新書《李慎之自述與文章集萃》。
李慎之（1923.8.15-2003.4.22）是中國著名的體製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在燕京大學求學時便參與組織反獨裁、爭民主的學生運動，畢業後加入新華日報，後長期在新華社國際部工作，多次作為周恩來的隨行人員參加重大國際會議和外交出訪活動。1957年，他因為倡導"大民主"被"欽定"為右派。改革開放後，他先後陪同鄧?平、趙紫陽訪美，並受命創辦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任第一任所長。1989年，李慎之因同情學生運動再次被批，次年被免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職務，開始提筆著述。2003年去世。
李慎之先生值得紀念，原因不僅僅是他幾起幾伏的為官經曆，更重要的是他離職之後奮筆疾書寫出的幾十篇文章。 李慎之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極度渴望精神自由的現代知識分?。在生命的最後十幾年間，李慎之厚積薄發，提筆作槍，為自由正名、為民主搖旗、為啟蒙呐喊，書寫了他一生最為燦爛光輝的一頁。
本書中的李慎之自述部分係由李慎之檔案中的自傳、檢討，以及他?根據李慎之的自述整理而成。文章集萃部分或者源自李慎之本?寫的文章和書信，或者源自他人對李慎之采訪的文字記錄。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李慎之的人生自述和精神自傳。
本文摘自本書第九章。
我在1953年3月初回北京，對文教考察團的總結會基本上都沒有參加，就到總政治部去報到。總政治部叫我到總參謀部去見李克農（副總參謀長，一直坐鎮開城指揮停戰談判，此時剛從開城返京休假），他告訴我，最近有一批傷病戰俘遣返回國，要我去開城向他們調查我方戰俘的情況。與我同行的有調查部某局局長潘芳（李克農是中央調查部部長，又是外交部副部長）和總政治部的一個團級幹部蔡潤田。
我們三人在朝鮮歸俘中進行了一些調查，然後由我一人返京向總政治部匯報。當時紅十字會小組已重新集中，我也到那裏去集中，準備去朝鮮，不久以後，李克農從朝鮮來電，叫我們不要在北京準備，到開城前線去準備，更能接觸實際。我們就在五月初從北京到了開城。
談判喬冠華是第二號人物，第一號人物是李克農。軍界在他之上的有，但都聽他的。每天晚上12點，喬冠華要給周恩來打一電話，報告談判的情況。每天晚上周恩來要下指示。我應該說是很輕鬆的，浦山他們真苦，聽到周恩來的指示，馬上就要擬明天的發言稿。
我就住在喬冠華房間的旁邊，一到朝鮮，生活跟解放區一樣，打井水洗臉、大夥房。這種生活變換，我從來就不在乎。
我了解情況，寫了滿滿一筆記本，回來就給蕭華匯報。我的意思是有困難，戰俘不大容易回來。蕭華哈哈大笑，說：中國人老婆孩子父母，他還不回來嗎？你放心吧。蕭華那時是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可能是譚政，實際掌權的就是蕭華，當時蕭華四十來歲。
到開城不久，朝鮮停戰談判雙方，協議不派紅十字會小組了，改由雙方軍事當局派出解釋代表團向各自的戰俘解釋政策。於是我們的這批紅十字小組工作人員立刻又由文職人員改為軍人（絕大部分本來都是現役軍人），成立解釋代表團。解釋代表團的負責人是：李呈瑞，當時的六十八軍政委；譚右銘，當時的二十軍政委，原紅十字小組組長之一，[後]任四機部副部長；李際泰，某軍參謀長。因為原來的紅十字小組人員人數不夠，還調了一些幹部（多數是部隊上來的）集中起來學習。政策、解釋工作職權範圍、對敵鬥爭可能發生的情況與應付的辦法等.成立了一個方案組來主持學習。我當時的工作是方案組的副組長，正組長是賀明，當時是誌願軍的一個師政委，去年從大字報上看是張家口地區部隊的政委。另一個副組長是符浩，當時是外交部的專員，[後]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
在談判桌上美國人就說：“戰俘自己不願意回來，應該遵循自願遣返的原則”。我們就是“一律遣返”。“自願遣返”日內瓦公約沒有，但也沒有“一律”兩字，就說該遣返。這個談判鬥爭進行了整整兩年。斯大林就願意中國跟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耗著。3月5日他一死，3月10日我就得到電報，談判前線已經鬆了。
1953年7月，朝鮮實現停戰，9月或10月，解釋工作正式開始，我擔任宣傳組組長。我的工作除上述諸人可以證明外，還有新華社外事部的虞孝淮。他當時是我的翻譯。我是唯一要越過邊界線到戰俘營中去做廣播工作的人，而他是唯一每次都跟我一起去的人。
談判說定，由聯合國軍把這些中國戰俘押送到東昌裏，就是停戰線以南的一個戰俘營裏頭。然後由解釋代表團去進行解釋，解釋完了以後，你願意回來的你就回來了。就這麽三張桌子，比床也寬不到哪兒。這些人如果下定決心不回來，他心裏也痛苦，他家裏當然希望他回來，他就要自己作弄自己、麻醉自己。進門就喊“他媽的x，我永遠跟共產黨不共戴天，你別來騙我了。”一進門就這麽叫，臉都變樣了。怕戰俘打人，每一個戰俘兩邊都有兩個印度人夾著。他就跳啊、蹦啊、罵。我們就說：你不要這樣嘛，還是你的祖國嘛。極個別鬧的，忽然不說話了，就往這兒走，這邊就回來了。大部分就是堅決地不回來，少部分一進門就回來，你不用解釋。
最早到戰俘營去視察的有我，有個所謂誌願軍戰俘，趴在鐵絲網上拿石頭扔，打在我身上。李克農表揚我一頓，說李慎之因公光榮負傷。
後來北京東坡餐廳的老板就是一個英勇鬥爭要回來的戰俘。他居然還帶來很多禮物到我家來看我，我們並不認識。他叫張達，受傷被俘，鬥爭很英勇，胳膊上被刺了字，這邊是“反共抗俄”，這邊是“拔毛殺豬”，他堅決回來，硬是拿刀把自己胳膊上有字的肉割掉。2001年韓國居然請他們，請誌願軍當年的戰俘到濟洲島去參觀，濟洲島現在是韓國的一個風景名勝。他們去看完全不認識，原來很荒涼，現在很漂亮。我問他一個問題，你到底恨不恨美國人？他說：說句老實話，對美國人恨不起來。美國人是按日內瓦公約原則的。每天早晨、中午拿一大桶饅頭來，絕對吃得飽的，一大桶稀飯，鹹菜，他一放就走了。照日內瓦公約就應該戰俘自己推舉領導，你原來的軍階，不必隱瞞，你是將軍，你就是最高領導。但中國人不能講，你要講了，就是叛國。這個戰俘事件比較複雜。
戰俘解釋工作有個根據，根據就是《金日成元帥、彭德懷將軍告被俘人員書》，這個文件第一稿就是我寫的，我在北京時候寫的。
想想我們的軍長、師長、團長被戰俘劈頭蓋臉、媽的x地罵，這些人一肚子火，但是為大局，也隻好忍著。我建議不要再解釋了，把一切都往美國帳上一推，是美國人強製的。這個意見報告到周恩來那兒，周恩來批準了。如果真正要全部解釋完，回來的戰俘還是不多，但又都經過解釋了，就很被動了。
我們的戰俘營管理人員說：他們羞辱我們，我們也要讓他們來一下，也要讓美國人對美國戰俘做解釋。美國人無法拒絕。美國人拿錄音機來，他人不來。明確宣布，第一根據現在談判結果，根據日內瓦公約第幾條、第幾條，現在都應該把你們遣返回國。第二根據美國法律第幾條、第幾條，你們回國以後，你們被俘期間的工資全部發還。第三如果你們不回去，選擇留在中國，你就犯了叛國罪，回去以後還要處以一年徒刑。一解釋，大部分美國戰俘走了，留下隻有二十幾個。
回來的中國戰俘就到了開城。相當慘，缺胳膊斷腿的。都發了裏外三新的棉衣，住的也好了，從來沒有這樣舒服過。等我們的解釋工作一結束，他們就往昌圖開。
那些戰俘在戰俘營裏堅決鬥爭，還組織共產主義聯合會，這些人自以為沒問題了，說等回到中國，就承認你的黨籍。但回去以後就出了大問題了，在昌圖政審，就是從“功勞不必擺，錯誤要認識夠”開頭，搞了好幾個月。最後處理是轉業或者回鄉，隻有極個別的可以回軍隊。從那以後就慘極了，那比右派還慘。後來雙開遣返，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原來有黨籍的人，原來沒有黨籍的以為回來可以入黨。沒有！你那是偽組織。
一個師政委叫吳成德，他戰鬥失利後率殘部打遊擊，最後又兵敗被俘，美國人也沒把他怎麽樣。那天他回來，李克農到前麵去，我沒去，他回來拿給我看，這麽厚一遝材料，是吳成德在戰俘營被監時自己寫的，準備回來給組織看的材料。“毛主席的政策還是成功了，你看他回來了”。
解釋工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在11月份結束了。當時朝中兩國和美國之間互派代表開始政府談判。中國政府代表黃華在板門店與敵人談判，他經過開城談判的最高負責人李克農和喬冠華調我去做他的助手（名義是顧問），於是我又離開解釋代表團而參加政府代表在板門店談判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初政府會談結束後才回國，回到新華社工作。
朝鮮停戰談判，美國本來不出麵的，因為是聯合國軍。又出來一個朝、韓、中、美政府間談判。中國政府派的代表是黃華，黃華帶了兩個高參去，張企程比我資格老得多，還有王純，都是三八式的幹部，不會這個。又把我跟浦壽昌調去。浦壽昌一直在朝鮮，他在代表團沒職務，是總理秘書，作為喬冠華的顧問。我們就又變成黃華的顧問。
黃華有趣。談判時黃華一句話也不要講，真正講話的叫白南雲，是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教育部部長。美國政府來的是助理國務卿什麽的。
我們的外交是從朝鮮戰爭學來的。這真是一個很大的掌故。朝鮮戰爭全部記錄，外交部印出來，很多。有時講：上午10:00到12:00，底下記錄三行。對方先開口講，或者我們先講。我們先講都是根據總理的指示，已經擬好稿子了。我們都以為，外交都要靈牙利嘴。其實不然。所以為什麽周恩來一再講：外交授權有限。比如美國人講完之後，我們之間也就兩張床那麽寬的一張桌子，我跟美國代表的距離頂多也就這麽遠，我們這方麵就交頭接耳，討論怎麽回答，定了以後，要起草成文字。這就是我的任務，起草成文字。完了首先要請黃華看過，黃華批準了，要翻譯成朝文，讓白南雲看過。白南雲再用朝文向對方說，對方要根據朝文再把它翻成英文。軍事談判第一天起就這樣，談判之嚴格，我們從美國人那兒學來的。當時有一個說法：“你的話我注意到了。”這完全是從朝鮮談判桌上下來的，就是我不回答你這一點，明天再說。“貴方代表的講話我注意到了，明天給你答複”。談判倒是非常有趣味的，也非常枯燥。
最後談判就算結束，決定開日內瓦會議。我大概在過陽曆年時回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