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淩
了解宋彬彬背後的人，才能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領袖諭示“要武嘛”的時候，或許沒有料到，她此後將再也不能從“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來。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眾道歉，仍舊引發了“洗刷罪名”的爭議。
宋彬彬對媒體說，幾十年來在她身上一直有兩個人，一個是宋彬彬，一個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實的她，後者是她背負的“紅衛兵暴力”符號。讓宋彬彬變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給領袖戴袖章的舉動，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種缺少擔當，還有很多來自他人的因素。在變成了紅衛兵符號的宋彬彬身後，站著一係列他人的身影。
他們各自在有意無意中，將一個普通的“老紅衛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這些名字，就無從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
1、彭小蒙
在文革期間，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樣著名的中學紅衛兵，但她的出名並非由於戴袖章的機緣巧合，而是靠打先鋒拚殺出來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學生。當年的老師回憶，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見學校1萬名師生的時候，率先掄起銅頭皮帶抽打工作組長張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驚了在場的所有師生，包括到場的中央領導人，卻得到江青的讚賞和熱烈擁抱，從此開創了紅衛兵暴力毆打（武鬥）的風氣。5天之後，毛澤東在給清華紅衛兵組織的信中表揚了彭小蒙在毆打張承先的會上的講演，以及她領導的“紅旗戰鬥小組”。江青更稱彭小蒙和她的“戰友”們是“小太陽”。
此後彭小蒙在打人鬥人中一直親自上手，表現搶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記載，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級女學生萬紅，因為父親是右派遭到男紅衛兵毆打，奔進女廁所試圖躲避。當時彭小蒙也在女廁所裏。萬紅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但彭小蒙把她從女廁所裏拉了出來。萬紅被命令站在一個凳子上挨鬥，被銅頭皮帶抽打，又有同學把凳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麵青鼻腫。
王友琴還記載，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串聯”鼓動。
8月18號的那次天安門城樓接見中，彭小蒙風光無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紅衛兵發言的人，麵向全國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給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門，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彭小蒙。
孔丹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憶稱，當時紅衛兵上天安門由中宣部副部長雍文濤安排，雍文濤讓彭小蒙推薦人選，彭小蒙推薦了師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華附中等學校，每校20人。根據這份回憶，當時樓下的幾十萬紅衛兵，誰上天安門的決定權在彭小蒙手裏。如果彭小蒙沒有推薦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樓的機會，遑論給毛戴紅衛兵袖章。當時同樣在城樓下的八中陳小魯等人，就沒有機會上樓。
從彭小蒙的挑選來看，以她認為運動搞得比較好的學校為主，但並無一定標準，譬如四中的紅衛兵負責人秦曉、孔丹都屬於不主張亂打人的“政策派”。師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組的“主義兵”，也沒有得到上城樓的機會。這也說明，老紅衛兵內部還談不上明確的“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分野。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之後，她和彭小蒙就成了當天最出風頭的兩個紅衛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義逐漸壓過了彭小蒙。
據王友琴記載，文革以後，彭小蒙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訴說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沒有提到自己當年的風光一時。
彭小蒙的父親是全國紅十字會領導，屬於高幹子弟。但顯然沒有宋彬彬父親宋任窮的“上將”和政治局委員地位來得顯赫。這也是她不適合充當紅衛兵符號的原因。盡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樓的一步。
2、劉進
劉進是推動宋彬彬登上天安門的第二個關鍵人物。
劉進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學。1966年6月2日，她聽到廣播中聶元梓的大字報，帶頭寫了女附中第一張要求文革的大字報，並找到宋彬彬等簽名。工作組進校後，劉進成為工作組任命的師生代表會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組撤走之後，緊跟著發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劉進和宋彬彬一樣，沒有能夠有力製止低年級學生的毆打行為。事後她們將卞仲耘送到醫院，和在場的李鬆文老師一起，在字條上留了名字。這張字條上，劉進排在倒數第二個，宋彬彬排在最後一個。當天晚上，劉進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匯報了情況，吳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劉進在學校廣播中講述了匯報經過和吳德的話。劉進說：“一些同學就記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後，劉進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師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擔任副主任。這個組織聯絡了接近工作組和反對工作組的兩派學生，繼續引導學校中的“文革”。以後由於宋給領袖獻袖章引起校內紛爭，劉進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籌委會。縱觀始終，劉進和宋彬彬始終一同進退，而劉進始終處於主導。
“8·18”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當天，劉進是領隊。接到紅衛兵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指令時，隨父親從河南赴京、一向低調的劉進對宋彬彬說：“你當過學生會文體部長，認識的人多，你從各班挑40人帶隊去。”宋彬彬因此帶隊登上天安門，劉進卻留在城樓下。
事後看來，劉進的這一個決定，造成了兩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劉進卻仍然是劉進，一個普通的高幹子弟、老紅衛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樓，但她能給毛澤東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親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憶，身後一個空軍大院的男生鼓勵她給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著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和宋任窮一塊工作過（查閱履曆，二人同授上將，解放戰爭時期謝富治任晉冀魯豫野戰軍兵團政委，而宋任窮任第二縱隊政委），認識宋彬彬，因而允許了宋彬彬去獻袖章。
據宋彬彬本人稱，毛澤東並未問起她的父親，也不認識她，隻是問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個字也是隨口說的。但這三個字的分量卻不同一般，似乎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紅八月的“武鬥”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從此變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幹子弟身份使她有機會去向領袖獻袖章，但她保工作組的立場，卻使她獻袖章的行為在校內引起了爭議，反對工作組的“主義兵”表示她沒有資格獻袖章，認為這樣做不利於運動方向發展。事後看來，“主義兵”可以說準確預測了領袖的心思。在戴上“紅二代”宋彬彬獻的袖章時，毛已在考慮對她的父輩“走資派”們開火，這或許是他不問宋彬彬父親姓名，卻親自為她“改名”的真實原因。
當天上城樓的學生共400餘人。如果劉進不是決定讓宋彬彬上城樓而自己留下，這一情節或許不會發生。
2007年，改名實驗中學的師大女附中評選傑出校友。起初參與評選的決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後對於宋彬彬出現爭議，學校征求劉進的意見，劉進主張若拿下宋彬彬會對宋的負麵影響更大，且宋彬彬不屬於文革後受到清查的“三種人”（編者注：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作為麻省理工學院地球行星科學係第一位大陸女博士，具備知名校友資格，因此建議保留。
校友們的意見影響了宋彬彬，幾天後她決定繼續參選。不料，參選的後果超出了她的預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渦中心。
近年來，劉進一直在和校友們推動還原8·5事件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學原禹貢學社召開的“8·5事件真相”研討會上，劉進說自己一直想還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門獻袖章事件中的真實角色，分擔宋彬彬肩上的責任。無奈，這不取決於她。
3、男記者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袖章之後，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報》年輕男記者采訪。他聽說了領袖對宋彬彬說的兩句話，還讓宋寫下了這兩句話。
兩天之後，《光明日報》發表了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將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報》緊跟著轉載，“宋要武”的大名播於天下。
宋彬彬說，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從來沒有要改名為“要武”。但外界已經認同這一“禦名”，宋彬彬開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於宋彬彬和宋要武兩個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後。
宋彬彬究竟有無改名宋要武，連她的朋友們都不太清楚。陳小魯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學，他一直到本世紀初聽宋彬彬本人辯白，才知道她並未改名。
宋彬彬變身“宋要武”後，並未參與抄家破四舊。但她的武漢之行，卻進一步加強了“宋要武”的影響力。據宋回憶，當時王任重動員她和劉進去武漢保湖北省委。這或許含有借重“宋要武”影響力的意味。劉進沒去，宋彬彬卻和四位同學一起去了，她自稱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窮老部下。
在武漢，宋彬彬發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據她說署名本來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發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謾罵詞匯。當時宋很意外。這篇文章影響極大，連宋彬彬的學校都被謠傳改名“要武學校”。以後，“派鬼女兒”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為江青打倒宋任窮的一條罪狀。
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報》記者，並未在稿件上署名。據宋彬彬講，文革後她曾找到《光明日報》社長穆欣，查找那位記者，卻並沒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屬實，那位“年輕的男記者”，為了切合當時的政治主題，創造性地把領袖的一句話改成了“宋要武”這個具有魔力的名字。時過境遷之後，自然難以出頭承擔這份責任，以免染上“三種人”嫌疑。
這位頗有創造性的記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階梯上的最後一級。他的報道手法，很容易讓人想起建國後新聞史上的諸多“經典名篇”。
4、劉蘭蘭（音）
在1月4日的研討會上，《記憶》主編吳迪說到了一個8·5參與毆打卞仲耘的人名：劉蘭蘭（音，或劉楠楠）。這是近年來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體的“凶手”。
吳迪說，該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轉入師大女附中，是軍隊幹部子弟。根據校友們回憶，當天對卞仲耘的毆打中，一群“住在三軍總部大院”的女學生是下手最重的，因為她們的學習不好，這時抓住機會表現。而劉蘭蘭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據吳迪稱，劉以後當了兵，文革後清查“三種人”運動中，她被“雙開”，羈押起來準備審理，卻由於趕上了孔丹給中央領導上書替“老紅衛兵辯護”，一風吹從而過關。
在“誰是真凶”的問題上，先後涉及的還有數位領袖子女。但事後證明她們在8·5當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並未卷入。
一個吊詭的現象是，圍繞卞仲耘之死，師大女附中的校友們出版了多種著作，從不同立場進行了調查，譬如王友琴的《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和劉進、葉維麗、馮敬蘭等人的調查。但這些著作和調查結論中，沒有一個人提及當天參與動手毆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葉維麗等人的講述中，對於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個瘦高個，一個大胖臉，文革前很出名”來描述，據說實際誰是打手已是公開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調查結論和研討會上，校友們仍舊不願意講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義”。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參與毆打的人眾多，無從追究誰是禍首。馮敬蘭最近發表的8·5事件綜述中，也隻是稱其為劉某某。而吳迪提到的劉蘭蘭（音），就成了唯一一個若隱若現的名字。
問題是，如果一直不說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難以卸去對“卞仲耘之死”的重負。
5、孔丹
孔丹因為近來和秦曉的“紅二代罵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屬於老紅衛兵，同為不主張亂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時登上了天安門城樓，但沒有直接聯係。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門，或許是模仿宋彬彬，他當時給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糾”紅衛兵袖章之後，也想給毛澤東去戴，被周恩來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後的一次“上書”行為，影響了整個老紅衛兵群體的命運，也間接埋下了宋彬彬在當下的爭議。1984年，“老紅衛兵”卷入了文革後開始的“三種人”清查，孔丹借助紅二代身份給陳雲上書，信中提出“老紅衛兵”在文革中是堅決保護以劉鄧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對中央文革篡黨奪權的，雖然在抄家破四舊中有過，但功大於過，和以打倒各級老幹部為目標的造反派根本不同。這一理由顯然說中了要害，獲得了陳雲等批示，老紅衛兵就此解脫，還別列入接班人梯隊。
但解脫老紅衛兵的理由中，顯然脫略了“紅八月”在他們主導下的暴力傷害。前文已經說到，8·5事件中參與毆打卞仲耘的劉蘭蘭（音）本來可能遭遇審判，卻由此過關。由於這一問題始終未能得到清理，多數老紅衛兵獲得前程的同時，類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傷害卻在發酵，曆史和心靈欠賬一直累積下來，由“宋要武”這樣的符號化人物來承擔。宋彬彬因而隻好避居國外，2003年回國後也諱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陰影。
一直到眼下，終於由她和陳小魯這樣的“老紅衛兵”出麵來道歉清償。雖雲亡羊補牢，也難免積重難返。
對於宋彬彬的遭際來說，孔丹之上書，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曉的“飯局罵仗”，是非隻能捫心自問。
參考資料：
《對‘八五事件’的記憶與反思》，師大女附中劉進等校友編，2014年1月
《文革受難者》，王友琴，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王友琴，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
《難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鶴都編，中港傳媒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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