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我的小學老師們
我就讀的小學前身，就是我前麵提到過的、因為抗戰發生本來已經停辦的、而又由地方紳士張君欽和郭南周發起複辦的英德小學。學校原在界弄，民國三十四年該址改為顏安中學學生宿舍，於是學校遷到北莊弄金家祠堂。民國三十五年英德併為章練塘鎮中心小學分校。我讀書時又改為練塘鎮第二中心小學。我在這所小學讀了一年幼稚園，一年級時因病休學半年多留了一級，到一九五八年畢業，在這所小學共讀了八年書。這八年中教過我的老師很多，有些已經淡忘，有的仍然有很深記憶，有時回想起來，這些老師的音容笑貌就又一個個出現在我眼前。對於這些老師，我除了感謝他們教我知識，大多沒有特別的好感也無特別的惡感；但其中有幾個老師卻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對其中的兩個，我還對她們感到愧疚。
我第一個對她感到愧疚的是小學一年級時一個姓範的女老師。那時候我年幼不懂事卻處處想在同學麵前充英雄好漢。同班有一年紀比我大好幾歲的男生姓王，他常在班裏搗亂作弄老師，尤其喜歡欺負那個教我們語文的範老師。那時範老師正在懷孕，因此看見這個王同學走上講台邊要捉弄她，有幾次嚇得奪門而逃，去叫教導主任來訓斥。然而王同學這樣的行為卻受到我這樣的頑皮學生的崇拜，視他為英雄，成為他的追隨者。一次正是冬天，範老師已大腹便便還來上課，可王同學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圍巾竟想去綁她。由於一條圍巾太短，王同學就向我招手，要我把我的圍巾也給他。而我竟然也解下圍巾走到講台前去遞給他。王同學把兩條圍巾接起來套在老師身上，範老師奮力掙脫才逃出教室，引得同學們哈哈大笑。我也自覺很得意，覺得自己因此揚了一次臉。此後過了一段時間，我不見範老師再來學校教書，也不知她後來去了哪裏。但有兩個流言開始在學校曆流傳。一是說範老師流產了，所以不來教書了。還有一個說法是範老師生下了一個小孩，但晚上範老師睡覺時不小心翻身壓住了孩子，結果小孩窒息死亡了，於是範老師傷心之餘也就不想再來教書了。兩個傳言究竟哪一個為真我也不知道。但多少年來，每當想起這件事我心中就充滿罪惡感，總覺得我們對一個懷孕的老師惡作劇是莫大的罪過。所以後來我遭遇許多苦厄和不公，無可排解之時我就會想，這也許是老天對我當時犯下的惡行的懲罰吧？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報應啊！
第二個我對她感到愧疚的是我四年級、五年級時的班主任兼語文老師張育琪。那時的張老師隻有二十多歲，高挑的個子，白淨的臉上有一雙烏黑明亮的大眼睛，剪一頭齊頸的短發，一邊紮了一條辮子，是當時很多年輕女性流行的發型。她的先生在鎮上的銀行工作，有沒有小孩我不清楚。前麵我說過，小時候的我是一個十分調皮的學生，讀書也不用功，成績平平而已。但是，到了讀四年級時，我對讀書感到有些興趣了，成績也開始上升。也許是這樣，張老師就開始關注我。到了五年級，張老師跟班仍當我們的班主任，那時她就對我特別欣賞，曾公開在其他同學麵前稱讚我理解能力強。有一次班級選少先隊中隊幹部，她希望我能選上，於是就向同學們推薦我。但是，她太過明顯的傾向引起一些同學的不滿，因為我那時候仍然是一個比較調皮的學生，上課小動作多多，不算一個好學生。於是有一個同學用粉筆在黑板和教室窗子上寫了好多表達不滿的字句，弄得我和張老師都很尷尬。少先隊中隊幹部當然也沒有選上。這件事發生在五年級的下學期開學不久。等到我升讀六年級後，我忽然發現學校中再也沒有張老師的影蹤了，也不知道她的去向，仿佛從人間蒸發了一樣。過了好幾年，我才知道張老師是被下放到一個偏遠的農村小學去了。農村小學的條件當然不能與鎮上的中心小學比，首先是生活上不便，要與家庭分開。而且這個農村小學所在地後來又屬於另一個公社，這樣即使逢上到中心小學開會、學習，她也不會再到練塘來，因此也無緣再見到她。這些年我一直猜測，她是否因我之故才被下放的？為此我也一直心中不安，總感到自己連累了她。
文革中我一次從練塘坐輪船回縣城工作單位，在船上我看見了多年沒見的張老師。我看到她在朝我看，但我自慚形穢，不敢與她打招呼，裝作沒看見她，遠遠的找一個角落坐下，然後拿出一本書來裝作看書。我覺得是我害她被貶到鄉下去的；而且我又沒有出息，小學升初中就沒有被錄取；至今也碌碌無為，隻是在縣城一個單位當臨時工，實在無顏見她。自這次偶遇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張老師。有時想想很後悔，想當時如果走過去與她打個招呼，問侯問侯她的情況也好啊！現在幾十年過去了，但有時我還是會想起她，想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有九十歲多了。我衷心祝願她健康長壽，祝願她生活幸福。我還想告訴她，她曾經的一個不肖學生，至今沒有忘記她。
一九五七年我升讀六年級，班主任是一個姓蔣的女老師。她是兩年前據說從宜興調來的。因為她的先生——姓朱，也是宜興人——在練塘中學當教導主任。蔣老師一到我們學校，就擔任學校的教導主任。聽說她還是縣裏評選的“優秀教師”。因此剛開始時我對能上她的課還充滿了期待。但是，很快我就感覺到她對於我這樣以前在學校“出了名”的學生十分嚴厲。我甚至感覺到她對我有一種無法解釋來由的敵意。因此上她的課，我漸漸有一種動輒得咎的擔憂，對她的好感也很快消失。我不知她何以會這樣對我，唯一的解釋就是我五年級時已經給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果真是這樣，那隻能怪自己了，誰叫我以前不是個好學生呢！
但漸漸的我知道問題恐怕沒有這樣簡單。因為當時有一批高我一屆的學生由於沒有考上初中而對她們夫婦兩十分痛恨。據他們說，是因為他們比蔣老師的兒子成績優秀，蔣老師妒忌他們，才故意讓他們考不上初中的。為了泄憤，他們經常在晚上成幫結隊沿街高叫“宜興夜壺”、“蔣夜壺”、“朱夜壺”。大概宜興不但茶壺有名，連夜壺也有名。這件事鬧了好幾個月，從夏天鬧到深秋，當時在我們小鎮上也是一件差不多家喻戶曉的事情。
蔣老師有一兒一女兩個孩子。她的兒子本來與我三姐同屆同班，要比我高兩屆。曾聽我三姐說，因為他成績不好，蔣老師夫妻倆估計考初中沒有把握，在五年級時就故意讓他留了一級，想讓他把基礎打打好。因為到六年級畢業班後，即使成績不好也不能留級，這樣考初中就懸了。如此一來，她的兒子就隻比我高了一屆。那一年，她兒子考上了本鎮的初中。但是有好幾個與蔣老師兒子同班的、讀書成績不差的男同學卻沒有錄取，於是他們懷疑是因為蔣老師妒忌他們才不讓他們考上中學的。我不知道他們這種說法有什麽證據，但對照我自己的情況，我對這個妒忌說也是有點相信的。我那時候在她班上讀書成績也不差，至少可算中上，課堂紀律也比以前遵守得多了，總之是比讀五年級時進步多了，但我從沒得到過她一句鼓勵的話，甚至一個好的臉色，相反，她射向我的目光始終是那麽嚴厲和冰冷。由此推斷，很難說蔣老師對學生就沒有一點偏見。而那批學生所以有這樣的感覺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她的先生朱某在初中學生中口碑也不太好，很多學生在背後也罵他“朱夜壺”。在當時學生的想象中，他們夫妻兩人一個是中學的教導主任，一個是小學的教導主任兼畢業班的班主任，都是對學生升學可以起一定影響的人。
因為是這樣的原因，到六年級下半學期時，我一想到升學問題心中就已充滿了不祥之感，仿佛有一朵烏雲始終籠罩在我頭上不肯離去。一九五八年我小學畢業，果然就沒有考上初中。我自知升學考試考得並不差，卻不錄取，許多平時讀書成績不及我的同學卻被錄取了。我無法解釋其原因，所以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也一直懷疑是他們做了手腳才使我考初中落榜的。此事直到多年之後我才明白，當年我不被錄取更大的原因是家庭成分。自一九五七年中共發動“反右派”鬥爭，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目標後，我們這些父母開過店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小業主，大部分都沒有錄取。這是當時社會的政治大氣候。作為學校老師，他們也左右不了這個局勢。雖然那時也有少數成分不好的學生被中學、大學錄取，但這些都是被學校認可的“好學生”，或雖非“好學生”卻有某種特殊的關係而被學校“網開一麵”，一般人沒有這樣的運氣。
那一年我不能升讀初中，一個還不滿十二足歲的孩子又能做什麽呢？說來萬幸，正巧那時成立人民公社，公社辦了個農業中學，正在招生。這雖不是一個正規學校，教學質量也談不上，但總比沒有書讀好。於是我那一屆好些沒有考上初中的同學，以及前一屆沒有考上初中、正在一個民辦補習班學習的學生，就都進了這所農業中學。初中三年，我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但這畢竟是自己學校的成績，與普通中學比其間究竟有多少差距我心中無數。初二時一次我們學校與練塘中學舉行數學聯賽，我們的試卷是練塘中學老師出的，結果我的成績也沒有給學校丟臉。這讓我對自己的學習增加了自信心。也幸虧又多讀了三年書，才讓我具備了踏上社會工作最起碼的學識。不過我們這所學校終究屬於“野雞學校”，初三畢業學校竟然沒有安排我們參加高中升學試。於是我們這批學生都被剝奪了進一步受教育的機會。
再說那個蔣老師的兒子雖然進了普通初中，因為成績不行，在考高中時沒有被普通高中錄取，僅被一所也是“大躍進”中縣辦的中專學校錄取。大概讀了一年多吧，因為國家經濟困難，學校辦不下去了，將這些學生並到普通高中去繼續就讀。這樣，蔣老師的兒子總算讀到了高中畢業。但是，大學的門他就進不去了。他失學無業在家呆了一年，一九六四年縣血吸蟲病防治站招臨時工，與我一起進血防站做了同事。文革大革命開始後，因為蔣老師的先生是地主出身，被學校學生以“逃亡地主”罪名抄家、批鬥。有一次這個朱老師到我單位來找他兒子，不知怎的被我單位幾個造反派知道了，夥同上海紅衛兵將他父子抓起來也批鬥了一頓。我心知這是欲加之罪。因為從朱老師兒子的年齡可以判斷，朱老師結婚生子時抗戰還未結束，中國人講究成家立業，結了婚還靠家裏養活不太可能，所以當時他可能已在當老師了。我懷疑有人乘機報複泄私憤，但不清楚究竟是何人出的主意。我這個同事在單位內雖不討人喜歡，但也非奸惡之人，這樣對待他也做得太過了。
我和蔣老師的兒子，從一九六四年起做同事一直到一九七二年。那一年因工作需要我從血防站調到縣革會除害滅病辦公室工作。一九七八年春，因父親在香港去世，我申請去香港奔喪，以後就留在香港。一九八九年底我又全家去了美國。一九九五年我全家在美國取得綠卡後回練塘探親。據我大妹妹告訴我，說我們回到練塘那一天，蔣老師夫婦舉止好像有點不正常，當我們從汽車站走回家中時，他們站在街邊遠遠望著，嘴裏不住地說：“來了！來了！”好像神情十分激動。然而等我們走近點，他們又都躲回家去了。大妹說她不懂他們為何這樣緊張；“你回不回家根本不關他們事，他們何以這樣關心？”這倒重又引起了我的懷疑，難道當年他們真的在我升學問題上做過手腳，因而心中不安？不然，我這個曾經的不肖學生，恐怕不至於讓他們這麽在意吧？二〇〇幾年一次我又回鄉探親，聽我四姐說，那個朱教導已經死了，那個蔣老師患老年癡呆症被送在老人院。她的兒子去看她，已經認不出人了。聽此消息，我心中五味雜陳。雖然我一生命運坎坷，似乎多少與他們有點關係，但幾十年過去，見過多少世事如白雲蒼狗，當年的恩恩怨怨，我已能以平常心待之，因此無悲亦無喜。唯回想當年，那個蔣老師也是個多麽精明潑辣的人啊！真是歲月無情，韶華易逝，功罪恩怨，轉頭成空，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有時我想，如果當年張老師與蔣老師的位置換一下，蔣老師做我五年級的老師，而張老師做我六年級的老師，我的命運是否會有所不同呢？我想很難。以我三姐後來高中考大學的經曆來看，她在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高中畢業時學校老師推薦她考外語學院，但沒有錄取。第二年再考又沒有錄取。大環境如此，所以即使我僥幸進了初中，高中、大學也未必能進。
因此我又想：一個國家辦教育究竟為了什麽？中共提倡“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究竟是正確的教育方針還是狹隘的、錯誤的教育方針？作為國家，辦教育不是就為了培養建設國家的人才嗎？而既然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那麽作為培養機構的學校難道不是應該招收那些讀書成績好、而道德上又無大錯、有培養前途的學生嗎？為什麽要以學生的家庭出身成分來定錄取與否的標準呢？作為學生，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權利。過去因為社會貧富限製了很多窮人子弟受教育的機會，這種現象不公平，要改變。共產革命聲言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確實也幫助了很多窮人子弟上了學校，但為什麽同時又要剝奪其他一批人受教育的機會呢？難道這批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學生就都沒有可堪造就的資質嗎？這種教育方針豈不與他們宣示的“解放全人類”目標背道而馳的嗎？對於中共這樣的政策，我隻能認為他們的所謂“革命”不是為了“解放全人類的”，而僅僅是為了他們這一批人，或所謂的“無產階級”翻身得利。他們把受教育看成是他們應享的特權和優先權。與此同時，為了保住他們通過“革命”奪得的江山“永不變色”，他們害怕被他們打倒的階級的子女通過受教育走上各種領導或重要工作崗位，會慢慢蠶食他們的政權；甚至害怕這些非無產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因為受了教育變得“聰明”起來，會識穿他們這個政權的性質、識穿他們宣傳的騙人把戲，會危及他們政權的穩固，於是幹脆剝奪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實行愚民政策。我想，這就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教育政策的真諦。
2020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