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後中共如何整肅香港《文匯報》
香港人分別經曆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及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很多香港人在這兩次運動中其中一個最大感受，是見證著很多以往外表看來十分正常的官員，又或是多年來被冠以“民主派”稱號的人士，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一夜之間可以變成另一個人。
要了解這個變臉過程，就得認識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的曆史背景。
前《文匯報》副總編輯程翔先生，特別用了近一萬字，回顧了“六四事件”後，報社被秋後算賬過程中，編采人員集體變臉的眾生相，其中提到上一代香港人熟識的名字： 張浚生（新華社前副社長）、陳伯堅（前《文匯報》副社長）、徐四民（前政協委員）。
透過程翔先生描述了他們從短暫的“人性”，刹那間變回“黨性”的過程，香港人或許在麵對過去四年發生的巨變時，更了解事件背後的本質。
今年7月14日是香港《文匯報》事件35周年。當年《文匯報》發生了大地震，社長李子誦被罷免（正式用詞是“停止留用 ”）、前總編輯金堯如被剝奪董事職務和開除出黨（內部公布）、副總編輯曾敏之、程翔相繼宣布辭職、全報社編輯部、經理部、排字房、印刷廠共有40名員工集體辭職（約占全館員工10%），其中18人公開連署辭職信。這是自從該報1948年創刊以來的第一次，也是中共統治中國40年來第一次有其核心宣傳機器公開反叛它的錯誤政策。這件事在香港新聞史上是一件大事，值得一記。
事緣北京當局對《文匯報》發表“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十分不滿，向港澳工委下達命令要《文匯報》“限期轉彎”。當年這個四字社論充分反映了全港市民對中共屠城的憤怒，因而產生重要的動員能力，軀使廣大市民（包括左派群眾）自覺地走上街頭抗議中共的暴行。可以預期，《文匯報》將會遭到中共的整肅，隨之而來的大地震是這場整肅的結果。
在這場“反共抗暴”的鬥爭中，除了香港全體市民投入外，就連中共長期來在香港經營培植的各種群體和組織也積極參與了對中共的討伐，這是它1949年奪取全國政權以來所僅見的，對中共政治上的打擊很大。從4月15日到6月9日這段期間，左派人士短暫出現了人性高於黨性的難得的表現。但左派人士熟悉中共，他們也預期當中共站穩腳跟後，將會對他們進行秋後算帳。
神奇的6月9日“轉軚日”
可是，整個左派陣營“反共抗暴”的鬥爭，卻在6月9日之後嘎然而止，《文匯報》負隅頑抗，到7月14日也被完全製服（以李子誦社長被撤換為標誌）。從支聯會輯錄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專輯》可以看出，7月15日後，登報抗議中共、支持民運的廣告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之後隻有零星幾張），而從6月5日開始到6月9日，由左派機構刊登的抗議廣告可以用鋪天蓋地一詞來形容。
6月9日發生甚麽事呢？這一天，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充分肯定他們鎮壓有功，經受了考驗，是共和國可以信賴的衛士。他並指摘胡耀邦、趙紫陽等前領導人疏忽對年青人的教育導致發生民運。這是他自從5月15日接見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之後第一次公開露麵。他的露麵帶出兩個信息：其一，解放軍屠城，他是總後台；其二，屠城後中共局勢轉趨穩定。前者使人懾服於他的淫威，後者使人自覺要“歸隊”，這時左派人士的“黨性”馬上淩駕其“人性”。這兩個信息疊加一起，就產生“神跡”一般的效應，使香港左派幾乎在一夜之間徹底改變先前反對屠城的立場，很多人的立場更是180度改變，比四川變臉還要快，堪稱奇觀。事後我常常與朋友戲言：鄧小平真是神，他的出現就造成整個陣營瞬間全麵轉軚的奇跡。
這種瞬間轉軚的奇跡，直接導致《文匯報》大地震。雖然勒令《文匯報》轉軚的壓力來自北京，但當年掌管港澳宣傳工作的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以及《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的作為，則難辭其咎。
一，6.9轉軚對《文匯報》高層的影響
我們不妨先看看張浚生在6.9前的言行。根據《文匯報》前總編輯金堯如的回憶，6.9前的張浚生，強調自己支持學生運動。李子誦說過，推動他一往無前的另一位共產黨員，是張浚生。李子誦多次對我說：“張浚生很好，多次來我家慰問我。張說：『李老，我和你心靈相通。看到愛國學生為爭取中國民主、改革，發揚忘我犧牲精神，我的地位，隻好眼淚往心裏流。我希望你李老保重，等待我們黨內的健康力量出來。局勢一定會改變，學運的希望一定會實現』。社論開天窗的『痛心疾首』四字是經他批準的；《文匯報》駁人大常委劉大年等的否認聯名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議的聲明，是經張浚生審閱的。”李子誦說：“新華社副社長、工委副書記張浚生是黨的領導，他和我心靈相通，鼓勵我堅持下去等候黨的健康力量上台，我敢不奮勇向前嗎？”
再看看6.9前的陳伯堅。金堯如回憶說：“陳伯堅在胡耀邦逝世之日告訴李子誦，他哭了好幾場，哀他含冤而死，沒有東山複出的機會了。他對學生起而遊行悼念胡耀邦表示了希望。在『四•二六』社論之後，陳在報社公開表示不同意說學生運動是極少數人策動的『動亂』。對於『四•二七』大遊行，他說是『四•二六』社論挑起來的。對學生絕食，他又同情流淚，對於趙紫陽在亞銀會上和『五四』講話，他非常擁護，在編務會議上指示寫社論，組織反應，擴大宣傳效果。六四事件下午，陳哭著告李子誦，『上午，我孩子從北京打來電話，天安門開槍了，死人了。』從『五•一九』戒嚴到六四前後一段時期內，陳曾多次對李說：『現在大局如此，人同此心，我和大家一致，我回北京大不了坐牢。。。。『五•二九』戒嚴後，社論開天窗，寫『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表示抗議是和陳伯堅商量後定的，《聲討民賊鄧李楊集團》和《製裁竊國大盜》等社論亦都經他審閱的；報社職工參加示威遊行，舉行哀悼『六•四』死難者的活動也經他同意的。。。我聽李子誦告訴我。。。（陳伯堅）鼓勵李子誦多出點子多作主。他說，『我是黨員，有時候要回避一下，你社長作主，當我不知道。』六四第二天一早，他便去見李社長，哭著說道，『我兒子剛打電話來，北京開槍了，軍隊殺人了！共產黨殺學生、殺老百姓的事情都發生了。』接著他又重複說：『我準備調回北京去，大不了開除黨籍，坐牢！李社長，你作主吧？』我當時聽了，對他十分敬佩。”（金堯如上述回憶均見《香江五十年憶往》第14章）。
可是，在6.9之後，張、陳兩人的立場180度轉變。張浚生堅決執行李鵬關於《文匯》、《大公》限期轉彎的指令，而且開始部署撤換李子誦、法辦金堯如（詳下），而陳伯堅就有力地執行張浚生促使《文匯報》限期轉彎的要求（詳下文）。換言之，兩人在6.9之前難得閃耀“人性”光輝的一麵，馬上又被冷酷無情的“黨性”所取代。
二，“6.9轉軚”對《文匯報》中下層的影響
鄧小平的“6.9”效應除了在報社高層產生影響外，在報社中下層同樣帶來瞬間轉軚的效應。《文匯報》經濟科主任陳堅明，“6.9”之前積極支援民運，帶同兒子參加集會，並在兒子額頭綁上黑紗帶，寫上“永遠愛國”四個字。“6.9”之後，他就在編輯部內部會議以及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痛批我誤導報社、誤導李子誦。他作為下級竟然公開要求報社前總編輯、現任董事金堯如向全報社員工交代他如何策動李子誦出走（按：指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詳下）。港聞科主任陳南，則在會議上痛批趙紫陽，說他要為這場悲劇負責。他還因為我曾經組織趙紫陽的年青智囊班子在深圳蛇口與香港的年青學者開會討論國內的改革開放問題，因而認定我是趙紫陽的人，使《文匯報》走上支持學運的歧途。記者何慰慈，六四期間在報社晚晚通宵達旦，忙著發動同事簽名 ，起草聲明 ，帶頭上街遊行，並站在報社門口派傳單及黑紗條給路過的行人勸說他們參加示威遊行，但在對我的“批鬥大會”中突然掉轉槍頭，把我和劉銳紹（駐京記者）罵個狗血淋頭，真令人難以相信一個人的態度可以變得這樣快。
報社裏像他們這樣可以一夜之間徹底改變立場的還有其他很多人，個案太多，不能一一著墨。
三，“6.9轉軚”對其他左派群體的影響
其實，“限期轉軚”的壓力除了直接落在《文匯報》身上之外，也發生在其他左派群體裏。天安門屠城之前，北京提出幹部年輕化的政策，所以左派各條戰線都有一班剛剛進入領導層不久的年青人，他們在6.9前曾經積極支持北京學生，強烈譴責中共屠城。他們出身左派，明知難以擺脫與中共的血緣關係，卻又無法接受屠城的事實，於是不約而同地提出要做“良心左派”，希望左派群體裏新當上領導職務的年青人能夠凝聚成一股“健康的力量”，繼續支持學生。他們自稱是“新銳左派”，樹立“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爭取自由民主”的理想，以區別於對北京唯命是從的老左派，雖不能說是另起爐灶，但很明顯是要樹立一個“開明”的形象。筆者當年被邀參加這個“新銳左派”的群體，依稀記得核心成員有曾鈺誠、程介南、譚耀宗、鄭耀棠、馬力等年青左派領導人。可惜6.9之後，這個設想無影無蹤，他們又回歸到原來的道路和立場，強調不會與北京割席，這從譚、鄭、程三人在1989年7月29日接受無線電視《新聞透視》的訪問可以看出，他們雖然強調會支持香港加快民主化，但也強調不會與北京割席。為了表示對中共的忠貞，程介南更宣布辭去支聯會常委一職，並帶領教育工作者聯會退出支聯會。於是“新銳左派”胎死腹中，就因為6.9鄧小平露麵。馬力更在幾年後否認天安門有屠殺事件。
6.9前，政協委員徐四民找我，表示可以動員東南亞的愛國華僑，斥資支持李子誦獨立辦報，他認為如果能解決《文匯報》仰賴中央補助的問題，就可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辦報。他著我向李子誦報告，並約李子誦與一些東南亞華僑見麵。6.9之後，李子誦著我找徐看如何落實這個計劃，徐就托詞他從來沒有支持李子誦獨立辦報的計劃，說我誤會了。
這些例子，多不勝數，都說明“6.9轉軚日”的神奇效應。
對《文匯報》的秋後算帳
6.9之後，中共開始秋後算帳，整頓香港左派。首先就是處理《文匯報》，這可以理解，一來《文匯報》的開天窗社論在當年起了反對中央的帶頭作用，對中共屠城派打擊很大；二來中共必須盡快收複香港的輿論陣地，否則無法繼續發號施令。
一，李鵬下令“限時轉彎”
6.9之後，隨著中共站穩腳跟，秋後算帳的工作就開始了。當年6月底，港澳辦召開專門會議討論《文匯》、《大公》的問題。除了港澳辦、外交部相關人士外，還有中央對外宣傳小組負責人朱穆之和中宣部副部長曾建徽。會議來勢洶洶，責問：“共產黨自己的報紙，罵自己共產黨，實在不可思議”，要求嚴肅處理。當時內地各新聞機構正在大搞秋後算帳，很多支援學運的記者和編輯，都遭到調職、撤換以至逮捕。會議期間，江澤民、李鵬等召見《文匯報》的張雲楓總編輯、《大公報》的楊奇社長等左派新聞人士時，李鵬說：“共產黨出錢辦的報紙，罵共產黨！這是怎麽一回事？”、“吃共產黨的飯，就應該聽共產黨的話，替共產黨辦事！”這話見之於公開報道。勒令他們要立刻“轉彎”。
當年7月初，北京召開港澳工作會議，要求港澳工委及所屬單位對六四期間港澳出現的問題進行反思（即檢討錯誤）。據許家屯回憶，工委的反思報告突出當時香港的社會情況，“雖然兩報的報道有過分之處。。。今後要『轉變』過來，還是不能急，要逐步來，著重點還是要大家接受教訓；工委的處理原則，轉變要逐步來，不能急，容許兩報員工有接受轉變、接受教訓的過程，急則可能生變，並且也要讓社會有個接受過程。”工委把“反思報告”報到中央後，江澤民在報告上做了批示：“看來許家屯是右傾，工作上應該調動一下（頁387）。”
二，張浚生成為“加壓器”
筆者觀察中共幹部有一個特點，就是“揣摩上意、寧左勿右、層層加碼”，張浚生就是一個典型。他在獲悉江澤民嫌許家屯“右”，將要調動他後（即揣摩上意），自然就會從“左”的角度出發（即寧左勿右），進一步向《文匯報》施加壓力（即層層加碼）。加上他是《痛心疾首》四字社論的最後拍板者，北京如果追究起來，他就得負上政治責任，所以他也想盡速解決《文匯報》的問題，將功贖罪，而解決《文匯報》的辦法就是撤換李子誦以及法辦金堯如。他本人的回憶錄就不經意地披露了這些計劃。
對於撤換李子誦，張浚生的回憶錄說：“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一個多月，我們那樣做工作還做不下來，看來最終還是要從組織上加以調整。所以，我就開始做準備（第202頁）。”
張浚生究竟做了甚麽準備？他沒有直接說，但從他回憶錄裏可以看到，一是查核《文匯報》的股權結構，看看李子誦持有多少股，其他股東是誰的（第204頁）；二是到廣州取回李子誦申請退休的報告（第202頁）。這些都是為了日後撤換社長時的依據。他著人去取這些資料時說：“你們趕快去廣州拿回來，最近可能會用到。後來，這些材料果然派上了大用場（第202頁）。”
這就說明，北京回來後，張浚生已經開始準備撤換李子誦了（注意：這時尚未發生所謂“《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也未有《文匯之友》的建議）。在“限期轉彎”的命令下，張浚生已經在部署了炒李子誦的魷魚。所謂“獨立”、“起義”、或者《文匯之友》，不過是他手到拿來的借口而已。
對於法辦金堯如，張浚生的回憶錄說：“7月14日上午，我去深圳，和事先約好的內地有關部門的同誌談金堯如的問題。。。我帶去十份材料，每談到一個情況，就交給有關部門的同誌一份材料，以便他們全麵掌握金堯如的情況（第202頁）。”
張浚生的回憶錄，實際上就是他的自供狀，說明早在所謂“文匯之友”事件發生前就已經部署“撤換李子誦，法辦金堯如”了。
三，陳伯堅成為壓力的“助推器”
轉軚後的陳伯堅，成為北京向《文匯報》施壓的管道：李鵬-->張浚生-->陳伯堅
張浚生對陳伯堅忠實執行他的施壓很滿意，在他的回憶錄裏讚揚了陳，他說：“六四事件以後，陳伯堅同誌倒是堅定起來了，接受了分社的意見，也在《文匯報》內部做了很多工作（張浚生回憶錄第199頁）。”
那麽陳伯堅是如何完成張浚生的任務呢？許家屯的回憶錄說：“說服的工作進行得很不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過於心急，往往語（筆者按：原文如此，應該是“口”）不擇言，矛盾緩和不下來。他本人情緒也不正常，時常和張浚生起衝突。。。。李子誦和一些同仁對轉變思想不通，陳伯堅又要求過急。。。變成每天都有陳伯堅和人衝突的消息。最後，爆發『文匯之友』，引起更大的矛盾（許家屯回憶錄第391頁）。”
把兩本回憶錄合並來看，就得出清晰的脈絡。很明顯，陳伯堅自己首先轉彎，然後接受了分社的意見 ，即張浚生的意見（張是他的領導），強行要《文匯報》其他人也轉彎（所謂“做了很多工作”是也）。
四，在壓力下《文匯報》出現嚴重分裂
李子誦社長的不服從，溢於言表。6.9後，北京發表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的新聞，《文匯報》不能不發，但又不願意照北京的口徑來發，於是李子誦社長親自執筆起題：《文匯報》6.10頭版標題是這樣的：“諱言民眾遭殺害，但謂軍中有『烈士』（後麵這句先是：『聲聲歌頌解放軍』，後來他自己改了）；鄧小平昨露麵，聲稱平息『暴亂』；改革開放政策，據說『今後不變』。”
六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北京市長陳希同的所謂平亂報告，《文匯報》雖然不能不發，但它的標題是：“群眾是暴徒 ，人民殺軍隊 ，看當權者如何顛倒黑白。”
新華社昨轉發北京市委宣傳部“暴亂真相”全文。
雖然官方文章不能不登，但通過標題來反映對文章的不滿，確是老記者才能夠有的功力之作。6月24日，他發表“共和、共和、何日人民共和”的署名文章，表達對軍政府的不信任，文章說：“自詡『平亂』得勝的軍政府，迷信坦克可以壓服人心，而望它可以改過遷善，以德服人，恐又如謀皮之想。”7月5日李社長發表“六月屠城周月祭”：“絕食至雄功及身，拯民學子慨成仁，忍忘六四屠城劫，遙祭英魂淚透中”，充分反映老社長對屠城不能釋懷。
相反，陳伯堅則在報社內不斷舉行科室級別的“統一思想”會議，要大家的思想統一到中共的立場上。7月3日，報社召開主任級別的擴大會議，會上李、陳二人針鋒相對，《文匯報》高層呈現出嚴重分裂的事實。
在這次擴大會議上李子誦社長先提他的辦報十六字方針：“有喜報喜、有憂報憂，有善必揚、有惡不隱。”他繼續說：“驅除錯誤思想，依從民主道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老師犯了錯，不能再按照吾師那樣”、“我愛國家，更愛有民主的國家。”在談到報社立場時指出：“不幸，發生了北京事件，我們報紙表示不能跟隨錯誤。”
他續說：“以不正確認為正確，非作是，是作非，所謂是非顛倒，我們怎辦？一方麵堅持真理，一方麵寄望於共產黨內的健康力量興起，為民除害，但健康力量何時興起？ 無從知道。現在局麵拖到何時，國難深重，黨難深重，如果中國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他又說：“許社長、張浚生同我談過， 希望我們慢慢轉。不過如何轉？”我對他們說： “慢慢轉，轉到四中全會肯定的以非作是？我以為轉不到。” 他又說：“許社長第一次從北京返港，說北京希望我們不要加溫，要淡化。我說：“不加溫、淡化？我同意，但北京加溫，北京不淡化，我們如何淡化？加溫不加溫，淡化不淡化，取決於北京。如果不加溫、淡化等客觀事實改變，我們沒有理由不改變。”李社長說：“這（指《文匯報》的立場）是是非問題，不是為辦報而辦報，應該有我們的立場：獨立思考、明辨是非。如果報紙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講人民要講的話，我相信，北京六四事件時，左派五張報紙要被人燒了。”在談到對北京目前做法時，李社長說：“繼續開放改革，我雙手讚成 ，不過要觀其行。如政製不改，開放改革是搞不好的。今後如何扭轉？”我對張浚生說：“中央要扭轉，一定要循憲政道路才能扭轉，現在這樣做是扭轉不了的”。對中國的前途，老社長仍是充滿希望。最後老人家還是表達了他的愛國情操，他說：“對中國的前途仍然是有信心，現在是黎明前黑暗。冬天，長夜漫漫，但冬天來了，春天還會很遠嗎？中國的春天不久將來仍會來臨。”
相反，陳伯堅則強調中共的八股，他說：“在中國沒有一個力量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八個民主黨派力量加起來也遠遠不如），所以中共不能亂，否則內亂，因此，要求大家（一）不要搞亂共產黨。 （二）不要把全國搞亂，一旦把全國搞亂，首先遭殃的是全國人民。 （三）不能把香港搞亂。（四）不能把報紙搞亂。”這“四不亂”成為他在《文匯報》內“成功”孤立李子誦的“理論”。不過，在空洞的理論之後還是有組織措施的，就是拿員工的退休金作為威脅手段。《文匯報》印刷廠的廠長就對工人說：“上次簽名的（指5.21《文匯報》集體簽名譴責北京一事）算數，今次再簽名的話，你們的退休金會有問題。”這種威脅果然有效，導致李社長在“紀念7.7事件座談會”上慷慨陳詞：“朝民主，夕死可矣”，排字房的老職工就拒絕排，後來是年青的工友看不過眼拿過來排。
7.3之後陳伯堅頻頻召開這類“轉軚”會。在一次社委會擴大會議上，陳伯堅安排了一些人士出來大講“顧全大局、我們是辦報，不是搞革命”之類的觀點。李社長注意到我當時一言不發，就點名要我講幾句，於是我講了五點：“（一）天安門事件是個曆史事件，曆史的真相不能為權力所左右。 （二）當日李鵬等在揮舞屠刀時，大家義憤填膺；但當屠刀上的血跡抹去，大家很快就忘記了，又再按照舊的規律運作。（三）鄧小平的出現，明顯對香港的左派起了分化瓦解的作用，之前左派對屠殺事件態度很一致，之後就不那麽一致了。但我們的態度應該始終如一，不能因為鄧的出現而改變。（四）在座很多人曾經痛哭流涕，請再想一想，當初是為甚麽要哭。（五）《文匯報》在天安門事件上，要對事實負責，要對支持我們的讀者負責。”我發言後，看見大家麵麵相覷無言。
五，捏造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趁機罷免李子誦
從張浚生回憶錄看到，他在7月14日之前已經為撤換李子誦做了準備，甚麽時候撤換，就隻等待機會。恰恰這個時候就發生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這就給他一個非常好的借口馬上罷免李子誦。
子虛烏有的“《文匯報》起義”事件，金堯如在他的回憶錄裏已經有非常詳細的敘述（第14章），我沒有補充，但為了讓讀者明白此事為何會成為罷免李子誦的借口，有必要作簡單的概括。
六四屠城後，海外很多朋友都擔心《文匯報》今後能否繼續走“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路線。更多人擔心它惹怒了中共後，財政上會出現甚麽問題。我上文引述徐四民擬發動東南亞華僑捐錢給李子誦，也是出於這種關心。為了幫助李子誦延續其反對屠城的辦報方針，中國名作家劉賓雁和資深記者陸鏗在美國就發起組織“文匯之友”，目的有三：替《文匯報》在美國推廣銷路、增收廣告、提供文稿等。他們完全是出於好意，不幸的是他們在新聞稿寫了兩句很不妥當的話：一句是“《文匯報》揭竿而起，重新走上四十年前追求民主之路”；另一句是“《文匯報》要做筆杆子和槍杆子的橋頭堡”。李子誦認為這兩句話很不妥，去電要他們刪改，並著張雲楓總編輯把這事告知副社長陳伯堅（7月3日兩人公開決裂後大家已經沒有直接接觸），再由他轉告新華社備案。李子誦這個處理方法完全合情合理，從組織角度看，亦無不妥。
可是陳伯堅認定這是一宗嚴重的策反事件，決定召開社務委員會（簡稱“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發表聲明批判這個“文匯之友”組織。李子誦不同意，因為這樣會傷害支持《文匯報》朋友的熱情和善意。但是，陳伯堅還是堅持要開，而且發表了反對“文匯之友”的聲明。
本來在7.3 之後，李子誦感到大勢已去，已經醞釀辭職，但尚未正式提出辭呈。此時見陳伯堅在未得他同意下召開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捏造所謂“《文匯報》擬起義獨立”的謊言，實際上是背著他對他進行缺席批判。他一怒之下，決定在自己辭職前，運用社長、董事長的名義解聘陳伯堅（陳雖然是港澳工委任命，但按照香港法律手續是由李子誦聘用的）。李子誦在7月14日下午5點在報社內發出解聘陳伯堅的通知，但同時擬好自己辭職的廣告稿，著我去預訂7月15日見報的四家報紙的廣告位，以便刊登他的辭職廣告。此外，他又叫我代擬一份有關他辭職的新聞稿，解釋辭職原因。在陳伯堅誤報軍情下，工委宣傳部長張浚生誤以為預訂廣告位是準備刊登《文匯報》起義聲明，於是漏夜（當晚10點）前往《文匯報》宣布“停止留用”李子誦（即炒魷魚），搶在李子誦自己刊登辭職廣告之前宣布罷免他。香港新聞同業形容為“炒”對“炒”，前後相距僅僅五小時。因此辭職廣告及辭職新聞稿無法見報，幸好許家屯的回憶錄保存了李社長親筆撰寫的辭職廣告及我當時為他草擬的辭職新聞稿），證明廣告並非為了宣布“起義”。李子誦被“炒”後，發表一個簡單的書麵發言：“由我聘任的《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先生擅自非法召開社委會緊急擴大會議，對我缺席抨擊，借口否決美國『文匯之友協會』組織，肆意誣陷，我本想提出辭職，以示抗議。但我身為《文匯報》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社長，我依法有權解聘陳伯堅職務，雖然明知他的背景，此事難以實現。但我仍依法理行事，行使本人職權。現本人果然被不合法地停止社長職權。對此，本人深感遺憾，並保留今後采取合法的和適當的行動權利。”
至此張浚生強令《文匯報》限期轉彎的工作“大功告成”。
陳伯堅完成張浚生給他的任務後，得上抑鬱症，兩年後（1991年）更確診為咽喉癌而病逝。他臨回京治病前，專門上李社長家向他表示懺悔和道歉。莫非真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六，我和數十位同事辭職
我辭職的決定，早於“《文匯報》起義”事件，導火線是陳伯堅不準我反駁陳希同的“平亂報告”。1989年6月30日，人大常委通過了北京市長陳希同所作的《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針對這個報告，我計劃寫一係列文章予以反駁。我以“畢春秋”的筆名寫了兩篇後就被陳伯堅煞停。他認為該報告既然是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我們就不能反對它。我當然不能接受這種講法。我說：“我們報館對血腥鎮壓的一貫立場是持否定態度，而陳希同的報告則肯定血腥鎮壓，和我們立場截然相反。既然我們否定血腥鎮壓，是否理所當然地要否定陳希同的報告呢？因為我們報館一直肯定學運、否定鎮壓，但陳希同的報告卻否定學運、肯定鎮壓，怎能因為它是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我們就不能譴責？豈能接受『動亂』的論斷？”
我就繼續再寫下去，跟著的一篇涉及陳希同報告所作的論斷，亦即由學潮到“動亂”再演成“反革命暴亂”。我指出，戒嚴之前北京不存在“動亂”，軍隊強行開入北京之前也不存在“反革命暴亂”。但陳伯堅說：“你不能說北京沒有動亂，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算不算動亂？遊行示威不經申請批準算不算動亂？”我對他說，我們報紙曾有社論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指為“動亂”），如果我們現在接受官方的說法，豈非我們在四.二六之後所做的都是錯的？我說，我們總不能退到這個地步。報社開過大大小小的會議，都強調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民主運動，譴責血腥鎮壓。如果現在接受官方釋，當初何必要“痛心疾首”（指五月二十日《文匯報》的四字社論）。
我們當時在社長房間裏的爭執，編輯部的人都聽到了。我離開社長房時說，如果退到這個地步，“痛心疾首”就毫無意義，當初一些人（我是指陳伯堅）痛哭流涕也毫無意義。但他既然有權決定不再發我的稿件，我也就從此萌生去意。接著發生了李子誦被撤職事，我就決定與社長共同進退。
張浚生成功撤換李社長後，就開始在報社裏實行“清思想、清組織、清餘毒”的鬥爭。董事金堯如和副總編輯程翔就成為他們發動群眾鬥爭的對象。
“清思想”，就是強調陳伯堅7月3日提出的“四不搞亂”（不能搞亂中共、中國、香港、《文匯報》）的思想。
“清組織”，就是要追查李子誦、金堯如、程翔等人的組織關係，以及報社裏他們三個人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按照張浚生的講法，李子誦是因為“外邊有人拉出去，裏麵有人推出去”而誤入歧途，因此要從組織上清理“推他出去”的人。
“清餘毒”，就是要從人事安排上杜絕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有機會接近報社的領導核心。這一條提得很籠統，但據我所知，其實質內容之一就是“今後對大專生的使用要慎重”，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式的鬥爭。7月16日報社召開大會，對我進行批判，陳堅明、陳南一馬當先，陳堅明更挑戰金堯如要交代他和李子誦的關係，迫得金堯如要公開斥責他。批鬥大會後，我馬上提交辭呈。很多參與批判大會的同事看不過眼，其中18人連署一封辭職信），集體辭職。之後還有約20位同事選擇離開（但沒有發公開聲明）。駐京記者劉銳紹希望留在報社，成為《文匯報》內的“健康力量”，沒有即時離開，一年後也終於被開除。
這就是當年震驚香港新聞界的“《文匯報》事件”。
附錄：《文匯報》員工集體辭職聲明
我們是一群《文匯報》職工，現已向《文匯報》呈辭，並作聲明如下：
1. 《文匯報》在今次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一直堅持站在人民的立場，態度鮮明；作為《文匯報》的一份子，我們深感光榮。但是此一正確立場在重重壓力下，已經不能再堅持了。對此，我們深表遺憾。
2. 李子誦社長堅持為民喉舌的正義立場，卻遭有關方麵非法，無理地<停止留用> ， 我們不能接受。
3. 我們對《文匯報》仍有深厚感情，今後我們願意與《文匯報》的同事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愛國民主事業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