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土地製度演變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於2014年7月5日-7日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曆史教訓”是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之一，在討論這一議題時所謂 “餓死三千萬”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問題。為此會議特別邀請孫經先、楊鬆林、楊繼繩、曹樹基等人與會，曹樹基先生沒有接受邀請，孫經先、楊鬆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 ——關於“餓死三千萬”》作者）、楊繼繩先生接受邀請到會。這就形成了孫經先教授與楊繼繩先生就“餓死三千萬問題”的直接對話。
7月6日下午，楊繼繩先生首先發言。他發言的主要部分是認為孫經先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一個結論的數學推導是錯誤的。他在發言中承認了孫教授對《墓碑》的某些質疑是正確的。
楊繼繩先生發言後，孫經先教授做了題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與“餓死三千萬”》的長篇發言。
在發言中，他首先回顧了我國戶籍管理製度發展變化的曆史，指出1949年以前我國一直處於戰亂之中，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戶籍管理製度。新中國成立以後才開始了逐步建立戶籍管理製度的過程。1958年我國頒布《戶口登記條例》“是全國城鄉統一戶籍管理製度正式形成的重要標誌。”這一條例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時間，恰好是在三年困難時期。隨著《戶口登記條例》的實行，就要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戶籍整頓。這一事件對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是恰恰是幾乎所有研究這一時期我國人口變動問題的學者都忽視了這一點。
孫經先教授指出：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國的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這一數據中出現了令人難以解釋的重大矛盾，“餓死三千萬”之所以廣泛流傳，主要根源就在於這些重大矛盾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得到科學的解釋。孫經先教授通過對1954年到1982年整個這一期間人口變化的情況進行了認真分析，對這一矛盾做了比較完整的解釋，得到了四個基本結論。
第一個基本結論：在1954—1959年期間（主要是1956年到1959 年），由於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活動，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大批重報（含虛報）戶籍人口。截止到1959年年底我國存在的這類人口數量約為1,162萬人，即這些人雖然已經遷移到市鎮並在市鎮辦理了戶籍登記手續，但是他們並沒有在原籍農村注銷戶籍（即他們擁有雙重戶籍）。
第二個基本結論：我國在三年困難時期開展實行《戶口登記條例》，1964年開展了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的戶籍在1960年到1964年期間被注銷。
第三個基本結論：由於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4年期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的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截止到1964年年底為止）為 1,482萬人，即這些人從市鎮被精簡並注銷戶籍，但他們沒有及時在農村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成為沒有戶籍的人。
第四個基本結論：上述漏報戶籍的1,482萬人在1965—1982年期間重新登記了戶籍。
他特別強調指出：由於以上第二個和第三個基本結論所敘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了2644萬。這就是我國這一期間戶籍統計人口數大量異常減少的主要原因。這些減少僅僅是統計數據的減少，不是實際人口的真實減少，更不是由於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他說：“楊繼繩、曹樹基、丁抒、金輝、王維誌等人把上述戶籍統計人口數字異常減少的2644萬中的絕大多數都解釋成為是由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死亡造成的，這樣就出現了‘餓死三千萬’的說法。以楊繼繩先生的‘餓死3600萬’為例，他的這一數字中大約有2000萬屬於這種情況。”
孫經先教授說：“我們的上述四個基本結論發表以後，一些人進行了質疑。他們的質疑集中在第一個基本結論中大量人口重報戶籍和第三個基本結論中大量人口漏報戶籍是否可能的問題。”他在發言中對這些質疑意見（這中間包括楊繼繩、曹樹基提出的疑）做了分析，指出這些質疑都是不能成立的。
孫教授在發言中對人們普遍關心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死亡人數問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1949—1958年期間我國人口死亡率僅用8年時間就完成了世界30年（平均）的下降曆程，其下降速度是異常驚人的，除新中國的社會製度優越性這一關鍵因素外，也有不正常的因素存在，即，我國這一期間死亡率下降速度異常過快的另一個因素，正好可以用我國同一期間戶籍管理製度發生的變化來解釋。也就是說，由於我國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在1958年以前還沒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來，造成了我國這一期間（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從而造成了1958年以前我國死亡率下降速度出現了異常過快的情況。換句話講，我國在1949年到1957年期間（主要是1953年到1957年期間）的實際死亡率沒有表格中顯示的那樣低，這一期間我國的人口死亡率應當向上做適當調整。
孫教授指出，根據1953年我國內務部進行的人口的動態調查和1957年我國進行的抽樣調查獲得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在1953年——1957年期間的死亡漏報率在16.34%——17.65%左右，據此可以估計出我國在1953年到1958年期間的死亡漏報的總人數大約為750萬人。三年困難時期我國實行了《戶口登記條例》，在這一過程中死亡漏報是很容易清理出來的。通過進一步的分析，可以估計出1958年年底我國存在的“漏報死亡”人口750萬中，大約有675萬在三年困難時期被清理出來，並被以死亡注銷戶籍，由此造成三年困難時期我國戶籍死亡人數虛假上升675萬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戶籍死亡總人數為共計3,602萬人，扣除以上“死亡補報”的675萬，則三年困難時期實際總死亡人數為2,927萬。以調整後的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為基準，則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超線性死亡人數約為366萬人。由此可以得到，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饑餓死亡人數應在366萬人以下。
孫教授在發言中著重指出了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存在的一係列重大錯誤。
他在發言中指出：根據他查證的結果，《墓碑》中關於“涪陵專區死了350萬人”的說法，關於“通渭、會寧、定西、靜寧縣和西海固地區餓死近百萬人”的說法，關於“山東省餓死300萬”的說法，關於河南省“南陽、許昌、商丘三個地區餓死的人數不會少於200萬”的說法，關於“信陽事件”餓死人數的說法，關於安徽省鳳陽縣的餓死人數的說法，以及其他一係列的說法都是錯誤的、不符合實際的。
楊繼繩先生在多種場合宣傳“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說法，按照楊先生的說法：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於“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調查結果“經匯總後，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後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
孫經先教授在提交會議的論文中對此進行了仔細查證，他在查證了周伯萍先生本人對這一事情的書麵回憶材料和《周恩來傳》的記載後並進行仔細分析後指出，楊繼繩先生的這一說法與曆史事實完全不符。
孫經先教授在發言中說：“楊繼繩先生在他的發言中斷言我們的數學證明錯了。可能由於楊先生不是從事數學研究的，所以他在數學推理能力還不太熟練，他在他的推理中漏了一步代數變換。他引進了一個新的字母A。如果他的數學推演能力再強一些，就會推導出A的表達式，把A換成這個表達式，立刻就得到我們的結論。這就是說我們的結論是正確的，楊繼繩先生的推理出現了明顯的漏洞。”
孫經先教授在發言中（以及在提交的書麵文章中），對楊繼繩先生發言中提到的所有學術問題都做了正麵的回應。
孫經先教授發言後，在當天和第二天上午，會議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一些與會人員發表了意見。會議為楊繼繩先生留出了足夠的時間發表意見，主持人也多次請楊繼繩先生發言，但是楊繼繩先生對孫經先教授的發言始終沒有提出實質性的質疑意見，對孫教授所指出的《墓碑》中的一係列重大錯誤也始終沒有做出相應的回應。
由於楊繼繩先生對孫經先教授的發言提不出實質性的質疑意見，對孫教授指出的《墓碑》中的一係列重大錯誤也沒有做出回應，所以對話呈現一邊倒的態勢，沒有出現預期的激烈辯論的情況。所謂“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就這樣被戳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