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快速崛起，這一直跟它那發展得挺紅火的教育有著密切聯係。要說近代日本的教育，那肯定少不了福澤諭吉。
不過呀，咱得清醒地明白，福澤諭吉教育理念裏那軍國主義的東西，他的後輩們全都給繼承了，還都“變成真的”了。被一時的“風光”迷了眼的日本人，最後把自己國家給弄進了萬劫不複的大坑。
嘿，這就有個事兒啊，福澤諭吉咋就一直非要堅持“脫亞入歐”呢？為達成“脫亞入歐”，他到底做了啥具體行動？時間慢慢過去。“脫亞入歐”又“變歪”弄出啥壞結果了？我找了些資料，這就跟大夥簡單嘮嘮。
【1）從“慕華”到“脫亞入歐”】
福澤諭吉出生在大阪，是家裏最小的娃。他爹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他媽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大閨女阿順。倒黴的是，福澤諭吉 18 個月大那會，才 45 歲的福澤百助就生病沒了。這時候 33 歲的阿順，隻好帶著五個孩子回故鄉中津去了。
福澤諭吉年少的時候
福澤諭吉家裏窮，到十四五歲才有機會接受比較係統的“儒學教育”。不過得說明，悲催的童年經曆，可沒讓他覺得自卑。
那時候，落魄士族的年輕後生們，白天根本不敢上街，就算夜裏出去，還得拿手巾捂著頭臉。可年幼的福澤諭吉跟他們可不一樣，他不光白天敢出門，還從不蒙臉，甚至在腰上別著兩把刀，一副武士的模樣，說話做事始終不低三下四也不趾高氣揚。
19 歲之前，福澤諭吉一直跟著日本漢學家白石常人學習，專心研讀漢文典籍。他入學挺晚，不過這人聰明得很，理解能力超強，成績老是排在前頭。
在把課業弄完的時候，福澤諭吉還係統地去學了中國的經義和曆史方麵的著作。少年那會，他對《左傳》可著迷啦。那十五卷的《左傳》，“一般的學生隻讀個三四卷就不讀了”，可他不光“整部都讀了”，而且“前後反複讀了十一遍，覺得精彩的地方還都記著呢”。
學了好幾年，這讓他不光儒學底子厚得很，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領會也更深了。所以啊，他老是因為“差不多算是個小漢學家”而得意洋洋。
2）咋就“轉投”蘭學啦？
福澤諭吉這人性子向來豪放灑脫，可受不了門閥觀念重得要命的社會環境，所以在他二十一歲那年，一咬牙一跺腳，就決定離開老家，奔長崎去學蘭學啦。
所謂“蘭學”，說的就是在江戶時代，由荷蘭人給傳到日本的西方學術、文化、技術這些東西的統稱，也就是“荷蘭人弄來的學問”（拓展閱讀：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是怎樣使勁推動英語教育的？）
要說福澤諭吉“改學蘭學”的緣由，那肯定跟日本當時嚴峻的社會情形脫不開關係。在他去長崎的頭一年，黑船事件（1853）就冒出來了。第二年，日本和美國簽了《日美親善條約》，這可是近代日本跟西方列強簽的頭一個不平等條約。沒過多會兒，英國、沙俄、荷蘭這些西方列強，也都先後跟日本簽了“親善條約”。
一堆不平等條約簽下來，把青年時候的福澤諭吉驚得不行，最後就有了“學習西學”的念頭。
在長崎呢，福澤諭吉老是住在畫家山本物次郎家裏當“食客”。這段日子，他讀了好多生理學、醫學、物理學這類學科的蘭學書。他“困了枕著書睡，醒了馬上就讀書”，簡直太拚命啦，所以山本物次郎曾想收他當養子。但這一時期的學習基本靠自己，沒啥係統。
福澤諭吉居然“受寵”，這可把一同學習的同藩“家老”之子奧平一岐給嫉妒壞啦。最後，他隻能離開長崎，去找在大阪“藏屋敷”幹活的大哥福澤三之助。
到了大阪之後，他跟兄長說想去江戶謀發展。可三之助勸他留在大阪，去蘭學家緒方洪庵（1810—1863）那，好好學學蘭學。畢竟人家創辦的家塾“適適齋塾”（也就是“適塾”），在當時的日本那可是頂尖的蘭學塾（是大阪大學的前身）。
1855 年 3 月，福澤諭吉順順當當進了適塾。全麵又係統的一學，他就厲害起來，很快冒尖兒了。越學越深入，他對一直挺崇拜的儒學思想，竟然有了懷疑，還動搖了，到後來居然說出“我不光煩中醫，連儒家我也討厭。我老是覺得，中國那一套都該打倒，好像就注定得這樣”的胡話。
3）從“蘭學”再到“西學”的兩次跨越
不過啊，在 1859 年那次去橫濱觀光的經曆，讓他對向來得意的“蘭學”，有了大大的質疑。
按照日本跟歐美列強簽的五國條約（1859），橫濱成了通商口岸。等他到了橫濱，猛地一驚，發現不管是商店、櫃台上商品的英文標識，還是街頭巷尾說的英語，自己一句都搞不明白。
這時候呢，他機靈地察覺到，在歐洲，荷蘭是越來越不行了，英國倒有“後來居上”的勁頭。這說明啊，蘭學跟“儒學”似的，都跟不上時代的步子啦。
於是呢，福澤諭吉鼓足了勁兒，差不多把全部精力都投到英語學習裏頭去了。在他眼裏，“要是想讓日本興旺起來，就得學西洋的學問；要學西洋學問，頭一件事就是把英語係統地掌握好”。
由於沒找著合適的老師，好長一段時間裏，隻能靠著手頭的“蘭英對譯字典”跟“蘭英會話教材”自己學。為把發音弄準，還主動找從英美回來的日僑家的小朋友請教。
隨著學習不斷推進，福澤諭吉慢慢瞧出來了，英語跟荷蘭語有好些相像的地方。在掌握了一些學習竅門後，他的英語水平明顯提升啦。往長遠了看，拚命學英語，給他後來學“西洋學問”帶來了老大的便利。
【2）“脫亞入歐”的具體實踐】
實話說，福澤諭吉大力推崇“脫亞入歐”，那肯定是依照國情做出的抉擇。
在他眼裏頭，儒學思想封閉守舊，國學一味地想著“攘夷”，這倆都不行。讓國家飛黃騰達的唯一法子，那就是“趕緊發展西學教育，培育西學人才”。曆史表明，他這想法挺對的。
1） 留洋跟“脫亞入歐”這想法的確定
1860 年 1 月，福澤諭吉跟著日本使節團去美國，他在裏頭當個隨員。這趟留洋啊，讓他清楚直觀地曉得美國發展到啥程度了。但是呢，行程太緊巴，這次出訪沒給他的思想帶來啥改變。他唯一弄到手的“成果”，就一本韋伯斯特辭典。
1862 年年初的時候，福澤諭吉當上了日本使節團正式的翻譯，就此展開了足有一年的對英、法、德這些歐洲發達國家的實地考察。
這段日子裏，他不光去看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銀行之類的地方，買了好多跟歐洲曆史、政治、軍事、地理有關的書，還對西方政黨跟選舉製度、教育體係、經濟模式，還有郵政、金融那些行業的發展狀況，做了挺深入的探究。
回國以後，他憑借買的書還有自己的所見所聞，寫出了總共十卷的《西洋事情（1866—1870）》係列叢書。這書出版發行後，把日本各界人士的心靈狠狠暴擊了一番。
其實呀，在明治維新正兒八經開始的 1868 年之前，日本國內那“攘夷派”的勢力向來是很有威望的。具體來講，喊著“尊王攘夷”這口號的他們，不光會主動去襲擊外國人，就連那些熱衷於“外夷事務”的“洋學者”，都能因為被看成“日奸”而遭罪。
據《福澤諭吉自傳（1899）》講，在 1861 年到 1873 年這段日子，福澤諭吉天黑後就不再出門啦。這麽一看，編出還出版這種“跟日本社會主流價值觀不合”的東西，那可真是夠有膽量的。
不過沒法否認啊，《西洋事情》這係列的叢書，讓日本各界的人士對西方先進國家有了新的認識，而且認識得可深啦。所以呢，當時那些憂國憂民的各個階層的人，差不多人人手裏都有一部《西洋事情》，好多人把它當成了不得的規矩似的。
1867 年 1 月，福澤諭吉又去了美國。他仔細查看了美國東部各州的城市建設，在回日本之前，還買了好多英文原版的書。這三次去外國的經曆，讓他實實在在感受到西方發達國家政治和教育製度的好，也讓他“脫亞入歐”的想法和決心更堅決啦。
2）搞起西式的學校：慶應義塾
說真的，早在 1858 年，福澤諭吉就受藩主的托付去了江戶，找地方開起了學堂，為的是傳揚蘭學——這就算是他正式操辦教育的開頭啦。到了 1863 年，“蘭學塾”改叫“英學塾”。慢慢的，這個以九州學生為主的學堂，學生幾乎來自整個日本。
第三次留洋回來以後，他把差不多全部的精力，都放到籌辦教育上頭了。他覺著，“日本的將來在西方，趕緊學習西方是日本著急要辦的事兒”，“要想讓東洋變新變好，先得好好學學西洋的教育想法，靠教育來救國家”。
1868 年 4 月，福澤諭吉把原來鐵炮洲的“英學塾”整合了一下，搬到新錢座，還改叫“慶應義塾”。這裏頭，“慶應”是當時日本的年號，“義塾”這個詞，是福澤諭吉自己創的，是參考英語“Public school”（就是“公學”）弄出來的。
這麽一看就知道，他當初建校，就是要建一所能給日本國家公共利益幹活兒的“公學”。
建校剛開始那會子，福澤諭吉主要幹了四樁大事：
定了正規的校規（塾規），為讓學生品德更好；把日常製度弄規範，學校管理也規範起來；教材也規範了，大量用英文原版的；學製也改革了，弄出 16 年一貫製的教育體製。另外，他還把學生的作息時間和授課表定好弄規範，比較完整的衛生、食堂和課外活動製度也建起來了，還要求學生品行得正，不許配刀、不許借錢，要愛護圖書。課程設置上，除了平常的倫理和修身課，還有數學、物理、經濟和法律這些“西洋課程”。
1871 年，明治政府弄出個文部省。轉過一年，文部省頒布了《學製》令。打這起，日本教育就熱火朝天地搞起了“西化改革”。慶應義塾也隨大流，跟著開啟了改革，設了大、中、小的學校，分別是五年、五年、六年的一貫製教育。
打 1890 年開始，慶應義塾就有了文、經、法這三門學科，還弄出了大學部。到 1920 年，“慶應義塾大學”升級啦，變成了有文學部、法學部、經濟學部、醫學部還有研究生院的私立綜合性大學。所以在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得了個“私立大學開創者”的好名聲（拓展閱讀：東瀛誌：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是咋建設“現代化”大學的？）
3）在“脫亞入歐”這一背景當中的日本教育
得說明一下，福澤諭吉弄的慶應義塾，攏住了老多受過不錯教育的知識人群。這些對“脫亞入歐”的想法特別讚成，還把“富國強兵”當成自己使命的年輕人，慢慢把這想法給變成真的了。
1868 年明治維新開始後，福澤諭吉勁頭更足、自覺性更強，使勁兒給日本國民搞啟蒙教育。在 1872 年到 1876 年，明治政府“廢藩置縣”，資本主義思潮大步邁進的時候，他寫了當時挺有影響力的論文集《勸學篇》，給新興資產階級打了一針強心針。
具體來講，《勸學篇》把封建等級製和儒家思想猛批一通，想著靠教育改變日本人民精神和智力方麵的現況。他覺得，“日本要趕上西方，國民素質是重點。國民得有日本民族大和魂的想法，才會舍身為國”。慢慢的，他提倡的“脫亞入歐”這理念，在日本社會各個方麵都成了大家都認可的想法。
為了推進教育改革，明治政府在 1869 年讓森有禮（1847—1889）、津田真道（1829—1903）、加藤弘之（1836—1916）這些人去製定新的教育政策。得說明一下，這幾位不但都留過洋，而且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挺強，還全是福澤諭吉的忠實粉絲——他們定的教育法令，傾向啥的明擺著嘛！
1872 年 9 月，《學製令》跟《太政官有關學製之布告》先後頒布施行啦。這裏頭，“布告”裏宣揚的“功利主義教育”，那就是福澤諭吉力挺的“實學教育”；說的“平等教育的原則”，也是他“國民皆學”教育理念的延展。
實話說，這些教育法令的出台跟施行，不光大力推進了日本教育的“西化進程”，還大幅提高了日本國民的綜合素養。
您瞧瞧，數據表明，《學製令》頒布還沒滿一年，到了 1873 年，日本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就超過 28%啦。到 1900 年，入學率升到了 81.5%。等到 1908 年的時候，入學率居然高達 97.8%——就算在全世界瞅，這數據也算是領先的啦。
全民教育水平大幅提升，這不但使得日本人更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還釋放出日本社會的活力與社會生產力，給近代日本的複興繁榮，打下了不錯的知識基礎。
【3）“畸變”的產物：軍國主義】
真得說一說，從幕末到二戰結束那將近一百年，日本在政治、經濟、教育還有外交這些方麵，到處都有福澤諭吉的影響。所以呢，近代日本曾經有個挺流行的說法叫“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卿（文部大臣）在三田”——這三田呀，就是福澤諭吉住的地兒。
但是呢，在日本國勢越來越強的時候，“脫亞入歐”這個理念慢慢有了挺強的保守勁兒，“脫亞”居然變成了“侵亞”。
福澤諭吉的“中國觀”外加擴張主義
前麵說過，福澤諭吉學蘭學那陣兒，就對中華文化有了疑問。隨著中國（清朝）裏裏外外的局勢越來越糟糕，這疑問很快就變成了對“中國事務”的徹底否定。
第二次鴉片戰爭完了後，他在《唐人往來（1864）》裏嘲笑中國是“不懂得變一變的國家”。“一千年兩千年就知道守著古人的話，壓根不曉得靈活應變，盲目自大的勁頭可大了”。說起戰爭爆發的緣由，他居然覺得是“把自己國家（中國）當成天下最了不起的，連學學別的國家改改國事都不知道，就是因為這盲目自大的毛病”。
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中期，福澤諭吉好好地學習了“進化論”，還把這一思想“安”到了國際關係問題上。所以呢，他在這個時期寫的著作裏，有著特別強的“優勝劣汰”的想法（拓展閱讀：吃肉和自信：為啥福澤諭吉使勁提倡日本人“多吃肉”？）
在《通俗國權論（1878）》裏，他特“狠”地說啦，“親善條約也好，萬國公法也罷，看著倒是美極了，可那不過是表麵的名頭，交往的實際就是貪權奪利”，“百卷的萬國公法比不上幾門大炮，數冊的親善條約抵不過一筐彈藥”，“武力才是能定乾坤的！”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毫不遮掩地給出了日本達成“偉大複興”的前提條件——一邊加強軍備，一邊瞅準時機“搶占亞洲”，霸占朝鮮跟中國。
1885 年 3 月，福澤諭吉弄出了有名的《脫亞論》，對著中國和朝鮮那是毫不客氣地一頓批判。他在這文章裏說啦，中朝兩國是“困在儒家思想裏，被專製主義和狠巴巴的法律綁住的國家”，“（日本）從這兩國啥幫助也得不著，惹出來的外交麻煩可多了去了”。所以他覺著，“對中朝兩國，壓根用不著啥‘特別關照’，（日本）該跟著西方列強，一塊兒占領中國和朝鮮。”
甲午戰爭一爆發，福澤諭吉對華的態度那叫一個強硬。他在專門的文章裏，把甲午戰爭“誇”成“神聖的戰爭”，還把日本獲勝這事兒說成是“盼了好久的勝利”。兩國談判的時候，他不光讓日本政府索要巨額賠款，還說旅順、威海衛、山東、台灣，甚至東北三省，“都得歸日本”。
總之啊，在 19 世紀末的時候，福澤諭吉說的那些話，滿滿都是特別強烈的非理性、瘋狂還有冒險的軍國主義特點。（拓展閱讀：東瀛誌：福澤諭吉是如何“看貶”中國的？）
2）《教育敕語》跟“軍國主義”的大肆橫行
在日本國力大大增強、對外擴張成功（像攻占了琉球），還有國民義務教育廣泛普及的時候，從“脫亞論”冒出來的擴張想法，差不多鑽進了教育領域的方方麵麵。
1890 年，日本弄出了個《教育敕語》。這官方文件是為保住“天皇製國體”的，滿是像“克忠克孝、仁愛信義、皇權一係、遵憲守法、恭儉律己”這類封建的玩意兒，跟以前一直提倡的“文明開化”理念，那是完全相反。就這麽著，軍國主義意味特別濃的教育體製，徹底公開還合法了（拓展閱讀：一文概述：為了“奴化”台灣人民，日本人做出了哪些小動作？）。
在這般大的背景裏頭，那有著極強愚忠念頭的修身和倫理課，成了各級學校的主打課程；“尊皇愛國”跟“忠孝大義”這些理念，不光是學生得死死遵守的規矩，也是老師們教課的指引方向；各級學校的使命呢，就是給國家培育“忠誠”的人才（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滿洲國”的《滿語國民讀本》，到底都講了些啥？）。
實話說吧，國民教育越昌盛，軍國主義那套想法傳播得就越厲害。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和穩固，日本到底弄出了跟國家軍國主義一塊兒的完整教育體係。隨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都贏了，日本的“貪心勁兒”越來越強——給全亞洲人民帶來大災大難的同時，也把自己推進了萬劫不複的大坑裏（拓展閱讀：讀書筆記：日本教科書中的抗日戰爭）。
【4）尾聲】
福澤諭吉那可是桃李滿天下，個人生活卻低調實在。他 27 歲成家，跟妻子白頭到老。閑下來的時候，還親自給子女編識字的課本，真是個標準的“慈父”。
福澤諭吉不在了以後，正在開會的日本議會停下了議事，全體議員默哀來表示悼念。他遺體出殯那天，送葬的隊伍好幾裏長——他在當時日本國民心裏的地位，一下子就清楚啦。
二戰完了之後，日本掀起了新一波的經濟發展熱勁。隨著物質文化呼呼地往上漲，徹底冷靜下來的日本民眾，對福澤諭吉說的“先有有獨立人格的國民，才有強大安穩的國家”這話，感受得更深刻了。
所以啊，到了 1984 年日元改版的時候，日本不再像以前那樣把政治家弄成鈔票頭像了，而是決定用有名的文化人物來當鈔票“主人公”。經過一番琢磨和征求意見，把麵額最大的一萬日元的“主人公”定成了福澤諭吉。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到了 2019 年，日本宣稱要在 2024 年上半年之前發行新的紙幣。這新版一萬元紙幣上的人像啊，不再是福澤諭吉，換成實業家澀澤榮一（1840—1931）啦。這消息一出來，日本的輿論可炸了鍋。
據財務省講，發行新紙幣是為了防造假。按“老規矩”，紙幣的設計大概二十來年就得變一變。可他們這番解釋，好像沒能“壓住百姓的火氣”。就像慶應義塾大學的校長公開罵道——這群靠老百姓養著的家夥，為了錢，啥都不顧啦！
要是從日本人那邊看，福澤諭吉絕對是個有著劃時代作用的思想先行者。可要是站咱們中國人這邊，他就是個讓人心情複雜的對頭。但不管咋說，他的那些想法確確實實改變了日本還有整個東亞的曆史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