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方宣 傳賢書院
紅極一時的“旗手”江青看重師弟汪曾祺，點名讓他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是愛才心切，還是真的看中他們都曾是沈從文老師的學生？
小姑娘想吃巧克力
沈從文和江青很早就相識，那時候他還在青島大學當老師，那時候的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雲鶴——一個十六七歲的很青澀的小姑娘，留著劉海，梳兩根長長的麻花辮，一看就知道是從鄉下來的小姑娘。
李雲鶴最早的老師還不是沈從文，而是梁實秋。
那是1931年的夏天，李雲鶴供職的由教育家趙太侔創辦的山東省立實驗劇院倒閉了，她在濟南無法立足，便跑到青島找她的同鄉和老師趙太侔求助，要求到青島大學讀書。
趙太侔時任青島大學教務長，以前曾在實驗劇院教過李雲鶴，對她在 《湖上的悲劇》 一劇中的表演頗為欣賞。幾乎同時，李雲鶴又結識了趙太侔的妻子俞珊，通過俞珊，又結識了她的弟弟俞啟威。有了這層關係，趙太侔便不好不幫李雲鶴這個忙，就去和老朋友梁實秋商量，讓李雲鶴到青島大學半工半讀，每天上午到中文係旁聽一些課程，下午和晚上在圖書館上班。梁實秋不知道那位看上去樸實的小姑娘是何許人也，隻是看在趙太侔的麵子上一口應承下來。
到青島大學後，李雲鶴工作之餘先後選修了聞一多的 《名著選讀》、楊振聲的 《寫作輔導》 和沈從文的
《文學概論》
等課程。這個時候她和頂頭上司梁實秋接觸比較多，讀了不少書，並且可以直接讀英文原版小說，口語也不錯。對她來說，有書讀就是最大的安慰。後來回憶這段生活時，江青說：“我每月拿三十塊錢薪水，十塊錢匯給娘，因為青島的生活費高，餘下的二十元不夠我開支。”是不夠，因為她畢竟是女孩子，吃零嘴是她的愛好，但她不是吃一般的瓜子花生，而是吃巧克力，並且是最好吃的酒心巧克力，這是當時的巧克力中最貴的一種。
怎麽辦呢？算算到發工資還有很多日子，李雲鶴嘴饞得不行，上班時遇到梁實秋，突然向他開口借錢。梁實秋看她滿臉通紅，就問她要借多少，李雲鶴伸出兩根指頭，說：“就兩角錢呢？”梁實秋說：“就兩角錢啊？我還以為借幾百呢！”梁實秋當即掏出兩角錢遞給她：“才借兩角錢，買什麽啊？”李雲鶴調皮地說：“就買一塊酒心巧克力。”梁實秋忍不住大笑起來，回家還把這件事當笑話說給妻子聽。
沈從文在班上評論李雲鶴的小說，稱“她的小說全班第一”，這讓李雲鶴相當得意
那時候李雲鶴不但窮，文化水平也相當低，穿著破舊的布旗袍，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常常晚上洗了，放食堂灶台上烘幹，第二天早上再穿。但是不管有多貧困，這個來自山東諸城鄉下的女孩子對文化的渴求卻十分強烈。她喜歡讀書，十分喜愛圖書管理員這份職業，有一點空閑就捧著書讀。她還喜歡拋頭露麵，喜歡演戲。但是她最愛的還是文學創作，常去聽聞一多的課。她寫過詩，後來還寫過一個劇本 《誰之罪》，這是她的處女作。後來她發現自己擅長寫小說，於是就專門來旁聽沈從文的課。
這時沈從文在青島大學開兩門課：《
中國小說史
》 和 《散文寫作》。
李雲鶴把自己寫的作品通過沈從文的九妹沈嶽萌交到沈從文手上。沈從文看得很仔細，才看了一兩篇，他就覺得李雲鶴有寫作天賦。確實也是如此，班上像李雲鶴這樣沒事就寫小說的人真不多，沈從文在班上評論李雲鶴的小說，稱“她的小說全班第一”，這讓李雲鶴相當得意。
有一天在飯桌上又談起李雲鶴，沈從文聽說李雲鶴多次到自己家中來過，就對沈嶽萌說：“我怎麽沒有在家中見過她？”
沈嶽萌說：“她白天來，你白天不在家。她晚上來，你晚上又不在家。”
沈從文有點懊惱，說：“那你現在去把她叫來，吃了飯就去叫她來，就說我在家等她。”
沈嶽萌吃過飯果然把李雲鶴叫來了，沈從文坐在她對麵，說：“你的小說我都看了，我也改了，在班上也評論過，你好好寫，將來會有出息的，你的文筆挺好。”
李雲鶴規規矩矩地坐著，聽沈老師說話。
沈從文又說：“你是有寫作才華的，我比較欣賞，你每周要寫一篇，不寫手就生了，你寫了交給我，我給你仔仔細細地改。”
沈從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種教法對提高寫作能力有很大的幫助，李雲鶴感激在心。
一年後，在沈從文的悉心指點下，李雲鶴發表了 《
催命符
》 《拜金丈夫》 《為自由而戰犧牲》 等小說和散文。
作為李雲鶴的老師，沈從文自然希望極有寫作天賦的李雲鶴能夠走上文學之路，他多次當麵指點李雲鶴，李雲鶴十分感動。但是每個人都有屬於他的人生之路，李雲鶴後來與沈從文交錯而過——沈從文北上赴京完婚之後，先後擔任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的教授，成為京派文學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而李雲鶴與俞啟威一同南下上海，加入海鷗劇社，重續她的演員之夢，改名“藍蘋”，一部《娜拉》 使她廣受好評，隨後又在《自由神》和 《都市風光》 等兩部影片中擔任角色，成為與趙丹齊名的一線明星。即便在這個時候，她仍然沒有放棄寫作，她的文章受到魯迅的欣賞，魯迅因文識人，與藍蘋有過名義上的師生關係。魯迅逝世時，藍蘋也參加了他的葬禮，並走在葬禮隊伍的最前麵。
江青想給老師織一件毛衣
1949年以後，沈從文和李雲鶴的命運走向兩個極端。當然，這時候她已不叫李雲鶴，也不叫藍蘋，而是改名為“江青”。此時，沈從文受到全麵批判與否定。作為“反動文人”，他艱難地活了下來，他說：“一天又一天地沉默著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麽的。”他確實沉默著，並且放棄了寫作。對於一個視文學如生命的作家來說，擱筆意味著怎樣的痛苦，可想而知。他轉到曆史博物館後，在黴味撲鼻的古董間，慢慢打發暗無天日的光陰。
就在這時，已成為主席夫人的江青沒有忘記她的沈老師，她悄悄來看望他。
那天江青是突然到沈家來的，沈從文正好不在家，張兆和看到江青，有點緊張。
江青微笑著說：“我來看看沈老師。”她的隨從隻有不多的幾位，她坐下來微笑著和張兆和說話，說她當年得到沈老師的悉心指點，說她是沈老師的得意學生，自然不會不提“小說創作全班第一”的話。她回憶著青島大學的點點滴滴，坐了不太長的時間，就起身告辭。快出門時，她又轉回身，對張兆和說：“沈老師的身腰尺寸是多少？”
張兆和愣住了，江青補充說：“沒什麽，我隻是想給他織一件毛衣。”
張兆和大吃一驚：主席夫人要給沈從文織一件毛衣？她看著江青說：“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張兆和還是隨手從椅子上拿起沈從文的一件衣服說：“這是他穿的。”
江青接過來看了看，又用手比畫了一下，然後把衣服遞給張兆和：“好，我知道了。”
江青離開了，張兆和把這件事說給沈從文聽，沈從文也沒說什麽，更沒有告訴任何人。後來他們就把這事忘了，當然，後來他們也沒有收到江青的毛衣。
一直到1967年，沈從文才又想起江青，這時候他想托江青幫個忙，在他看來，這件事對江青來說隻是舉手之勞。
起因是沈從文想將已故的三弟沈荃的女兒沈朝慧接到身邊來作為養女撫養，可是沈朝慧因無戶口而不能在北京久住，無奈，她隻得去長春投奔姑媽，下一步她將漂泊到哪裏，沒人知道。
沈從文看著很揪心，猶豫了許久，最終還是在無法自保的情況下提筆給那位想給他織毛衣的主席夫人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夠準許沈朝慧回到他身邊，幻想日後這個侄女能為自己的文物研究做些輔助工作。
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為了補過贖罪，我在博物館已工作十多年，搞綜合研究。別的工作再求深入，受體力限製，已不會有什麽成就。唯對錦緞研究，擬恢複三幾百種健康活潑可供再生產參考取法的圖樣，留著我女孩做助手，不要國家一文錢，或者在不甚費事情形下，即可完成。”
可是，沈從文的信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但他對江青仍抱有一絲希望，一年後在致大哥沈雲麓的信中，他寫道：“社會已完全翻新，舊時代同時的熟人多已謝世，我的一點點長處，在廿年同事中即已少有人懂得。因此一切本來極其平常合理的打算，今後恐不能實現，也極其自然。也有可能居然還能成為‘現實，那就是當我被整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時，偶然的偶然名字為總理、康生或江青三人之一看到，承認我仍然‘是個好人，並未犯過什麽大過錯，二十年中且老老實實地在用 《實踐論》 求知方法進行學習，一切收獲又恰恰能證明
《實踐論》
對文物研究的確能有新發現，我搞的研究工作，對於主席提起過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更有意義，那我一定就得救了。那麽盡管可用的生命已有限，或許還可望爭取一二年時間作出點點成績報答黨。”
可憐巴巴的一點點希望，收獲的卻是一再的失望。作為毛主席夫人的江青那時正青雲直上春風得意，哪裏會在意他這個落難的老師？令沈從文氣憤的是，江青後來在會見美國記者威克特時說，她年輕時最喜歡的教授就是沈從文，並大談沈當年對自己的關心，這些訪談後來被美國人維特克寫入 《紅都女皇》 一書中。沈從文的外甥田紀倫看到後，將涉及舅舅沈從文的部分複印了寄過來，沈從文隨手在複印件空隙處寫道：“這個摘錄如是從譯稿取下的，內中倒似乎還懷了些好感，想我會像古代俗語，以為我這個‘石碼頭會靠近這隻‘破賊船的。甚至於在過去四十多年前，曾經賞識過這個‘天才，不僅要她每天寫一篇小說，還要九妹送她編毛線的錢，她還拒絕了。”
後來，江青可能覺得對不起沈從文，在某次重大活動中邀請他坐到主席台上，沈從文拒絕了，他在大會開始後悄悄溜進會場，找個角落坐下來，看著主席台上江青身邊那個空空的座位……
沙家浜裏的順風船
沈從文沒有想到，他手把手教過的弟子江青，後來與他的另一位弟子汪曾祺一度交往很頻繁。汪曾祺自然也沒有想到，他一生清清白白，到後來一腳踏進了渾水塘，不知道要怪自己還是怪命運。
1960年秋天，發配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兩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單位作了如下鑒定意見：“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
他就這樣回到了北京，但是原單位民間文藝研究會卻沒有收他之意。等了一年之後，汪曾祺無可奈何，給西南聯大的老同學、北京京劇團藝術室主任楊毓瑉寫信求援。北京京劇院負責人是個戲迷，知道汪曾祺寫過劇本 《範進中舉》，還得了全國大獎，就接收了汪曾祺到京劇院當編劇，汪曾祺就在這裏遇到了江青。
那時候有一出滬劇叫 《蘆蕩火種》，江青認為不錯，責成北京京劇院改成京劇，作為樣板戲推出。這之前江青搞過一出樣板戲 《紅燈記》，反響很好，她想趁熱打鐵，再做幾出好戲，推向全國。
汪曾祺作為京劇院的編劇，開始和抓樣板戲的江青頻繁接觸起來。汪曾祺是懂戲的，他陪小說家鄧友梅看 《伐子都》，說：“很有點兒希臘悲劇的韻味，人物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責和內心恐懼折磨得發瘋，白日見鬼。好！想象力豐富，編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這種大寫意的表演方法是中國傳統戲劇藝術的優勢。”看京劇演員裘盛戎的 《姚期》，他也讚不絕口。演到姚期父子被綁上法場，他擊節叫好說：“真是大手筆，好一出大悲劇。”
江青是演話劇出身，也懂戲劇。一開始江青並不在意汪曾祺，大家在一起談 《蘆蕩火種》，毛澤東說：“蘆蕩裏全是水，哪有什麽火種？那時候分明是星火燎原了，大火燒起來了，中國京劇喜歡以地名命名，我看，就叫 《沙家浜》 吧。”
於是，汪曾祺就將戲名改為 《沙家浜》，改了一稿。
江青對戲裏的唱詞極喜歡，就問團長楊毓瑉：“這人是幹啥的？什麽文化程度？多大歲數？”
楊毓瑉把汪曾祺的檔案調給江青看，江青看了說：“這人是地主家庭出身，還是右派，要控製使用。”
江青提出要見一見汪曾祺。那時候汪曾祺在劇團“牛棚”，負責選煤，軍代表來叫他時他正一臉煤灰地幹活，他趕緊跑到水龍頭邊洗洗。可是洗了半天，也沒洗掉煤灰。他急得不行，身上又是一件破衣，便說：“我回家換件衣服吧？穿這衣服哪能見旗手？”
軍代表說：“回家來不及，已派人到前麵去買了。”
一會兒，就有人買了件藍卡其衣服過來，讓汪曾祺換上，去見江青。
見了麵，江青也沒說什麽，卻讓汪曾祺著實提心吊膽了好一陣子。但是當著麵，江青對汪曾祺的態度明顯客氣起來。
江青常常開口罵人，而且動不動就自稱“老子”，讓人很不舒服，但是沒人敢頂撞她。她還有點喜怒無常，說翻臉就翻臉：“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就在這裏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裏試驗，老子到別處試驗！”但是不管她怎麽生氣，一轉臉看到汪曾祺，馬上就客客氣氣地，還親自幫著汪曾祺摘了“右派”帽子，拉出“牛棚”。
1968年4月，京劇院軍代表李英儒找到汪曾祺，說：“準備解放你，但是你那個 《小翠》 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汪曾祺說：“那你解放我幹什麽？”
李英儒說：“我們知道，你是個很難馴服的人，但是上麵有指示，你去準備一下，寫一個檢查。”
汪曾祺回去寫檢查。快到中午的時候，李英儒又找他，說：“不要檢查了，你上台去表一個態。”等到了禮堂，他又說：“隻要三分鍾。”
汪曾祺當時很激動，不知道說什麽好，最後他這樣說了幾句：“我是有錯誤的，如果江青同誌還允許我在革命現代戲上貢獻一點力量，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大家都認為他態度很誠懇，就發給他一張票，讓他看當晚的 《山城旭日》。不一會兒又將票收回，換了一張請柬。又過了一會兒，李英儒過來說：“你和閻肅分別坐在江青旁邊，一人坐一邊陪她看戲。”開演前半小時，李英儒又說：“陪江青同誌看戲，這是個很大的榮譽，這個榮譽給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該說的話不要說。”
汪曾祺激動得滿臉通紅，就像做夢一樣，一顆心怦怦直跳。江青來看戲時並沒有問到汪曾祺“解放”之事。幕間休息，她對汪曾祺說：“不好吧？”汪曾祺說：“好，很好。”
江青打斷他的話：“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江青看中汪曾祺，就是看中他手中那支筆。《沙家浜》 定稿時，江青說：“這一場戲不好看，要改，我建議唱詞裏要寫到朝霞，要花點心血，曾祺，這段你看看。”汪曾祺想了想，馬上在紙上寫了一段唱詞：
朝霞映在陽澄湖上，
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
全憑著勞動人民一雙手，
畫出了錦繡江南魚米鄉。
祖國的好山河寸土不讓——
江青一看，十分喜歡。後來 《紅旗》 雜誌要發表各個樣板戲的定稿本，江青又找汪曾祺他們討論 《沙家浜》，以便定稿發表。江青說哪段要改，汪曾祺就根據她的意見改哪段，直到江青認可為止。改到阿慶嫂的唱段，江青說：“這段也不行，要改，阿慶嫂是開茶館的，嘴皮子利索，又機智，都要寫出來。”汪曾祺沉吟片刻，眨眼之間就在紙上龍飛鳳舞地寫道：
壘起七星灶，
銅壺煮三江;
擺開八仙桌，
招待十六方;
來的都是客，
全憑嘴一張;
相逢開口笑，
過後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涼，
有什麽周詳不周詳——
江青看後大喜，心裏對汪曾祺十分讚賞，後來在多種場合說：“搞樣板戲我們不是沒有人才，寫詞我們有汪曾祺。”
江青誰都訓斥，唯獨沒有訓斥過汪曾祺
江青看過汪曾祺的檔案，對汪曾祺的經曆一清二楚，那麽，她應該很清楚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得意弟子，而她自己，是比汪曾祺更早成為沈從文的學生的，所以要說起來，兩人還算得上是同門師姐與師弟。看來，這段微妙的情緣多少還是影響了江青對汪曾祺的態度。好事越來越多地落到汪曾祺的頭上，後來，他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名字上了 《人民日報》。
1970年初夏，江青讀完定稿的 《沙家浜》 劇本，十分滿意，微笑著送走了汪曾祺。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京劇團突然接到江青秘書打來的電話，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門城樓，參加“5·20”群眾大集會，聲援紅色高棉人民的反美鬥爭。
當時汪曾祺正在趕寫 《紅旗》 約稿的有關 《沙家浜》 的文章，得到通知後他對軍代表說：“那文章怎麽辦？能不能叫楊毓瑉去？”軍代表說：“什麽事先都放下，這件事別人怎麽能代替？”
第二天天一亮，汪曾祺他們先在一個招待所集中，然後登上天安門城樓西側。
這天，江青沒有出席大會。廣場上有一百多萬人民群眾，紅旗招展，紅歌嘹亮，汪曾祺站在離毛主席不遠的地方，聽著毛主席的講話——《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每個人手裏都拿著一份林彪要作報告的講話稿，到了林彪講話時，汪曾祺一目十行地進行比對，最後發現林彪念錯了好幾行字。
第二天，《人民日報》 刊出消息，在天安門城樓上出現的幾百人名單中，有 “汪曾祺”三個字，他被劃在文藝團體序列裏，排在總名單的倒數第二行。
就是這很不起眼的三個字，可把汪曾祺的家人和朋友鎮住了。當時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接受勞動改造，當他們在 《人民日報》 上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裏看到聽到汪曾祺的名字時，都十分吃驚。林斤瀾當時正關在“牛棚”裏，看到報紙一陣驚喜，他將報紙貼在胸口，麵對北京方向喃喃自語：“曾祺，你上了天安門，你什麽時候來救我呢？”
那時候，汪曾祺的兒子汪朗在西北農村插隊遇到麻煩——他不服從第一批招工安排，不願到縣城做商業工作，惹得大隊幹部極為不快，說：“你小子別刺兒頭，不接受安排就回村裏來放羊，別指望我們再安排你。”汪朗說：“你不安排拉倒，我找我爸去！”大隊幹部不屑地說：“你找你老子有屁用？他在牛棚裏自身難保呢。”汪朗早有準備，拿出一份 《人民日報》 說：“我爸在牛棚？你睜開眼睛好好看看吧！”大隊幹部看到報紙上“汪曾祺”三個字，很是吃驚，不敢貿然處理，東打聽西打聽，果然一切都是真的。大隊幹部也很害怕，最後隻好依了汪朗，給他重新作了調整。
江青越來越看中汪曾祺這支筆，拍 《沙家浜》時，汪曾祺和劇團的人馬大都待在長春。有一次江青要開會，說：“可惜汪曾祺在長春，要不，派專機把他接回北京。”還有一次，江青向劇團主創人員贈送 《毛澤東選集》，別的人都是隨手拿一本遞上去，給汪曾祺時，江青在扉頁上特地寫了一行字：“贈汪曾祺同誌，江青。”江青的字寫得很有力。
後來汪曾祺聽說，這套 《毛選》 非常難得，隻印了兩千冊，是毛澤東和江青專門留著贈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倍加珍惜。
當時 《沙家浜》 初演時，江青嫌蘆葦蕩裏十八個傷病員太老了，不好看，江青說：“這些傷病員太老了，是胡子兵，舞台上一點兒也不美，要換，換年輕的，換戲校才畢業的。這段戲動作一定要整齊、漂亮。”後來全換了年輕人，果然好看多了。汪曾祺說：“在高層領導人中，江青比較懂戲，對京戲比較內行，對唱詞好壞有鑒別力。”
有一次，江青提了意見，演員們覺得不好，爭來爭去的，汪曾祺說：“別爭了，這是江青同誌的生死簿。”
還有一次，江青說：“一看 《紅燈記》 我就落淚。”汪曾祺在背後小聲嘀咕：“這不好，這會損壽。”
這兩件事被人匯報上去，江青沉下臉，說：“咒我早死呢。”這事被京劇團領導知道後很緊張，讓汪曾祺在黨內作檢討。
汪曾祺說：“我沒有惡意，隻是詼諧，說說笑話。”江青後來可能是熟悉了汪曾祺的性格，知道他確實沒有惡意，也就不再計較。
江青的工作時間都是黑白顛倒，沿襲的還是老上海女明星的習慣，每每叫汪曾祺談劇本，一般都在半夜三更。聽江青有一搭沒一搭東扯西拉地漫談，汪曾祺再困也不敢打瞌睡。好在談完後總有夜宵，對於愛吃的汪曾祺來說，不免有所期待：今晚大廚又會玩什麽新花樣討好江青？那些大廚特別巴結江青，有一天晚上送來一盤削去皮的小蘿卜。江青用筷子挑起來，對汪曾祺說：“小蘿卜去皮，真是煞風景。”汪曾祺心裏一驚，不禁朝江青點點頭，他認為這是和江青交往以來，江青說的最正確又最有意思的一句話，吃完後他又回味了一下江青的話，還是覺得有味。然後當著江青的麵一邊蹺著二郎腿，一邊點上一支煙抽著。據說，隻有汪曾祺可以這樣，換誰都不行。而且，江青誰都訓斥，唯獨沒有訓斥過汪曾祺，這可能是師姐與師弟間的一點點例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