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知道我當過插隊的知青，到今年剛好50周年，走著走著一些老朋友也離開了這個世界。最近和幾位知青朋友在談論插隊時的趣事，我想有些故事寫出來也很有意思。
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後去了浙江中部的武義山區插隊，開始在一個機械廠培訓，之後去農村拖拉機農機站，農忙時耕地，農閑時運輸，當然還要維修安裝所有的農機設備。那時沒有“回城”一說，都做了一輩子在鄉下的打算。想不到70年代末大批知青返城，一個偶然機會，我居然還抽到一個縣城的國營無線電廠當電鍍工人，之後才考進大學，畢業後留在杭州工作，後來自費出國留學，再後來在墨爾本定居。說是“坎坷人生”也談不上，但生活經曆象過山車，很折騰。
當時知青插隊前途不明朗，看不到盡頭，所以大家情緒上都有些悲觀和無奈。可是我比較樂觀，我不是武義本地人，家庭也沒有社會地位和關係，可是自得其樂，在農村的兩年多時間裏和知青好友變著法子玩，很開心，當然也闖不少禍。這個地方叫陶宅，確切說是大山和平原交界的地方，山清水秀，土地也比較肥沃，是比較富裕的地區。那裏的老百姓憨厚淳樸好客，生活都不錯，和知青的關係都比較融洽，但是當地老百姓比較閉塞保守。很多青年農民在接觸了知青之後，無論從知識上，理念上，生活習慣上，甚至衣著、飲食上都有很大的改變。
村裏為知青專門建造了宿舍，每人一間小套：裏間是睡房，外間是一個灶頭，自己可以開夥。大隊還劃分一片溪邊的土地給知青種植瓜果蔬菜，我們叫“自留地”，知青們都種不少蔬菜，除了知青之間分享，回城探家時還可以帶一些給父母親，很自豪。
那時的知青個個都是壯勞力，食量驚人，永遠是吃不飽的。我從小就會燒菜，家裏過年過節都是我在燒菜，所以要燒菜難不倒我。我插隊的時候帶一個煤油爐，那時老百姓叫“洋油爐”。肚子裏實在沒有油水，自己開小灶，村邊有個肉鋪，賣的肉非常新鮮，怎麽做都非常好吃。問題是隻要有點香味，房間裏擠得滿滿地，燉好一鍋菜，基本上頃刻之間掃蕩一空。
我們插隊之前的那個年代基本上什麽都吃，我也會弄，自己殺雞破魚，黃鱔取鱔片，做腰花，田雞扒皮，總之什麽都會。到了農村有天發現稻田水溝的田雞又大又多，於是用粗鐵絲做了一個叉子，不一會就捉了很多大田雞，到了溪邊把它們扒皮清理幹淨，回到宿舍準備炒田雞。村裏的青年農民不知怎麽知道的，一下子來了好多看熱鬧的，原來他們從小被告知田雞是不能吃的，身上有毒，吃了要死人。所以很多人來看好戲：這幾個知青貪吃田雞，個個會翻到在地上。
田雞炒韭菜最好，我就問：誰家有韭菜？誰家有生薑？一男孩撒腿就跑，不一會一大把洗得幹幹淨淨的韭菜拿來了，還帶一大塊薑。於是我就做了一個“田雞炒韭菜”，香氣撲鼻。可是沒有人敢吃，大家隻是看我們兩個知青吃完田雞炒韭菜。但是他們在觀察：當晚我們沒事，第二天沒事，後來也沒事。不久有人就提醒我：還炒田雞嗎？我家有韭菜。我不知道原由，再捉了幾隻大田雞，又做了一次“田雞炒韭菜“。這回還是來一大幫農民青年，但不是來看，菜一裝盤，立刻見底，一個勁說好吃。
後來我想再做“田雞炒韭菜”，可是到了田裏根本找不到一隻田雞，原來村裏農民家家戶戶捉田雞，誰都在做“田雞炒韭菜”。沒了田雞，我們後來在牛棚頂上裏捉麻雀，在泥塘裏捉泥鰍，在亂石堆裏捉蛇，總之什麽都吃，捉什麽做什麽菜。那個“麻雀炒粉幹”至今都忘不了。
很多年後我得知，這些小動物其實都是蟲害的天敵，對農業生產有益無害。大陸曾經遭受“三年自然災害”，很大的因素就是消滅了這些蟲害的天敵，導致一些人為的災害。來到澳洲我經常閱讀一些園藝，種植和有機生態平衡的書籍、雜誌和文章，他們就強調一種有機無公害，靠自然生態環境來種植蔬菜和糧食，利用動物昆蟲天敵來控製病蟲害，這是人類可持續生存發展的一種良性循環。這50年我幾乎再也沒有吃過田雞，麻雀和蛇之類的小動物，也對過去的無知深感內疚。
法國名菜“普羅旺斯田雞腿”
其實西方的大餐裏也有用田雞腿做的菜，我曾經在遊輪和法國大餐裏都品嚐到用田雞腿做的西菜，但我相信這些田雞都是飼養場養殖的，當然沒有野生的味道鮮美。就像很多人一樣，在選擇“美味佳肴”和“環境保護”之間，我寧可選擇後者，也應該選擇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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