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需要重新闡釋的曆史——我看北洋政府
時間:2011-06-08 00:00 來源:辛亥革命網 作者:楚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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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意大利著名學術大師克羅齊曾說過：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這句話的含義誰都明白，用中國人的話來說，曆史就是勝利者的曆史。然而，真相卻隻能有一個，可能是公眾比曆史學家們更迫切需要真相的緣故吧，便有了很多曆史事件、曆史人物的不斷被改寫、平反和注釋的過程。有些曆史因其年代的久遠，也許永遠沒有了真相，可是，一些剛剛過去不久的曆史，還是可以尋覓到星星點點的印跡的，在真相的基礎上作實事求是的評判，則是每一個尚有良知的民眾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當我讀了一些有關北洋政府的書籍和資料之後，便強烈感覺到這段曆史應該重新闡釋。 所謂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稱北京政府，是指民國初年袁世凱及其繼任者建都於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這是相對於孫中山等國民黨勢力在南方成立的廣州軍政府（革命政府）的稱呼。在我的腦子裏、在各種正統的宣傳資料和教科書上，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恐怖最黑暗最混亂無序的年代，炮火硝煙、燒殺擄掠、勾心鬥角、動蕩不安，統治者們導演的醜劇、鬧劇、悲劇一幕接著一幕，袁世凱稱帝、張勳複辟、賣國條約、府院之爭、軍事獨裁、“三·一八”慘案……最近，我特意翻閱了由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先生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這部曆史著作盡管有一些獨特的觀點和清醒的認識，比如軍閥政治失敗的原因，該書歸結為：軍閥們沒有能力變軍事控製為政治控製，沒有建立有效的政治製度、規範出真正有權力的文官政府。這個觀點應該是客觀公正的。可是，該書對北洋政府的評價、對那段曆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故有的觀念或者說主流觀念上。 老實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曆史沒有多少興趣，那都是些過去的事情，何必去費那個精力呢？後來，因為對某些已成定論或習以為常的曆史人物、曆史事件產生疑問之後，才不得不注意起“曆史”來，比如對北洋政府的興趣就是因為我在不斷閱讀中發現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北洋政府時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黑暗的時期，那麽，這個時期為何發生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甚至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何出現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盡管很不成熟）？為何能夠誕生五千年曆史上唯一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是什麽因素成就了那麽多迄今為止無人超越的思想家、文學家？ 我的第一個有趣的發現是：那段“最黑暗的時期”的政府更迭。我承認，那確實是一個軍事主宰政治的時期，自袁世凱過世後，軍閥之間的戰爭此起彼伏，誰得勢誰就獲得了政權。然而，雖然這些軍閥們都握有槍杆子，但是，他們在獲取政權的時候大多都沒有發生過流血犧牲。自1912年到1928年，除了1913年11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凱廢除《臨時約法》的兩年半時間，其他各個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內運作的，起碼在形式上是這樣，隻是有些軍閥如張作霖將權力抓得更緊一些。袁世凱死後，黎元洪按照法律程序繼任大總統，黎繼任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恢複被袁世凱廢除的《臨時約法》、恢複被袁解散的國會。此後，雖然政府多次廢憲、立案，但都沒有停止過起草永久性憲法的工作，都宣稱效忠共和政體，都組成了一個名義上的文官政府。不管他們有多麽大的野心，對權力是如何醉心，然而，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否認的：他們都不願背負破壞民主共和的罪責。因此，他們在戰場上可以煉殺擄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老子天下第一，在政壇上，他們卻不敢公開胡來，即使曹輥是靠賄選當上總統的，但他畢竟是通過選票而不是直接通過槍杆子上台的。這說明在這些丘八們的心裏，合法即便表麵上的合法是相當重要的。 我的第二個有趣的發現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們卻特別害怕輿論、學生和知識分子。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之後，曾百般討好梁啟超、宋教仁等與他意見不合的學界、政界人物；自袁世凱始，整個北洋政府期間，黨派林立、報刊遍地，罵政府、罵總統、罵國會議員之聲此起彼伏，學生運動、群眾集會時常發生，真正遭到公開打擊扼殺的還是不多，暗殺是有的，但對知識分子的暗殺主要還是發生在土匪頭子張作霖當政期間；1926年3月18日，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內閣執政段祺瑞頓足長歎：“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段祺瑞執政府也沒有加以阻攔。在國會通過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之後，他處罰了凶手，又按照國會要求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對於國務院要求“閣員總辭職”，他照辦執行。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祺瑞從此素食終生。 我的第三個有趣的發現是：一些重大的曆史事件還有其複雜的背後因素。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偕參讚小幡、書記官高尾在北京懷仁堂覲見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直接遞交了企圖變中國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條”。孫中山得知此事，立即采取了一係列的應對行動。其中的重大舉動之一就是：1915年2月5日，孫中山與日本滿鐵株式會社簽訂了所謂的《中日盟約》，將中國的諸多主權拱讓日本，以換取日本對革命黨的支持。在接到最後通牒後尚未正式簽字前的5月14日，袁世凱曾向各級官員發出“密諭”，其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日本利用歐洲列強之相持，乘中國新邦之初建，不顧公法，破壞我山東之中立……我國受茲痛苦，方以退兵為抗議，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條款。其中最為難堪者，曰切實保全中國之領土，曰各項要政聘用日人為有力顧問，曰必要地方合辦警察，曰軍械定數向日本采買，並合辦械廠，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韓視我。如允其一，國即不國……彼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然卒將最烈四端，或全行消滅，或脫離此案；其他較重之損失，亦因再三討論得以減免，而統計已經損失權利頗多。”足見袁世凱之無奈。遺憾的是，袁世凱慶幸力爭幸免的條款，卻被孫中山主動送給日本人了。他草擬的《中日盟約》規定：“為便於中日協同作戰，中華所用之海陸軍兵器、彈藥、兵具等，宜采用與日本同式。””與前項同一之目的，若中華海陸軍聘用外國軍人時，宜主用日本軍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攜之確實，中華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國人時，宜主用日本人”；“三·一八”慘案的發生有其普通教科書上沒有提及的內容：1926年，國民軍以與奉軍作戰為由，在大沽口設水雷封鎖了水道。曾經與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的八個國家的駐華公使們於1926年3月10日共同向中國政府及內戰各方提出“最急切之抗議”。並要求“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對大沽口水道封鎖的最後通牒。列強的最後通牒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蘇聯人趁機通過中國的革命黨人在北京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支持國民軍、反對“親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勢。其實，段的執政府並沒接受列強們的通牒，相反，他還指令內閣成員們於外交部接到八國通牒的當晚（3月16日）在其宅內緊急磋商，並於午夜派員至東交民巷複文外交使團，稱通牒內容“本政府視為超載《辛醜條約》之範圍，不能認為適當”。顯然，段祺瑞已經拒絕了八國通牒。可蘇聯政府仍然操縱學生發動了反抗政府活動，導致了震驚中外的大慘案的發生。 我還有其他許多有趣的發現，比如，“辛亥革命勝利果實”並不是被袁世凱“竊取”的，比如袁世凱並不是一開始就想當皇帝的，比如民國第一個被殺的報人黃遠庸竟然是孫中山指使人幹的…… 當然，我並不是否認，北洋政府有很多腐敗、荒唐、慘無人道的行為，特別是給普通民眾的生活帶來了很多災難，但這段時期似乎還有很多我們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了不願承認的東西。 我十分渴望，能有一個負責任的曆史學家勇敢地站出來，對北洋政府時期的曆史進行一次基於客觀事實的重新闡釋。 楚夢，本名倪章榮，湖南人。作家，文史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