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我的娘娘
我久已想寫一篇文章紀念我的娘娘，但一直沒有付諸行動。沒有付諸行動不是不想寫，而是一直拿不定主意怎樣寫才能不辜負娘娘。這次寫《故鄉片憶》，就想趁著這個機會把這個心願了了。這個心願已經拖了幾十年了。
我是在娘娘的嗬護下長大的。所以，一想到我的童年，娘娘的身影就會立刻出現在我的眼前。娘娘，這是我們地方的叫法，也就是外婆；而祖母，則叫“親媽”。祖母一般比較嚴厲，外婆大多慈祥。我的外婆正是一個十分慈祥的長者。在我外公那一輩，他有一個弟弟，他們結婚成家後仍住在一起，奇怪的是兄弟兩家所有的子孫都叫我的外婆為娘娘，而叫她的妯娌為親媽。這種叫法是違背習俗的。但我想他們都這樣叫自有他們的道理，也許正是因為娘娘太過善良、太過慈祥了，叫親媽反映不出大家對她的感覺，所以才都叫她娘娘。
娘娘姓何，大約生於公元一八八八年左右。那時侯普通人很多都沒有做生日的習慣，所以我們也不清楚娘娘的出生日期。娘娘在戶口本上的名字叫“小妹”。我猜這不是她的本名，而隻是她在娘家時的小名。在那個時代，很多婦女是沒有名字的。娘娘的娘家在浙江嘉善縣一個叫張金匯的地方，這是我小時候偶爾聽娘娘提起記住的。這個地方好像離楓涇很近，但不知道是否確實這樣。因為我從沒有去過張金匯。記憶中我母親也沒有去過，甚至也沒有聽說過張金匯有親戚來探望過娘娘。但我小時候有一次做夢，夢中到了一個村莊，就像我們當地的村莊一樣，村莊外有一條小河，河水清澈。河上有一座木橋，我趴在木橋欄杆上眺望，小河的兩岸都是稻田。那天陽光普照，成熟了的稻子金燦燦的，一望無邊。不遠處有一座村莊，白牆黛瓦，竹樹掩映。有人告訴我這就是張金匯。於是這個夢就一直留在我記憶中，並將這個夢中的張金匯當成我娘娘真的出身地。我小時侯從我娘娘的說話中知道她有一個哥哥，對她十分好，而且在當地鄉下是一個頗有聲望的人，因為鄉民們都尊稱她哥哥為“何先生”。但這位何先生究竟是做什麽的，他後來怎樣了，為什麽從不見何先生和他的家人來探望娘娘，對這些我一概不知，也從未聽母親說起過她的外婆家的事情。這是不正常的。我想這裏邊一定是有什麽原因的，而且估計是不好的原因，所以他們都閉口不言。我外公家是世代做製櫓修櫓業的手工業者，自家開有一個小作坊。在我們水鄉，製櫓修櫓是不用愁沒有活做的，所以外公家也算小康之家。娘娘大概十多歲就嫁給外公了，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小兒子從小有病，後來死了。這女兒就是我母親。
娘娘不識字，不客氣地說一句，也並不能幹。因此之故，我母親從小就被訓練並被賦予管理家務的重任。那時每天光吃飯就有十來個，不單是自家人，還有請來幫工的師傅，收的學徒，以及經常要請來幫忙解樹的師傅，買菜、燒菜、做各式點心給師傅們吃，不但花樣要經常翻新，還要味道好，這些都由我母親一手操持。後來大舅娶了親，可能因為舅媽是農村的，不懂城裏那一套，所以很長一段時間裏外公並不將管理家務的重任交給她而仍由我母親負責。而我母親因為擔當了內當家的角色，外公一直不舍得將女兒嫁出去，後來到了三十歲成了老姑娘了才嫁給我父親做了墊房。
但是，娘娘實在是個好人。從我懂事起我就知道娘娘是常年吃初一、月半素的。隻是我不清楚她是單拜觀音菩薩還是所有菩薩都拜。她經常的一句口頭禪是：“吃詘（當地方言，詘，音qu ，意為吃虧、受委屈）人常好過！”因此她從不與人爭執，從不惡言傷人，也從來不發脾氣，更不要說打小孩了。別人有時凶她、罵她、冤枉她，她從不還嘴，也從不解釋，靜靜聽完之後默默走開就是。有時我們看到她被人欺負為她抱不平，她總是搖搖手，勸我們：“吃詘人常好過，吃詘人常好過。不要去同人爭。” 世傳唐代高僧寒山問拾得：“世間有人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說：“隻要忍他、讓他、由他、避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說一句大不敬的話，我娘娘的氣度比拾得還大。因為她時常受人欺負，卻從沒有“再待幾年你且看他”的想法。她是真正對人沒有一絲惡意的人。在許多人眼中，娘娘是一個軟弱無用的人，但誰能明白她才是最堅強的人呢！有時侯娘娘無事一人默坐，嘴裏就喃喃地不停地在念什麽，但究竟念什麽我們聽不清楚。我總懷疑她是在念佛經。可是她不識字啊。那麽這是她小時候聽人念經記住的？這是一個謎。娘娘在時我沒有問過她，娘娘走後就永遠無人去解這個謎了。
母親嫁給我父親以後接連生了好幾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我的祖母還在。但在我出生前祖母就已經死了。所以當我們後麵幾個小孩出生時，娘娘都會來幫忙。我記得我最小的妹妹出生時，娘娘就來我家住了一段日子。母親生我最小的四妹時已是高齡產婦。為生四妹母親大流血。四妹生下來時渾身發紫，奄奄一息。母親無力照顧她。醫生也說沒有辦法，要看天命了。娘娘二話不說，把四妹抱過來貼身放在胸前用自己的體溫捂她。當時我們見到，娘娘與母親麵對麵對躺在兩張床上，那時正是冬天，娘娘披了一件棉襖坐在床上被窩裏，把四妹捂在胸前。除了把四妹抱到母親那裏喂奶，其餘時間不分晝夜，娘娘背靠在床架子上坐著，將四妹連續捂了三天三夜，看著四妹渾身紫色一點一點慢慢褪去，皮膚泛出紅潤來，終於將四妹一條小命救了回來。所以後來我四妹對娘娘的感情最好。在我們小時候，娘娘常常在白天來我家幫母親照顧我們。到晚上有時還會帶我一起回舅舅家睡覺。反正兩個家離得很近，走路幾分鍾，過一座橋就到。一九五六年我父親申請去了香港，母親有病，而我們幾個孩子還小，娘娘就住到我家裏來幫我母親照顧家務，在我家住了一年多，幫我母親度過了那段“青黃不接”最艱難的日子。
說起來，我小時候真是一個壞孩子，每天不知為了什麽總要大哭一場；脾氣又倔，軟硬不吃。父親見了我頭痛。一次父親把我的衣服包了一個小包裹叫我走，說你喜歡去哪裏去哪裏。母親不舍得打我，坐在一邊默默流淚。隻有娘娘總是不聲不響一直伴在我身邊。她也不訓斥我，也不跟我說小孩要聽話之類的大道理，看我餓了就去盛一碗飯給我吃，看我哭得累了，就輕聲勸幾句：“好了，不要哭了。我們出去走走好嗎？”這是一個下台階。於是我跟了娘娘到街上去轉一圈後再回來。後來我大了一點，我的三妹又像我的脾氣，也是天天哭鬧，也是娘娘伴她哄她。所以三妹對娘娘的感情也很好。後來想想，我們真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娘娘。
娘娘一生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可惜小兒子生下來就有病，後來死了。母親一提起這個弟弟就心疼不已。母親對她的哥哥也是很好的。舅舅的大女兒出生時我母親還沒有出嫁，所以我這個大表姐小時候基本上是我母親給帶大的。一九五二年中共發動“五反”運動，舅舅因為開了一個製櫓修櫓的作坊，被中共勒索所謂的“逃稅”、“漏稅”款，傾家蕩產也交不清，幾乎被逼死。後來是我父親母親拿出錢來幫他繳清了錢才過了“五反”這一關的。“五反”以後，舅舅家的經濟一直無法翻身。期間因為無力撫養所有孩子，曾把兩個最小的孩子送了人，也是我母親知道後托人花錢把孩子贖回來的。所以，那時候母親與她哥哥的關係是很好的。可是，後來母親與舅舅的關係就不那麽好了。最初是為了娘娘。那時候舅舅加入了鎮上組織的木業社，領一份工資，家中人還織草包搞副業賺一些錢補貼家用，但日子還是過得很艱難。大概在一九五八年，娘娘回到自己家去。那時候娘娘已經七十多歲了，可是舅舅還叫她用好幾斤重的木榔頭敲做草繩的稻草。一次娘娘不慎扭傷了肩背，不敢聲張。舅舅家所有人都知道這事，大概因為沒有錢看病所以也不管她。後來是住在一個大門內的、母親的堂嫂看不下去了偷偷來告訴我母親，母親才知道。我母親去和舅舅理論，責怪他不該讓年老的母親還做這些重活，不該母親受了傷既不理也不聲張；否則，你不帶娘娘去看醫生，她可以帶去看醫生。舅舅並不領情，反而和母親吵了一場。後來是母親去請了鎮上的一個傷科醫生馬誌祥來敷了傷膏藥才慢慢好轉的。後來又有一次，娘娘不慎摔了一跤躺在床上動不了，也是同樣情形。這次當然也免不了與舅舅小吵了一架。其實就舅舅的為人，我以為他本質並不壞，甚至非常老實，隻是因為窮了，生活的重擔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心情也就慢慢地變了。同時，他也與很多弱者一樣，不敢將自己受窮的怨氣向真正的罪魁禍首發泄，相反妒忌我家經濟條件比他好，嫌我母親對他們照顧還不夠。更有甚者，在社會風氣帶動下，舅舅一家人認為我家是資產階級，而他們是勞動階級，特別是舅舅的大兒子參軍家裏成了“光榮家屬” 以後，這條“階級”的鴻溝似乎越來越深。那時候中共宣揚的是“親不親，階級分”。當時一個鎮政府的幹部聽見我母親與舅舅吵架，就公然挑撥說我母親是“階級報複”。於是我母親越責怪舅舅，舅舅就越疏離母親。
如果光是為了娘娘的事，關係還不至於惡化到極點。但接著來的兩件事，可能使舅舅家對我們真的當成了“階級敵人”一樣。這兩件事我在《抄家痛史》中已詳細說過，這裏就簡單說一下。第一件是“大躍進”失敗後全國發生大饑荒，我們也與全國老百姓一樣餓了三年飯。一九六二年初，那時正是劉少奇在中央主持工作，中共為扭轉國家經濟困難局麵，動員僑眷要海外的親人盡量多寄錢來，以增加國家外匯，幫助國家度過困難。在此同時，政府也允許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向國內親友郵寄食品包裹，作為向海外華僑、港澳同胞示好的一個表現。我父親在香港知道這個消息後，立即也加入了郵寄食品包裹回國的大軍。那時候海外親人寄包裹來多數是寄大米、豬油、花生米這一類能填飽肚子活命的食品。這些東西在香港買價格並不貴，但是包裝費、郵寄費卻是所寄食品的好幾倍，甚至十幾倍。那時我見父親寄來的包裹外麵貼的香港英女皇頭像的郵票總要五六張、七八張，算一下總金額要七八元、十多元港幣。那時香港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不過在三、四百元港幣，所以大多香港人也是沒有能力大量郵寄包裹回國的。我父親也隻能顧到自己在國內的家人而已。而母親收到食品包裹後當然也先要顧到自己的孩子。這樣，雖也分潤了舅舅家一點，但數量就不多了。其時，母親是知道舅舅家人對我們在這一點上有意見的，但實在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第二件事。一九六二年秋，我的三姐考取上海外國語學院夜校部。這是一所新辦的特殊學校，是上海市委文教書記楊西光奉市委之命，從統戰角度為安撫上海資產階級子女高考普遍不被錄取的不滿情緒而臨時決定舉辦的。它在全國高考放榜後才在《解放日報》上發出招生消息，經過報名、考試、發榜等一套程序，到考生收到錄取通知已是八月底。錄取通知規定錄取的學生必須在九月初某日前報到，否則取消錄取資格。三姐從小學到高中都是品學兼優好學生，不料大學考了兩年沒被錄取，這次有學校錄取自是喜出望外。但去上海讀書需要一筆費用，母親卻一時拿不出這筆錢來。因為當時我家的家用都是父親按月從香港寄來的，也僅夠家用，並無多餘。若寫信去問父親要，信件來回起碼半個月，時間上來不及。母親思來想去，找不出能商借的人，隻得去與舅舅商量。不料舅舅一聽母親來意，立即大發脾氣，拍桌子罵人。母親也是剛硬脾氣，見舅舅如此不講道理，也就與舅舅大吵了一場。最後一分錢沒拿到，反哭著回家。那麽舅舅為什麽發火呢？後來我們才弄明白有兩個原因：除了為香港寄來的食品分給他們不多他們早已心有不滿，這次母親去借錢舅舅還誤以為是來討債的，於是兩股無名火合在一起就爆發了出來。關於“討債”的誤會，前麵說過當年“五反”時舅舅繳不出罰款，是我父親、母親拿出錢來幫他繳了才算過了這一關。這筆錢有多少，父母從不與我們說過，甚至連提也沒有提過，更不要說要舅舅還這筆錢。據母親後來對我們說，她當時去與舅舅商量借一點錢讓我三姐去讀書，事先也沒有想到這一點，隻是想現在舅舅家有幾個孩子已經開始工作，雖然都是工資低微，但湊個十幾二十元應該問題不大，等父親寄錢來就可還給舅舅。但是舅舅誤會了，以為他經濟上剛剛有點好轉，母親就以借錢為名實際是來討債了，於是就大發雷霆了。按說，為了經濟等問題親戚之間吵架的並不少見，但吵過也就算了。可是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那個年代，母親去問他們借錢這件事在舅舅家幾個孩子看來，就好比是黃世仁向楊白勞逼債一樣可惡。於是到了文革，他們就乘機報複了
一九六六年夏秋，“紅衛兵”運動和“破四舊”運動席卷全國。到八月以後，“破四舊”開始變成抄家運動。到了九月，先是有中學學生來我家“破四舊”，抄了好多書藉去。這時候，舅舅家有人就開始動壞腦筋，兩次向鎮上的商業紅衛兵誣告，說我家有兩斤黃金，說解放前有一次強盜搶，我們曾把黃金藏到他家去，是他們親眼目睹的，慫恿他們來抄我們家。解放前因治安不靖，一次我父母確實曾將一盒黃金首飾放到舅舅家保管過，但沒有兩斤，隻有半斤多一點。所以舅舅家說有兩斤黃金那是故意誇大的。結果鎮上的商業紅衛兵聽說我家有這麽多黃金，對我家連續抄了三次家，不但將所有黃金首飾抄走，連家中稍稍值錢一點的東西也統統被抄光。後來，據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偷偷告訴我們：鎮上的商業紅衛兵以前就商議過想來我家抄家，但因為前幾年政府推出過一些優待僑眷的政策，他們吃不準抄我們這樣的人家會不會違反中央政策，一直沒敢動手。這次實在是你們自己的親戚來告密，說有這麽多黃金，於是他們就動手了。言下之意，沒有我舅舅家人告密，這次抄家本是可以避免的。對於這個說法我並不完全相信，因為當時全國所有有“海外關係”的人家鮮有不被抄家的。但是舅舅家人的誣告，肯定對抄家起了催化劑作用。因為這次抄家，鎮上房管所趁機來把我們的房子也沒收了，說如要繼續居住，每月要交房租；不然就自己另找地方去住去。那時每月房租八元還是十元我已記不清，後來足足交了十年多房租。而街道幹部因為我家被抄家了，也立即將我母親當“五類分子”對待，挨批鬥、罰掃街。總之，文革抄家足足害苦了我家十年多，直到文革結束後才獲平反。
兄妹交惡，我想最痛苦的莫過於娘娘了。抄家以後最初一段時間我們沒有人去舅舅家看望娘娘。等後來社會形勢稍稍緩和了一些，母親就自己或派我的三個妹妹輪流去看望娘娘。常常是家裏燒了什麽適宜老人吃的和娘娘喜歡吃的菜，就盛在一隻小碗內拿過去讓娘娘趁熱吃掉。因為路很近，隻要過一座“聖堂橋”，二、三分鍾就可走到。我那時候有機會出差，看到有賣肉鬆的，就會買一袋叫妹妹拿去給娘娘。後來有一次我趁休息在家也去看娘娘，那時她的眼睛已幾乎看不到東西了，不方便走動，所以整天坐在床上被窩裏。我坐到床邊與她說話，她就拉住我的手，似乎有話要說卻又說不出來。我看她幹枯的眼眶裏慢慢出現了一些淚花，嘴巴囁嚅了一陣，突然激動地說：“他們對不起你們啊！當年是你父親母親救你舅舅的啊！他們不應該這樣對你們啊！”聽娘娘這麽說，我也一陣心酸，抓緊娘娘的手，不知說什麽才好。我知道這話憋在娘娘心中一定很久了，今天見到了我，她才肯說出來。
一九七七年春，我父親最後一次從香港回家探親，住了半年。那時我已有了女朋友。一次我帶女朋友回家看望父親，順便也把女朋友帶去看娘娘。那天娘娘十分高興。她坐在床上，要我女朋友坐到她身邊，拉著我女朋友的手，似乎在端詳女朋友的長相，其實那時她已什麽都看不到了。她問我女朋友：“你是允成的新娘娘？你叫黃建？”我女朋友笑著對她說：“是的。我叫黃建。”娘娘撫著黃建的手背開心地自言自語：“允成有新娘娘了。允成有新娘娘了。”她又對黃建說：“你來看我，我應該給你一個紅包的。可是我現在沒有錢。等以後有了我會補給你。”黃建笑著說：“不用不用。應該我們給錢娘娘花。希望娘娘健康長壽。”那天娘娘臉上一直帶著笑容，一直拉著黃建的手，直到我們要回家了，才不舍地放開。離開娘娘家以後，黃建對我說：“你娘娘真是一個好人。”是的，凡見過娘娘的，沒有一個不說她好的。到了秋天，我父親要回香港了。臨回香港前沒有多少天，一直申請想去香港探親的母親，申請了幾年都不批準這時卻突然批準了。於是父親就帶了母親一起去香港。母親去香港後，我的幾個妹妹遵照母親的囑咐，隔三差五地分別去看望娘娘。
進入一九七八年後，很奇怪，我總感覺有什麽禍事會發生。果然，先是我二哥在香港車禍身亡。接著是娘娘去世。娘娘走的那一年已過了九十歲。大殮那天，我和三妹、四妹都去了。娘娘平靜地躺在門板上，放在大門口中間的走道上。舅舅家沒有一個人在旁邊。三妹邊哭邊替娘娘梳最後一次頭。我俯身看著娘娘，握緊娘娘已經僵硬的手，默想娘娘的過去，千言萬語湧上心頭，卻說不出來。最後我隻說了一句話：“娘娘，你壽是有了，可惜福沒有。”是啊，我們所有的子孫都是不肖子孫啊！孫子、孫女、外孫雖不少，但除了給她添麻煩，她辛勞一生享到了我們哪一個子孫的福啊？第二天，娘娘遺體被送到青浦火葬場火化，我和三妹、四妹也一起去了。娘娘生前一直說她害怕火葬，說沒有棺材哪怕用稻草紮一個囤埋掉也好。但那個年代，哪裏去弄棺材？即使弄來棺材，都是公社的土地，她又能埋到哪裏去？娘娘終於是帶著害怕離開了這個世界。
娘娘去世後沒有多少天，三月底，我父親在香港也去世了。當接到這個噩耗，想到這次母親突然被批準去香港，也許是上天冥冥中讓她去為父親送最後一程的吧！父親去世後，我立即申請去香港奔喪。四月下旬申請批了下來，於是我離開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家鄉。十二年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至今，我離開家鄉已經四十多年，家鄉的一些人與事，有些已漸漸淡忘，唯有娘娘的音容笑貌仍十分清晰，不時浮現在我腦中。
2020年7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