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饑餓記憶：山東鄆城的三年災害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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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年丨饑餓記憶：山東鄆城的三年災害時期

潘永修新三屆

2021年05月03日 11:03

作者簡曆

潘永修，山東鄆城人，1948年生，作家，文學創作一級，曾出版小說集《魯西南的風》，長篇小說《山東漢子》《十年情書淚》《大槐樹移民》，散文集《鄉村情感》，紀實文學《根在洪洞》《三年困難紀事》等。2007年退休後定居北京。

原題

留住記憶

作者：潘永修

一、清晨的響聲

1948年10月，我出生在山東省鄆城縣常莊南潘莊村。

1958年，我十歲。

在我的記憶裏，我們家算是比較殷實的小農之家。勤儉、節約，是我們家的本份。那時候，我家有8口人：奶奶（義祖母——我爹的幹娘）、我爹、我娘、哥哥、姐姐和我。嫂子是1957年娶過門的，1958年夏天新添了小侄女。那時我爺爺已去世，我的親奶奶在我伯父那邊。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家雖然比較殷實，可不年不節從來沒舍得吃過純白麵的幹糧。連我的義祖母（她是我們家的恩人），也隻能吃黑白麵摻在一塊的窩窩頭。

可是，到了1958年的夏天，一切全變了樣，家裏天天吃白麵饃饃，晚上擀白麵條。這種有悖於常情的事，起初令我很是不解。後來我偷偷地問過母親，娘說：“就要歸大鍋了，不省了，省了也白搭。”至於什麽叫“歸大鍋”？那時候，我還不甚了了。

到了六七月間，一天清晨，我還在睡夢中，突然，“咣當”，一個響亮的聲音把我驚醒。接著是一陣爭吵聲。聲音是從我鄰居家傳來的。出於好奇，我趕緊爬起來，到門外去看熱鬧。原來是鄰居王姑奶奶家與村幹部們爭吵。起因是一口小鍋。就在這天清晨，家家戶戶的鍋都被收繳到生產隊倉庫裏。姑奶奶家大鍋已經收上去了，另外有一口小鍋，姑爺爺想留下來自家用，不料與村幹部們發生爭吵。一個叫三關兵的幹部，奪過小鍋在門枕石上摔了。那聲音就是從這兒發出的。

就從這天清晨開始，隊裏正式吃大鍋飯了。

我們家的所有細糧粗糧、陳糧新糧，全部繳到了生產隊裏。包括穀糠和麥麩，都交到了生產隊飼養棚裏。聽說，別人家有提前私藏一點的。可我們家全部交上去了，一點也沒留。這是因為，那時候我哥正好在大隊裏當會計，我父親那年身體稍好一點，臨時當了隊裏的倉庫保管員，一大串鑰匙在他腰帶上掛著，全隊裏的糧食都歸他保管，我們家還有什麽必要私藏糧食呢？誰能料到，對我們家來說，這就是一場悲劇的開始。

那時候，作為一個剛剛十歲的孩子，我很高興。幾乎每天去大夥房領飯的都是我。領來的飯，最初也全是白麵饃饃。中午有炒菜，晚上有米湯。那時候，所有人都覺得這就是共產主義生活，的的確確很幸福。

二、大煉鋼鐵

那年我正在鄰村的李垓小學讀三年級。

一天下午，全校的師生都聚集在院子裏，幹什麽？大煉鋼鐵。在操場的南端，用磚和泥壘起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土爐子，下邊架上木柴，把從各家各戶收繳來的大小鐵鍋都砸碎了，填到爐膛裏，大火燒起來。沒有木柴，就把多餘的課桌、木凳當柴燒，也從村裏伐了不少樹木作柴禾。我們的分工是：四年級的負責砸鍋，劈劈柴；三年級以下的拉風箱，喊口號，為他們鼓勁。一直煉到天黑，也沒見有什麽鋼鐵流出來。最終把鍋鐵煉成了一個個鐵疙瘩。老師說：“這就是大煉鋼鐵了。”

至於那幾個鐵疙瘩，記得在院子裏放了很久，也沒人要，最後還是當垃圾深埋了。

大煉鋼鐵（網圖）

那時，全國各地都在大煉鋼鐵。光是鄆城縣，就抽調了兩萬多名民工，在縣裏幹部的帶領下，興師動眾，步行數百裏，開赴到棗莊大煉鋼鐵。為什麽到棗莊去？一是因為棗莊有露天煤礦，可以燒；二是說嶧山有鐵礦石。於是，魯西南各縣都組織大批民工到那裏去煉鐵。一去就是幾個月，從秋到冬，為解決吃和住的問題，前前後後耗費了大量資財。結果怎麽樣？雞飛蛋打，什麽也沒搞成，真真是勞民傷財。

三、秋收

在我的記憶中，1958年是風調雨順的一年，夏秋作物長勢非常好。小麥豐收就甭說了。大秋和晚秋作物也都豐收在望。可是到了收獲的季節，正是全民大煉鋼鐵和大躍進搞深翻的時候，大批的勞動力都集中到李垓東窪裏搞深翻土地。據說：地能挖多深，小麥的根係就能往下紮多深，產量就可以成倍增長。人們都忙著搞深翻去了，顧不得秋收，隻留一些老弱病殘和婦女在家裏負責收割，十成當中連六成也沒有收到倉裏。

我清楚的記得：那年的豆子、穀子、高粱什麽的，成熟以後，根本就沒認真收割。有的即使割下來了，也就原樣一堆一堆碼在地裏，好長時間不往村裏運。當然也沒人去拿，那時候是不會有人去偷的。誰要那破玩藝呢？大夥房裏大白饅頭有的是，誰還稀見那東西？任憑風吹雨淋，黴的黴，爛的爛，就那樣不了了之。

最倒黴的是地瓜，我們叫它紅薯。那年的紅薯長得特別旺，特別好。刨紅薯的時候，正好是中秋節。男壯勞力都抽調去挖水庫了，剩下的人沒有力氣往村裏運，隻有那些個頭大的地瓜，被運到食堂裏，大鍋煮了，各家各戶去領。紅薯這玩藝，最初吃著好吃，吃來吃去就膩了。領到家裏的，上頓吃不了，下頓退回去。夥房嫌是剩的，拒收。怎麽辦？有的白天不收，就等到晚上，趁夥房沒人，偷偷地倒進大鍋裏。這還是有點覺悟的人，有的人幹脆一古腦兒倒進臭水坑裏。反正沒人要！吃又吃不了，不倒咋辦？這就是那時候的邏輯。

那些個頭不大的紅薯怎麽辦？刨的時候，钁頭隻刨一下，看著行就要，不行，幹脆刨都不刨，把秧子一割，紅薯原樣埋在土裏。有的刨是刨出來了，堆也堆一塊兒了，可往下就沒人管沒人問了。就那樣白白地爛在地裏。

也有的把來不及往家運的地瓜切片曬幹。這倒是後來行之有效的儲存方法。可是趕巧那年秋天陰雨特別多，切片大都是在地裏或場裏切，就地攤曬。當天曬不幹，一經雨，很快就發黴，裏外長醭，變得烏黑，又牙磣又苦，形同垃圾。那年的公糧很多都是用這種又黑又髒的地瓜幹充數。看起來是坑了國家，實際了最終還是坑了農民自己。當然這是後話。

四、秋種

1958年的秋種說起來比秋收還荒唐、還作孽。這也怨不得農民自己，是上頭逼的。

那時候，到處都是紅旗錦標，紅旗滿天飄。到處是漫畫，到處是大字報。“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正是繼承了1958年的傳統。那時候的漫畫多是評比台：最上邊畫的是坐衛星坐火箭的，其次是坐飛機的，下邊是坐火車的、坐汽車、坐輪船的，再往下是騎馬的，騎牛的，最後是坐蝸牛的。坐蝸牛的，通常叫“拔白旗”，拔了誰的白旗，誰就算倒大黴了。不僅名字要上大字報，還得整天挨批挨鬥，甚至大冬天拉到雪地裏挨凍。

在這種強壓下，人們誰敢不聽話？所以，那時候是千人萬人一個口徑，吹大氣，吹得越大越神乎越好。不信，你到檔案館找幾份當年的報紙看看：整版整條的套紅印刷：某縣某村某隊糧食畝產幾十萬斤。誰信？可是那時候誰又敢說不信？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條後來被千萬人當笑柄引用的口號，在當年確實鋪天蓋地。有了這口號，吹牛的人便有了理論根據。於是，各種各樣的謬論紛紛出籠。那年種小麥的時候，就有人這樣推算：種一粒麥子就能收獲一個麥穗，一個麥穗至少打三四十個麥粒。（這還沒算分蘖）也就是說，小麥的產量是以1：40的比率來收獲的。照此推算，如果一畝地裏種上1000斤種子，那麽就能收獲1000乘以40的產量。按數學法則一點不錯。於是，這種論調大大盛行，各村各隊都種試驗田。其中，我們村裏就有大膽如法炮製的。幸虧還比較保守，每畝才播種一百來斤。結果怎樣？我有幸參加了第二年的收割，那麥子像牛毛似的，有的有穗，有的沒結穗，即使有穗的，也沒長成麥粒兒。一畝地裏幾乎沒有收成。從那以後，才有了這句話，叫“因地製宜，合理密植”。這對莊稼人來說，真是血的教訓。

我家有一位三伯父，他曾是搖耬的高手，又是貧農出身，當然最聽上級的話。那年照上級的指示，每畝地至少要播80斤。可他把耬門舌頭拔下來，讓麥種可著耬門往下漏，最終也沒播夠標準。最後剩下的麥種又不敢往家帶，隻好在地頭上挖坑給埋了。回來跟隊長匯報說全耩完了。這不是作孽是什麽？

五、搬家騰房

1958年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原來的常莊社並入楊莊集，合稱楊莊集公社。新成立的公社沒有公共設施，如醫院、敬老院等都必須借用民房。

活該我們潘莊村倒黴。

潘莊村子雖然不大，但所處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周圍十幾個村莊，我們村正好處於中心位置，如眾星捧月。不知是哪位領導看準了這一點，一聲令下，叫我們全村人都搬到明樓村去，把所有房子都騰出來，提供給公社的醫院、敬老院、青年突擊隊等作公共場所。

如此一來，可苦了我們村。短短的十幾天內，必須把所有房子騰出來。那時候，人們也真聽話，說叫搬，誰也不打折扣，果然十幾天內，乖乖地搬到明樓村去了。

那時候，我還年少，根本不知道搬家的辛苦，隻是覺得換個地方住，新鮮，好玩，還一天天窮高興呢。

搬家過程中，好多大件的東西，如：準備建房子的木料、盛糧食的大囤、大甕什麽的，隻好留在原地。可是，等過了一段時間，再到老家去看看，呀，我們家裏成了公社醫院了，我爺爺奶奶的瓦屋成了醫院辦公室，磨房成了夥房，我們家的堂屋成了中西藥房。原來留在家裏的所有東西，全都不翼而飛。我想到堂屋藥房裏去看看，卻被拒之門外。我們自家的房子，公家連個招呼都不打，想占就占了。那時候，連個講理的地方都沒有。莫非這就是夢寐以求的共產主義？真是匪夷所思。

那時候，我們一家人也被拆散了。我兩個奶奶都住進了敬老院。哥哥是大隊會計，吃住都在大隊裏。嫂子帶著小侄女長期住娘家。姐姐進了青年突擊隊。我父親本來是小隊保管，到搬家時，一是因為隊裏的糧食已所剩無幾，二是潘莊兩個生產隊的倉庫、食堂，什麽都合二為一。所以，父親的保管員職務也自行罷免。在家裏吃飯的平時隻有父母親和我三個人。

剛起步的公共食堂（網圖）

搬到明樓村之後，食堂裏已經沒有了麵食，連煮熟的地瓜也很少，主要是那些又黑又苦的地瓜幹子，經大鍋一煮，跟牛糞似的，打到家裏也沒人吃。記得我父親送嫂嫂回娘家，回來路上，在地裏撿了一些發黴的豇豆角。有一段時間就是靠吃這些黴豇豆打發日子。母親幸好留了一口小鍋，就用土坯支在堂屋門後邊，以清水煮豇豆粒吃。

盡管每天打回來的地瓜幹不能吃，但我還是堅持頓頓飯去領取那應得的一份兒。主要是因為我放學回家沒事幹，每到開飯的時候照樣端著盆子去領飯。那時候，新家的東南角有一個廢棄的豬圈，豬圈裏有個大條筐。我每次打回來的黑瓜幹，都撒開倒進條筐裏，等它自然風幹。就這樣，日積月累，積存了滿滿一大條筐。事後，母親經常誇獎我的英明。多虧了這一條筐的黑瓜幹，才在第二年春天當成了我們全家的主食，不至於被生生餓死。這也是後話。

六、清鍋斷頓

1959年元旦的前幾天，大夥房裏連又黑又苦的地瓜幹也供給不上了。每頓飯發放的數量越來越少。少就少吧，反正又不能吃，所以也就沒人跟他計較。陽曆年的前一天，忽然刮了一場大北風，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陽曆年那天中午，我放學後，去夥房打飯，竟然連黑地瓜幹也沒了。大鍋裏煮了一鍋胡蘿卜湯，蘿卜是那種切成條條的，用清水煮了，隻放一點醋，連油星也沒有。我端了一盆蘿卜湯回了家。到了家裏，母親給我說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我哥哥已驗上兵，下午就要離家去當兵了。其實，好多天前哥哥就報名參軍了，因為怕家人阻攔，他一直封鎖消息，直到要走了，才告訴家裏人。

我是個孩子，還不懂什麽，下午照樣去上學。我父母也能想得開，沒加阻攔。最難過的一關，是我的義祖母。哥哥是義祖母來到我們家後出生的，奶奶一直把他當心尖肉。要攔隻有義祖母會攔住他。那時候，我兩個祖母都在敬老院裏住著。至於哥哥是如何說服兩個奶奶的，我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哥哥真的當兵走了。我娘常說：哥哥是有福氣的人，大鍋飯掀不開鍋了，他也當兵走了，一天也沒挨餓。這還不算有福氣嗎？

自打哥哥走了以後，天寒地凍，地裏即使有胡蘿卜也刨不出來，連最後的一點點胡蘿卜湯也供給不上了。幹脆隊長宣布：大夥房停火，清鍋斷頓。

從這一天開始，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饑荒拉開了序幕。這就是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伊始。

等候食堂供飯的村民。（網圖）

大夥房清鍋斷頓以後，吃什麽？拿什麽下鍋？母親整天發愁。為了搞點吃的，我也像別的同學那樣，向老師請了假。趁天氣晴朗，拿著鐵鍁，提著籃子，跟隨大人們，到明樓村東大窪裏挖蘿卜。到地裏以後，地凍得當當響，根本挖不動，隻能等到晌午化凍以後，才能貼著地表皮，鏟下一層來，鏟下的蘿卜看上去像一塊塊棋子兒。一下午也就鏟那麽半籃兒，以此作為第二天的三餐。就這樣，一天一天地堅持。

那時候，母親聽人說：有錢的人家，可以到常莊供銷社飯店裏挨號買雜菜湯。所謂“雜菜湯”是指：有點兒牛雜碎和爛菜葉及粉條兒，在鍋裏一煮，清湯刮水的。就那五毛錢一碗，還得早起五更去排隊挨號，每天排隊的有幾百號人。有的人吃了上頓，就接著排下頓的，一天排三次號，三頓飯就打發了。可我們家沒錢，再說也沒那個功夫呀！所以，一次也沒去過。至於那雜菜湯到底是什麽味道？我隻能憑想象覺得一定很好喝，卻始終沒機會去品嚐。

七、東奔西逃

幾乎是在同時，全縣各個村莊的大夥房紛紛清鍋斷頓。那時候，各級政府還沉醉在“五風”的餘波裏，等到他們徹底醒悟過來，發放統銷糧和救濟糧的時候，已經是春節後三四月份的事。我記得從59年的陽曆年到春節後這段時間，農村裏基本上是沒人管，沒人問。有提前私藏點糧食的，就靠這來湊合。真沒轍的，有的投親靠友，有的各奔東西。

一天晚上，母親帶著我來到表姐家。表姐家就在明樓村。我的舅母正在那裏。一見麵，舅母就哭了。聽舅母說：她們全家很快就要下關東了。原來，我三表哥趙延勘於三年前去了黑龍江，他有點文化，被安排在鐵路上當一名工人，並把表嫂帶了過去。最近，他從來信中得知家裏情況，便急如星火般地趕回來。

他原準備隻把舅父母接過去。可到家一看，家裏可吃的東西啥也沒有。吃了上頓沒下頓，一家人全靠出賣棉衣、棉被換幾個錢，到飯店排隊挨雜菜湯喝，這日子沒法過。於是決定除舅父母外，再把大表哥、二表哥每家選一個男孩，跟著一塊走。目的是為各家保留一個根兒。有了根，將來可以傳宗接代。至於留在家裏的，是死是活就聽天由命去吧。

但三表哥還特別囑咐一句：要真的餓死，寧肯先餓死孩子，再餓死大人。為什麽？孩子太小，大人死了，剩下孩子也活不長，沒爹沒娘的孩子更可憐。當然，也可以把孩子送人，但一定要送給熟識的人。將來不死，還可以作親戚。

舅母今天到這裏來的目的就是與女兒和我們一家告別。舅母一哭，表姐和母親都哭了。這一別，將來還會不會見麵，誰也不敢說。

事實證明，三表哥的決定是正確的。

事後，舅父母一家第二天晚上就動了身。大表哥的獨生子慶聚、二表哥的長子慶池跟隨舅父母上路。慶聚15歲，慶池剛滿10歲。離家時，一家人哭哭涕涕，走走送送，拉拉扯扯，離村好遠了，還在黑暗中大聲囑咐著什麽。那情景真叫人肝腸寸斷。

從趙家垓到鄆城，30多裏地。舅母腳小，走不動，差不多走了一整夜，東方發亮時才到鄆城汽車站。坐頭班車到了濟寧。濟寧火車站人山人海，都是拖老帶小去東北逃荒的。在車站外廣場排了一天一夜的號，才買到去三棵樹的車票。上車時，光在車門口又擠了兩個多小時。最後還是從窗口爬進去。車裏更擠，人挨人鑲得死死的，想轉身都不能。一行五個人，分在三個車廂裏。慶池年齡小，光是哇哇哭。一直站到北京，有下車的，表哥好歹為舅父母尋了個座。一路上，不斷地有乘警查盲流的。幸虧三表哥穿一身鐵路製服，要不，還不知道會遇上什麽岔子呢。

到東北後，表哥四處奔波，好容易為舅父母落下戶口，領了購糧本。剛領一個月口糧，領第二月的時候，慶池不懂事，貪玩，把購糧本弄丟了。那年月，丟了糧本，這不是塌了天、要了命嗎？三表哥趕緊去糧站掛失，被人家熊了一頓，還罰三個月不給口糧。

這三個月幾乎全是以菜充饑。爛白菜幫子、蘿卜纓子、甜菜葉子，都是人家丟了不要的東西，撿回家來白水煮了吃。舅父母牙口不好，連半飽都吃不到。為了糊口，慶聚、慶池跟隨當地的孩子爬火車到60裏外的莊稼地裏揀發黴的豆子、玉米，一天揀上四五斤，回來軋碎摻上爛菜吃。那時候高價糧3塊錢一斤，而三表哥的工資才50多塊錢。隻能買一提包凍魚。要買玉米，隻夠買20多斤。

為了掙錢，15歲的慶聚去鐵路上當盲流，幹重活，推石子，扛大木，一天掙個三塊五塊的。我舅父那年已六十多歲，偷偷把胡子刮了，也要去扛大木。被我表哥再三勸阻，甚至跪下來哀求，才答應不去。但後來還是偷偷去了，幹了三天，累病了。而做了錯事的慶池，整天嚇得跟小老鼠似的，躲躲藏藏不敢見人，吃飯也不敢吃飽，瘦得皮包骨頭。

就在我舅父母去關外之後不久，我的大表哥趙延歧、二表哥趙延作和明樓村的表姐夫明傳清，先後與人搭伴去了新疆。有的當了伐木工人，有的修路，我二表哥則在一個建築工地上當夥夫為人做飯。那時候，各處都是定量供給。因為吃不飽飯，鬧水腫病的就很多。二表哥曾認識一個河南開封人，是個大個子，長得五大三粗。有一回，吃過晚飯後，那人仍在旁邊坐著不走。就在我表哥刷完鍋準備把泔水倒掉的時候，那人站起來說：“好兄弟，你那刷鍋的泔水留給我吧！”表哥說：“你要那做什麽？”那人說：“我澄澄渣，喝了它！”表哥說：“你不是吃過飯了嗎？”那人說：“我飯量大，吃不飽哇！”從那以後，每次打飯的時候，表哥都是有意多給他打一點。因此，兩人成了莫逆之交。

那兩年，像我舅父一家那樣闖關東、下新疆、去內蒙古的，多得不計其數。哪村上都有十家八家的向外走。那時候的人好比候鳥，一聽說哪裏有口飯吃，哪裏能找到工作，就一忽拉往那裏奔。後來，直到改革開放後，菏澤地區率先實行責任製，農村經濟狀況好轉了，才陸陸續續返回來。

八、回家過年

自打陽曆年清鍋斷頓之後，公社駐村的幹部和大小隊的頭頭們，明知自己做了虧心事，自知理虧，都像霜打了一樣，逢人就躲，見人就藏，最怕人們跟他們要吃的，往日那種氣衝牛鬥、趾高氣揚的樣子全都不見了。

幹部一蔫，群眾的不滿情緒就直往上升。再加上餓極，家家戶戶沒有吃的。俗話說：兔子急了也咬人。何況是餓急了的人呢！眼看就要過春節了，同樣是挨餓，何必非得餓死在異鄉。於是，回家的念頭一天比一天強烈。起初，是一家兩家偷偷摸摸往回搬，看看幹部們也不怎麽幹預，後來就大膽公開地搬。在臨到春節的前兩天，好像約定好了一樣，全村人一齊行動起來，大車小輛地往回搬。大小隊幹部連一個過問的也沒有，而且，他們也在悄悄地做著搬家的準備。

就在除夕那天晚上，一夜之間我們把全部家當搬了回來。別人搬回來能住進自己的房子，可我們家的房子被公社醫院占了。我們隻好把家安頓到鄰居的空房子裏。不管怎樣，總比在明樓好。搬完最後一車，已經是三更天了，一家人什麽也沒吃就睡下了。第二天就是春節，拿什麽過年呢？一家人吃什麽呢？這是母親最發愁的。那時候，姐姐所在的青年突擊隊解散了，嫂子帶著剛剛半歲的小侄女也從娘家趕回來過年，隻有奶奶還暫時住在敬老院裏。

按照傳統，大年初一總得吃頓餃子吧？可是，拿什麽包餃子呢？既沒有麵也沒有餡呀？天明了，母親和姐姐、嫂子商量，最終決定先把喂小侄女的一點麵粉拿出來，加上一些糠麩揉在一塊兒，再用胡蘿卜纓子加點蔥鹽當作餡兒，好歹包了一碗雜麵餃子。一家人就以這一碗餃子，打了打牙祭，也算是過了一個最難過的年。

九、年好過，春難熬

從春節過後到新麥下來，這一段時間叫春脖子。1959年的春脖子顯得特別漫長，特別難熬。春節過後，敬老院就解散了。義祖母回到我們家；親祖母則由我們和伯父兩家輪流侍候。春節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救濟糧。看看生活沒有指望，能走出去的，相繼走了出去，走不出去的便隻好在家裏一天天地熬。

記得最先發揮作用的，是我在明樓期間從大夥房領來的黑地瓜幹子，這時節終於派上了用場。雖然它又黑又苦又難看，滿滿的一大條筐，看上去跟一堆爛牛糞差不多，但在饑腸轆轆，全家人毫無辦法的時候，隻有它成了救命的稻草。最初是挑揀黑得比較輕一點的，直接下鍋清水煮了吃。雖然有點苦，但還多少有點地瓜幹的味道。到後來，那些經過挑揀數遍剩下的，又黑又爛實在不能吃的，便隻好用清水浸泡了，再反複淘洗，直到把苦味衝淡了再煮了吃。或者拿到碾盤上軋碎了，摻上麵菜，蒸成團子吃。那種味道自然是無法下咽。

有一天，竟然有幾戶人家用竹竿綁上笊籬，從夥房後麵臭水塘裏往上撈東西。我走近了一看，圓圓的，黑黑的，仔細一看，是煮熟的大地瓜。沒準兒是他們當初扔進去的，過了幾個月了，現在想起來了，再撈出來吃，那種滋味兒可想而知。這真叫“自作自受”呀。

也有的爬到大夥房屋頂上，把當初當作垃圾扔到房頂上的紅薯巴、紅薯皮掃下來，用水淘淘吃。

有的把目光轉到了地裏，那些秋天丟在地裏發黴了的地瓜秧、地瓜蒂、地瓜葉，如今都成了寶貝，一星一點的撿回來吃。

那時候，10元錢隻能買3斤地瓜秧子。記得有一次，常莊理發店有個麻子老板叫慕真的，姓什麽記不起來了，他對我父親說，家裏有地瓜秧子，願意以3元一斤賣給我們，但白天怕人看見，要到晚上沒人的時候才能交易。父親記在心裏，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父親帶領我和姐姐，悄悄地來到理發店，在昏暗的燈光下，過了秤，交了錢，匆匆拉回家來。可到天明了一看，全都是發了黴的。想退回去，沒門兒，隻有自認倒黴。後來也不管黴不黴，全部吃光了。

為了抵擋饑餓，什麽東西都往肚子裏拾掇：準備喂雞鴨的米糠、穀秕子、高粱殼子、玉米芯子、蘿卜纓子、白菜疙瘩，凡是能下咽的，不管好吃不好吃的，都往肚子裏填。我最討厭吃穀秕子，難以下咽不說，每次吃完，牙床上紮的滿是小毛刺，還得照著鏡子一根根往下拔。

聽人說，舊皮革也能吃。父親就把不用的皮綆、皮井繩剁成一段段，在水裏泡了，再擱鍋裏反複煮。吃的時候，那種難聞的硝味和堿味，讓人惡心。

直到渡過嚴寒，開春化凍，人們成群結隊來到地裏，有的挖胡蘿卜根根，胡蘿卜不怕凍，吃起來還是原汁原味，這是最好的食品。然後就是爛在地裏的地瓜。地瓜最怕凍，而秋天收獲的時候馬馬虎虎，差不多有四五成地瓜爛在地裏。化凍之後，再從地裏挖出來，竟完全變了模樣：外皮長了白醭，裏麵像爛棉絮一樣，軟溜巴幾的，拿不成個兒。聞著有一種刺鼻的酸腐味。就這玩藝兒，挖到家裏也當成寶貝。先用清水把發黴的醭子洗掉，剝去皮，然後攤到碾盤上軋成糊狀，加上菜，和成團，蒸熟了吃。1959年春天，光是挖這種爛地瓜，前後持續了兩三個月時間。直到青草發芽，樹上長葉。

提到樹，最先倒黴的是榆樹。樹榆皮去掉外層，裏麵發白的一層像雞胸肉一樣的，去掉纖維，可以當飯吃，而且沒有異味。這是一般性的常識。不僅可吃鮮的，如果把它剪成段，曬幹，在碾上軋碎，過篩，麵粉可以做麵條，還可以做粘合劑，摻著野菜吃，是一種不錯的食品。正是因為它的知名度太高，還不等解凍，不出正月，就把全村大大小小的榆樹皮扒光了。等到長榆錢的時候，已經沒有多少榆樹是成活的了。

開春後，最先長出來的是楊花，又叫楊叭狗兒。我們村上的楊樹多。清晨起來，楊叭狗兒落了一地。奶奶吩咐我把落地的楊花掃起來，浸泡到大盆裏，泡上一天一夜，把花絮淘洗幹淨，再把硬殼兒揪掉。剩下淡黃色的花芯兒，用刀剁碎，用麵粉或者榆皮麵粘成一團，蒸熟了吃，雖有一種苦味，但勉強可以下咽。如果用蒜末調了吃，倒是一種美味。

然後就是楊葉、柳葉、槐花、槐葉，都一一吃過。一般樹葉，都帶點兒苦味。唯獨槐葉不苦，但又不可多吃，吃多了臉腫。有一句諺語：“老嬤嬤吃槐葉—腫臉難看”就是從這裏來的。杏葉也可吃，但必須是甜杏仁的，苦杏仁的不能吃。

說到了楊樹葉，還有一段故事。

離我們村西南四五裏路，宋金堤上有一段綠化帶。其中有一片雜交楊，是從加拿大引進的，因而叫加拿大楊，也叫它插楊。這種插楊的葉子比大楊樹葉好吃，而且都是人把高的小樹苗兒，葉片嫩，又易采摘。但白天有人看守，必須晚上去。不知是誰提供了這一信息，我姐我嫂子夜間與人搭伴去采了兩次。後來我一位鄰居大娘知道了，非要跟著去。可她腳小，沒力氣，遠遠地落在後麵。當時也沒在意。等回來的時候，大娘也跟著一塊回來了，看上去也摘了好大一包。回家來連夜就煮了。

天快亮的時候，忽然傳來鄰居大娘的哭聲。姐姐趕緊過去，問怎麽啦？大娘說她采來的葉子不能吃，又澀又臭。姐姐一看，這哪是楊葉，是八寶株的葉子。原來，在堤上跟楊樹林挨著，有一片八寶株，看上去跟插楊樹差不多。但八寶株的葉片厚，有一層絨毛，有臭味，不能吃。是大娘錯把八寶株當成插楊了。姐姐啥也沒說，回家把我們家的楊葉分一半給了大娘，大娘才不哭了。

至於野菜類，那更是五花八門了。開春之前，先是刨茅根。茅根剪成段，曬幹了，軋成麵，蒸了吃。驚蟄一過，率先長出來的是水薺菜、米米蒿。清明節後，就有萋萋芽、灰灰菜、牛舌棵、富民秧、鐮頭棵、蓖麻葉、蓖麻花、洋薑葉、葵花葉、馬蜂菜等，可吃的野菜就多了。一般的野菜，經熱水一焯，就可吃。唯獨萋萋菜，有止血的功能，不可多吃，吃多了能致貧血症。記得有好幾天，我們全靠萋萋菜果腹，倒也沒見患上貧血症。那年夏天，屋頂上生了好多的馬蜂菜。有人說，房頂上的馬蜂菜不能吃，吃了頭疼頭暈。其實並不，那年我父親從屋頂上鏟下好多的馬蜂菜，都蒸著吃了，也沒見哪個頭暈，倒是肚子越來越餓。

沒有吃的，連燒的也奇缺。我們搬家去明樓的時候，院子裏有父親的小花園，周圍全是用準備蓋屋子的梁檁圈起來的。等再搬回來時，院子裏一無所有。那時候，農家做飯還不興燒煤炭。沒有柴禾，為了燒飯，後來把新整整的糧食囤、織布機、門檻子、床、桌子、板凳都劈開當柴燒了。

十、終於來了救濟糧

大約到了1959年3月中旬，政府才發下來救濟糧。但數量少得可憐。每人每天二兩到三兩（16兩製）。最少時，發過半兩（五錢）。但不允許直接發放到戶，都必須由大夥房做了吃。經過隊長、會計、司務長、炊事員的多吃多占，最後，真正到群眾肚裏的，就所剩寥寥無幾了。那時候，有這樣的順口溜：“一天給一兩，餓不著司務長。”“一天給一錢，餓不著炊事員。”

“食堂辦得好，生產勁頭高”宣傳畫

三兩二兩的定量怎麽能行？各級政府為此的確動了不少腦筋，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如：除定量外，額外的又增加了好多的代食品。印象最深的是麥秸餅幹：將麥秸發酵了，粉碎成糊狀，做成柿餅大小的圓塊，再烘烤幹。看上去，米黃色，與真正的餅幹相差無幾。乍一聞，好像有點兒甜味；吃起來，就味同嚼蠟了。畢竟是麥秸做的，又粗又澀，難以下咽。推行了一段時間，放棄了。其次是糖渣。

我們縣有個叫郭春林的，當時在沈陽軍區任副司令員。一次探家中，得知家鄉鬧饑荒，回去後立即調撥了一車皮糖渣和高粱殼子，支援鄆城人民。到現在，好多老年人還時常念叨郭春林的好處。莊稼人就這樣，誰要是給他們點好處，他們一輩子也忘不了。

另外，縣裏領導也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知從哪裏運來了一些榨油的下腳料豆餅、棉餅、花生餅，這些餅類都是上好食品，可惜數量不多。還有一段時間把花生殼粉碎了做成團，蒸了吃，卻因無法下咽，又不好消化，吃了一段就不吃了。再後來又從河裏撈了不少苲草，因為苲草有股難聞的腥味，好多人吃不下去。不管怎樣，這些代食品都相繼在那場可怕的大饑荒中發揮過或大或小的作用，功不可沒。

那時候，因為長時間的饑餓，人的腸子餓細了。偶爾吃多了食物反被撐著，這樣的事例屢屢發生。我們村子東街有個叫小瓜的，比我年長五六歲。小夥子長得魁梧，又懂事，見人總是笑嘻嘻的。有一次，隊長安排他跟著會計去紅門廠糧站拉救濟糧。看著黃黃的大豆，小瓜喜不自勝，禁不住往嘴裏填。生豆子雖然不好吃，但對於饑腸轆轆的人來說，是擋不住誘惑的。回來的路上，他一直不停地吃。到家之後，又喝了不少水，接著就肚子疼。明知是吃豆子撐的，可又不敢對人說。就那樣忍著，直到脹肚子脹死。

那年月，死人的事經常發生。死一個人就如同死一隻雞，一隻貓，來不得半點驚訝，就過去了。我們胡同最北端的潘玉山，論行輩，他是我們村裏輩份最高的。人又老實，生得五大三粗，1959年春天，早早地就餓死了。村子東頭有個名字叫河的人，那天中午正在常莊趕集，餓了走不動，就癱坐在集頭上死了。

那時候，餓死人的事幾乎天天發生。最先餓死的，大多是身高馬大的，又是正當年，上有老，下有小。人高飯量大，消耗多，吃進去的東西不夠消耗的，要不了多少天，身體就耗垮了，餓死的大多是這樣的人。那時候就開始出現水腫病、幹瘦病、營養不良症，但真正死人的高潮是1960年的春天，而不是1959年。

人要餓死了，牲畜怎麽樣？

說起來，也很慘。記得剛入社的時候，我們家投入進去一頭大老犍和一頭歪角牝牛。別人都說我家冤，投進去一頭就足夠了，為啥投兩頭？也有人誇我爹思想進步，大公無私。反正那時總覺日子過得很有勁。可是到了1959年春天，從明樓往回遷的時候，那牛就瘦得不成樣子了。

在這種情況下，隊裏就首先想到了賣牛。那時，牛是生產力，不能隨便宰殺，即便賣，也要一級級開具證明信，否則，食品站也不敢接受。由於牛多，又暫時沒有活幹，於是就把那些老弱者率先賣到公社食品站裏去。我家那頭歪角牝牛就是第一批賣掉的。於是也就有了前邊說過的供銷社飯店的牛肉雜菜湯。後來，大鍋飯一停，牲口也斷了給養，連草加料都緊缺。人還沒飯吃，它牲口能吃好了嗎？

到了青黃不接的三四月間，那剩下為數不多的牛一頭頭瘦得更加厲害。飼養員不是不負責任，而是實在拿不出東西喂它們。光吃草，不吃料，牲畜一天天消瘦。再後來，牛趴下就站不起來了，需要用繩和杠子給它加一把力，才能站起來。每天清晨和傍晚，隊長都要喊男勞力到飼養棚裏抬牲口。牛牢牢地趴在地上，七八個人圍著它，用繩索從肚皮底下拴好了，喊聲號子，一、二、三，一齊用力，牛才趔趔趄趄地站起來。這在當時也成為頗為壯觀的一道風景。

那時候，直接餓死在飼養棚裏的牛也有過。就是那樣，也必須將死牛送到食品站裏，生產隊裏無權動刀。盡管人們對牛身上那不多的肉早就垂涎三尺，可是誰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總之，那三年因為餓死的牛太多，無法耕種，嚴重地影響了生產，到了1962年國民經濟恢複時期，上級部門又分別從內蒙、浙江購進了幾批蒙古牛和水牛，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賣給生產隊，用以補充缺失的生產力。

十一、繼續吃大鍋

雖然1958年種麥時經過了深翻土地，但是光深翻不施肥，照樣是長不好。再加過分密植，春天又忽視了管理。那時候，既沒有化肥，又無法灌溉，小麥當然長不好。大田地裏產量不過八九十斤。試驗田前邊說了，比大田地裏更差。再加不等成熟，就有成片成片的小麥被偷。所以，1959年麥季的收成非常差。打下來，交完公糧，留完種子，一般平均每人達到四五十斤，就不錯了。少的隻合二三十斤。鄆城西關一生產隊收完麥子，打完場，磨成麵粉，每人隻分到兩張餅。這就是整個麥季的全部收成。

我們村還好，合到七十多斤。但是，上級有規定，不許分到各家各戶，仍舊吃大鍋飯。每人每天的定量是4小兩，折合現在的二兩半，充其量隻夠蒸一個小饅頭。沒辦法，隻好每天中午到大夥房領那一個饅頭。早晚兩頓不開夥。大多數家庭為了能裹上菜吃，領了饅頭以後，再把它搓碎，跟野菜摻在一塊，重新下鍋蒸了，再吃。就這樣，還不到大秋作物下來，小麥早早地就吃光了。剩下的時間怎麽辦？主要靠野菜充饑。

那時候，全村的雞鴨鵝狗都沒了，所以村前村後的荒地全部長滿了野菜，如掃帚菜、灰灰菜，有的是人種的，有的是自生的。（1959年雨水大，大田裏也發生了草荒。）我們家院子裏的灰灰菜長到一人多高，一茬茬的菜葉全部吃了，到秋後又結了不少種子。種子軋成麵，又可吃。那年的野菜確實救了不少人命。那時候，村頭荒地也大都種上了莊稼，如茭草、黍子、蓖麻等抗堿的作物。盡管上頭大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但幹部們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作沒看見。

1959年秋天，我們村西有個叫堤河子的地塊，由於地勢低窪，存了不少水，莊稼都淹死了，長了大片大片的水稗子草。到了秋天，大水下去，水稗子草結了籽。一天清晨，我和奶奶挎著籃子，跟隨鄰居們到堤河子裏捋草種子。捋了一整天，收獲了一笸籃草種子。把草種子磨碎，在鍋裏貼餅子，在當時來說，倒是一種很不錯的美餐。光靠吃草種子，就維持了好多天。

到了八月中秋節，春地瓜下來了。下來之前，就被人偷了不少。那時候，人是餓極，不管老少，得手就偷。雖然每個地塊都安排了護秋的，但護也白搭。有的幹脆監守自盜。那時候就有這樣一句順口溜：“十個社員九個賊，誰不偷，餓死誰。”那時候的偷已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偷，隻不過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生存方式。隻要偷的是集體的，（一般不偷自留地的）那就不叫偷，叫拿，不拿白不拿。但也有臉皮兒薄的。我們胡同裏的潘耀春，一天下地割草時，扒了幾個地瓜，藏在糞箕裏，被護秋的翻出來，說晚上要開會鬥他。他回家後就上吊了。幸虧被家人發現，割斷繩子，又捂了過來。

接受上年冬天挨餓的教訓，春地瓜下來之後，駐隊幹部要求一開始就“瓜菜代”，把鮮地瓜剁碎，摻上地瓜葉，一塊蒸熟了吃。高粱、穀子都不能淨吃，必須加入代食品。但說歸說，夥房裏的炊事員嫌麻煩，不聽那一套。再說，人們對大鍋飯實在是深惡痛絕，之所以維持下去，全是上頭壓的，迫不得已。做也是為了做給駐隊幹部看看。等交完公糧後，糧食就偷偷地分了，駐隊幹部一走，夥房就永遠關門了。

但是，由於1959年整個收成不好，收獲一季吃一季，直到吃光為止，一點積蓄也沒留，未來的冬春兩季怎麽辦？靠什麽填肚子？國家的糧站經過1959年的統銷，倉儲的剩餘已十分有限，不會再有太多的統銷糧。這些因素一條條擺在麵前，稍有點眼光的人都曉得：一場更大規模的饑荒就要來臨了。

十二、肥城逃荒

1959年秋收之後，有眼光的人紛紛向外走。說白了，就是逃荒要飯。討飯，在我們那裏是一種很不光彩的事，除非萬不得已，稍有點生路的人，是決不會走上這條道的。許多人在萬惡的舊社會，都沒有討過飯，可是到了新社會，卻迫不得已掂起了討飯棍，走上了乞討生涯。這都是“刮五風”造成的。

在我們那一帶，那時候把肥城作為逃荒目的地的首選。肥城縣屬泰安專區管轄，離我們那裏有二百多裏路。我至今不明白肥城縣農村為什麽比我們那裏好？難道那裏沒“刮五風”？難道那裏的幹部有遠見卓識？還是那裏的土地多，管理好？反正，凡是去過肥城的人，都說那裏比我們鄆城好多了。

去肥城的時候，往往都盡量多帶一些土布、被單、絮棉、線子以及舊衣服之類。據說肥城因為曆史上不種棉花，所以布類奇缺。帶去的布匹和絮棉是用來交換食物的。有的十幾天就來回一趟，換來不少的地瓜幹、玉米之類。也有的拿布票直接去換，很實惠。另外，肥城還盛產一種叫“毛地粒”的東西。它屬於野草類的根莖。圓的，有山核桃那麽大，黑色，外部有毛，皮內雪白，打皮後切片曬幹，軋成麵，即可食用。那一年，從肥城回來的人，談論最多的就是有關毛地粒的話題。

我們村裏去肥城逃荒的人家不計其數。我遠門有位二叔，曾給我講過去肥城的全過程：

二叔推著獨輪車，帶著十四歲的女兒秀秀，與鄰村七八個人搭伴去的肥城。到的地方叫林馬莊，在肥城的西南角，與東平縣搭界。莊前有座破窯，旁邊有三間閑屋，屋頂露著天，七八個人就擠在這座破屋裏。白天帶著土布、線子到附近村裏換食物。在這之前來的人太多，並不像傳說的那麽好換。換不來吃的，就順便向人家討碗飯吃。有時候連半飽也吃不了，一到夜裏，就餓得睡不著。離窯不遠有一塊胡蘿卜地，實在餓極了，就到蘿卜地扒根蘿卜吃。

到了大年初一那天，原說好的，這天都不出去，讓人家過個清靜年。天明了，二叔醒來，聽得附近村上有稀落的鞭炮聲。心裏想：自己不在家過年，跑到這裏來，睡在露天地裏，忍饑挨餓，想著想著就哭了。女兒秀秀也醒了，問他：“爹，你咋啦？”二叔把臉轉過去，不讓女兒看見。

同來的有個瘸子大叔，說：“好歹也是個年哩，咱哪怕每人吃上一個餃子，也不枉白長這一歲。我去討討試試。”秀秀聽說瘸子要去討飯，也要跟著一塊去。瘸子大叔自然明白帶著個可愛的小女孩去討飯更有利，所以也同意帶她一塊去。可二叔說什麽也不讓女兒去，最後還打了女兒一巴掌，秀秀哭得跟淚人似的。

傍晌午的時候，瘸子大叔拄著棍子回來了，解開懷，掏出一個粗布手帕包兒，打開，十個水靈靈的白麵餃子展露出來，一絲香味兒直往人鼻眼裏鑽。十個人十個餃子，一人一個，瘸子大叔不吃，讓給秀秀吃。秀秀流著淚吃了下去。二叔把餃子含在嘴裏，嚼來嚼去咽不下，心裏想：他這邊父女兩個還算吃了個餃子，可家裏的妻子兒女怎麽樣了？心裏惴惴不安。

過了正月十五，從林馬莊來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說：“你們有會什麽手藝的嗎？”二叔記得討飯時見村裏有個木工組，就說：“我會點木工。”瘸子大叔趕緊說：“我會刷漆。”第二天，人家就把二叔和瘸子安排到木工組。二叔拉大鋸，瘸子鑿木榫兒。其他人也大都派上了不同的活路。從那就不用討飯了，都跟著吃大鍋飯。雖然吃不飽，但要比討飯好多了。

過了一段時間，二叔惦著家裏的老婆孩子，老想回家看看。他不想帶秀秀，想把她托付給瘸子大叔。可秀秀聽說後，哇哇大哭。二叔安慰女兒：“我回家把你娘叫來不就行了嗎？”話雖這麽說，可他心裏也沒個簧兒：誰曉得妻子還活沒活著？要是沒妻子了，他回來怎麽向女兒交代？再說，到那時候，他還有力氣回來嗎？這許多問題令二叔為難。最後沒好法，還是帶女兒一道回家。

幸好二嬸還活著，隻是像好多人那樣，得了水腫病。兩眼腫得合了縫。小兒子瘦得沒了人形，脖子跟麻杆似的，光顯著頭大。二叔心酸得直流淚，狠狠心把全部家當都變賣了，隻留著一個桐木風箱，領著全家四口人又回到了林馬莊。木工組的人都很友好，專門為他騰出半間屋子，叫二叔全家搬過來住。二嬸臨來帶了點土布，連被裏子都拆了下來，跟村裏人家換了玉米和地瓜幹，磨成麵摻了紅薯葉子吃。

就這樣，一住住到挨麥口。二叔帶來的東西都換著吃完了，就剩了那口風箱。二叔起初不舍得賣，最後還是扛到集上賣了。剛賣了，對麵走過來一個幹部，問二叔：“賣的啥東西？”二叔說：“一個破風箱。”“賣了多少錢？”二叔說：“八塊錢。”那人說：“掏出來我看看？”二叔不知是啥意思，就掏出來讓他看。那人接了錢，點了點，隨即裝自己衣兜裏了。二叔說：“咦，你這人好不講理，俺剛賣的風箱錢，你咋裝兜裏？”那人說：“你是哪裏人？”二叔說：“鄆城。”那人說：“知道你是鄆城，我問你是哪個村的？姓啥叫啥？”二叔這才注意到對方也是鄆城口音，於是照實說了。那人掏出小本子記上，說：“回去到楊莊集公社領去吧。家裏的麥子都黃了，中割了，快走吧！”

沒法子，叫回就回唄。在那之前，女兒秀秀已嫁給當地，是托木工組的組長作的大媒。找了個富庶人家，小夥子老實敦厚，又識幾個字，當著小隊會計。那時秀秀才14歲，還像個孩子。當秀秀聽說父母要回老家的時候，光是瞪著眼看二嬸，啥話也不說，像個木頭疙瘩。直到二叔嬸子要上路的時候，秀秀才一下子撲到娘懷裏，撒潑打滾地哭。二叔費了好大勁才算把她娘倆分開。二叔回憶說：那時候，他心裏並不難過，因為秀秀起碼能吃個飽飯，不會再挨餓了。

二叔回來的時候，跟趕羊似的，前邊有帶路的，後邊有壓陣的，中間一大幫，拖老帶小，像押戰俘。走一程歇一程，路上還設了幾個接待站。走了五天才到家。二叔到公社裏找到那人，果真要回了八塊風箱錢。第二天，就開鐮割麥子了。

那兩年，因為出外逃荒要飯，我們村發生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如：為了糊口，有的忍心把女兒賣了，有的把自家老婆嫁給了別人，多少年後老婆又逃回來，來個二夫爭妻。劉家有個一歲多的女兒，死去多少天了，還捂在被窩裏，目的就是為了到食堂裏多領一份口糧。全村近百戶人家，1959到1960年兩年間隻出生了一個孩子，還是教師家屬。那時候，婦女斷經，男人水腫，哪裏還有生育能力？

十三、水腫病院

公社醫院就在我們家安著，至今我還記得白頭發的中藥師叫申明榮（鄄城人），西藥師叫魏翠雲（女，戴眼鏡，菏澤人），藥房會計叫李瑞杭（劉官屯人，年輕有才，卻在後來的“一打三反”中吊死），院長姓倪，轉業軍人，帶家屬，就住在我們南屋裏。他有個兒子倪景琦，與我同歲，又在同位上學。醫院的司務長叫王連富（黃安人，後下放回家）。不論年齡大小，我全都叫他們叔叔，他們則管叫我“二孩子”，醫院的所有人都與我家相處很好。

在我的印象中，大規模的水腫病是在1960年的春天。在這之前，來醫院看病最多的不是水腫病，而是大便秘結，拉不下來。那時候，有一種蓖麻油，是專門用來潤腸的，特效。但是又不可多喝，喝多了則腹瀉不止。所以，醫院顯得特別吝嗇，每次隻買給你一點點的蓖麻油。

到了1960年的春天，大量的水腫病人湧現出來，醫院裏應接不暇，全公社二十多個村莊的水腫病人源源不斷地湧來，全村家家戶戶的閑屋都住滿了水腫病號。那時候的衛生院幾乎成了專科水腫病院。

人的肌體由於長時間得不到澱粉和脂肪的滋養，便容易患上這種水腫病。水腫病是遍身浮腫，尤其是麵部和腿部。有句民諺：“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說：男的先腿腫，女的先腫臉。女的臉腫得好大，兩眼腫合縫。男的先是腿腫得老粗，用手指一按一個凹坑，半天起不來。嚴重的水腫如果得不到及時治療，會持續惡化，尤其是腿部，皮膚會裂開，流黃水，再到潰爛化濃，直至死亡。其實，這種營養性水腫的治療非常簡單，不需要任何藥物，隻要稍稍加強營養，多吃豆類、各種麵粉，適當地加點油脂，或者說，隻要吃上幾頓飽飯，這種病不治自好。

那時候，來我們村住院的先後達數千人。多是中老年人，其中又屬男性居多。有的拄著棍子，有的被兒女攙扶著，有的扶著牆走路。有好多病人來醫院時，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腿腫得好粗，像大象的腿，腳麵腫得像發麵饃饃，穿不下鞋，隻能趿拉著。有的腿腫得流黃水，已經糜爛，氣味熏人。一旦到了這種程度，護士就不得不一次次地給病人抹紫藥水。紫藥水有拔幹、祛濕的功效。但不抹還好，一旦抹了紫藥水，皮是幹了，可裏邊的毒水滲不出來，憋得發脹發疼。有的病人疼得大聲呻吟，疼得睡不成覺，成夜的叫喚，攪得四鄰不安。

記得病人用的最多的藥，是飲茵陳湯。生活上適當調節一些，如綠豆湯、紅棗豆沙包子、花卷，也有黃麵窩窩。每到開飯時，醫院附近各家各戶院子裏，長長的胡同道裏，樹底下，各處都是水腫病人。有的圍成圓圈，有的排成長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席地而坐，也有的半躺半臥，或倚在牆上、樹上，呻吟的，呼爹叫娘的，各種怪腔怪調都有。那些人吃完了飯，並不立刻就走，有的是走不動，有的是等著揀拾別人丟下的殘渣剩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把棗包子吃完，把棗核兒吐在手心裏，飯後再一顆顆含到嘴裏，反複咂磨那點兒甜味。還有的幹脆把棗核兒嚼碎咽下。

經過治療，大部分病人都能康複出院。也有的回家後，過一段時間再來住院，甚至反複多次。院方雖有怨言，也毫無辦法。那時候，因水腫病治療不及時，死在醫院裏的事經常發生。我曾親眼見到一個，那是一天中午，快到吃飯的時間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突然因中暑而昏迷（其實是因饑餓虛脫而休克）。

那時，醫院有個王醫生，叫王曉光，剛從縣裏調來不久，很受院方器重。在王醫生的指揮下，很快地將病人抬到我家大門洞裏，由王醫生為他做人工呼吸。足足做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能把病人挽救過來。以後，我每次從大門洞裏經過，都嚇得咚咚心跳。

十四、在死亡線上

1960年的春天，對於我們那一帶的人來說，那真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紮。

我們村上每隔幾天，就會有一個人死去。那時候，死個人已變得像死個雞鴨一樣平常，因此，活著的人也不怎麽悲傷。因為死的人太多，喪事也就因陋就簡。人死了，就穿隨身的衣裳，往靈床上一架，蓋上蒙臉紙，點上長明燈，通知幾家重要的親戚，來幾個人吊唁一下，哭上幾聲。那時候，既沒有孝服，也不請什麽響器（嗩呐）。既不興“停三天”，也不興“放排五”，當天死的當天埋。既不用棺材，也不用木板匣子，從床上揭領秫秸簿，囫圇身一卷，找幾個人抬到南北坑裏一埋，完事大吉。那時人們常說的話是：死了是福，死了，就不挨餓，不受苦了，聽著很有點佛家學說的味道。也有的說：早死了好，早死的還有人抬，晚死的恐怕連抬的人都找不到了。

這話絕非故意聳人聽聞。與我們村鄰近的紅門廠村，是一個兩千多人的大村子，1960年春天，因為死人太多，連有力氣抬喪的人都找不到，孝子隻好滿街上磕頭，求人幫著抬喪。這樣的事例在別的村上也很普遍。

我的親祖母1959年冬天就得了水腫病。我的三個姑母來看她，都帶著當天從夥房領的幹糧—野菜團子。那時候，母女親情也顯得異常淺薄，自己的飯給了母親，自己這頓飯就得挨餓。這是沒辦法的事情。不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是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在饑餓和死亡麵前，連母女間的親情都顯得是那麽單薄和蒼白。類似的事例太多太多。

我的親祖母、父親都因水腫病住過病院。父親更是三進三出，是他們的老病號。親祖母好容易熬到1960年4月，終於撒手西去。她老人家本是窮苦出身，體格本來不錯，如果稍有點吃的，也不會死去那麽早。我的大姑母也在那年秋天因饑餓而死。

我父親到了1960年的年末，人瘦得皮包骨頭，臨死的時候，想吃個雞蛋，我們都無法辦到。不是不舍得花錢，而是有錢也沒處買。父親嘴饞，想吃甜東西，可是無法買到糖，隻好喝胡蘿卜水，由此造成便稀虛脫。人絕氣之後，下身還不斷地排出稀便。父親死時才49歲，屬於正當年。

那時，我哥哥在徐州6057部隊當兵，當他得知父親的死訊時，已經是1961年的春節之後了。哥哥請假回來，在爹和奶奶的墳頭上哭得很痛。他怎麽也想不到，我們家會餓死那麽多人。那時候，我母親也一度患上水腫病，我也成天四肢無力，中午放學後，餓得回不了家，趴在地裏吃麥苗子。就因為那幾年挨餓，我落下了餓傷症，用醫學名詞叫低血糖。每到饑餓時，便頭暈眼花，虛汗淋漓，渾身發抖，手腳冰涼。因此，無論到哪裏去，我衣兜裏都忘不了帶著餅幹糖果這類，以備不時之需。

在那以後，我們全家多虧了我的姐姐。姐姐那年才17歲，平時幹活出力掙工分都是她，姐姐成了我們全家的頂梁支柱。記得1960年最困難的時候，水腫病院裏病號越來越多，光靠糧站供應的麵粉遠遠不夠。於是，改為從糧站購進原糧，再加工成麵粉。那時候農村還沒有粉碎機，所謂加工，就是找人推磨。

正好我們隊裏有一盤石磨，姐姐和另外三家鄰居搭夥，每天晚上為病院推磨。糧食有小麥和雜糧，起初由醫院的司務長王連富監工，磨完後再支付工錢。後來，王連富嫌麻煩，直接把原糧秤好，由姐姐她們去磨，磨完了再過秤，並把最後剩下的磨底子（糝子），折合成錢，抵消一部分工錢。其實，工錢並不重要，我們最稀罕的就是那點少得可憐的糝子。雖然從營養學的角度來說，糝子本是渣質，已沒有什麽營養，但它畢竟是糧食變來的呀。用它作輔料，加上糠菜做成菜團子，至少可以充饑呀。

姐姐每天從天一擦黑，一直磨到午夜兩點後，才能磨完。那磨棋足有一尺來厚，四個成年人剛剛能推得動，推一夜磨，第二天還要按時參加隊裏的生產勞動。我真佩服姐姐的忍耐力和奉獻精神，就那樣的日子，一直堅持了一年多。無論再累，姐姐也毫無怨言。姐姐是最具有犧牲精神的人，為度過那場大饑荒，姐姐為我們家立下了汗馬功勞。很難想象，如果不是姐姐她們推磨換取的報酬，我真不知道我們幾家如何才能熬過那場可怕的大饑荒。

十五、縣長成囚犯

1958年夏天，全國各地都處於“五風”（浮誇風、共產風、命令風、特殊風、瞎指揮風）盛行的時候，山東更是不能例外。麥收過後，菏澤專署領導赴河南參觀，受河南的影響，“五風”愈刮愈烈，小麥產量從120斤不到，一下子猛增到300斤。地裏的大豆還沒成熟，就估報產量2000斤。當時的宋江（城關）公社竟然報到畝產5000斤。因此，上級發給宋江公社衛星大旗一麵。國務院向鄆城頒發了“全國畝產雙千斤縣”元帥大旗一麵。由此，鄆城縣名聲大震，全國政協參觀團要來鄆城參觀。

就在這時候，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1940年參加工作、1943年入黨、出生入死為革命事業立下不少功勳、時任鄆城縣縣長的魯成同誌，深為時下的“五風”盛行而焦慮，夜不能寐。他覺得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實事求是、對黨和人民負責，不能人雲亦雲，聽任事態的發展。經過幾天幾夜的深思熟慮，他決定親自向黨中央寫信，反映一下鄆城的實際情況。1958年8、9月間，他用化名分別向毛主席、劉少奇、周恩來連續寫了6封信，反映鄆城刮“五風”和“六多”（領導幹部瞎指揮多、搞浮誇說大話的多、講話的幹部挨批評多、地裏草荒多、牲畜瘦弱多、農民逃荒多）現象。可沒料到書信沒到中央領導者手中，卻被轉到菏澤公安處。

很快，一場清查“現反”的運動一夜之間興起，經過核對筆跡、開會檢舉揭發等多種途徑，最終一場災難落到魯成同誌頭上。先是大會小會，接二連三的批鬥，當年10月11日，由於全國政協參觀團要來鄆城，參觀團裏有個梁漱溟，因為擔心魯成會向梁漱溟反映真實情況，縣裏拍板立即將魯成逮捕入獄，罪名是“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從此，魯成同誌麵臨一次又一次滅頂之災。縣城召開萬人大會，拿魯成當靶子，掀起打右派的高潮。城鄉大街小巷張貼魯成的漫畫及他的六封信。

但在民間，“魯青天”的美譽卻不脛而走，魯成為民請命的感人事跡在鄆城大地上廣為傳頌。鄆城多義士，許多人仗義執言，自發的為魯成鳴冤叫屈，有的上書省委，有的反映到中央。後來這些無辜的幹部、群眾、青年學生也相繼被株連開除、撤職或批鬥。直到1959年4月，山東省公安廳在審查鄆城縣公安局的工作總結時，才發現魯成縣長未經省裏批準而逮捕入獄是錯誤的，因此強令放人。但最終還是被打成“右派”分子，長期勞動改造，每月隻發18元生活費。他的妻子、孩子、所有親屬都因他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1986年才被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原職級待遇。

誰也不會料到，一個從抗日戰爭年代成長起來的幹部，一個近百萬人口大縣的縣長，隻因為抵製“五風”，為民請命，向上級反映了一點實情，說了幾句真話，竟遭遇26年的厄運。是非曲直，誰人予以評說？

十六、食人事件

寫下這個題目，我又猶豫了。我知道下麵一節的內容，是一件不僅現在，就連當時來說也是一件慘絕人寰、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首先，我要聲明，它是完完全全的真事。我是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曆屆的政治運動我都親眼目睹過，我知道這件事的事關重大。所以，我才如此地猶豫再三，到底是寫還是不寫？如何寫？是按這個事件本身的發生順序，還是按我本人是如何耳聞目睹的？最後，我還是決定用後者。

本來，在我們縣，類似這樣的事情，總共發生了三起。其它兩起，由於我沒有去親自訪問、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所以，暫且擱置不提。隻說我多次接觸到的大樊莊一起。

大樊莊位於城東七八裏路，屬戴老人公社管轄。戴老人公社1958年“五風”刮得最厲害，因此後來餓死人也最多。這是全縣人所共知的。本來，在1960年春天，就聽到大人們議論大樊莊吃小孩的事。那時候，我還年少無知，隻是感到駭怕，並沒意識到什麽。

後來，1971年我參加工作以後，我所在的單位鄆城縣土產公司有個叫樊祥生的，他是公司的業務經理，他的家鄉就是城東大樊莊。平時茶餘飯後，他曾多次提到發生在他們村上的那件事：一個中年婦女把自己的孩子煮了吃了。但也就是說說而已，並沒有認真對待。

1981年，我調到文化館從事文學創作。1984年，新調來一位副館長叫王彩銀，他的愛人叫李作帥，剛從縣人武部退休，我們是近鄰。他對這事講得較為詳細：1960年，他在縣委宣傳科。那年冬天，戴老人公社黨委書記王雲亭（梁山縣虎台廟人）和社長宋廷詩（現住鄆城館前十一巷）報上來一個案子：他們所轄的大樊莊有人煮小孩吃。那時候，縣委沒遇到過這樣的事情，拿不出意見來，隻好報告給駐縣的山東省工作隊。省工作隊立即派了幾個人下去，經過調查了解，確有其事。

這女人有三個兒子，其中最小的三兒子餓死了，她不是扔掉，而是煮熟了以充饑。這女人不瘋不癲不魔，看上去精神正常，就是因為肚裏餓極了，才做出這樣的事。這件事雖然令人震驚，但由於煮的是已死去的孩子，況且是她自己的，因此就不好定判什麽罪。省工作隊也拿不出處理意見。後來，就不了了之。因為我是搞文學創作的，所以就把這事記下來，並且專門訪問了宋廷詩，得到證實。又騎車到大樊莊實地采訪了一次，村上人說，這事是真的，但因為名聲不好，說起來都是含糊其辭，甚至不敢說出真實姓名，更說不出具體細節。

直到兩年前，我的嶽父大人去世，安葬在城東逸安園公墓（墓地所占土地都是大樊莊的）。立碑那天，天氣很冷，看守逸安園的老人樊作運把我領進接待室，一邊圍著火爐取暖，一邊聊天，無意中才得到詳細情況：樊作運正是大樊莊人。1960年，他任大隊團支書，那個煮孩子的事情恰好是他首先發現的。

他說：那天大隊委員們都在大隊部裏開會，一直開到深夜才散會。他從屋裏出來，就聞到一股奇異的香味。那時候，家家都揭不開鍋，哪裏還會有肉香？他感到奇怪，就順著香味飄來的方向尋找，找來找去，就找到了第六生產隊的樊兆祥家。那時候，樊兆祥已經逃難去了新疆，隻有兆祥家老婆在家裏。喊了半天門，兆祥家才來開門。樊作運問她：鍋裏煮的啥這麽香？兆祥家低頭不語。

樊作運就直接到廚房裏察看，屋裏點著煤油燈，鍋裏還冒著熱氣。樊作運把鍋蓋掀開，就看見一個蜷曲著的小孩，鍋台上還放著扒下來的小衣裳。那時，他完全驚呆了，覺得心驚膽戰，還一陣陣惡心。他怒不可遏，問她為啥煮孩子？那女人說：那是她的小三兒，下午餓死的，她已有兩三天沒飯吃了，家裏已沒有任何可吃的東西，肚裏餓極，就想把小三煮了吃。

大隊班子立即將這事報給公社，公社又報到縣裏。整個過程就是這樣。後來，這事傳開了，樊兆祥家遭到人人唾罵，在家裏待不下去，就全家遷到新疆去了，至今未回。

這就是大樊莊食人事件的始末。說起來慘絕人寰、聳人聽聞，但細細揣摩，在當時饑餓到極點的情況下，當事人似乎又是出於一種無奈。

附：《鄆城縣鄉村誌（2004年編）概述》摘錄：

……1958年公社化之後，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刮起了嚴重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大計劃的“浮誇風”及生產上的瞎指揮風，使經濟發展遭受了慘重挫折，糧食總產量下降到1949年的水平。盲目上馬的大煉鋼鐵、吃食堂，砸爛了所有農民的鍋碗瓢勺，大批青壯年農民因饑餓外逃到東北、新疆等地謀生，許多年邁體弱的農民及孩子患了水腫病，不少農民因饑餓死亡。村莊街道長草，牆倒屋坍，田地荒蕪，牲畜全無，景象淒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