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股長大概具有精神分析師的某種潛質。那天和他談完話回家後，我忽然憶起66年4月離京時，因為隨身行李太多，就將最早的一份舊稿扔在大姐家的床下了。現在苦惱變成焦慮：不知大姐是否把它當廢紙賣了——我當時心灰意懶，就那麽隨手一塞，未向她作任何交待。
趕緊去信詢問。不久得到大姐回複：稿子還在。真是皇天憐我！過了幾日，我收到一捆稿紙，於是正式住進免費舒適的客房。
這件事又成為新聞，在總場部傳開了。不時有些來自生產隊的喜愛文學的知青登門造訪，還把自己寫的稿子帶給我看。談得投機的（當然指男的），有時就在對麵那張空床上住一宿再回隊。在他們眼裏，我享受的是天堂般待遇，因此我的形象也被放大了。寫幾十萬字的長篇對他們來說難乎其難，加上我的舊稿中確有一些源於火熱生活的東西，是他們未曾經曆過的，故而博得他們的欽佩和讚賞。
但我那時的心情並不舒適，因為創作思路不明確。我在中青社受到“三劍客”的一通教訓，應該說相當全麵，否則我也不會感覺體無完膚。然而時過境遷，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我必須“站在現在的思想高度，去審視過去的曆史事件”——這是出版社的組稿要求。其實66年4月闕道隆已經對我作過評判（390章）：“思想表現不高，停留在58年的水平。當時的理想，應該用現在的要求來衡量和調整，如城鄉結合、消滅三大差別。”但是他那時也站不到現在的思想高度，“城鄉結合、消滅三大差別”與文革中天天喊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掛不上什麽鉤。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這回我不急於動筆，而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搞大綱——綱舉目張嘛，省得我寫了幾十萬字，又因為“主題思想不明確”而被槍斃。爬格子的辛苦並不比扛麻包少到哪裏去，上回在中青社遭的罪，讓我幾年裏對寫作都產生不了什麽興致。此次若不是趙股長禮賢下士、熱情相邀，我才不會放棄進山拉柴火的樂趣，重新操起碼字的營生。
為了提高路線鬥爭的等級，我在大綱中製造了一個手眼通天的大反派“吳逸群”——從名字就可以看出，脫離群眾嘛！他身為第一副場長，卻通過在墾局的後台，把堅持正確路線的場長排擠走，從而得以和黨委書記對抗，在淩河農場大肆推行右傾路線。他在蘇聯受過培訓，回來又在蘇聯援建的農場擔任過農業總技師，言必稱“蘇聯”，因此是一個地道的蘇修。他自視為專家，不相信群眾的創造力，想方設法抵製“五邊方針”，主張按蘇聯的辦場經驗搞“小腳女人走路”，因此從骨子裏反對“大躍進”、反對“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右傾保守主義在農場的典型代表。
有了這樣一個掌握實權的反麵人物，我就可以讓他在農場每一次遭受挫折時向黨委書記發難，這樣便引出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在搭架子的過程中，我得到了趙股長的鼎力相助。為了讓作品能夠趕上潮流，他先後找了兩個在墾區發表過短篇小說的知青，來幫我設計情節。又應我的要求，把下放到四分場的吳立人叫來，向我提供相關素材。作為原副場長，“吳大吹”了解農墾總局的許多內幕，以前出差就愛跟我瞎聊。我在運動中把他解放出來，他自然對我有求必應，在招待所裏住了一個多禮拜才走。吳逸群的原型之一就是王正林，因為吳立人跟王特熟，提供了太多的料，我不往裏加都覺得對不住“正林局長”。
趙股長之所以對我“重點扶持”，其實不光是為了完成兵團下達的任務，還想借此機會為現役軍人接手農場歌功頌德。所以他希望我把這部小說擴展至當前，如此才能真正“反映時代精神”。這份厚望我卻不敢輕易接下。文革以來派性鬥爭頻仍，你方唱罷我登場，很難說現役軍人就是最後的勝利者。等我剛剛歌頌完，他們就倒下了，該如何是好？我現在重打鑼鼓另開張，遠不如在中青社那會兒有幹勁了，倒有一半是圖招待所裏的安逸享受。倘若因此又陷入派性鬥爭，那可大大的不上算。
現役軍人進場以後，雖然結束了武鬥的混亂局麵，可也沒幹多少正經事，因此在職工中普遍形象不佳。有一次，李團長在一群“瞎參謀爛幹事”的前呼後擁下，來到一隊的地號，當時我們正在給玉米施把肥。團長穿著白襯衫，戴著白手套，走過來裝模作樣地抓了一把。因肥料裏麵拌有馬糞，氣味不佳，他馬上丟在地上。然後拍拍手，心不在焉地問幾句，就離開了——估計要趕緊找個地方把手套扔掉。農工們指著他的脊梁骨議論紛紛，說這是什麽領導作風！
再說那位姓王的政委，長得挺富態，白白淨淨，平日總愛去招待所。裏麵的服務員多半是來自京滬的女知青，有些姿色。他跟她們混得很熟，聊天、開玩笑，一呆就是幾個小時。我在寫作期間經常見到他，一副色迷迷的模樣。據說頂層有一間客房供他專用，從不對外，但我沒有上去見識過。】
20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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