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2022-08-15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1937年8月，一名攝影記者在當時的上海南站附近拍下的廢墟中的嬰兒。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肖春飛、吳振東、潘旭
85年前的8月13日，“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
曆經重重苦難的上海，記錄著日軍的侵略曆史和戰爭罪行，銘記著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全民族浴血抗戰的曆史。
大屠殺不限於南京
一個嬰兒，在被日軍轟炸後的斷壁殘垣中嚎啕大哭——這是淞滬會戰中日寇暴行的鐵證。
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被日機轟炸，攝影記者王小亭聞訊後馬上趕往現場，拍下了這張震撼人心的照片。
“彼時的上海南站位於上海老城廂的南市（現屬黃浦區），遠離戰區，也沒有任何軍事設施。日軍的轟炸完全是針對無辜平民。”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館長唐磊說。紀念館特意將這張照片製作成三維場景，照片中被轟炸後的廢墟“延伸”至參觀者的腳下。
當時的國際輿論，也在譴責日軍的無差別攻擊。1937年9月9日的《字林西報》，報道了9月8日由上海開往嘉興的難民列車，在上海鬆江遭到日機轟炸的場景：“客車五輛全毀，死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孺，受傷者更多，沒有一個中國兵。上海難民又逢一次浩劫”，“轟炸以後，站內的景象至為淒慘，斷腿殘肢，血腥滿地”。
唐磊說，事實上，日軍的大屠殺，不是到了南京才開始的，也不僅限於南京一城，就在1937年8月13日當天，日軍慘絕人寰的屠殺已經開始。
日軍挑起戰端後，立即進占上海虹口、楊浦、閘北等地，封鎖所有通往外界的道路。根據8月15日《申報》報道，居住在上述地區的居民，“以禍起倉促，未遑逃避”，“（日軍）將此無辜居民，以刺刀大刀屠殺，而以吳淞路一帶被日兵所殺死者尤多，以致屍體堆積，血流成河”。
10天後的8月23日淩晨，增援的侵華日軍在上海寶山羅涇小川沙河口登陸後，沿途燒殺淫掠，在不到100天時間裏，殺害平民2244人，占當時鄉民總數的80%，燒毀房屋10948間，奸淫婦女數以百計，史稱“羅涇血案”。
距離淞滬抗戰紀念館20公裏的日軍登陸點，如今已被修建為侵華日軍羅涇大燒殺遇難同胞紀念地，一塊長22.44米的紀念碑寓意遇難同胞人數。紀念碑的幾何形狀牆體與地麵融為一體，呈現出斷壁殘垣的形象，讓人深感滄桑悲涼。
“羅涇血案”的少量幸存者如今依舊居住在這裏。年過九旬的張家英對記者回憶說：“鬼子過來後，把老百姓都抓起來，用繩子捆起來，牽到東麵的大墳，然後把房子都燒掉，32個鄉親被澆上汽油，活活燒死。後來，逃難回來的人收屍，發現32個鄉親中最大的82歲，最小的隻有6歲。”
另一名幸存者王佩英於2020年逝世。她生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當時，她親眼看見日本兵到處殺人、放火，還目睹自己奶奶慘遭殺害。隨後三個月裏，她時而躲在廢墟下的民房，時而躲在墳場，驚恐和饑餓讓她瘦骨嶙峋、衣衫襤褸、頭發蒼白，成了“白毛女”。
日軍在其占領區為了進行大屠殺，每每先進行大搜查，凡遇青壯年男子，便抓去集中關押，集中屠殺，其殘忍程度，令人發指。1937年8月26日的《大公報》報道了8月25日的日軍暴行：楊樹浦平涼路同安裏難民唐兆元等人“率領男女難民二百三四十名，擬往租界逃避”，當這批難民行經元昌路華美肥皂廠附近時，日軍“將年青者百餘名留下，堅不放行，立用機關槍掃射”。
與屠殺相伴的是縱火。根據當時報紙記載，南市大火整整燒了5天，劫後所餘房屋，“完整者僅二千餘幢”。1940年出版的《上海生活》第二期刊登了一篇《劫後南市巡禮》，講的是一位目擊者在“八一三”數年後重訪南市，發現仍是一片淒慘景象——“隻見一片瓦礫場，中間雜聳著斷垣殘壁，滿目荒涼。雖然已被清掃過，街道也約略能看出，但已麵目全非，什麽街？什麽路？都已不能辨識，我們隻能利用我們的猜測，加以路旁的門牌，摸索著前進。沿路我看見的，除了已毀房屋外，便是那些已被搬拆一空的房子，樣子恍如荒郊中的涼亭，也有些像養馬的馬棚，內中已空無所有了。”
唐磊說：“日機在配合其地麵部隊進攻時，首先進行狂轟濫炸，將戰區內的一切建築物加以摧毀，使中國軍隊失去掩蔽之所。日軍還有目的地對上海及周圍地區的工廠、學校、房屋建築及橋梁、道路等進行密集轟炸，就連手無寸鐵的難民也不放過。”
上海地區的製空權幾乎完全操縱於日軍之手。《日軍侵華戰爭》一書曾做過統計，從1937年8月13日會戰爆發至9月下旬，日軍用於上海戰場的飛機已達200架。
日軍侵華期間還設立慰安所。據統計，在上海的慰安所有172家，管理製度極其嚴酷，大批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慰安婦製度受害者。
曆史學者估算，淞滬會戰期間，上海死亡平民約10萬至15萬人。
淞滬抗戰紀念館中，陳列著一把“侵華日軍百人斬殺人屠刀”，這是日本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攻占南京途中進行殺人比賽使用的。1937年12月5日，侵華日軍隨軍記者發出“殺人競賽”新聞稿時，二人已各殺了89人和72人。5天之後，即12月10日，這兩個劊子手已分別殺害了105名和106名中國人。此事被日本媒體所報道，成為日軍侵華鐵證。
上海民族工業遭遇毀滅性打擊
“日商豐田紗廠唯恐中國申新紗廠在短期內恢複生產，派人至該廠，用重磅榔頭將細紗車逐一敲壞，無一幸免……”淞滬抗戰紀念館內的史料，清晰記載了淞滬會戰後日軍對上海民族工業的瘋狂破壞。
就在派人進入這家工廠前，日軍已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1937年10月27日，日軍占領上海閘北後，即派出飛機對申新紗廠進行輪番轟炸，投擲炸彈十八九枚，使廠房全毀，工人死傷400人。
20世紀30年代，工業的“齒輪”正帶著上海飛速運轉。到1937年6月底，上海共有工廠5515家。其中，棉紡廠數量約占全國43.9%，卷煙廠數量約占全國76.7%，發電廠裝機容量占全國總量45.5%。同時，上海建有區域間最大的外匯市場、黃金市場、證券交易市場；從上海港出發，可通達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個港口……
一個多月後打響的淞滬會戰，徹底改變了這座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城市的發展軌跡，其經濟在戰火下遭受巨大破壞，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是陷入全麵崩潰的境地。
“如果說，日本占領我國東北地區並成立所謂的‘滿洲國’，其戰略目的是製造一個戰略大後方，進行物資、勞動力和兵員的儲備，那麽侵占上海就是為了掠奪上海以及長江下遊地區的經濟資源，控製中國經濟命脈，力圖實現所謂的‘以戰養戰’。”唐磊說。
“南市30%的工廠被毀，閘北100%”；“日軍侵占區內的商店計有12915家，受損失者達70%”；“已有30餘萬工人失業，成為一無所有的城市赤貧”……1937年10月中旬，淞滬會戰爆發2個月時，上海市社會局公布了初步調查後的數據。
1937年到1945年，基礎薄弱的上海民族工業麵臨毀滅性打擊，企業經營者舉步維艱，民眾生活苦不堪言。
複旦大學曆史係教授吳景平分析說，8年間，上海社會經濟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淞滬會戰時期。持續三個月的激戰，使上海工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以及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作被打斷，進入較為典型的戰時經濟階段，相當部分工業企業撤出上海，輾轉西遷到大後方地區。二是從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孤島時期。日偽經濟和金融勢力滲透進上海租界，中日間在經濟和金融領域有所較量，而在日軍占領下的華界，社會經濟屬於殖民地性質，日軍可隨意征用經濟資源，日資企業在各方麵淩駕於華商企業之上。三是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的淪陷時期。這一時期整個上海均為日軍占領，日偽統治下，上海商業體製和物流渠道紊亂，原有貨幣製度和金融體係被強製改變，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態，市民生活無以為繼。
對民族工業，日軍實行多種形式的掠奪。造船工業、機器工業等具有直接軍事意義的工業企業，將其變為軍工生產基地；其餘工業企業則以“經濟提攜”名義，通過“委任經營”“租賃”“收買”等方式予取予奪，“委任”之下，華資業主處於任人宰割的地位，受托的日資企業不但對工廠有經營管理全權，全部利潤也歸其所有。
對市井生活，日軍實行全麵統製，導致作為當時全國最大米糧消費市場和米糧集散地的上海，時常麵臨米荒。1941年12月，日軍發布“辦法”，規定上海不論個人、公司、團體等，對五金等5類物資，凡存量超過1000元以上，都必須向設在外灘24號的日領事館申報，且“日本軍於所申報之物資一部分，當可依據國際條法，以最適當之辦法處理之”。
一邊是直接打擊和沒收，一邊是另立名義掠奪財富。侵華期間，日軍在上海大規模發行軍票，充當其主要經費來源。軍票一無發行準備，二無發行銀行，三不用政府任何資金，僅承擔印刷和運輸費用。“‘三無’特征，充分暴露了經濟侵略性和掠奪性。”據吳景平等學者研究，軍票流通時間長達6年4個月，掠奪區域遍及華中和華南。
史料顯示，從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上海物價共上漲了5490倍。造成如此惡果的原因，除軍票外，還有更為無恥的行徑——發行假鈔。據統計，日軍侵華期間發行假鈔總額，相當於當時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
交通銀行博物館館長楊德鈞說，這些假鈔通過在上海租界購物、在租界出售以及在賭場混用等方式流入市場，擾亂中國經濟，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幫助扶持汪偽政權，同時為日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支付日本士兵的生活費。
對上海文化的瘋狂摧殘
“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摧毀中國之文脈，讓中華民族“亡國滅種”。日軍每攻占一個城市，均焚毀出版機構、破壞大學、占領學術機構、劫掠圖書文物、殘害知識分子……
侵華日軍帶來的，不僅僅是上海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還有對上海文化的瘋狂摧殘。
大夏大學創辦於1924年，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私立綜合性大學，校名取自“光大華夏”之意。1951年10月，在大夏大學原址上，大夏大學文、理、教育學科與光華大學相關係科合並成立華東師範大學。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夏大學名師雲集、建築宏偉、環境優美，享有“東方的哥倫比亞大學”之美譽。
這麽一座巍巍學府，卻毀於日軍炮火。1937年10月24日，日機轟炸大夏大學，“巍峨校舍，在日機轟炸與炮彈燒毀之下，多半成為灰燼”。
《日軍在上海的罪行與統治》一書記載：“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日機首先狂轟濫炸位於真如的暨南大學和東南醫學院，前者半毀，後者全毀。同濟大學、複旦大學、持誌學院在日機的轟炸及炮擊下全部或大部淪為廢墟。自8月13日至10月15日止，上海已有14所高等學校被毀或被日軍占領。與此同時，被摧毀破壞的還有27所中學、14所小學及8處社教機關，如市博物館、市圖書館、市體育場、航空協會等……”
據有關方麵統計，淞滬會戰期間遭受直接戰爭損失的中小學校共有272所。戰前，上海有公共圖書館100餘所，戰後尚存的較大圖書館僅10餘所，損失圖書40萬冊。
寶山區委常委、副區長孟慶源介紹說，長江入海口吳淞口，有名鎮吳淞，曆來為上海門戶、外貿港口和軍事要地，故近代上海又稱淞滬。100年前，吳淞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大學城”，複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海事大學、上海海洋大學、上海醫科大學等眾多知名大學的前身都創立於此，1937年，吳淞尚有大學十餘所，淞滬會戰中，吳淞城區被日軍夷為平地，諸多高校也一並損毀。
“每當想起這段曆史，都不由得切齒痛恨。”孟慶源說。
日軍一方麵瘋狂摧毀中國文脈，另一方麵在占領區大搞奴化教育，將日語列為大、中、小學主課，妄圖把中國傳統的民族文化教育摧毀殆盡。
淞滬抗戰紀念館收藏了一本特別的“戰時日記本”。這是85年前，11歲的小學生苗戈跟隨父母舉家遷往重慶，就讀於川中附小北碚小學期間寫下的童年記憶，其中一篇是讀法國作家都德《最後一課》的感想，他寫道：“我讀《最後一課》的時候，覺得這位學生在國家太平無事的時候，正好讀書，卻去玩耍，對於功課毫無成績。等到上最後一堂課，才知道以前荒嬉是不對的，再想用心功課，但是國土已破家已亡，祖國的文字是不容通用了。此種情形好不令人悲痛……”
紀念館內還有一處多媒體沉浸式體驗區，通過實物模擬當時場景，讓參觀者仿佛置身於“八一三”時的上海——從一戶石庫門人家的窗外看去，被焚燒成斷壁殘垣的街巷，即便大雨傾盆，火苗猶在；突然間，飛機轟鳴聲由遠而近，投下炸彈，頓時地動山搖，房屋劇烈搖晃，玻璃碎裂，牆上掛的照片差點墜落……
唐磊說，此處模擬的是當時上海一戶中產家庭的住所，奮鬥經年，生活富足，然而在日寇飛機下，所擁有的一切都朝不保夕、殘酷破滅。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四麵都是炮火，四麵都是豺狼，寧願死，不退讓，寧願死，不投降！”當年，一首《八百壯士歌》在參加淞滬會戰的中國軍民中傳唱。激昂的曲調穿越曆史煙雲，在茫茫江麵上回響。
這場持續三個月的淞滬會戰，是整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盡管軍事失利，但這場戰役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狂妄迷夢，為中國民族工業內遷、文教人員向後方轉移爭取了寶貴時間，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軍民抗擊侵略奮戰到底的堅定決心。
“人人抱著為國戰死之決心，衝鋒時不是剪斷鐵絲網，而是撲在鐵絲網上，以讓後來的踏在先衝上來的戰友身上越入敵陣……”淞滬會戰老兵陳凱榮的回憶令人淚目。
從這處壓抑的環境出來，登上紀念館的一處塔頂。放眼望去，吳淞口一覽無餘，不盡長江天際流，近處是上海寶山郵輪碼頭，遠處是長興島上的江南造船廠，還能依稀看見高樓林立的浦東陸家嘴。
85年過去，腳下大地早已換了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