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起義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自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始，至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止，近乎涵蓋了整個封建社會的全程。
與之形成顯著反差的是，在歐洲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的發生極為罕見。
某些西方學者與崇洋媚外之人借此宣揚，稱歐洲中世紀宛如田園牧歌般的人間樂土，人人具信仰，衣食無憂，遠比中國的帝製更為優越。
那麽為何歐洲未曾出現農民起義？明晰此問題，便可揭示中世紀的醜惡實情，揭穿某些人捏造的謊言。
【沒有農民，隻有農奴】
首先，於歐洲中世紀早期，不存在農民這一群體，存在的僅僅是農奴。
通常所論及的中國封建社會屬於概念層麵的“封建”，鑒於其在經濟上的土地私有特性以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狀況，契合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封建社會的闡述。而歐洲則屬於真正意義上的“封建”，借助分封構建起眾多大小不一的政權，與中國西周時期的情形類似。
這種差異並非全然為人為設計所致，從根本上說，乃是由歐洲與中國各異的社會條件所決定。中國的核心區域處在黃河長江流域的中溫帶，雨熱同期，對農業發展極為有利，可承載龐大的人口數量。
故而在社會發展至特定階段，勢必會形成中央集權的龐大帝國。至於農民起義之所以產生，統治階級的腐朽僅為表象緣由，其深層緣由在於人口抵達某一臨界值，土地危機與貧富差距相互交織，致使社會係統性崩潰。
由於歐洲大部分區域毗鄰寒溫帶，即便是溫暖的地中海氣候區域，也因雨熱錯期，致使糧食產量受限，難以承載眾多人口。因此，歐洲在中世紀地域廣闊而人口稀少，到處皆是小國小民，生存競爭不大，故而相對平靜許多。
然而，此情形並不能表明歐洲達成了老子所讚許的上古之治，反倒呈現出一種原始且野蠻的態勢。
在我國，依憑曆史經驗，往往把“農民”視作自耕農，此乃狹義範疇的認知。實際上，廣義而言，但凡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皆可稱為農民，由此引發了理解層麵的偏差。
在歐洲中世紀，“農民”依附於封地，不可隨意離開。一旦封地出現轉讓或買賣的情況，他們便會隨土地所有權一同變更。從本質上講，他們屬於財產而非人，隻能視作農奴。
自耕農尚可憑借自身努力達成階級提升，然而農奴的後裔依舊是農奴，永無出頭之日，需為領主無償勞作，待耕種完領主的田地，方可料理自身那少之又少的份地，以此勉強維持生計。
農奴所麵臨的最為棘手的難題在於，農時既定，當領主的土地需進行收獲之際，他們自身的莊稼亦已成熟。
倘若有所延誤，一年的辛勞便付諸東流，此時唯有祈望領主老爺仁慈為懷，賜自己一口飯食。
耕種份地需向領主賦稅，以實物稅為主，稅率不定，最高逾三分之一，通常繳穀物，複活節繳雞蛋，聖誕節繳一隻鵝之類。
在家庭中老人亡故後，其成員需交付一筆手續費，方可繼承土地的耕種權，就連女性家庭成員外嫁到他處，亦要出資彌補領主的損失。
領主對農奴的盤剝堪稱極致，相應地，領主要承擔保護農奴安全的責任。
然而，問題在於，若無進攻又何來防守，當領主們相互混戰之際，農奴雖無需上陣作戰，但仍需為戰爭付出代價。
尤為糟糕的是，倘若己方領主作戰失利被俘獲，農奴就得負擔巨額贖金，在無力繳納的情況下，便要麵臨難以預測的命運，因而他們隻得將自身與領主的戰車相捆綁。
【農奴為什麽不反抗】
有人或許會提出疑問，農奴們生存狀況如此淒慘，為何不曾奮起反抗？
人的反抗意誌並非天生固有，農奴們被困於領地之中，既不讀書習字，又不與外界交流，人格也不健全，全然不知反抗為何物。
反觀中國的農民起義領袖，要麽是基層官吏，要麽是江湖人士，他們閱曆豐富且具備組織能力。整個社會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認為“湯武革命”以推翻暴君乃是天經地義之事，此亦為農民起義接連不斷的思想根源。
在歐洲中世紀，教會乃是最大的封建主，其地位淩駕於世俗政權。依據教士對《聖經》的曲解之論，人生而有罪，唯有勤懇勞作，方可升入天堂，不然則墮入地獄。
所有人皆需向上帝奉獻，確切而言是向教會繳納什一稅。此稅率看似不高，實則涵蓋征收穀物的大什一稅、征收蔬菜水果的小什一稅以及征收家禽家畜的血什一稅，而這些負擔最終皆會轉由農奴承擔。
完成這些功課，仍無法徹底抵消原罪。天主教會考慮甚為“周全”，其發行贖罪券，並宣稱“當購買贖罪券的金幣落入錢箱發出聲響，你的靈魂即刻升入天堂。”
既然已升入天堂，又為何要反抗？
於政治範疇，教會為國王舉行加冕儀式，鼓吹君權神授之理念，國王繼而分封大貴族，大貴族又分封小貴族，彼等皆為上帝之仆從，對其反抗即對上帝之忤逆。
此種政治體製亦無益於起義的發展與壯大，中國的農民起義之所以能呈燎原之態，相當大程度上是由於王朝末期，金字塔形的官僚體係失靈，朝廷難以掌控基層政權，無法予以及時處置。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期，所推行的多為半兵半農之製，像漢朝的材官、唐朝的府兵以及明朝的衛所皆是如此。而且，當時對於民間持有兵器的管控並非十分嚴苛，起義軍與官軍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組織差距，完全能夠憑借數量上的優勢取得勝利。
在歐洲中世紀時期，農奴幾乎終生未曾接觸過兵器，訓練之事更是無從談起。
與之相對應，武裝力量以職業化的騎士作為核心力量，他們自幼接受軍事方麵的訓練，身著鎧甲，騎乘高頭駿馬，憑借堅固的城堡觀測著領地內的各種情況。
一旦交戰，組織能力匱乏且軍事素養缺失的農奴實難抵禦，或許連騎士們的一次衝鋒都難以招架，尚未脫離新手階段便遭鎮壓。
誠然，歐洲中世紀的分封製度存在一定積極作用。眾多大小領地相互交錯，並非天下一家，農奴能夠選擇以遷徙的方式另尋去處。將農奴視作私有財產的領主們通常也不願虧本行事，不會把事情做絕，不給人留活路。
於分封製度之中，我的附庸之人的附庸，並非我的附庸，領主們均各自掌管自身的領地。
農奴針對某一領主的反抗，並非被視作對國王及國家的挑戰，反之，其他領主會懷著隔岸觀火的心態前來調停觀望，此類小規模的農奴鬥爭，史書是不予記載的。
【遲到的農民起義】
促使這一切發生轉變的關鍵契機，既非宗教改革，亦非文藝複興，而是在歐洲曆史上聲名遠揚的“黑死病”。
鼠疫又名“黑死病”，在十數年的時光中，橫掃了整個歐洲，致使 2500 萬人喪生，此人數占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狀況最為嚴峻的英國，近乎損失了一半人口。
在瘟疫麵前，人人均等，無論是教士、貴族還是農奴，皆無法躲避，由此引發了一係列的連鎖反應，對歐洲的封建製度形成了衝擊。
教士階層自稱代表上帝，卻自身難保且無法有效應對“黑死病”，這致使人們對天主教會產生質疑，雖然人們尚不敢否定上帝，然而神權統治已被動搖。
但丁所著的《神曲》於“黑死病”時期問世，其對天主教會予以了諸多諷刺嘲弄，可被視作宗教改革的前奏。
當貴族全家覆滅，其領地即淪為無主之地，為維持經濟運轉，國家認可了自發出現的全新所有製形式，自耕農階層由此得以壯大，真正的農民方才出現。
大量農奴死亡，致使勞動力匱乏，幸存的貴族們驟然視農奴為珍寶，優化其生活狀況，並出讓了部分基本權利，原先的農奴逐漸轉變為租佃關係中的佃農。
眾多農奴逃離領地，匯聚城鎮，投身商業與手工業，從而獲取自由之身，推動了歐洲工商業的進步。在地理大發現及重商主義的協同作用下，歐洲萌生了資本主義。
此後，在歐洲的政治領域中，農民身影屢屢顯現，例如 1358 年法國的紮克雷起義、1381 年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以及 1419 年胡斯率領捷克農民與手工業者對抗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
1525 年，閔采爾引領的南德意誌區域的農民起義，打著達成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國”之旗號，同信奉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諸侯交兵，持續了數月之久。
在“黑死病”的影響下，英國所受衝擊最為嚴重，其自耕農比例頗高，而後成為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力量，他們追隨克倫威爾，於納斯比之戰中重挫王黨軍。
法國大革命的觸發因素在於以農民為主的第三等級對更多權利的訴求，而大革命期間推行的土地改革，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他們高唱《馬賽曲》，在歐洲戰場上所向披靡。
唯有受“黑死病”衝擊最輕的沙俄，始終執拗地維係著農奴製，即便這樣，仍出現了由普加喬夫領導的哥薩克起義，而哥薩克屬於一類“自由”的武裝農民。
故而，歐洲中世紀並非確實不存在農民起義，隻是農民階層形成的時間相對較晚。
此後的農民起義轉而以民族戰爭、宗教戰爭以及資產階級革命的形態呈現，這與典型的中國式農民起義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