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 -- 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
“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這是胡耀邦總書記被迫去職後，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與《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時突然說出的話。在政治生活長期不正常的中共黨內，這兩句話代表著這位元老內心裏厚重的鬱結和深沉的堅守，也是他對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習仲勳曾經四次被毛澤東盛讚，兩度蒙冤，三次起身反“左”，驚心動魄，寵辱不驚。他是改革開放當之無愧的先驅，在黨的老資格幹部中，屬於堅定的改革派，思想開明，正直不屈。
斯人已去整整十載，其子習近平恰好在此時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掌舵國家最高權力。人們在對習仲勳的紀念中，也寄托著對後者深切的期望。
榮與辱
習仲勳1926年投身革命，他同高崗、劉誌丹等人一起創建了陝北紅軍和陝北革命根據地。1934年，才21歲的習仲勳就已經是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了。
1935年9月開始，陝北根據地發生了極“左”的肅反事件，劉誌丹、高崗、習仲勳等人紛紛被捕。
據習仲勳回憶：“‘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搞法西斯審訊方式……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此危急關頭，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陝北，製止了錯誤的肅反。否則，習仲勳等人已經被活埋在土坑中。
毛澤東見到習仲勳十分驚訝，原來這位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是“這麽年輕”。習仲勳有很高的政策水平，頭腦清醒，辦事幹練，這些都給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之後習仲勳受到重用。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習仲勳被委任為西北局書記，毛澤東說：“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52年初，全麵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的習仲勳被毛澤東評價：“如今已是爐火純青了。”同年7月，習仲勳親赴西北，爭取藏族頭領項謙的歸順，妥善地解決了民族爭端。毛澤東對習仲勳說：“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習仲勳主政西北時期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毛澤東想調任習仲勳擔任中央宣傳部長，對林默涵和胡喬木說：“他是一個政治家，這個人能實事求是，是一個活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在鬥爭頻繁的政治環境中，這些讚譽遠遠沒有詆毀來得輕易。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習仲勳卷入“《劉誌丹》小說問題”，繼彭德懷後，成為“翻案風”中又一個“掛帥人物”。
黨的“理論權威”康生誣陷說習仲勳“授意炮製反黨小說《劉誌丹》，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為高崗翻案”。康生在全會中給毛澤東寫了一個條子，被毛當眾念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金口一開，在劫難逃。康生借此作為毛主席的語錄，對習仲勳等人上綱上線。很快，習仲勳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
“這真是晴天霹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習仲勳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並沒有看過小說《劉誌丹》，但他一句話決定了習仲勳等人很長一段時間的命運。從此習仲勳被剝奪職務，失去自由，被迫害長達16年之久。1965年，他被貶到洛陽礦山機械廠改造；1966年冬，他被紅衛兵抓到西安和老家陝西富平等地批鬥；1968年1月之後，他由北京衛戍區“看管”；至1975年春，再次被下放到洛陽繼續接受審查，直至1978年中共開始“撥亂反正”。
痛批土改“左”禍
習仲勳曾經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錯誤肅反，又在共和國遭受十多年的迫害，對“左”傾危害有著切膚之痛。不論是在中共革命勝利之前，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他都始終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跟風，不盲從，在“越左越好”的政治環境中始終對“左”的那一套保持清醒的頭腦。
1947年10月，以“廢除封建剝削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為目標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公布施行。但在土改的過程中，各解放區普遍發生了“左”的傾向，“削削削，削盡土豪劣紳；殺殺殺，殺盡貪官汙吏”成為響亮的口號。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習仲勳對此憂心忡忡，到各地深入調查，結果十分震驚：一些農村不加區別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財產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當土改對象；把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農又拉出來鬥爭，甚至把在我方任職的公教人員，其家中缺乏勞力者，也定成地主、富農。亂鬥、亂扣、亂打、亂拷、亂沒收財物、亂掃地出門的現象十分普遍。
盡管習仲勳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錯誤，但“左”的影響還是在全黨彌漫開來。他終於以極大的勇氣站出來，三次致電毛澤東，痛陳土改“左”禍。
1948年1月4日，他以《關於陝甘寧邊區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為題致信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就調查研究中發現綏屬各縣土改工作出現的問題，向中央匯報，直陳土改中的許多不當做法。
1948年1月19日，習仲勳致電毛澤東，以樸實無華的真實案例闡述土改亂象：一些人渾水摸魚大抓一把而鼓動起來的自發鬥爭，如子長縣欒家坪那裏的鬥爭簡直是幹部黨員的鬥爭；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裏，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饃饃麵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習仲勳在電報中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壞得精光。”
1948年2月8日，習仲勳又就“分三類地區進行土地改革問題”致電毛澤東，在土改的內容和步驟上，提出許多具體建議。習仲勳的建議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毛親筆修改校訂了習仲勳發來的電報稿，並轉發各局。到1948年夏，土改中“左”傾錯誤基本得到糾正。
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來
習仲勳是開國元勳，但更為後人紀念的乃是他在改革開放中的偉大功績。習仲勳幹的第二件反“左”大事就是冒著巨大風險，請纓創辦深圳特區，為渡改革開放之河摸到了第一塊“石頭”。
1978年春，在長達十六年的下放勞動和被迫害、關押後，剛平反不久的習仲勳接受重任，到廣東“把守南大門”。經過十年動亂，民生凋敝，很多人以命相搏，到資本主義的香港尋找“樂土”。習仲勳到達廣東時，正是“逃港潮”的高峰。當年8月全省就有6709人偷渡外逃。
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收入是134元，雖然遠高於廣東省農民人均收入77.4元，卻與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年收入（1.3萬元港幣）有天壤之別。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僅存在於報紙和領導的講話中，看不到前途的老百姓紛紛用腳投票。
當時規定，被抓的偷渡者統統被送到收容站，虐待現象普遍。習仲勳實地察看收容站時，看到這些偷渡不成反被關押的農民，心情沉重。他說：“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該用一種敵我的態度來對待他們！”他還對偷渡外逃事件的性質明確地定為“經濟原因、生活動機”，並表態“責任由省委來負”。
習仲勳多次到寶安和香港邊界中英街視察，眼前香港那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寶安這邊破爛不堪，冷落蕭條。強烈的對比讓他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製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加邊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鐵絲網，不是嚴刑峻法。
1979年4月，習仲勳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堅定了信念的他一出手便氣勢不凡，他代表省委強烈要求中央給予廣東改革開放的特殊政策，請中央授權或放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習仲勳大膽地說：“現在中央的權力過於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難辦。沒有權，辦事很難。”
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問：“仲勳同誌，你們廣東究竟想要什麽權？”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習仲勳索性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他接著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製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無所畏懼，坦蕩直言，令很多人大吃一驚。
這樣的重大事情還靠鄧小平拿主意，習仲勳在會議間隙求見了鄧小平。鄧對習仲勳說了一番值得載入史冊的話：“過去陝甘寧邊區就叫特區嘛，你不是陝甘寧特委的代理書記嗎？在你們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也搞一個特區！怎麽樣？”接著他又說了一番名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一場巨大災難更加堅定了習仲勳迫不及待創建深圳特區的決心。當年5月6日，在深圳邊防前哨，廣東各地和寶安城鄉突然有近十萬之眾聚集於此，形成數十條凶猛的洪流撲向邊境線，頃刻間人山人海，邊防軍人束手無策，許多人被擠入海中，溺水身亡。原來有人放出謠言：在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
習仲勳不懼怕“左”，也不怕當右，在“複辟資本主義”的攻擊聲中，將經濟特區迅速建立起來。他支持和鼓勵地方官員：“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的，就幹，不要先去管他什麽主義。”此後，廣東經濟飛速發展，廣東人也獲得“敢為天下先”的名聲。
痛斥“逼宮”
廣東的改革取得突破之後，習仲勳被調入中央。而此時，“左”傾保守的一套又沉渣泛起。“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相繼展開，而習仲勳堅決站在胡耀邦身邊，對這些持抵製態度。
一次幹部工作會議之後，習仲勳憂慮而又憤慨地對胡耀邦說：“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
從1985年開始，北京等地鬧起學潮，高校學生走上街頭，爭取民主改革。許多中央領導都是殺氣騰騰，主張“實行專政”。習仲勳則表態：“他們的一部分要求的確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呼聲……中國社會問題中，法製問題十分突出。頒布了那麽多法律，是否能真正執行？縣委書記、省委書記的一句話就可以代替國家的法律，更別提黨和國家領導人了。這種現象很不正常。因此，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必須依靠民主的發展和法製的完善。這次，我認為學潮是有積極意義的。”
1986年年底，一場更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在安徽、上海、北京等地相繼爆發。時局緊張，鄧、陳﹑彭﹑王﹑薄等元老有意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胡耀邦總書記下台。
在中南海的一次“生活會”上，眾元老集體向胡耀邦發難。薄一波要求胡作“深刻檢討”。彭真批判耀邦同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勵之等人“打得火熱”。楊說：“如果你想亡黨亡國的話，那你就去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結成聯盟吧。”王說：“你胡耀邦要是不願意和我們走的話，你不必待在這裏了。”鄧說：“耀邦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讓辦公廳的人通知我參加，我偏不去！我在別人麵前不敢擺架子，在你麵前還是有資格的。”
兩天之後又一次“生活會”，習仲勳、喬石、李鵬、胡啟立也被邀請參加，眾人繼續圍攻胡耀邦。習仲勳忍無可忍，站出來說：“你們這是幹什麽？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他拍了桌子：“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你們開了這樣的頭，隻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胡耀邦急忙站起來勸說：“仲勳同誌，我已考慮好了，不讓我幹我就辭職。”
胡耀邦去職之後，習仲勳在最高決策層逐漸被邊緣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習仲勳同情民主訴求，強烈反對武力鎮壓學生。
2002年5月24日，習仲勳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壽88歲。（原載《財經文摘》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