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從政始末：如何從“二鬼子”到副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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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曾奇跡般地走進了中南海，並被推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
毛澤東樹典型
1964年3月，毛澤東乘專列南下考察到了邢台，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趕來匯報工作，大講陳永貴領導大寨人三戰狼窩掌(一條小山溝)，修田造地，使家家有餘糧，為國作貢獻的感人事跡。稱他是山西改變貧窮麵貌的典型。這讓為6億中國人吃糧問題一直困擾著的毛澤東看到了出路，老人家越聽越高興，就問：“陳永貴識不識字呀?”陶說：“不識字，這些年掃盲，能看點報紙，是個大老粗。”毛澤東興奮地站起來說：“好!山溝裏出了好文章。陳永貴識的字不多，做的事可不少。”毛主席聽了一天還不夠，陶魯笳又匯報了一天。從此，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深深地在毛主席心裏紮了根。
當年5月，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毛主席在會上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象山西昔陽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6月間談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毛澤東又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可見，“農業學大寨”是毛主席在這一年最先提出來的。
這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大開會期間，26日適逢毛主席71歲生日，他邀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各大區書記到家，還邀了人大代表錢學森、邢燕子、陳永貴等人參加生日家宴。入席時，毛主席拉著陳永貴坐在身旁，笑著說：“聽說你42歲才掃(脫)盲，還會講點邏輯。你是個莊稼專家，領導大寨堅持集體化道路，我們要舉起這麵旗幟。”毛主席這麽一說，算是把陳永貴介紹給了大家，也向人們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
為此，周恩來在百忙中曾三上虎頭山，各地黨政領導和媒體記者紛至遝來……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甚至把虎頭山選作自己人生的歸宿之地。毛澤東雖未親臨大寨，但他認為已經尋找到一個符合自己想法——“政治掛帥、差別不大的勞動記工和分配方法”，又能實現“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農村工作典型。大寨就這樣按照政治家的需要，不斷地被加工改造，大樹特樹——報紙上登，廣播上講，電影院裏映，“一道清河水，一座虎頭山”的歌聲傳遍全國……
客觀地稅，大寨在前期還是尊重客觀規律的。所以，周總理把大寨精神歸納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三句話是很有道理的。但隨著“文革(專題)”的興起，大寨就逐漸變成了“極左”的樣板，陳永貴本人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卷進了政治漩渦。
走進中南海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奪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權，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此後，全國各地“革命委員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陳永貴這個農村戰天鬥地的帶頭人，當選為昔陽縣革委會主任，不久又擔任山西省革委會副主任，從此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可是，在1968年9月填報“九大”代表履曆表時，在昔陽縣“支左”的軍隊幹部卻發現他的曆史有問題!
舊社會，陳永貴家是“赤貧”，他本人是窮光蛋一個。可是在他27歲——1942年時，為了改變自己的生活，他曾一邊給日本(專題)鬼子辦事，又一邊暗中聯絡八路軍。後來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他，所以在日偽特務組織“興亞反共救國會”的檔案裏，他留有“歸順釋放”的記錄。日本投降後，知情人稱他是“二鬼子”，並當作漢奸嫌疑予以批鬥，差點喪了命。解放後土改，因為他家是“赤貧”、“無產者”，政府才給他分了地和房子，所以他在曆次運動中很積極，不但入了黨還當上了大隊支書。
對於自己“二鬼子”的曆史，他心裏一向犯虛，也不敢隱瞞。當“支左”的軍隊幹部嚴肅地過問此事，他頓感問題嚴重，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支左”幹部不敢馬虎，連忙將此事上報。不久，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極小範圍傳達說：“陳永貴的曆史問題，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因為毛主席保他，他的政審過關了，從此再也沒人翻騰。也許毛澤東是認為他是受剝削的窮苦人，也許是“愛屋及烏”，或出於形勢的考慮……總之，陳永貴順利地成為“九大”代表，還成了主席團成員，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多位政治局委員隨即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中央“十大”也因此提前召開，在討論新一屆政治局人選時，中央一位領導說：“關於陳永貴同誌到中央來，過去幾年就考慮過，大寨和昔陽在他領導下，始終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經過考驗的。永貴同誌去四川、貴州、雲南參觀訪問，敢於直言批評，沒有虛辭客套，各地同誌都說受益匪淺。”中央委員們二話沒說，一陣鼓掌就算通過了。
陳永貴成了政治局委員後，在1975年召開的四屆人大上，又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成了共和國曆史上的奇跡——一個從虎頭山走下來的“泥腿子”進了中南海。後來，他本人回憶此事說：“我當副總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沒準備，可開會時一鼓掌就通過了!”
當然，從工人、貧下中農中選拔黨和國家領導人，並非陳永貴一人。陝西成陽的紡織女工吳桂賢也當過副總理，遼寧蔬菜公司的李素文還當過人大副委員長。這就叫“時勢造英雄”，何況陳永貴是毛主席親自樹的典型。
難怪有一次在昔陽幹部大會上，陳永貴都禁不住得意洋洋地說：“古今中外還沒有把一個農民提到國家領導崗位上的，馬克思沒有，列寧也沒有，可毛主席解決了。這就是毛主席對工農分子的依靠和重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主流思想和價值取向——就一點也不足為怪了!
陳永貴文化水平很低，有時難免鬧笑話。一次他在昔陽幹部會上說：“我現在民憤很大!”大家都愣了，熟悉他的人連忙提醒：“不是民憤很大，是名聲很大!”他才連忙改口。
盡管他文化低，但口才很好，也有些工作能力，還懂點辯證法。他能從實際生活中總結出新見解和別人不敢說的話，而且語言生動，通俗幽默。隻要是農村的生產、工作，他不用講稿，隨口說去，很有吸引力。如果按秘書的講稿，那他沒法念；為此昔陽縣專為他印了一種稿紙：格大行稀，一頁100字。從縣裏挑一兩個熟悉他的人當秘書，生僻字注上同音字，這他才能念。
高層歲月
陳永貴到中央來工作，“四人幫”很瞧不起他。在政治局會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從來不和他打招呼。張春橋還多次諷刺陳永貴。陳永貴講話，江青不是插話就是挑毛病。陳永貴對此是心知肚明，也照例出席，見麵也不搭理“四人幫”。看在毛主席的麵子，隻對江青點點頭。陳永貴當上副總理，江青對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很不滿，把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罵了個遍。毛澤東得知後說：“她看上的人沒幾個。我死後，看她怎麽辦!”
1974年9月30日，周總理抱病參加國慶25周年招待會。講話完畢，陳永貴站起來把雙手高舉過頭，拚命鼓掌，表示對總理的敬愛之情。坐在旁邊的張春橋看不順眼，冷漠地盯了他一眼，陳永貴看見了十分氣憤，本來就看不慣張春橋傲慢的作派，心中就產生了跟他鬥的想法。
有一次，政治局討論人事問題，張春橋提議讓謝振華出任裝甲兵司令。謝在山西多年，與陳永貴不和。陳永貴發言：“謝振華在下邊盡搞小動作，我不同意。”他還舉了幾個事例加以說明，對此大多數人表示認同。張春橋就有些惱怒地說：“有的人說別人搞小動作，可他自己搞的那動作比別人大得多，連拍手都愛出風頭。”陳永貴頓時翻了臉，瞪著張春橋斥問：“你這是說誰?”張又冷嘲熱諷回敬了幾句，陳永貴站起來叫道：“黨的會議不許說話麽?我反映的是事實呀，大不了我回去種地。哼!你也沒那個權威!”搞得張春橋很狼狽。古語雲“壁立千仞，無欲則剛”。陳永貴到中央來，一不為官，二不圖錢，三不拖家帶口進京享福，全因“黨的安排”，他怕誰?
散會後，紀登奎伸出大拇指說：“老陳，夠勇敢的!”李先念、陳錫聯也給他打電話，說他“捅了馬蜂窩，痛快!”許世友和他同為大老粗，看他跟張春橋鬥，心裏很高興。還上書毛主席，說張春橋動不動訓人，口說支持工農幹部，實際不讓人家講話。
毛主席看了許世友的信，於1975年4月27日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表現。”算是不點名，把張春橋敲打了幾下。
周恩來在醫院得知陳、張吵架，連忙召見陳永貴，對他說：“永貴呀，張春橋這個人不好對付啊，我都對付不了他。這樣吧，等我出院了，把你和張春橋的矛盾解決一下。”總理真是善良，又操心太多。其實“鹵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
四屆“人大”安排人事，江青一夥很想擠進全國人大和國務院。一天，周恩來把陳永貴找來，推心置腹地說：“今天我找你來，你要有所準備，當國家副總理，把大寨精神推向全國。”陳永貴聽了又喜又憂：“總理，我文化水平不行，實在當不了，我不當這個副總理。”周總理正色道：“你這個永貴同誌是不是共產黨員?是黨員就得聽從黨的安排。現在中央鬥爭這麽激烈。你不幹別人還想搶著幹呢。你還是幹吧，這是主席同意的!政治局也同意，你是農民代表嘛!”陳永貴一味說自己能力差，怕勝任不了。周總理又給他做思想工作，還給他講李自成的故事：“人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群眾中湧現的，誰相信李闖王能打進北京滅了明朝?這就叫時勢造英雄呀!”結果，四屆人大選出12位副總理，陳永貴名列第七。
當上副總理每天都要跟文字打交道，每天要批很多文件，他經常歎息：“我他媽一個農民，從來沒動手寫過，還得批文件!”
有一次，以前的老上級張懷英到北京來看他，碰見工作人員給他送文件，就悄悄地問：“你咋批文件哩?”陳永貴笑著老實地說：“咋批?別人畫圈我畫圈唄!”不過，他是有參考的，主要看周恩來、華國鋒、李先念、紀登奎幾位的名子：“他們畫，我跟著畫。他們不畫我也不畫。”——不知這是農民的狡黠，還是大智若愚?總之，再怎麽不能站錯隊呀!
自當上副總理，中央要他搬進釣魚台3號樓住。這裏曾是皇家園林，綠樹掩映，十分幽靜。大門口站著全副武裝的士兵。這讓風風火火忙慣了的陳永貴十分不習慣，便常到各處去看看。可一回到釣魚台，看到桌上堆滿了文件，就皺眉發愁，心裏不是滋味。
1975年5月，他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請求批準他經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昔陽抓點，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全國跑，剩下的三分之一時間在北京。信中還要求搬出釣魚台。不幾天，毛主席把那封信還給他，上麵批道：“同意。釣魚台無魚可釣。”毛主席還在會上表揚他說：“永貴呀，你那個三三製很好嘛。”又對政治局委員說：“永貴提出搬出釣魚台，我同意了，釣魚台無魚可釣嘛!”
這年8月，陳永貴搬出釣魚台，住進交道口一個胡同小院。可國務院仍給他配了秘書、內衛、司機、炊事員和一個警衛班。還有一輛紅旗轎車和一輛空調車，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即使如此，他也不帶老婆和孩子來北京享福，念念不忘的是盡量能為黨做一點工作。
從巔峰到平地
受到毛主席讚揚後，陳永貴頭腦有些發熱。一次回大寨，他把筆杆子宗莎萌叫來，要他起草一份《對農村工作的幾點建議》，他琢磨了幾天，總結了5點意見，中心是提議“向大隊核算過渡”。毛澤東看了《建議》，覺得拿不準。1975年8月14日，他在《建議》上指示：“讓政治局討論一下。”
這年9月至10月，鄧小平主持“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陳永貴的建議。趙紫陽、譚啟龍兩位大省書記堅決反對向大隊核算過渡，而陳永貴力主向大隊核算過渡。爭論到了白熱化，陳永貴火氣上竄，高腔大嗓嚷了一通，留下了“陳永貴大鬧12省書記會”之說。因為意見不統一，他的《建議》被擱置起來。
這之後，陳永貴先後回昔陽20多次。他一手抓大幹苦幹，一手抓反對資本主義傾向。凡是超過“一豬一雞一兔”規定的副業，都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真是很“左”的!
這期間，他還到全國各地，按照大寨模式講了一些話，很讓人反感。如在陝西關中視察，看到八百裏秦川，他說“這裏地是好地。就是人懶!”這讓關中人很不感冒。到長春看見偽滿時期修的體育館，他說：“吉林條件太好了，就是沒幹好。我如果帶5000個昔陽農民來，就能讓吉林改天換地!”吉林人說：“就他那旮旯人能，吹唄!”他到北大(專題)荒軍墾農場，批評人家不拾馬糞積肥。一個師長罵：“他媽的懂個屁，他大寨才幾畝地?我幾十萬畝，收都收不過來，還拾馬糞?”
陳永貴在任上，曾三次出國訪問。到“紅色高棉”統治下的柬埔寨，波爾布特一夥將首都金邊上百萬“資產階級”統統趕到農村、山區，還要取消銀行、貨幣和商店，全國實行供給製，全民吃集體食堂，整個國家儼然一個大軍營。訪問歸來，陳永貴很感慨地說：“馬列、毛主席還沒實現的共產主義，人家柬埔寨實現了。”
可是，他的這種思想，特別是他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建議，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很支持。為此。中央在1977年下發的49號文件中指示：“可以選擇一部分條件已成熟的大隊，例如10％左右，先行過渡，進一步取得經驗。”結果，在一些地方試行了一個冬春。人為地扯平了貧富差別，嚴重地傷害了較富裕生產隊的積極性。另外，因為割“資本主義尾巴”，農民的家庭副業收入也大幅度減少。社員怨聲四起。
1978年7月，中國農學會在山西太原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新中國首屆農業部副部長楊顯東當選為理事長，應800名代表的請求，他帶領代表們赴大寨參觀。卻發現虎頭山光禿禿一片，樹林全砍光了，種上了小麥。因為山頭的土地不耐旱，小麥連穗才六七寸高!山間(人造小平原)小麥、玉米長勢不錯，但病蟲害嚴重。這與代表們心裏“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的典型大相徑庭，且毫無科學可言……
楊顯東回到北京後，又組織60多位農業、經濟專家座談此事，在1979年春舉行的全國政協會上。
他在小組會上對“農業學大寨”最早發出質疑：“我認為動員全國學大寨是極大的浪費，是把農業引入歧途。是把農民推人貧困的峽穀。”他還尖銳地批評：“陳永貴當上了副總理，至今卻不承認自己的嚴重錯誤。”
經過長期的折騰。中國廣大農民對捆在一起的集體化生產十分厭惡。一些地方的社員，“上工等隊長打鍾，下地幹活磨洋工”，生產效益低到幹一天10分工，隻抵一個雞蛋的價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擴大自留地，嚐試包戶到戶。萬裏同誌在安徽說：“你說你是大寨經驗，我說你是極‘左’樣板。什麽大隊核算、大批促大幹、人造小平原，我已經宣布安徽省不學大寨那一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重新強調“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等於否定了“向大隊核算過渡”的建議。此後，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逐步深入，批判“農業學大寨”中極“左”傾向的文章登上了報紙。一貫底氣十足的陳永貴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直言不諱地說：“我這個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權的，連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也想辭了。我想本著能上能下的精神辭去一切職務!”
1980年9月10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了他的辭職要求，免去他國務院副總理之職。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協會議上，一些人認為陳永貴有問題，不但要求罷免他全國人大代表資格，還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幫”的關係，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陳永貴又氣又怕，他說：“老虎吃人有躲閃，人吃人可沒躲閃哩!”他跑到北京，找鄧小平訴苦。鄧小平表態說：“你不是四人幫的人!”這可解了陳永貴的圍。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冷靜、理智起來，也便無人再找陳永貴的麻煩。
後來，因為他再沒當選黨代表，黨內職務自然全部消失——一個從田野提升起來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沒站錯隊，從高端下來是“軟著陸”，沒有摔得頭破血流……
不改農民本色
陳永貴身居高位時，依然保持農民淳樸本色，生活樸素，為政清廉，這一點讓人特敬佩。
他對中國農民社會地位低下窩了一肚子火。當了副總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歡等級製，所以，即使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仍穿老農民的對襟衣服，包白頭巾，不計較什麽級別，連工資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員一樣下地幹活，年輕人仍叫他“永貴大叔”，誰能做到這些?
他進了中南海，兒子、老婆仍留在隊上掙工分。山西省有關部門將他全家戶口辦出來，要他帶到北京去。他拍著桌子吼：“是誰辦的?我不同意，他敢!”結果戶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糧靠隊上分給他家的口糧，拿到糧站賣了，兌換成全國通用糧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還真是一個不拿工資的副總理——每年由大寨給他記滿勤，每個勞動日按1.5元分給他家。組織上考慮到他進京後開銷大，中央每月補助他36元生活費，山西省每月給他60元兼職補貼，後來提高到100元。他就掙這麽些錢!
他本來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員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飯。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饅頭、麵疙瘩，就著老鹹菜或苦瓜，稀裏呼嚕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來了，他就煮麵條招待。他的煙癮很大，在大寨抽自種的旱煙，進了京改抽香煙，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質煙。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約與抽劣質煙有關係。
陳永貴剛到北京，住在京西賓館。每天很早起床，自己疊被、掃地、泡茶、洗衣，警衛員搶著幫他做，他不喜歡地說“我又不是沒長手”!賓館走廊電燈亮到天明，他覺得很浪費，就去關掉。服務員又打開，他又去關掉。搬進中南海，給他配了秘書、司機、警衛員、炊事員，都圍著他轉，他十分不自在。後來住進交道口胡同小院，這裏空地很多，他抽空開出來，種上豆角、西紅柿，吃不完就給警衛班食堂。
陳永貴出訪和視察，很注重廉潔自律。他赴墨西哥訪問，不帶服務員，不帶管理員，一切由警衛員統管。駐墨大使姚廣也是昔陽人，得知出訪人員每人發了20元外匯券，建議每人買一塊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厲聲說：“怎麽啦，要戴外國表?周總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視察雲南、貴州，返回時發現隨行人員帶的有雲煙和茅台，發了一通火讓人家務必把錢寄過去。到拉薩視察，他不去布達拉宮參觀。他說：“莊稼地是最有看頭的東西。紅旗招展、人歡馬叫的農田建設場麵，才是最美的!”
辭去副總理後，國家安排他到北京東郊農場當顧問，為的是讓他有一份養老的工資。他就主動退掉了紅旗車和一切公家的東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長樓去住，出門走路或乘公交車。
對於農場“顧問”一職，他可當了真。不但關心農場的發展，過問作物的合理搭配，還十分注意調動職工的生產積極性，有時還深入田間地頭觀察農作物的長勢和病蟲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終嚴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勞、樸實、節儉的好習慣，贏得了農場領導和職工的好評。
1986年3月26日，陳永貴因肺癌晚期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華社播發了一條關於陳永貴同誌去世的消息，稱他“曾經是全國著名農業勞動模範”，並曆述他聽黨的話，帶領群眾走集體化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事跡，該文最後說他生前“曾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讚揚和表彰”。按照他的遺願，人們把他的骨灰撒在虎頭山上，並為他立了一塊碑，上麵鐫刻著“功蓋虎頭，績錨大地”8個大字。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眾對他的蓋棺定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