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關於“七·七”的幾點感想（下）
（十）關於“七·七事變”的疑點
“七·七事變”開啟了八年抗戰的序幕。就當時總的形勢言，逐步擴大侵略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而中國若不甘於亡國，遲早也會起來反抗。因而這次事變不發生在七月七日，也會發生在另一個日子，不發生在盧溝橋，也會發生在另一個地方。但是，日軍全麵侵華是否一定要在七月七日那一天在盧溝橋打響第一槍？這不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據有關資料顯示：事變發生後日軍才開始調兵大量增援，要等到七月二十日才發動全麵進攻。從這一點看，在七月七日那個時候日軍還沒有做好大規模軍事進攻的準備。而既然如此，日軍為什麽要在七月七日就匆忙挑起戰事呢？這“盧溝橋事件”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由於我們大陸出生的人從小受中共宣傳的影響，一般都簡單地相信這次事變就是日本人挑起的，目的是為了擴大侵華。但是，後來我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說法，心中才開始產生懷疑。
關於“盧溝橋事變”發生的過程，中共官方的說法都是日軍藉口失蹤一名士兵，要求進宛平城搜查，被中國守軍拒絕，日軍就開炮轟擊宛平城，中國軍隊反擊，於是戰爭爆發。如二〇一七年發表於“中國軍網”上的一篇《“七七事變”八十年：國人須知的七個真相》就是如此說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星光黯淡，萬籟俱寂，一支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內去‘搜查’，被中國駐軍拒絕。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駐軍奮起反抗，‘盧溝橋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發表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盧溝橋事變》一文也是這麽說的：“七月七日夜十時，駐豐台日軍河邊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由中隊長清水節郎率領，在盧溝橋以北地區舉行以攻取盧溝橋為假想目標的軍事演習，十一時許，日軍詭稱演習時一士兵離隊失蹤，要求進城搜查。在遭到中國駐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的嚴詞拒絕後，日軍迅即包圍宛平縣城。翌晨二時，第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為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定，雙方派員前往調查。但日軍趁交涉之際，於八日晨四時五十分，向宛平縣城猛烈攻擊。並強占宛平東北沙崗，打響了攻城第一槍。中國守軍忍無可忍，奮起還擊。日軍在同一天內，連續進攻宛平城三次，均遭到中國守軍的英勇抵抗。”抗戰於是爆發。
這些是中共的說法。但是日本方麵的說法和中國有很大不同。據日本陸軍省一九三七年的存檔資料記載：日軍確實於當年七月七日晚間在盧溝橋地區進行了軍事演習。但打響中日戰爭第一槍的是當時駐紮在盧溝橋河畔龍王廟的中國軍隊。他們從那裏陸續發射了約二十發子彈。而日軍最初保持了克製態度，並未予以還擊。直到中方第三次向日軍方向發射子彈後，日軍才下達了開炮還擊的命令，但此時已是七月八日淩晨四點二十分。所以，對於日本來說，第二次中日戰爭打響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而不是七月七日。
又據大陸曆史學者馮學榮著《日本為什麽侵華》一書（北京金城出版社二〇一四年一月第一版）引事變發生時在場的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對現場的記述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駐豐台的日軍“中國駐屯軍”小股部隊到宛平縣郊區永定河旁邊的荒地上舉行軍事演習。下午四點半左右他看到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國兵在構築工事。晚上十點半左右，從後方射來幾發步槍子彈。憑感覺，這是實彈。於是清水節郎命令號兵吹號緊急集合。這時，從後方靠近鐵路橋的河堤方向，又射來了十幾發子彈。回顧前後，他看到盧溝橋城牆上和河堤上有手電似的東西在一閃一閃，似乎在打什麽信號。此時清水節郎就指揮陸續集合起來的小隊做好戰鬥準備。有人向他報告失蹤了一名士兵。清水節郎就命令部隊立即展開搜索，同時向在豐台的大隊長報告。大隊長用電話向北平的聯隊長報告，接到的命令是做好準備，把中國國軍駐守盧溝橋的營長喊出來，進行談判。這個營長，就是駐守宛平城的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一一〇旅 二一九團第三營營長金振中。
金振中對事變經過也有回憶。他的回憶與清水節郎基本一樣，不同的是日軍不是要談判，而是要入城搜查失蹤士兵。中國守軍電話請示北京市長（亦是第二十九軍代軍長）秦德純。秦拒絕日軍搜查的要求，但答應天亮後由當地軍警代為搜尋，如查到即行送還。雙方相持到八日淩晨兩、三點左右。但失蹤的士兵不久就被發現並歸了隊。
長期在華從事諜報工作的日本軍官今井武夫在所著的《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中說：七月八日淩晨四點鍾的時候，一木大隊長打電話給牟田口廉也聯隊長，問：“中國軍隊再次開槍射擊，對此，我方是否應予以還擊？應該怎樣處理才好？請指示！”牟田口廉也聯隊長在電話裏回答道：“被敵人攻擊，當然要還擊！遭到敵人的攻擊，居然不知所措，還等指示，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軍人？！” 當時，今井武夫就在一木大隊長現場。七月八日淩晨五點三十分，日軍開始向宛平城開炮。二十九軍開始抵抗。不久上級來電，說依據日方要求，雙方暫停開火，等天亮開展聯合調查。七月八日早晨六點左右，日方代表櫻井進城，提了三條要求，第一條是宛平城內中國駐軍撤退十華裏，以便日軍進城搜查失蹤的日軍士兵。國軍代表當即駁斥日軍的無理要求。於是雙方打打談談，到九日淩晨三點鍾才達成協議，以永定河為界，雙方在早上五點鍾同時停戰並同時撤軍。九日淩晨四點鍾，日軍鬆井機關長打電話通知河北省行政督查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說失蹤士兵已經找到。九日中午時分，雙方撤軍完畢。
以上所引資料當然不是全部資料，關於“盧溝橋事變”的資料多得可說汗牛充棟，但事變大概的過程、主要的細節，上引資料中都說到了。看了這些資料，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中方在說這個“事變”發生的原因時，都凸出了日軍搜查失蹤士兵這個要求，卻隱去了日軍演習時有人從背後向他們打槍這個關鍵的事情。按常情分析，七月七日晚上發生了日軍士兵失蹤和有人向日軍打槍這兩件事，日軍提出要入宛平城搜查，其目的顯然既要搜查失蹤士兵，也要搜查在宛平城上用手電聯絡永定河堤上向日軍打槍的人。可是中方卻都將日軍要求入宛平城的目的解釋為僅僅要求搜查失蹤士兵，對搜查開槍人一事隻字不提。還有，七月八日淩晨四點多日軍向宛平城開炮一事，今井武夫的回憶很明確說是為了回擊中國軍隊向日軍三次開槍，可是在中共官方的解釋中，也被說成是日軍因為中國軍隊拒絕日軍進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而開炮的。這就於理不通。因為這兩件事對於日軍來說都很重要。相較而言，士兵失蹤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失蹤士兵也不一定是進了宛平城；但有人三次向日軍開槍，清水節郎還看到有人從宛平城上與永定河堤方向打槍的人用手電聯絡，這顯然是有人故意為之。所以，日軍要進宛平城搜查，搜查打槍人顯然要比搜查失蹤士兵目的更明確、理由更充分。而這就奇怪了：日軍充分的理由不用，反要用不充分的理由向中國軍隊要求進城搜查，難道日本人都是智商底下的蠢人？如果說，有人向日本人開槍是日本人製造的謊言，那麽在日本人提供的資料中，這三次打槍的時間、地點、打了多少發子彈都說的一清二楚，這比起中共故意不提有人向日軍開槍一事，誰說的話更可信，我想隻要不抱偏見，誰都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再說到失蹤士兵問題，中共對此也是說法不一，對這個士兵究竟何時歸隊的，也含含糊糊說不清楚。如“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網站的一篇《追尋盧溝橋事變真相》，說失蹤士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離隊，返回時在黑暗中走錯方向，因此延誤了歸隊時間二十多分鍾（一說約三小時）。”這個說法我認為破綻百出，經不起推敲。如果說，這名士兵因拉肚子去解手而延誤歸隊時間二十多分鍾，那麽等日軍發現有人失蹤而集合士兵，再去宛平城要求入城搜查時，這名士兵應該已經歸隊。在這種情況下，日軍還要以士兵失蹤為由要求入宛平城搜查，即使日軍蓄意要挑起戰事，好像也不會這麽愚蠢，拿已經不成問題的問題作為兩國開戰的藉口。如果說這個失蹤士兵是三小時後才歸隊的，則這個士兵走錯方向走了去哪裏，才需要三小時後才回到自己隊伍？雖然，我見到中共有資料特地說明這個士兵是新兵，但日軍在永定河邊荒地進行夜間演習至少也有十多天，即使新兵難道他還辨別不清方向？就算他是第一天調來的新兵，但既然是軍人，那麽靠星星、月亮以及四周地形等辦法辨別方向的基本技能都是必需具備的。我記得我在讀小學三、四年級時老師就已經教導我們在野外和晚上如何識別方向的常識了。日本中國雖然國情不同，但這些人生必備常識我相信日本人也會重視。七月七日農曆是五月二十九，沒有月亮，除非正巧下雨或雲多，否則星光燦爛，北鬥星很好認。清水節郎的回憶並沒有提到那天晚上下雨或密雲天陰，所以說走錯方向這種說法實在是令人起疑的。
而且，據今井武夫的回憶，七月八日早晨六點左右，日方代表櫻井進宛平城，提了三條要求，第一條是宛平城內中國駐軍撤退十華裏，以便日軍進城搜查失蹤的日軍士兵。這說明直到七月八日早晨六點，這名失蹤士兵還沒有歸隊。日軍鬆井機關長是在九日淩晨四點鍾，才打電話通知河北省行政督查專員兼宛平縣長王冷齋說失蹤士兵已經找到。這樣，據日軍方麵的資料，這個士兵在七月七日晚上十點半左右失蹤後，過了七、八個小時，到七月八日淩晨六點前還沒有歸隊。我們用常識分析，一個人再怎麽人生地不熟，就離隊去解個手，解手也不會走得太遠吧，走個一百米就差不多了吧，怎麽就會找不到回去的路？要過九、十個小時，甚至一天一夜多才找回家？其實據我見到的一個說法，是這名士兵出去解手被人綁架了，這才過了一天多才被放回家。我想這倒是很有可能的。這幾個趁天黑潛伏在河堤上打槍的人，離夜間訓練的日本兵不會太遠，因此他們極有可能看到這個落單解手的日本兵，也可能是這個日本兵也看到了這幾個潛伏的人，於是為了防止泄密或其他目的，就順手將他綁架了。
總而言之，中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原因這個問題上沒有說實話。而據我對中共處理曆史問題習慣的了解，凡是他們極力要隱瞞的、或歪曲的事情，其中必定有見不得人的貓膩。中共為什麽要刻意隱瞞有人向日軍打槍一事，以前我對這個原因不明白，但現在明白了。因為這個打槍的人就是中共安排的人。他們安排人向日本人打槍的目的，就是為了挑起中日全麵戰爭。
據中共打入國民政府軍的間諜、時任國軍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張克俠後來的回憶文章說：“我在一九二九年就入了中共地下黨。一九三七年四月，蕭明同誌（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一九三六年被中共北方局作為中共秘密代表，派到國軍第29軍軍部秘書處做聯絡工作，一九四九年後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政協副主席等職）要我對日本積極開展作戰，以攻為守，爭取主動將駐紮在華北地區的兩萬多名日本兵，一股氣趕出去……。 解放後，黨的上級領導同誌讓王世英（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軍委委員，一九三六年任中共北方局情報部副部長，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兼省長等職）找我，要我交還這個指示文件的原件……。（見張克俠《在西北軍中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經曆》，《北京文史資料選編》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九輯，第105頁。）
張克俠回憶中說的“一九三七年四月，蕭明同誌要我對日本積極開展作戰，以攻為守，爭取主動將駐紮在華北地區的兩萬多名日本兵，一股氣趕出去”，實際上就是要張克俠想辦法主動開展對日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張克俠雖然是第29軍的副參謀長，但僅憑這個職位、這一點權力，要主動發動大規模對日戰爭是不可能的；不過，安排幾個人去打日軍的黑槍，以此來刺激日軍從而挑起戰爭，這一點他還是可以辦到的。因為當時在第29軍中，除了有張克俠等暗藏的共產黨員外，親共的官兵也很多。如駐守宛平和盧溝橋部隊的第29軍第37師110旅219團3營營長金振中，他是不是中共黨員我雖沒有查到證據，但是就憑中共執政後在介紹“盧溝橋事變”的有關資料時對金振中的高度讚揚，稱他為“抗日英雄”；以及金振中死後其家鄉河南固始縣為金振中特地建了一個“抗日民族英雄金振中紀念館”這兩點，我就覺得這個人絕不簡單。他即使不是中共秘密黨員，也必定是非常親共的人，被中共認為可靠的“自己人”，這才會生前獲得中共信任，把挑起中日戰爭這樣的重任交給他，死後又獲得近乎“廟享”這樣的殊榮。此外，金振中所屬部隊各級上司，如第37師師長馮治安，第110旅旅長何基灃，第219團團長吉星文等各級主官，也都是親共的。其中何基灃在一九三八年經中共黨員賴亞力安排在武漢會見過周恩來，然後又在周恩來安排下於三八年二月秘密去延安會見了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何在延安還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要求。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經中共豫鄂邊區特委特批，何基灃終於如願以償秘密加入了中共。在這樣一支部隊中，張克俠想要搞一些反日的小動作，應該是不會太難的。而這也是劉少奇為什麽要選中張克俠來做這件事的原因。
雖然，張克俠的回憶基本上已將“七·七事變”的真相揭露了出來。但是，若要將整個事變的過程勾勒出來，我覺得還有一些細節需要搞清楚。為此我在網上又查了一些資料，這才將事變大概的情形弄清楚。現在我將整個“盧溝橋事變”發生的原因和大致的過程還原於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共中央紅軍經過所謂的“長征”到達陝北時，已是兵殘將疲，人數從江西出發時的八點六萬人減少到隻有七千餘人，至一九三六年底時才增加到三萬左右。但被國民政府二十多萬軍隊重重包圍，隨時有被徹底消滅的可能。因此中共急謀化解之術。當時，日寇正加緊侵華步伐。這就給了中共機會，隻要中日全麵開戰，中共就可在“槍口對外，團結抗日”的名目下，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進行所謂的第二次“國共合作”。他們雙管齊下，一方麵公開呼籲團結抗日，說“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爭取輿論的支持；一方麵通過滲透、影響東北軍和西北軍，讓這些軍隊將領出麵要求蔣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結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和楊虎臣一起搞出了個“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雖然答應停止剿共，但在中共立場上，隻要國民政府一日不給中共合法的政治地位，中共就始終沒有脫離被剿滅的危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對內曾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所允諾的條件”。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發布主席團通令，說“為防禦親日派進攻，紅軍各兵團原地集中待命，準備配合友軍作戰。”一月四日，周恩來、博古電毛澤東，說“南京已調集二十五個師以上兵力可能向西北抗日聯軍進攻，萬不得已時，聯軍先消滅西進部隊，停止其進攻。”這些指示、通令，說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感覺仍處在國軍的威脅之下。因此中共很希望再加一把火，真正將中日之間的戰火挑起來燒旺，這樣就可迫使蔣介石在新形勢下接受中共要求，徹底放棄剿共政策，給中共合法的政治地位。劉少奇要張克俠設法挑起中日戰爭的指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那麽中共為什麽會選中盧溝橋作為挑起戰火的地點呢？除了前麵已經說過的當地駐軍第29 軍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官兵大多有強烈的親共傾向，具備去向日軍挑戰的條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當地有日本駐軍。自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引起八國聯軍進京，清廷在一九〇一年被迫簽訂《辛醜條約》，此後按《條約》第九款之規定，日本等戰勝國就開始在京、津至山海關一帶駐軍。“九·一八”以後，日軍經中國政府允許在豐台駐軍。豐台距盧溝橋和宛平城都隻有數裏之遙。因此，由第29 軍駐守宛平和盧溝橋的部隊去挑釁日軍，比較容易找到機會。
果然，這個機會不久就被第29軍駐守宛平的金振中找到了。據“維基百科”“金振中”條說，豐台日軍從六月二十五日起就一直在盧溝橋一帶荒地上進行夜間軍事演習。又據“百度百科”“金振中”條說：“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盧溝橋地區大雨。午後，金振中換上便服，扛著鐵鍬走向鐵橋以東500米左右的日軍演習地，察看日軍動向。”然後“金振中馬上回到營部召開會議，通報情況，並要求各連做好戰鬥準備。”如果我們將以上這兩個重要信息與清水節郎在七月七日下午四點看到有二百多中國軍人到永定河堤上構築工事，以及晚上十點多有人從河堤方向向日軍打槍一事聯係起來，那麽“盧溝橋事變”發生經過的原貌也基本上清楚地呈現了出來。
據我推斷，這個事變的原貌大致是這樣的：張克俠接到劉少奇命令後，便開始尋找合適的人和合適的地點去完成劉少奇的命令。最後他找到了金振中。當金振中知道日軍連續多日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這個情況後，就設計出了挑釁日軍的計劃。為了保證這個計劃切實可行，他在七月六日下午假扮當地農民先親自去察看了日軍演習的現場環境。然後在七日那天他派二百多士兵去永定河堤上假裝修築工事，到傍晚士兵回營時就偷偷留下幾人藏在河堤上，準備晚間行事。金振中派這麽多士兵去河堤上築工事，主要是因為日軍也在附近演習，若去的人少，回來時少了幾個人，恐怕日軍會覺察；而人多就難以覺察了。這樣到了深夜十點多，這幾個留在河堤上的人跟宛平城裏的人用手電聯絡以後就開始動手，趁天黑向正在演習的日軍打黑槍。為了讓日軍確切知道有人在向他們開槍從而引起注意，這些藏在河堤上的人共開了兩次槍，打了二十來發子彈。正巧在那時有一個日本兵離隊解手被他們看到，就順便綁架了。綁架的目的或許是為了不讓這個日本兵把事情泄露出去；更有可能是綁架了日軍，日軍發現有士兵失蹤後必然會有激烈的反應，更易吧戰火挑起來。結果正如金振中他們預計的那樣，日軍因為有人向他們打槍以及有士兵失蹤，而且發現宛平城上有人與河堤上打槍的人打手電聯絡發信號，意識到這兩件事的發生都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有人故意挑釁，於是要求入城搜查。守軍當然也按預先設計好的方案，斷然予以拒絕。也許，按金振中最初的設想，以為這樣就可激怒日軍，讓日軍先開槍挑起戰事了。而隻要日軍開一槍，駐守宛平的國軍必然會還擊，這樣戰火就被點燃了。可是出乎金振中意料的是日軍被拒絕入城後隻是要求談判，並沒有發動軍事進攻。於是金振中隻得讓人在八日淩晨四點前第三次向日軍開槍，再次刺激日軍。這一次開槍後，日軍大隊長在請示了在北平的聯隊長後開炮還擊並進攻宛平城。而宛平守軍也立即予以還擊。於是中共的計謀終於得逞。等到日軍向宛平城開炮，戰爭被挑起來後，被綁架的日本士兵留著也無用處，就將他放回了。據我估計：這個失蹤日軍被放回的確切時間應該在七月八日早晨六點以後和七月九日淩晨四時以前，而不會如有的資料說的那樣：“很快就歸隊了”。至於為什麽不將那個被綁架的日軍順手殺了呢？我以為這也是經過考慮的：若將那個日本兵殺了，以後找到屍體必然要追查死因，這樣就有可能將中共整個陰謀暴露出來；而隻要人不死，即使這個日本兵歸隊後將失蹤的真相說出來，我估計綁架他的人必然是便裝的，第29軍也可以不認賬。這樣中共挑起戰火的陰謀也不會暴露。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反應最快的是中共。僅僅幾個小時後，遠在幾千裏外延安的中共就發出了一份《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說“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其實，中共在七月八日發出這個《通電》的時候，中日之間雖已發生過軍事衝突，但很快就被日方叫停。此後雙方是談判與小規模戰事交替進行，盡管有時戰鬥也很激烈，但仍屬局部衝突。真正的大打要到七月十六日以後。因為到這一天，日本五相會議才決定動員四十萬日軍開展對中全麵作戰；到這一天，日軍才完成兵力集結並對平津完成了包圍。在這一天，日方向中方提出以七月十九日為華北談判最後期限，脅迫中國接受日方提出的停戰條件。七月十七日蔣介石發表“廬山講話”，表明中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這間接表明了中國政府並不是這次事變的挑起者。蔣介石接著表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表達了抗戰到底的決心。然後至七月二十一日，日軍對宛平和長辛店中國軍隊發起進攻，大戰才真正爆發。所以，中共這麽短時間就做出這樣的反應，並危言聳聽大叫“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很讓人懷疑如果中共不是事先知道盧溝橋會發生中日軍事衝突，何以動作會如此快捷？如果不是滿心希望戰爭迅速擴大，又何以會出此言？依我看，這個《通電》稿恐怕是早就擬好了的，就等宛平城裏發來訊號，中共就迫不及待地將這個電報發出去了。所以，從上述這些不正常的跡象看，“盧溝橋事變”根本就是中共策劃的陰謀。
雖然，我在本文開始就指出，由於日本貪得無厭的侵略野心，中國若不願亡國，中日之間遲早要爆發一場大戰。但是，由於中共用陰謀手段提前將戰爭挑起，其結果對中國究竟是好是壞，不是沒有區別的。因為我曾看到過一篇文章，說抗戰前的十年（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全麵抗戰爆發），是中國近代史上建設全麵發展的十年，因而被人稱為“黃金十年”。《劍橋中華民國史》評介這十年，說中華民國政府在積極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建設道路、改善公共衛生、立法禁毒、擴大農工生產等諸方麵都“取得成就”。因此我想：如果這個建設的勢頭不被中日戰爭全麵爆發而打斷，讓中國再多幾年發展、再多幾年備戰的時間，則日後當戰爭爆發時中國的力量或許會更加強大，不致敗仗連連，讓中國付出慘痛代價；而中國由於相對強大了一些，說不定也會讓日本不敢輕易動武。據說，當時國民政府中就有不少人是希望盡量推遲戰爭爆發時間的。隻是曆史不能推倒重演。今天，我們唯一能做的是盡量從曆史中找出教訓來，以儆將來。譬如當前這場席卷全球的“武漢肺炎”，它究竟是自然發生的，還有人為造成的；如果是人為造成的，他們想要達到什麽目的？這些，我覺得都應該實事求是地弄明白，從而讓人們警惕、防範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十一）中國自清末起一直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欺淩，但這些列強對中國的傷害程度是不一的，其中有些國家對中國也非完全的侵略和欺淩，在一定程度上也釋放過一些善意，對中國進行過一些幫助。比較起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傷害最小而幫助最大。日本對中國的辛亥革命起過很大的幫助作用，但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對中國的傷害也最大。其次，則以蘇俄對中國的傷害最大。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就是蘇俄。從沙俄到蘇聯，近百年中直接從中國拿走的土地有一百一十萬多平方公裏，相等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麵積的百分之十一點五。此外，蘇聯幫助外蒙獨立，中國失去的土地又有一百五十六萬多平方公裏。日本投降前夕，蘇聯以打日本為由出兵中國，實際是到中國來大撈了一把油水，把日本人在東北經營幾十年留下的工業設施幾乎全部拆了運去蘇聯。蘇聯紅軍在東北強奸了無數的婦女。這兩點東北老百姓提起來就恨得咬牙切齒，比恨占領了東北幾十年的日本人還恨得多。然而，毛澤東得到政權後立即宣布向蘇聯“一邊倒”，肉麻地稱蘇聯為“老大哥”。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把“有利於而不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列為劃分“右派”的六條標準之一，許多對蘇聯提了意見的知識分子因此被打成“右派”。蘇聯政府繼承沙皇政府的政策，對通過不平等條約霸占的中國領土，一寸也不肯歸還；而中共從不敢對此說半個“不”字。清廷和國民黨政府都不敢簽字承認曆年被沙俄奪去的中國領土是蘇聯的領土，中共黨魁江澤民就敢簽。最近，俄羅斯高調慶祝沙俄占領原中國領土海參威一百六十周年，中共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不僅自己不說，還不準老百姓說。在對日本的關係上，當中共需要“中日友好”時，中共就大力宣傳“一衣帶水”、“世代情誼”，民間自發的“保釣運動”被它封殺；但當它需要敲打一下日本時，便又重新翻出日軍侵華、釣魚島等問題來不斷炒作，甚至煽動民間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把日本人開在中國的公司封掉，將日本產的汽車砸掉，完全不顧國際交往原則。至於對美國，中共始終將美國則視為頭號敵人。即使在中美兩國建交以後，有一段時間中共表麵上對美國表示友好，實質對內的宣傳仍然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樣的外交思路，究竟出於什麽原因？有人說中共是出於民族主義，其實中共何嚐有過什麽民族主義？“抗美援朝”是出於民族主義？“反帝反修”是出於民族主義？目前的“中國夢”是民族主義？我看統統不是。民族主義不過是被中共不斷操弄、用以欺騙民眾的一麵旗幟。現在這麵旗幟也快要被操弄爛了。中共的目的其實就隻有一個，就是如何蒙騙百姓，使中共維持一黨專政，將中華錦繡河山作為中共權貴家族的私產一代一代往下傳。中共之不喜歡美國，視美國為敵人，關鍵的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權，而這些正是任何獨裁者包括中共最害怕、最痛恨的。所以盡管美國對中國最友善，中共仍要視美國為敵。這是製度之爭，而非國家領導人個人的好惡。
（十二） 抗戰中，有堅貞不屈、為抗敵而不惜獻出自己生命的英雄，也有甘願賣身投敵的漢奸。我不知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否僅是一種偶然現象，還是真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在抗戰中投敵成漢奸的，有不少原來是共產黨人。比如在汪政權中起作用最大的、堪稱汪精衛左臂右膀的兩個人陳公博和周佛海，他們原來都是共產黨人；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共產黨人，他們是中共“一大”的參加者，是真正的中共元老。還有，汪偽政權中殘害抗日誌士和老百姓最厲害、最狠毒的特工機關“七十六號”，其主持人丁默村和李士群，他們原來也是中共的重要幹部。丁默村一九二一年即加入中共，曾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小組，任書記。李士群，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被中共選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一九二八年回國在中共中央特科第一科工作。若以資曆算，以上四人都可稱中共元老級人物。即汪精衛本人，他雖非共產黨員，但眾所周知他在一九二七年“寧漢合流”之前是十分親共的。當時毛澤東就曾受到他的特殊關照和提撥。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曾擔任代理宣傳部長，這個重要職位就是汪精衛叫他代理的。後來國民黨決議不準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央擔任重要職務，汪精衛又按排毛澤東去廣州農民講習所任職。而這個農民講習所基本上是被共產黨控製的。當時湖南、江西、廣東和其他省份的農民運動都是由農民講習所培訓的人去發動的。再聯係到抗戰中，中共和日本侵略軍及汪偽政權勾勾搭搭的事情很多，八路軍、新四軍打日本人不熱心，打國民黨軍十分積極，這種現象是偶然的巧合？還是內中有某種必然性？
就我本人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共產黨人奉馬克思主義為“聖經”，以階級利益為第一，提倡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共產黨宣言》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工人無祖國”，一句最有名的口號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產黨人若信奉了這樣一種社會觀，勢必會衝擊、並進而否定傳統的國家觀和民族觀。因此中共在有了以江西瑞金為中心的第一個根據地後，就堂而皇之地建立國中之國的蘇維埃政權，公開認蘇聯為祖國，以本國政府為敵人。細究他們思想深處的認識，我以為莫不與這種世界觀有關。而共產黨人既然以階級利益為第一，以階級鬥爭為改善無產階級地位的手段，則他們首要的鬥爭目標就是奪取政權。因為沒有政權，其餘一切都是空談。共產黨人又是所謂的無神論者、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者。因此，他們不敬上帝，不畏鬼神，也不守信用，所有傳統的道德觀、倫理觀都不能約束他們。為了奪取政權，他們可以無所不為，為所為時可以無所不用其極，隻要對“無產階級”奪權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即使做勾結外敵的事情也無所謂。因此，一九二九年當張學良為收回中東路權益而與蘇聯發生衝突時，身為中國人的中共黨員伍修權（後曾任中共外交部副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要職）等在蘇聯的中共黨員，可以毫無心理負擔地參加蘇聯紅軍，為了蘇聯的利益與中國軍隊作戰。抗日戰爭時，毛澤東可以一麵高唱“團結抗日”，一麵向黨內推銷他的“三國論”，警告大家“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而忠貞的共產黨員潘漢年等人也可以毫無羞恥感地充當中共與日寇暗中勾結的聯絡員，與日寇商定新四軍與日軍互不攻擊的密約。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信奉階級鬥爭理論的共產黨人，他們的國家觀、民族觀和道德觀是怎麽一回事。而丁默村、李士群這些人既然不以國家、民族為念，一旦當他們將所謂的“階級利益”轉為個人利益的時候，則明知作了漢奸，在他們看來也是無所謂的事了。所以，一個人的世界觀對他的行為會起怎樣的指導作用，每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都應深思熟慮，謹慎處事，而不要輕信那些漂亮的宣傳、慷慨的言辭。
2020年7月8-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