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中央各位首長與高幹子女的北戴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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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觀

2024年07月21日 22:04

北戴河五浴場的中央首長和家人們

作者：張寶昌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幾乎每年夏天，中央領導及家屬都要去北戴河避暑、休息，因保密嚴格，引起外界各種不切實際的猜想。曾擔任中直機關北戴河暑期辦公室浴場組長的張寶昌，當時主要負責五浴場的招待服務工作，他以親身經曆講述了當時的實際情況——

毛澤東、劉少奇在北戴河

首長們各自不同的愛好

五浴場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羅瑞卿、楊尚昆等多位中央首長和家屬固定遊泳、觀海、散步、休息的地方。

毛主席在1954年至1962年去北戴河比較多，除偶爾接見外賓、開會外，主要是遊泳、看書或在沙灘敞篷下休息。他在五浴場的活動時間較長，房間相對大一點。裏麵有一張雙人床，一個寫字桌，兩個靠背沙發和不足八平方米的洗澡間。毛主席有時在床上靠著看一兩個小時書，有時遊泳衝澡後在床上睡個午覺，有時坐在敞篷下，一邊吸煙喝茶，一邊遙望大海，靜心思考。據毛主席警衛封耀鬆回憶，毛主席的壯麗詩詞《浪淘沙·北戴河》就是在北戴河有感而作的。

1954年，毛澤東和李訥、李敏、毛遠新在北戴河浴場

那些年，我隻有一次和大家陪毛主席在海裏遊泳，遊了2小時40分鍾。那是一天下午，陽光充足，海水很清，風浪不大。好多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警衛員、遊泳班的同誌、醫生、護士都同他一起在海裏遊來遊去，毛主席很高興。他完全按照自己的遊泳方式，或仰著遊或漂在海麵上抽煙，十分自在。遊的時間長了，就登上海上固定平台休息20分鍾，抽根煙，喝杯茶，再下海遊個把小時。

毛主席對我們工作人員比在北京時還要寬鬆。對浴場組工作人員和救護班戰士特別關心。

一次，毛主席問我們：你們吃的、住的怎麽樣？晚上浪聲大，你們睡得著嗎？你們怕不怕？晚上來台風怎麽辦？浪打上來，你們都睡著怎麽辦？關於這些小細節，毛主席問得十分仔細。有時，他見我們很辛苦，就跟他的管理員張國興說：用我的工資去買螃蟹招待他們。於是，張國興買來兩大桶螃蟹，到大食堂煮好後拿給我們吃。

▲那個時候的夏季，中辦的北戴河管理處，通常要從國家遊泳隊請幾位女運動員，專門負責教在此避暑的首長和孩子們遊泳。劉少奇一家也是北戴河的常客。劉少奇的子女有的在外地工作，每年的北戴河休假，是他們全家大團圓的時候。圖為1954年夏，劉少奇、王光美同子女在北戴河遊泳。

劉少奇下海遊泳比較少，天氣好且時間充裕時才下海，但很少到他專用的房間休息，幾乎每次都先到大廳抽一根煙，喝一杯水然後就下去遊。警衛員、遊泳班的同誌陪著他下海，他遊的時間並不長，一般半個小時，回來後衝個澡，休息休息，穿上衣服然後走回住處。天氣好時，劉少奇也喜歡在沙灘上席地而坐，看孩子們嬉戲玩耍，抓小螃蟹、堆沙子。

周總理不能遊泳（在延安時落馬摔傷，胳膊無法伸直用力），他的住處離三浴場近，有時就去三浴場休息，在那兒看文件，或約人談話。不過周總理會抽空到五浴場看看，因為主要首長都集中在五浴場，所以他過來一是查看安全情況，二是鼓勵工作人員辦事一定要細致周到，比如，他按照保健醫的建議讓工作人員準備一瓶茅台酒，有的首長如果需要可以喝一點暖暖身體。

1955年，朱德與外孫劉建在北戴河海濱

“文革”前，朱總司令隻要不出席外地會議幾乎每年夏天都到北戴河，他在中央主要領導中去北戴河最早，走得最晚。他在五浴場主要是遊泳，有時和秘書下棋，或找人談話，有時一天下海兩次。朱總司令話不多，為了保證每天可以遊泳，他總是早起床看文件。他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人，盡管話不多，但很體諒大家的辛苦。一次，朱德主動提出與大家合影。這種關愛，我們每個人都十分感動。

陳雲身體不太好，腸胃怕涼，基本不下海，最多在沙灘上看看海，坐一會兒，喝點水，散散步。1958年後，他更是很少來北戴河，大部分時間都到南方去休養。

1951年，宋慶齡在北戴河同誌願軍戰士交談

陳毅無論走到哪兒，大家都喜歡和他聊天，開玩笑。他當時是外交部部長、副總理，外事工作繁忙，其他首長來北戴河時，他經常在北京“看家”。但是一有空，他就早上坐火車到北戴河，晚上再坐火車回北京。他喜歡海，在海邊散步，更喜歡呼吸新鮮空氣。

一次，他來到五浴場，頭戴禮帽，身穿一套乳白色西服，係黑色領帶，戴一副墨鏡，穿著一雙從國外帶回來的白色軟塑料涼鞋（當時相當時髦），問我們：“怎麽樣，見過這樣的鞋子沒有？”我們笑著說：“沒見過。”其他夫人們看了說：“陳老總，你不像中國人啊，好像西方的一個闊佬。”引得大家哈哈笑。

他一高興走下台階，下麵是沙灘，一腳下去，鞋裏灌滿了沙子。“哎喲！哎喲！不行不行！”他趕緊跑上來，坐在椅子上脫下涼鞋倒沙子。首長放鬆時都是這樣隨和、幽默。

1971年9月2日，陳毅與聶榮臻在北戴河見麵

鄧小平、楊尚昆、羅瑞卿都喜歡遊泳，體力好，在五浴場遊泳多。他們沒有專用休息室，隻有專用衝澡的小房間，所以都是快來、快洗、快走。鄧小平和羅瑞卿喜歡打橋牌，他們倆是固定牌友，每次遊完泳就一起去北戴河俱樂部打橋牌。

楊尚昆主要就是遊泳，他的泳技出眾，大風大浪也不怕。楊尚昆還規定，不管是誰，都得自己掏錢買冰淇淋（總特灶的西餐廚師每年夏天和我們一起到北戴河為大家手工製作冰淇淋），按成本價兩毛一個。

1954年，周恩來和毛澤東在北戴河海邊交談

楊尚昆喜歡和工作人員聊天，他看我們有時比較辛苦，說：“你們吃，我請客了，包括遊泳班的同誌一人一個。”有時還讓他的兒子（大家都叫他“小二”）給我們照相，並笑著說：“小二照相，不惜工本。”

我們在北戴河工作責任重大，雖然辛苦，但是首長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我們的夥食標準比首長都高，好多東西他們都得自己掏錢買。對工作人員，首長們都十分關心，想得周到。

首長夫人們在五浴場的活動

江青很少遊泳，但天氣好水溫高時，她會事先打來電話詢問，或由我們告訴她哪天適合遊泳。那時江青身體不算太好，要求比其他夫人相對高些。比如，她下海時，怕紮腳，專門穿一雙很厚的白色軟底布鞋。她遊泳時間不長，需要救護班人員在她後麵拿著救生圈跟著，但不讓靠她太近。她雖然會遊泳，但遊得比較慢，會遊泳的女同誌也陪她一起遊。遊完泳後，除衝澡外，她還讓理發師給她專門洗頭，吹幹，然後去休息。

這一套流程下來比遊泳時間還長。她如果下午來的話，基本要在五浴場待一個下午。那時的她比較和氣，在浴場從來不發脾氣，和工作人員有時點點頭，笑一笑。

劉少奇、王光美與家人在北戴河

王光美和朱仲麗（王稼祥夫人）都會遊泳，兩人經常坐在海邊沙灘上聊天，說話很投機。王光美當時懷有七個月身孕，一點兒不嬌氣，仍下海遊泳，遊泳回來後坐在沙灘上曬太陽，跟朱仲麗聊天，像普通女性一樣聊家人，聊穿著打扮等等。

1958年，鄧穎超在北戴河海灘留影

羅瑞卿夫人郝治平有時遊泳，但不經常遊。其他夫人我沒見過有下海的，鄧穎超離五浴場比較遠，很少去，最多在三浴場散散步，陪周總理聊聊天。

康克清也不下海，僅在海邊散步，曬太陽，領著孩子在沙灘玩兒，有時等著朱德一塊兒回去。蔡暢也不遊泳，有時領著兩個外孫在沙灘散步，看他們玩耍。蔡暢是個很隨和的老人，在北戴河時經常請任弼時遺孀陳琮英和孩子到她家做客。

朱德夫婦也特別關懷陳琮英一家，在北戴河時經常同陳琮英一家會麵、聊天。中央每年都安排陳琮英和孩子到北戴河，楊尚昆批準隻有她該招待的時候招待，該適當照顧的時候照顧，有些費用不用收。

1955年8月，彭真與夫人張潔清在北戴河海濱

總之，首長們來北戴河除了工作，主要就是遊泳、休息。他們休閑時的狀態同普通人一樣，自然而富有人情味，而且又十分節儉，絕無公款招待一說。

本文摘自《作家文摘·合訂本》2018年第7期

高幹子女的北戴河生活

作者：程丹

上世紀60代初，國民革命軍上將、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程潛的六個女兒在海邊合影。左起：程欣（四女）、程瑜（二女）、程玉（小女）、程熙（長女）、程文（三女）、程丹（五女）

北戴河，這裏曾經是中央首長們夏天休假的地方。在這個輕鬆的環境裏，首長們得到了休息，他們的子女則在這片海灘玩耍、成長，留下美好的回憶。

如今，北戴河早已成為最普通不過的旅遊景點。但是，五十年代後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北戴河的黃金時代，那片海灘是多少人美好的記憶。

2014年9月，《國家人文曆史》記者采訪了程潛的女兒程丹，聽她回憶在北戴河的暑期生活。

去北戴河就像搬家

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我們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得住一個月左右，最長的一次有四十多天。因此，每次到北戴河就跟搬家似的，被褥、床單、蚊帳、衣服、小板凳什麽都自己帶。除了我們一家人之外，跟隨的還有秘書、司機、廚師、警衛員一起，楊秘書、汪秘書、謝秘書、廚師劉哥、陳哥哥，還有北京的兩個警衛都跟著，可謂全家搬遷。所有這些都由阿婆統籌，劉哥就跟阿婆算賬，跟在北京一樣。

20世紀50年代，公路交通還不發達。那時候到北戴河得坐火車，八九個鍾頭。但是，司機得把汽車開到北戴河。

北戴河的海灘，隻有一部分是屬於國務院，也就是東海灘、中海灘和西海灘，再往西就是中辦的地方，毛澤東、林彪這些大領導全部住在西山，中央開會也都在西山。中央的保衛工作很到位，未經批準誰都上不了西山。即便批準你到西山，頂多派汽車接你到景點，遊玩之後用汽車把你送回來。在中海灘和西海灘中間外交部有一塊海灘，算是外國使領館人員休假的地方，我們家後麵就住著丹麥大使，常聽到外國姑娘嘰裏咕嚕說外國話，也聽不懂。

國務院在北戴河的生活休養區與當地市民基本隔絕。在海灘上，你可以遠遠地望到山上種紅薯的農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這邊海灘上來，因此海灘上總是那麽幾家人。

鄰居們級別差不多

國務院的海灘邊，有好多小別墅，就是國務院宿舍，按照級別和家庭人口多少進行分配。住進國務院安排的海邊別墅，周圍的鄰居肯定是地位相近的家庭。因為，級別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邊的地方住。能被國務院分配小別墅的，起碼是正部級以上的官員，或享受正部級待遇的人。比如，沈鈞儒的兒子沈叔羊就是我們的鄰居之一。

聽姐姐們說，最開始我們家被安排在東海灘。在東海灘時，下麵是何香凝家、賀龍家，上麵是沈鈞儒家。附近好像還有幾個元帥、大將家，隻是走動少些，不記得了。

隻要在海灘散步，就能見到這些領導人。我們在海灘上玩的時候，陳毅、賀龍、蕭勁光，這些元帥、大將還能偶然碰上，記得陳毅夫人張茜帶著女兒過來找廖承誌玩。她的汽車在海灘上轉，我們就過去打招呼。

1959年，李濟深去世。我們一家人就住進他原來的別墅，搬到中海灘。這時的鄰居就變成了新疆的包爾漢、民主人士史良、張治中，鐵道部部長滕代遠，海軍司令蕭勁光，還有幾個上將，李濤、傅鍾等人。海灘上能碰上很多文藝工作者。比如，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寫《林海雪原》的曲波等，他們的待遇稍差一點，我們的別墅距離海邊很近，他們在山上的公寓住。

海邊別墅，每一棟有每一棟的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樣。比如，我們家就是單層建築，格局大概是中間有一個廳，可以吃飯；兩邊臥室，一邊三間；總共七八間房子，別墅後麵還有很多小房間，是警衛住的地方。別墅的總麵積大約300平方米。我們常去的張治中家就是二層小樓，麵積似乎更大。在海灘上就能看到保安和便衣在小山頭上。由於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覺根本就不關門。

困難時期供應也不錯

關於吃，各家情況不同。比如我們家，就是自己帶上廚師，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飯為主。住在我們家附近的張治中家也自己帶廚師，自己做飯。同時，設立食堂。不帶自家廚師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錯，什麽海鮮都有。據我所知，蔡廷鍇、蔣光鼐兩家就不帶自己的廚師，他們吃國務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國務院有好幾個食堂，一個聚集區就安排一個食堂。廚師搞不出什麽花樣時，我們就到食堂吃飯。食堂使用餐券，價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買菜做飯，也是到國務院的供應站去購買。國務院有專門服務機構負責一切事宜。比如，我們家裏的廚師早上起來買海鮮，就有專門的供應點。

中海灘附近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廳，這是一家俄式西餐廳，風格與北京的莫斯科餐廳相近，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這裏就不能用餐券，得花錢。在起士林西餐廳碰見過羅瑞卿、蕭勁光，有時候就由我父親做東，請客吃飯。罐燜牛肉、紅燴泥腸、炸豬排、奶油烤魚是最常吃的菜肴。起士林西餐廳有一種冰激淩汽水，好像現在還有，在當時是我們小朋友的最愛。在我的印象裏，冰淇淋汽水不太貴，至少是零用錢就能買得起，我還經常去吃！

對於我們這些孩子來說，隻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來吃和玩。多數時候是全家一起行動，也有我們孩子先一步，父親遲幾天的時候，不過隻要有廚師跟著，不耽誤我們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

政治空氣緊張時忌諱串門

孩子們除了吃就是玩。早飯後就下海遊泳、在海邊玩，在海邊我們還有機會叉魚。

從海灘質量上說，西海灘最好，中海灘次之，東海灘浪最大。西海灘非常平靜，還有一個海堤，把僅有的浪消滅了，非常適合遊泳。

差不多中午時，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飯。等吃完午飯便睡午覺，一覺睡到三四點，到海灘走走，或者玩撲克牌，等著吃晚飯。這段時間一般就是我們寫作業的時間。

晚上有時候就繼續打牌，有時候結伴摸黑出去玩。孩子們自發組織起來，到“怪樓”探險，大半夜起來，打著手電挨家挨戶叫大家起來，到鴿子窩等著看日出。

在這裏有電影院、理發室等等，說起來就跟現在亞龍灣的五星級酒店群差不多，隻是不如今天這樣豪華，但是生活上的服務是一應俱全。我印象裏是隔天就有電影。一般是大陸片偶爾有香港片。每天傍晚，電影院打電話來，通知大家今晚上映什麽電影，如果願意看，就叫司機開車，或者叫車去電影院。

在北戴河的一個月假期，孩子們就是純休息，大人們也很少談工作，進入了一種休假狀態，大人們之間串門的不多，在政治空氣緊張的時候就更忌諱了。

我們孩子們之間就很自然地相互串，好多成了朋友。像張治中、包爾漢、李濤、傅鍾，這幾家與我們家住得近，孩子們之間就打成一片，回到北京還繼續聯係，有的還談起戀愛。

1965年夏天，我們最後一次到北戴河休假。當時就想著明年還來，把小板凳啊、遊泳圈啊、肥皂啊，這些基本用品留在了北戴河的小別墅，誰也沒承想，1966年鬧起“文化大革命”，此後我們就再也沒回到北戴河的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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