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關於“七·七”的幾點感想（上）
今天是七月七日。八十三年前的今天，日本軍國主義者為擴大侵華戰爭，在河北盧溝橋挑起戰事。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認為國家存亡已到最後關頭，誓言抗戰到底，由此開啟了長達八年的抗戰。日軍侵華對中國的前途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今日中共統治中國大陸這個局麵，基本上就是由日軍侵華造成的。日軍侵華，對很多中國人的家庭也產生極大影響。我的老家本來是在江蘇省（一九五八年後劃歸上海市）的青浦縣城的，淞滬戰役時日軍飛機兩次轟炸青浦，把老家房子炸掉，祖母不得已帶領全家避難練塘，從此在練塘定居下來。而我後來也出生在練塘，成了地地道道的練塘人。回首前塵，想到抗戰的種種艱難曲折，不由人不感慨萬千。雖然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還是不能忘記這個日子；對這場戰爭也不能不有一點感想。
（一）“七·七事變”後蔣介石發表“抗戰宣言”，下決心抵抗日寇侵略。這個決心並不容易下。
日本侵華並不自一九三七年始，而是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已開始。一八八七年日本參謀本部製定的《征討清國策》就提出用武力攻占北京和長江中下遊，將山東半島和台灣、澎湖等島嶼劃歸日本的計劃。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中國賠償日本白銀二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給日本。由於遼東半島割讓日本侵犯了俄國的既得利益，俄國聯合德、法進行幹涉，迫使日本退還遼東給中國。日俄為了爭奪在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地區的利益，遂在一九〇四年爆發了日俄戰爭。戰爭結果俄國戰敗，與日本簽訂了《樸茨茅斯條約》，將沙俄在中國東北地區的部分利益轉讓給了日本，其中主要有對旅順、大連的租借權，以及長春至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財產和煤礦的所有權等。而清廷也被迫與日本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承認日本繼承沙俄在中國東北的權利。自此，日軍開始在東北地區駐軍，大量日本人移民東北，開始長遠的殖民計劃。
對於日本的侵華野心，中國曆屆政府並不是不知道，但因為政治腐敗，經濟落後，兩國軍力懸殊，一直以來都對日本的侵略抱持得過且過的忍讓態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當時統治東北的張學良也因為有得過且過的想法，下令不抵抗，結果使日軍順利地在一月之內便占領了整個東北。此後日方又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河北、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企圖逐步蠶食中國。
“盧溝橋事變”開始時，當時華北軍政領導人宋哲元等人也有繼續忍讓保持和平的想法。但是，蔣介石委員長看到繼續不抵抗的結果將是中國全麵的淪亡。他不僅看清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采取逐步蠶食的“溫水煮青蛙”策略的危險性，他還看到這次日軍在盧溝橋挑起戰事，其背景與“九·一八”時已有所不同。一九三六年日本國內發生了血腥的“二·二六事件”，一批“皇道”派軍人發動兵變殺害了好幾名“統製派”政府高官。“二·二六事件”的直接後果，是日本陸軍中主張攻俄的“皇道派”勢力大減，主張侵華的“統製派”勢力大張。而日本陸軍一直是能左右日本國策的強大力量。也就是說，日本侵略中國的目標更明確了。所以，“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全麵侵華的信號。在這種形勢下再不抵抗，無異於自甘亡國。此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蔣介石威信不損反高，許多以前反蔣的軍閥也紛紛表態支持蔣，尤其蔣在事變中已經承諾“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而中共也表示願服從蔣介石領導團結抗日，在這樣的情勢下，似乎全國團結抗日的形勢已經形成。因此，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他說：“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但是，“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麽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三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嚐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 蔣委員長又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 “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隻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這樣的宣告是何等的悲壯！何等的懇切！古人曰：“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即此之謂。
我認為：蔣介石果斷決定實行全國全麵抗戰，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這不但需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正義感，需要有堅強的、百折不撓的鬥誌，還需要有仔細、敏銳的國際形勢的觀察力。他的《抗戰宣言》就是在正確評估了民心，正確評估了敵我雙方的優勢劣勢以後做出的正確決策。尤其他的《抗戰宣言》，一洗中國政府自甲午戰敗後一貫萎蕤退縮、逆來順受的陳腐軟弱形象，代表中華民族向全世界發出了不甘屈服的心聲。
（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行不通。
在全麵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的策略是“先安內，後攘外”，就是先解決中共內亂問題和軍閥割據問題，然後統一全國力量全力對抗日本的侵略。這個策略對不對？應該說理論上是對的，因為不先解決內部的叛亂，不先解決心腹大患，便很難集中力量對付外敵；然而這個策略很難實行。原因有二：
第一：外敵入侵，國難當頭，政府鬥爭矛頭不對外而對內，很難得到全國一致的支持。因為中國人傳統的認識是“兄弟鬩於牆而禦於外”。在一般人的心裏，國民黨、共產黨都是中國人，是兄弟，即使有矛盾，在外敵入侵形勢下就應放棄矛盾，一致對外。中共當時的宣傳就是這樣說的。當然，蔣介石是知道這個所謂的“兄弟”並非一般的兄弟可比，也非一般的中國人了。因為他們是一群認為階級利益高於民族利益的人，是一批認蘇聯為“祖國”的叛國賊，是要消滅中國幾千年文化的大禍害。這是蔣介石推行“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的原因。但是，當時一般的老百姓還認識不到共產黨的本質；國民黨政府的文宣工作也不行，他們無法做到將這個利害關係向全國民眾說清楚，並讓全國民眾接受。我觀當時國民黨的宣傳，基本上還是傳統的“官”與“匪”鬥爭的那一套。這遠不及共產黨的“階級鬥爭”學說更能打動人心。而所謂“官”與“匪”的分野在一般老百姓心中也一直是不甚分明的：有句俗語叫“官逼民反”，在一般人心目中做“匪”的大多是被官逼得去做匪的老百姓；但“匪”隻要接受了官府的招安，“匪”也就不再是“匪”了，甚至還可當官。如“梁山泊好漢”受招安故事就是一個民眾熟知的例子。所以，當中共高叫“國共合作，共同對敵”，“槍口向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時，國民政府若堅持不肯“招安”，就反顯得政府沒有道理。這是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政策行不通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國民政府政令不能統一。雖然，中華民國自一九二八年底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東北易幟，名義上全國已統一。但實際上各地軍閥仍是各自為政，中央政令不出江浙一帶。以“九·一八事變”為例，當時東北軍隻聽張學良命令而不會聽蔣介石之令。東北不抵抗是張學良不肯抵抗，這是張學良後來自己也承認了的。國民黨中央政府要各地剿共，但各地軍閥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對剿共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們覺得“狡兔死，走狗烹”，留著“狡兔”可以用來牽製、削弱國民黨中央勢力，這樣他們就可以長期擁兵自重，割據下去。這從毛澤東發表於一九二八年十月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一文也可看出。紅軍在“長征” 過程中不乏地方軍閥故意放紅軍逃生和暗中支持紅軍的例子；紅軍逃竄到陝北以後數十萬國民政府軍將陝北團團圍住，卻長久未能將紅軍徹底消滅，反而發生“西安事變”；“七·七事變”後蔣介石派兵增援華北，被宋哲元拒絕。以上種種都明白反映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所謂的國民黨政府軍，究竟有多少與中央是同心同德的。事實上，自國民黨執政以來，從未真正有效對全國實行過統治。
人民不理解，各地軍閥多有異心，試問“先安內”如何能成？
（三）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堅持了八年抗戰不容易。
抗戰爆發時，中國的國力、軍力遠不及日本。據一九三七年時的數據：日本年工業產值六十億美元；中國隻有十三點六億美元。日本鋼鐵年產量五百八十萬噸；中國隻有四萬噸。煤炭日本年產五千零七十萬噸；中國二千八百萬噸。日本年產飛機一千五百八十架，大炮七百四十四門，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戰艦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二噸；中國全部不能自產。
戰爭初期，日本海陸空軍有各型飛機二千七百架；中國隻有六百多架，而且因為缺乏零件緣故能投入戰鬥的僅有二百二十三架。日本海軍有各型艦艇二百八十五艘，總噸位超過一百一十五萬噸；而中國海軍僅有六十六艘艦艇，總噸位五萬七千六百零八噸，隻有日本的百分之五。
抗戰初期，中國軍隊總兵力有二百萬人，編一百八十二個師，但裝備落後，官兵素質很差，且軍令不能統一。日本陸軍隻有十七個常備師團和四個混成旅團、四個騎兵旅團、五個野戰重炮兵旅團、三個戰車聯隊（包括坦克、裝甲車）、十六個飛行聯隊等，共三十八萬人左右。日軍數量雖然比中國少，但武器裝備精良，士兵訓練有素，戰鬥力極強。而且日本實行的是征兵製度，凡年滿十七歲至四十歲的男子都必須服役，如果將後備役兵全部動員，可達一千萬人。所以戰爭一旦開打，中國軍隊並不占優勢。
以上這些都是客觀事實。因此當時國民黨政府中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實力遠不如日本，這仗不能打，打也打不贏，徒增犧牲而已。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國家決策者，究竟是繼續忍讓還是明知在勝算不大的時候選擇反抗，這是擺在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諸多領導人麵前最難以決斷的難題。因為一旦抗戰失敗，國家、以及他們個人，將會麵臨怎樣的後果誰也不能不考慮、不擔心。然而，在明顯的弱勢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能在“七·七事變”後短短幾天內即下定決心發動全麵抗戰，這是八年抗戰中第一個不容易。
抗戰初期，就總的國際形勢看，中國除了從蘇聯那裏還能得到少量的援助，在國際上幾乎孤立無援。至於後來美國對日宣戰，那是因為日本自己犯了錯誤攻擊了美國的緣故，而且“珍珠港事件”是在“七·七事變”後五年多才發生的，當時誰也料不到五年後會發生這樣的事。所以，蔣介石在那種情況下以“臨到最後關頭，便隻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隻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勇氣，領導中國人民孤軍奮戰，屢敗屢戰，堅持抗戰到底，這是第二個不容易。
抗戰開始後，中國軍隊幾乎是在以血肉之軀抵擋敵軍的槍炮，傷亡極大。據說汪精衛就是看到戰場的慘況，又認為以中國當時的條件不可能戰勝日本，才動搖了抗戰信心，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離開重慶，最後去了南京成立了偽政府。汪精衛從國民黨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是中央最高層領導人之一。抗戰初期他擔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因此汪精衛的降日對國民黨堅持抗戰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打擊和考驗。而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堅不動搖，堅持抗戰到底。這是蔣介石作為國家領導人第三個不容易的地方。
可以說，沒有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堅定的抗戰意誌，就不會有八年的抗戰和最後的勝利。蔣介石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人民寧死不屈的骨氣，無愧是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可惜，因為抗戰後國共內戰的失敗，蔣介石在中國大陸至今沒有獲得應得的名譽和曆史地位。司馬遷留下的“不以成敗論英雄”的曆史觀後來被人漸漸弄丟了，變成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曆史觀。更有一批人為了一己私利，故意隱瞞蔣介石的曆史功績，故意抹黑他的形象，誤導國人。這些都是中華文化之恥。
（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是促成所謂“國共合作”全麵抗戰的重要轉捩點。中共因此盛讚張學良的功勞。我認為張學良之所以會發動“西安事變”，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因為他在“九·一八”時不抵抗、不作為，結果丟了東北，丟了老家，心中難免悔恨而思有所補救；但又因年少氣盛、頭腦簡單，行事難免走極端，於是弄出了個“兵諫”。二是長期受中共蠱惑，以為團結中共一起抗日是正確的方針，結果上了當。由於“西安事變”引起的結果對中國政治、曆史影響深重，因此從事變發生的第一天起，張學良是曆史的功臣乎、仰罪人乎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現在幾十年過去了，“西安事變”的後果基本上都一一顯現得很清楚了，所以功臣、罪人也可以下定論了。
以我看，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的“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一時還不會停止。在這種情況下，“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蔣介石是否會決定立即發起全國全麵抗戰，不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從這一點看，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對促成全國抗戰似乎是有功的。但是，“西安事變”實際的後果是非常不好的。
第一，事變本身對蔣介石生命造成極大危險。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因為逃跑，黑暗中跳牆跌傷腰部。設若蔣在逃跑時因天黑不幸從山上摔下來摔死，又或捉拿蔣介石的人中有人亂中開槍打死蔣，這種事誰也不能保證必定不會發生。當時隨蔣來西安的國民政府高官和重要將領有數十人被扣押在西京招待所，就受到楊虎城十七路軍士兵的排槍掃射，國民黨中央委員邵元衝等當即中彈斃命。楊虎臣也是策劃“西安事變”的首腦，據說蔣被抓後他竭力主張殺蔣，而張學良主張不殺。設若張不能說服楊，或楊擅殺了蔣，怎麽辦？此為“西安事變”危及蔣介石生命的第一種危險。“西安事變”由頭至尾都有中共參與、策劃。蔣介石被抓後，張學良就立即電告延安，與中共商議下一步行動。而毛澤東等中共首腦接到電報後欣喜若狂，主張一舉殺了蔣介石。由於斯大林也在第一時間得到消息，他從蘇聯本身利益考慮，認為當時中國唯有蔣介石才有團結全國、領導抗戰的威望和資格，殺了蔣介石中國群龍無首，日本將可輕易占領中國。而日本占領中國後下一步就會將侵略矛頭指向蘇聯，因此他立刻下令製止殺蔣。如果當時斯大林動作慢了一步，或毛澤東對斯大林的電報陽奉陰違，則蔣介石極有可能就此被殺了。此為“西安事變”對蔣介石生命造成的第二種危險。“西安事變”消息傳到南京後，南京政府內的親日派和主戰派蠢蠢欲動，他們企圖以營救蔣介石和嚴懲西安叛軍為名，派飛機轟炸西安，派軍隊進攻西安，置蔣介石生命安危於不顧。這個陰謀在宋美齡、宋子文激烈反對下才未得逞。宋美齡先請澳大利亞友人瑞納飛西安探聽張學良態度，然後親飛西安與張學良談判並接蔣介石回南京，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否則，一旦飛機轟炸西安，中央軍與東北軍、西北軍開戰，混亂中蔣介石隨時有被炸死或被殺死的可能。這是“西安事變”中蔣介石麵臨的第三種生命危險。而一旦蔣介石真的在“西安事變”中喪了命，不要說今後會不會有八年抗戰，當時就會爆發內戰。屆時各地軍隊或割據自保、或彼此混戰，日本軍隊可兵不血刃占領全中國。
第二，張學良發動事變的初衷是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其實是中共提出的口號。從後來的事實看，中共表麵上喊“合作抗日”，實際並沒有真的向國民政府交心，服從國民政府的領導和指揮；也沒有真的抗日，他們不過是要通過此舉來解除國民政府軍對中共紅軍的圍剿，獲得死裏逃生的機會。自始至終，中共始終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視為真正的、唯一的敵人。即使在抗戰時期也是這樣。八路軍、新四軍對打日本人不感興趣，卻專打國民政府軍。所以在這點上張學良是上了中共的當。
第三，“西安事變”不僅使中共逃過被徹底消滅的危機，還使中共在抗戰中獲得發展壯大的大好機會。他們以抗戰為名肆意擴張一黨所有的軍隊，開辟一黨所有、獨立於國民政府外的“抗日根據地”，由此奠定了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爭奪全大陸政權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基礎。而中共執政後以“階級鬥爭”血腥暴戾手段統治中國，使數以億計人民陷於中共獨裁統治之下，至今不能解脫，則張學良的罪過就更大了。雖然，大陸淪入中共之手並非“西安事變”直接的後果，大陸人民受中共迫害也非張學良的意願，但沒有“西安事變”，中共大概率地不會有後來的境遇和發展，能否在抗戰結束後四年就能奪取全大陸政權更是難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個間接的罪責張學良無論如何是逃不了的。
第四，張學良作為一個帶兵將領，因為與國家統帥的政見不同，就敢悍然發動所謂的“兵諫”，置國家首腦的生命安危於不顧，置國家的前途於不顧，如此魯莽滅裂的行為，與“愛國”兩字根本背道而馳。若帶兵的將領個個如此，甚至還被捧為“英雄”，是非黑白顛倒，則國將不國，還談何抗日！
所以，盡管中共一直鼓吹張學良是曆史功臣，我卻始終認為他是曆史的罪人。
（五）抗戰發生前的形勢，日本軍力、國力、科技等方麵都比中國強；但是，日本比中國幅員小，人口比中國少，各種戰略資源比中國少。所以早在一九三七年夏，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軍事家蔣百裏就在他的《國防論》中提出了“持久戰”的觀點，指出中國的抗戰要堅持全民抗戰，以空間換時間，等待時局的轉變。他強調“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堅持到底就是勝利。毛澤東也有《論持久戰》，發表於一九三八年五月，時間上晚了一年。現在有人爭論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思路是否來自蔣百裏，我認為爭論這個發明權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看清，在抗戰中國民黨和共產黨表麵上實行的都是“持久戰”策略，但實質上這兩個黨實踐這個策略的目的和做法都是不同的。簡言之，一個是真抗日、真持久戰；一個是假抗日、假持久戰。
國民政府在蔣介石領導下實行的是真正的對日寇的持久戰。國民黨政府軍在八年抗戰中先後發動了二十二次大會戰役（指雙方投入兵力十萬人以上的戰役），一千一百多次大戰役（雙方投入兵力數萬至十萬）和三萬八千九百多次小型戰役（雙方投入兵力數千至一萬），其餘小規模的戰鬥不計其數。發動這麽多戰役，目的就是利用中國人多地廣的優點，不停地纏鬥日本小鬼子，在持久戰中削弱敵人、進而打敗敵人。從這二十二次大戰役起迄的時間看，從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淞滬會戰到一九四五年四至六月的湘西會戰，國民政府軍對日軍的大規模作戰從未停止過。為此，國民革命軍不惜作出了傷亡三百二十二萬多人的巨大犧牲，斃傷了日軍八十五萬九千多人，嚴重地打擊了日軍的侵略凶焰，最後終於堅持到了抗戰的勝利。因為國民政府是真抗日，國民政府軍與日軍進行的是實打實的戰場較量，所以國民政府軍在戰場上犧牲的將級以上軍官就有二百多位。
但是，中共的持久戰不是持久地對日作戰，而是持久地利用抗戰形勢發展中共一黨所有的軍隊，擴展一黨所有的根據地。在八年抗戰中，中共持久地堅持一個目標，就是積聚自己力量，找一切機會削弱國民政府的力量，準備在條件成熟時打倒國民政府，奪取全國政權。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的洛川會議上就說得很明白。他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占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占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他還規定中共在抗戰中的策略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而這“一分抗日”也並不是真的上戰場與敵軍作殊死搏鬥，而是避重就輕，躲到敵後交通不便的地方去發展“根據地”，去進行所謂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
毛澤東的“洛川講話”和“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方針，是他對中共和八路軍、新四軍內部的指示，中共在公開場合從未承認過，並反說這是敵人的造謠。但是，我查閱過由逄先知主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其中記錄的、在抗戰八年中由毛澤東、或以毛澤東和朱德兩人名義、或以八路軍總部名義發出的所有有關電報，其精神與這個“洛川講話”和“七、二、一”的方針是完全吻合的。另外，當時參加了“洛川會議”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這次“洛川會議”的記載，其中張聞天、毛澤東的講話與現在流傳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內容也是一致的。還有，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至四五年十一月間，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和蘇聯塔斯社軍事特派員身份派駐延安中共總部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他在日記中記錄的、他觀察到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及基層軍隊對抗戰的態度等種種反應，也都符合這個方針。所以，中共的否認不僅顯得心虛，而且是徒勞的。
在整個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除了在抗戰初期紅軍剛接受國民政府軍改編時，林彪所率的第115師在閻錫山第二戰區指揮下參與平型關戰役，打了一個伏擊戰取得勝利，以及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四一年一月期間，由朱德、彭德懷發動的、為反擊日軍“掃蕩”而進行的各零星小戰鬥，卻被故意誇大了規模的所謂“百團大戰”的這兩次戰爭，其餘時間八路軍均遵照毛澤東的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指示，躲到戰線後方日軍輕易不到的偏僻山區去，對日軍實行“遊而不擊”的“捉迷藏”遊戲；同時在日軍統治力量不及的真空地帶，持久地發展中共一黨所有的軍隊和根據地。至於新四軍更是不像話，自成立以後基本上忙的就是收編土匪，攻擊和吞併國民黨小股地方武裝，開辟所謂的根據地；此外就是專找國民黨部隊搞“摩擦”。他們甚至將從國民黨部隊手裏奪來的城池故意放棄讓日本人占領。中共是這樣的抗戰法，所以到抗戰後期，中共軍隊人數從抗戰初期區區三四萬人迅速發展到了抗戰後期的一百三十萬；根據地從原來的陝北一個，發展到全國十多省十四個大型根據地。也就是說，中共是利用國民政府軍和日軍鏖戰而無暇顧及他們的機會，發展壯大起來的。因為中共是假抗日，所以中共軍隊在抗戰中損失很少，將級軍官死在戰場的隻有一位，即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而這一位死在戰場的左權將軍其實也不是在主動攻擊日本人時犧牲的，他是在逃避日軍的掃蕩時被日軍的炮彈打死的。至於另一位也死在抗戰時期的新四軍四師師長彭雪楓，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八月攻打忠於國民政府的地方民團時被背後飛來的流彈打死的，很可能是死於“自己人”之手，與“抗日”兩字根本不搭界。
中共後來宣揚他們的抗日戰績，說他們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打了多少多少仗，消滅了多少多少日軍，這些數字最初是怎樣來的呢？如果你讀過由中共出版的《彭德懷傳》可能就會明白。這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前幾天，時任八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為應付記者團臨時炮製出來的。這些數字不是杜撰的就是誇大了的。如若不信，可以叫中共把這些戰鬥的時間、地點、參戰人數、斃傷日軍人數等等詳細資料公布出來，包括它大力宣傳的“地道戰”、“地雷戰”的戰績，看它拿得出拿不出。所以，在抗戰中真正實行持久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是國民政府軍，真正為中國各族人民立下大功的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這個真相，現在是到了應該澄清的時候了。
（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前二天，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講話。在講話中他提出一個問題：“抗戰勝利的果實應該屬誰”？然後他攻擊蔣介石是“摘桃派”，蹲在峨眉山上一擔水也不澆，現在桃子成熟了就想下山來摘桃。他又說：“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最有權利摘的應該是我們。”這當然是無恥得再也不能無恥的謊言！前麵我所述的事實已能證明：沒有國民政府軍隊前仆後繼的八年抗戰，沒有蔣介石堅定的抗戰決心，中國是贏不來抗戰勝利的。因此相比中共，這勝利的“桃子”理應是由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來摘的。
不過，毛澤東既然提出了“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這個概念，那麽從“人民”（不是從“解放區人民”）這個角度去看問題，我覺得毛澤東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的。所以，抗戰勝利這個果實應該歸誰，我認為第一毫無疑問地應歸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歸在抗戰中做出犧牲、遭受了各種苦難的人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雖領導抗戰有功，但真正的功勞是由無數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澆鑄成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事例可講，但我想隻要引用《陳誠回憶錄》（台灣國史館2005年出版）中關於壯丁、即國民政府軍兵源的一些片段就夠了。據陳誠說：一九四一年七月，時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的蔣夢麟呈給蔣介石一份視察報告，蔣夢麟在報告中這樣說：
夢麟此次視察黔，桂，湘紅十字會醫務工作，道經貴陽至獨山，計程二百三十公裏。再自貴陽至鉦遠，公路二百六十三公裏，均東來壯丁必經之道。沿途所見落伍壯丁，骨瘦如柴，或臥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狀若行屍，躑躅山道，或倒斃路旁，任犬大嚼。所見所聞，若隱蔽而不言，實有負鈞座之知遇。謹舉例上瀆，幸賜垂鑒：
1，落伍壯丁手持竹杖，發長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東行，蓋其心必念家鄉也，沿途所見者十餘人。
2，在馬場坪見一落伍壯丁，年約二十左右，病臥街旁。詢之，則以手畫地作“吾傷風”三字。問其自何來？曰“宣化”。繼曰：“頭痛眼花看不見。”遂囑同行醫生以藥物治之，並予以法幣十元。翌晨見其已能起立。同地又見落伍壯丁倒臥街旁，以電棒照之，但略舉目，已不能言語，翌晨死矣。
3，在離龍裏縣城一華裏公路旁，午前十時左右，見一大黃狗正對一死壯丁左臂大嚼。
4，渝築路上桐梓縣在寓所後麵院子裏，見壯丁百數十人正在訓練中，麵黃饑瘦，食時，見隻給飯兩中碗。旁觀有一中央軍校畢業之李上校歎曰：“天哪！ 這種兵怎麽打仗？ 唉！辦兵役的人啊！”
5，據黃平縣長雲：“有一湘人挑布擔過重安江時，遇解送壯丁隊，被執，堅拒不肯去，被毆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鄉人恐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蘇，送縣署，詢之，得知其實。”
6，黃平縣長檢得道旁臥病壯丁七人，送醫院治之，死其六。其餘一人病愈逸去。
7，據馬場坪醫生雲：“有湘人十餘人，挑布擔迤邐而行，近貴定縣，遇解送隊，數人被執，餘者逃入縣城報告。適一卡車至，持槍者擁湘人上車，向貴陽行駛。湘人賂之，被釋。方下車時，以槍擊斃之曰：彼輩乃逃兵也。”
8，據鉦遠紅十字分會長雲：“分會有掩埋隊，見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將死而擊斃者。”
9，韶關解來壯丁三百，至築隻剩二十七人。江西來一千八百人，至築隻剩一百五十餘人，而此百餘人中合格者僅及百分之二十。龍潭區來一千人，至築僅餘一百餘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級文武官吏，醫生，教員，所言大致相同。
10，戰事起後數年中，據紅十字會醫生經驗：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隻四分之一，是為百分之二十五。以詢之統兵大員，鹹謂大致如是。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對於發生此種情況，陳誠在書中解釋說：中華民國於一九三三年公布“兵役法”，但一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開始實行。按兵役法，有所謂“三平等”的原則，即不問階級，不論貴賤，凡役齡男子，均須服兵役；而征兵數目，依各地人口多少來分配；又凡應征入伍者，當免除或緩後其勞役。但實際上，大抵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弟，可用種種方法避役，當兵的人大半是窮苦無告的農民。新兵入伍，為怕逃跑，用繩綁了，由老兵荷槍實彈押送。
又政府役使民夫，也有相關的規定。如當時的五戰區規定軍隊役使民夫以十天為期，每日給民夫九角五分，發米二十兩。但主管部門扣去一角五分，還扣去柴錢三角，每夫每日僅得五角。如此，每人服役一次，至少要賠累三十至五十元。而有的部隊竟連這五角也不給，或隻給三角或四角。征夫不到者，即加棍責，甚至有被槍斃的。五戰區兵站總監部直屬第一支部屬下的民夫，因服役而死者今年（按：一九四三年）已達千餘人。
陳誠在回憶錄中還談到軍隊腐敗情形。他說當時“假抗戰之名，為爭奪地盤擴大勢力之實者，豈但共黨為然，正自大有人在。不過條件機會各不相同，因而彼此的成就也就不得一樣罷了。說中央不能容忍異己，這是在不知內情的話。據我所知，中央為了團結，確已做到忍無可忍的地步。抗戰陣容在日寇投降以前，始終不致破裂者以此，終於使我們忍耐到勝利到來之日亦以此。容忍之義大矣！”他舉五戰區為例：“一九四二年湖北水災嚴重，中央核定湖北代五戰區購軍糧稻穀九十萬石，軍麥六十萬石，合計一百五十萬石。這個數字比五戰區要的數字少了一點，但比上年度核定的數字要多百分之五十。湖北要購齊這批糧，已是竭盡所能，置民食於不顧了。但五戰區還說不夠要在一百五十萬石外再加購四十萬石，才能解除部隊的饑荒。實際上據各方報告，五戰區人民吃的糧食好多都是軍隊賣出來的；五戰區兵站總監私存稻穀一萬六千石；五戰區一訓練機關盜賣軍糧；部隊長在各縣購置田產，隨縣一處達千餘畝；老河口一處妓女即達五千餘人。 糧食的來縱去跡，由上述五事可以得知其梗概。”那麽這個五戰區的司令長官是誰呢？從一九三八年至四四年底，一直是桂係首腦李宗仁。
從陳誠這個回憶中我們可以感性地體會到當時的政府還是那麽落後、腐敗，軍隊也是那麽落後、腐敗，整個國家的文化、製度還是那麽落後、陳腐，從而體會到蔣介石作為政府首腦領導抗戰的不易，更能體會到當時人民為抗戰作出犧牲的巨大。八年抗戰真正可用“慘烈”兩字來概括；八年抗戰中人民這條“長城”確實可說是用血肉築成的！中國的抗戰能夠堅持到最後並取得勝利，這樣的功勞，不首先歸於人民，還有誰能當此首功而不感羞愧？毛澤東說這個功勞歸於“解放區人民”，一口否定國統區人民的功勞，實質就是要把功勞歸於中共，歸於他自己。這才是真正的“貪天之功化為己有”，真正的竊國大盜！
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還說：“蘇聯的參戰，決定了日本的投降”。這又是明目張膽的歪曲事實。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日本天皇在八月九日的禦前會議上就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十日清晨即將投降決定照會中立國瑞士、瑞典，並經兩國轉告美、英、中、蘇四國。此時蘇聯紅軍離日本遠的有二千多公裏，近的也有近千公裏，中間還隔著一個日本海和整個朝鮮半島，日本能因蘇聯出兵而投降嗎？這不是笑話！事實是美日經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中途島戰役，日本軍隊的整體戰力就每況愈下。美軍逐步肅清了日軍在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後，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開始對日本本土進行攻擊。美軍發動了一百多次空襲，包括五次大轟炸，對日本本土尤其是東京造成極大破壞。然而日本仍負隅頑抗不肯投降。美國為了震懾日本好戰軍閥，盡快結束戰爭，也為了減少美軍登陸日本本土時的傷亡，於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分別在日本的廣島市和長崎市投下兩顆原子彈，造成廣島市九至十六萬人死亡，長崎六至八萬人死亡。原子彈這種新型武器空前巨大的殺傷力，使日本天皇意識到再頑抗下去隻是徒增日本人民的死亡，甚至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這才促使天皇在九日當天就決定投降，並在十五日正式下令全國無條件投降。天皇在《終戰詔書》中說：“交戰已閱四歲，不拘於朕陸海將兵之勇戰、朕百僚有司之勵精、朕一億眾庶之奉公，各盡最善，戰局未必好轉，世界大勢亦不我利。加之敵新使用殘虐爆彈，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真至不可測。而尚繼續交戰，終不僅招來我民族之滅亡，延而可破卻人類文明。如斯，朕何以保億兆赤子，謝皇祖皇宗之神靈哉？是朕所以使帝國政府應於共同宣言也。”這《詔書》中所言“交戰已閱四歲”，指的是與美國交戰已經四年；而所言“敵新使用殘虐爆彈”，即是指原子彈。所以天皇的《詔書》就已經明白告示天下，決定日本投降的不是蘇聯而是美國；不是蘇聯紅軍而是美國的原子彈。蘇聯參戰不過是趁火打劫來中國東北大撈一把好處而已。
對於抗戰勝利，我以為有一點我們中國人必須明白：中國堅持八年抗戰是十分了不起的壯舉。中國抗戰給了日本沉重的打擊，拖住了日軍大量軍隊，嚴重地削弱了日軍的戰力，這些也都是事實。但是，日本戰敗主要不是中國打敗的，是美國打敗的。若不是日本自己犯錯誤，采取了與美國為敵的政策，主動攻擊珍珠港引發了太平洋戰爭，中國再過若幹年也是打不過日本的。因此過分誇大中國抗戰對打敗日本的作用，就不能正確評估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作用，正確評估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容易導致“厲害了我的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盲目極端的民族主義。這對於中國腳踏實地地崛起，沒有半點好處。至於有人貪天之功，把自己說成抗戰的“中流砥柱”，那更是無恥的無稽之談！
2020年7月7-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