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毛澤東究竟對什麽感到不安
黨史博覽 2023/12/16 07:32來自河南
文/黃瑤
1974年1月，清華大學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武漢給江青寫了一封長信。這封長信以其內容的非同尋常、遭遇的非同尋常和披露時間的非同尋常而長時間為人們所關注。解讀者蜂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不避淺陋，也來發表一點拙見。切入點就是毛澤東看了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後，究竟對林彪所講的什麽內容感到不安。
毛澤東給江青信的書寫和披露過程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對此信的書寫和披露過程做一簡單回顧。
此信首次披露是在1972年5月，作為絕密的“批林整風”匯報會議的文件之五印發。
對此信的書寫情況，1972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主席寫這封信是在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周恩來看到的是抄件，原件已經送給在上海的收信人江青了。
關於此信原件的下落，戚本禹回憶說：
主席在滴水洞寫給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燒掉的。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時叫總理交給江青的，總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來了。後來陶鑄也抄了一份，可能是從王任重那裏轉抄的。總理的軍事秘書周家鼎告訴我，他親眼看見總理親手用行書抄了一份。1971年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這封信就是根據總理的抄件來的。當時是總理拿著主席那封信去大連給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見。信回到了江青那裏，我是在江青那裏看到她捧著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念了一遍給我們聽。後來葉群找江青說，我們那位對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後被人利用來攻擊他。江青就請示了主席，主席說，那就把信交給葉群，放在他們那裏好了。可是葉群還是不放心，因為放在他們那裏，他們也不好隨便處理。江青再請示主席，主席說，那就燒了吧。於是江青就把葉群叫來，當著她的麵，叫我和衛士大孫把信拿到窗外花壇上去燒掉的。江青和葉群她們就站在窗前看著我們燒。燒的時候我心裏很舍不得，但要執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燒。
江青和周恩來對毛澤東信不同的解讀
交代完毛澤東書寫此信的背景，現在可以進入正題了。先引用兩段原信：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指毛澤東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讀了毛澤東信中的這兩段文字，人們可能會提出一個問題：毛澤東究竟對林彪的哪些提法感到不安？他是在說林彪那樣講政變“過去還沒有過”之後緊接著表明自己的不安的，似乎是對林彪那樣講政變感到不安。但是後麵並沒有說對林彪那樣講政變如何、為何不安，卻轉而說對林彪的“吹”感到不安。那究竟是對林彪那樣講政變感到不安，還是對林彪的“吹”感到不安呢？
對此，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解讀。
先說在1966年毛澤東寫完這封信之後，當時隻有周恩來、王任重等極少數人看過此信，他們當時對此信是如何解讀的呢？
1966年7月13日，王任重在日記中記載：“11日總理來，下午到主席處談了三個小時。主席寫給江青的一封信，不讚成過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不讚成最高最活、當代頂峰的說法，這是強加於我，逼上梁山又強加於人。”
周恩來如何解讀，那就要看他到大連向林彪轉達毛澤東的什麽意見。對此，毛澤東在1971年10月4日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什麽四個偉大，討嫌！頂峰問題，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給林彪打過招呼，他不聽，還是那麽寫。”毛澤東所說的“給林彪打過招呼”即指周恩來的大連之行。
但是，在1972年5月此信公布後，江青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卻做了不同的解讀。她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說：“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給我的信。當我讀到：‘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我當時雖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誰，但是我感覺到事關重大，心情沉重。”
江青在引用了“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後，說自己讀了後“感覺到事關重大，心情沉重”來突出表明毛澤東是對林彪那樣講政變感到不安。
那使毛澤東感到不安的，究竟是林彪講政變，還是林彪的“吹”呢？
毛澤東是對可能發生的政變感到不安
1966年5月18日，林彪講了中國曆史上從春秋戰國時期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十幾次政變的案例，其中真真假假，什麽“熊掌難熟”“玄武之變”“燭影斧聲”“雍正改詔”，令人毛骨悚然。他講這些案例目的是為了借古喻今。他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
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係統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林彪在這裏所說的毛澤東采取的防止政變的措施都非泛泛而談，而是有明顯的針對性的。
“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當時，采取了兩項措施：一、組成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首都工作組”。1966年5月15日，周恩來遵照毛澤東保衛首都的精神，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與葉劍英聯名報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誌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裏、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
5月18日，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工作進行部隊調動事，與楊成武和北京軍區協商，並書麵報告毛澤東，提出：擬調六十三軍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駐張家口的一九三師來京擔任衛戍任務（後來，一九三師未調，改調二十四軍第七十師到北京衛戍區），衛戍區司令員由傅崇碧擔任。部隊到後，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任務重新調整。毛澤東閱後批：“照辦。”
5月26日，葉劍英主持召開“首都工作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研究和決定“首都工作組”的任務、組織、當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調兩個陸軍師加強首都衛戍力量等問題。周恩來出席了會議並講話。他說：首都衛戍工作，既要抓緊，又要走穩，要有領導、有步驟地進行，頭腦要清醒，不能急。葉劍英在會上宣布：“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由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王尚榮擔任，副主任由總參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總政副主任史進前、公安部副部長於桑擔任，工作人員從各大單位抽調，辦公地點設在三座門。從即日起開始辦公。每周至少開一次工作組成員會，聽取辦公室匯報，研究討論有關問題。二、調部隊進京，擴編北京衛戍區。
5月27日，中央軍委發布關於北京衛戍區部隊擴編的命令，自6月1日起，將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及陸軍第六十三軍第一八九師調歸北京衛戍區建製。6月15日，軍委又電令第二十四軍第七十師自7月3日起調歸北京衛戍區指揮。首都警衛師和北京公安總隊番號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警衛第一、二師，第七十、一八九師番號不變。自此，北京衛戍區共有4個師，每個師6個團，此外還有1個獨立團、1個軍樂團、1個幹部大隊，人數達10萬餘，級別為兵團級。後來，葉劍英還指示，在河北高碑店的一一二師、在天津的一九六師、在河北宣化的一九三師必要時也可由衛戍區直接調動。
“首都工作組”成立時，確定其任務是“四個保衛”，即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文化大革命”、保衛首都的安全。據曾參加“首都工作組”的張民回憶：由於當時並沒有任何“走資派”企圖搞政變，“‘首都工作組’在實際運行中，它所執行的任務，很快就發生了異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把保衛‘文化大革命’異化為‘保護老幹部’。那個時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操縱造反派打倒老幹部，而‘首都工作組’在周恩來同誌的領導下，千方百計地保護老幹部，使他們免受和少受造反派揪鬥。林彪、江青等人製造混亂，鼓動造反派大搞打、砸、搶、抄、抓，而‘首都工作組’在周恩來同誌的領導下，則是千方百計地遏製混亂，阻止造反派胡作非為。可以說，‘首都工作組’的許多舉動是與保衛‘文化大革命’的任務相違拗的”。
“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門”。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職務。事情的起因是給毛澤東的講話錄音，以保存檔案資料。這一純技術性的問題被說成是安裝竊聽器。中共中央在免去楊尚昆的職務後，調他去廣東工作，但並未說他有什麽問題。至於強加給他的若幹罪名是調離後對他“逐步升級”的產物。
“防止他們占領……電台、廣播電台”。1966年1月14日，周恩來約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和中央廣播事業局黨委書記丁萊夫談廣播電台的安全保衛問題。4月12日，周恩來視察了北京某地的電台，囑咐丁萊夫把全國的電台布局（包括中央直屬台、戰備台）分類分顏色在一張大圖上標出送來。
毛澤東在1966年特別注意防止政變，同他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有關，是這一理論推導出的結果，也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自從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以後，他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就越來越“左”。1963年5月9日，他在轉發《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的批語中提出要參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項偉大的革命運動後這樣寫道：
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誌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麽危險的情景啊！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會見越南外賓時說：“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蘇聯產生了修正主義，你們反對。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你們也要反對。”
1966年夏，毛澤東、林彪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6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由中央書記格裏巴率領的比利時共產黨中央代表團時說：“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頭腦如果不清楚，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分子就會混進工人階級的隊伍裏來；如果我們不搞‘五反’‘四清’，不搞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再過十年，在中國準要出修正主義。我看，不是十年，就是二十年，準要出來。”
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四句是：‘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
1965年1月5日，在討論製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時，毛澤東明確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8月11日，當羅瑞卿從北戴河回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林彪關於如何貫徹毛澤東誘敵深入戰略方針的指示和戰備問題時，毛澤東在插話時提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指翻案風、單幹風和黑暗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隻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
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各大區書記談話時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他此時已把黨變修、國變色看成迫在眉睫的危險，決心不顧中央在第一線工作的集體的抵製，以個人名義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來反對他主觀上錯誤認定的敵人。
196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麽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22日，他在會上說寫《海瑞罷官》的吳晗“朝裏有人”。他還說：“所謂朝裏，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大區、各省市。朝裏那樣清，我不相信。”他嚴厲地說：“出修正主義，不隻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問題）就大了。”
4月，毛澤東在審閱《五一六通知》時加寫了下麵這一段非常著名的話：“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從毛澤東的這一係列論述看，他已經鎖定了心目中的最危險的敵人，即“走資派”，尤其是掌握大權的“走資派”，其中既包括已經被打倒的彭真，也包括還沒有被點名的劉少奇等人。他把這些昔日的戰友看成敵人，並且是可能造反的敵人。防止他們造反亦即搞政變，成為他非常關注的問題。至於一般人聽了會感到毛骨悚然的那些“熊掌難熟”“玄武之變”“燭影斧聲”“雍正改詔”的故事，對於博覽群書的毛澤東來說，那算不得什麽。因此，與其說毛澤東會對林彪講政變感到不安，不如說他當時對可能發生政變感到不安。
毛澤東是對林彪的“吹”感到不安
再說“吹”。先看看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針對蘇聯當時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崇拜。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好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總要有個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麽混得下去呢？”
在談到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時，他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麽‘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隻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曆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在南方視察期間說：“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提了三個副詞（指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還需要嘛。九大後就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
毛澤東這些話概括起來說有三點：一、應該有個人崇拜，崇拜手中掌握真理的人，但不要不加分析，盲目服從。二、個人崇拜不要搞過了頭。三、但是，在兵荒馬亂的時候，搞過了頭還需要，例如需要“天才地、全麵地、創造性地”這樣過頭的話。
林彪自1959年9月出任國防部部長以來，就一直致力於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林彪發表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高舉黨的總路線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紅旗闊步前進》。“高舉”即成為他的行動綱領。1959年9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提出了學毛著是學馬列的捷徑的觀點。他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誌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捷徑。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捷徑。這並不是捧場，不是吹毛主席的。這是告訴你們一個學習的簡便的竅門。”
為了強調學毛著，林彪拿馬列著作同毛著相比較。為了突出後者，他就貶低前者。他說：“馬克思、列寧的著作那麽多，裏麵有許多人名、地名都搞不清。最好先讀毛澤東同誌的著作。讀化學並不一定找到發明化學的人，學幾何學並不一定找歐幾裏得，並不一定都要讀他們的原著。
後來的著作有些當然不及原著，但是有一些比原著還好，發展了，新的創造很多。”他在做了一番比較後得出結論說：“在最偉大的馬列主義的導師中間還是我們毛主席……”“毛澤東同誌全麵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要好好學習毛澤東同誌的著作。我們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在1960年10月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又提出，毛澤東思想“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新思想的頂峰”。
對於林彪這一種搞過了頭的個人崇拜，中共黨內曾經有兩次大的抵製。
第一次發生在1960年3月。毛澤東在天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和東北、華北一些省委領導人開會。在會議期間，又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會上，鄧小平對一些報刊把毛澤東思想宣傳庸俗化提出批評。他說：“一定要使我們的報刊宣傳不要把馬列主義這幾個字丟掉了，最近的偏向就是隻講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插話：“這就不正確了。”
鄧小平接著說：“這就不利。始終在國際上拿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這樣作戰才有利，否則庸俗化了。”周恩來說：“一個是對立起來了，還有一個庸俗起來了，什麽都說成毛澤東思想。”劉少奇說：“不能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搞成兩個東西。”彭真提出：有些文章對毛澤東的領導和集體的關係處理得不恰當。毛澤東說：“寫給中央的報告，寫成‘主席並中央’就不像樣子了。”這一次，毛澤東是站在反對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這一邊的。
第二次發生在1961年三四月間。3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央宣傳部《關於毛澤東思想和領袖革命事跡宣傳中的一些問題的檢查報告》，批評了在毛澤東思想宣傳方麵的庸俗化、簡單化傾向。
4月30日，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在中央軍委常委會討論《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草案）》時，當著林彪的麵，對這一草案全文引用林彪提出的“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提出異議，認為應當理論聯係實際，學習毛澤東思想體現的立場、觀點、方法，迫使林彪同意刪去這一段話。羅榮桓的主張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對於羅榮桓和林彪這一次思想交鋒，不知道毛澤東是否知曉，但中共中央轉發中宣部的報告，他是肯定圈閱了的。
由此可見，早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對林彪把個人崇拜搞過了頭就已經知道，並且知道他這樣做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是經不起推敲的。
但是，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不僅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而且對毛澤東評價的用詞層層加碼。他不僅說“毛主席是天才”“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而且說毛澤東的話“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比“一句頂一萬句”又提高了一個檔次。他還說：“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身體還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歲。”
林彪在對毛澤東高唱讚歌之後又鄭重發誓：“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對於林彪講的這些話，毛澤東當時處於矛盾的心態：一方麵他認為林彪的話明顯地講過了頭；另一方麵又認為要搞由他個人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林彪這些話還是有用的，既可用來震懾牛鬼蛇神，也可以抑製黨內的反對意見。但是，如果對他這樣講表示支持，將來必然會為人所詬病。
這時，要把林彪講話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此前除毛澤東的講話外，沒有其他任何個人的講話可以作為中央文件下發，林彪又開創了一個先例。中共中央在文件前麵還寫了一個指示，對這一講話給予極高評價和完全肯定。指示中說：“林彪同誌根據毛澤東同誌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嚴重事實，根據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特別是蘇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做了係統的精確的闡述。”指示中還說：“林彪同誌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在這篇講話中，他對毛澤東思想做了全麵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
毛澤東十分清楚，林彪的“吹”並不科學，但是中央起草的這份指示又不便於修改。於是，他便用給江青寫信的方式來處理這個矛盾。於是，他寫道：“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毛澤東書寫這封信就可以“立此存照”，表明他其實是不讚成林彪那樣“吹”的。但由於兵荒馬亂，就違心地同意了。他對此表示不安。這封信就是一個備忘錄。
江青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的另一段講話也證明了此說非謬。她說：“聽說主席寫了這封信後，要秘書抄了一個抄件並在抄件上做了親筆修改。在主席那裏（即白雲黃鶴之處）首先看到這封信的抄件的，是總理、王任重。總理看了這封信後，提出他去大連說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
總理勸告林彪不要再做那種提法，據說當時林彪表麵上是答應了。因此，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專門發了一個通知。現在事實證明，他實際上耍了兩麵派。最近查了一下過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這個講話，一直壓到1966年9月二十幾日才批發。”
按照江青的說法，周恩來到大連勸告林彪“不要再做那種提法”，指的就是不要那樣講政變。據江青所說，“當時林彪表麵上是答應了”。我們查查林彪後來的講話，再也沒有像《“五一八”講話》那樣講政變了，應該說是不僅答應了，也改正了。但是，江青說林彪沒有改，“實際上耍了兩麵派”。難道此後林彪又那樣講政變了嗎？沒有。如前所述，周恩來勸說林彪的是要他對毛主席的稱頌應實事求是，用語應力求科學、準確、恰當。林彪接受了批評。但是，林彪此後仍然繼續“吹”，一直“吹”到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因此江青所說林彪沒有改的不是“那樣講政變”，而是林彪的“吹”。
說毛澤東對林彪講政變感到不安是為了“批林”
最後，我們再探討一下為什麽在“批林整風”時要公布這一封信。顯然，目的是為了說明毛澤東高瞻遠矚，早在1966年7月就看出了林彪的問題。同時，也是為了“批林”。批什麽？如前所述，一個是“吹”，一個是“政變經”。
對於林彪的“吹”，從中共九大以後，毛澤東一直在降溫。特別是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了“天才論”，人們大都認識到毛澤東對林彪的“吹”早就不滿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深受“文革”之害的廣大民眾都把對“文革”的不滿發泄在了林彪身上。在批判林彪時，人們很快就想到了他的《“五一八”講話》。群眾把林彪這一講話稱為“政變經”，它很快便成為人人喊打的批判目標。
吊詭的是，在“文革”發動以前被毛澤東所擔心、被林彪指責為要發動政變的“走資派”們，盡管一些人對江青、康生之流發泄不滿，但沒有一個是反毛澤東的，沒有一個會想到搞政變，倒是指責別人要搞政變的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的的確確試圖搞武裝政變。在這一形勢下，康生、江青之流自然會想到要同林彪的“政變經”切割，於是便偷換概念，把毛澤東的不安說成是針對林彪的“政變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