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嘉慶二十五年農曆七月十八日，大清入關第五位皇帝，六十一歲嘉慶皇帝自北京出發前往熱河避暑山莊，準備進行一年一度的秋季圍獵。
當時雖然已經立秋，而天氣依然酷熱難當。原本就有些肥胖的嘉慶出現中暑態勢，太醫多方治療，病情原本有所緩解，不想嘉慶不忌口，導致在七月二十五日病情急劇惡化，以至於連個遺詔都沒有留下，就於戌時（晚上7-9時）駕崩。
由於嘉慶從臥病到死亡，隻有一天的時間，事出突然，隨駕的軍機大臣群臣毫無準備，此時山莊，亂成一鍋粥，最關鍵一點是冊立新君的詔書找不到了。太監把嘉慶皇帝的隨身物件翻了個底朝天，也是杳無蹤影。
首席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托津和次輔戴元均，戶部侍郎文孚，禦前大臣賽衝阿和索特納木多爾濟，以及兩位總管內務府大臣、宗室禧恩和世泰等人立即意識到大事不妙，經協商後，派人去乾清宮的“正大光明”牌匾後取出傳位遺詔，可在北京的孝和睿皇後派人去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找立儲的密匣，可惜，所有人裏裏外外找了很多遍，愣是沒找到。也就是說，正大光明的牌匾後麵也是空空如也。
在承德避暑山莊的重臣在得知消息之後都陷入了沉默。當時，陪伴嘉慶去避暑山莊的有皇次子旻寧和皇四子瑞親王綿忻，皇三子惇郡王在京留守，實際上有競爭力的就隻有在避暑山莊的這三個皇子，而這其中，旻寧的優勢最為突出。
每一個在座的人都明白，此時的一句話，關係到自身的一生榮辱，說得不好，擁戴錯了人，搞不好真會丟了身家性命。此時宗室禧恩先開了口，提議二阿哥繼位。
在禧恩看來，二阿哥旻寧已經三十九歲，還是嘉慶帝的原配皇後所生，在幾個皇子中最為出色，理應由他繼承皇位。禧恩的話一出口，眾多大臣齊聲表示讚同。此時孝和睿皇後也向立即向避暑山莊的大臣們發出了懿旨，意思就讓旻寧繼位。接到這樣大公無私的懿旨，旻寧激動得感激涕零，一時竟然說不出話來。孝和睿皇後的這一行為不僅免去了一場皇位的紛爭，也換來了道光皇帝的感激。其後30年間，他侍奉這位僅比自己大六歲的繼母皇太後如親生母親。
恰在此時，太監也找到了嘉慶的傳位遺詔，在金盒之內嘉慶的密詔中赫然寫著：“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綿寧”。這份詔書寫於嘉慶四年的四月初十，那時候的綿寧才隻有十七歲。
七月三十日旻寧正式登基，改元“道光”。道光登基後才知道國家衰敗到了何種程度秘密，每天軍機處與各省督撫成交上來的報告沒有一個報喜的，他實在想不明白，這個皇帝到底有什麽可爭的，此時大清國勢一天不如一天，官場“因循怠玩”的風氣有增無減，貪官汙吏遍地皆是，民間因此冤案累累、變亂迭起。
所以剛剛繼位的道光意圖重振國勢，恢複昔日康乾盛世，可讓道光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剛剛上位不到兩個月，一件大案就驚動了京城。
九月二十四日的黎明時分，京城各部衙門開門辦公。而當刑部衙門的大門也被緩緩打開之時，衙門口竟有一具男屍躺在血泊中！大約四五十歲，右手持刀，刀上有血跡，脖子上有一傷口，血液就是從這個傷口噴湧而出。左手還握著一封狀子。
大清最高司法衙門居然有人“京控”。而且還是在新君剛剛登基的時候，確實讓刑部上下吃驚不小，所謂“京控”就 相當於現在的上訪。依大清律法，刑事案件一般由縣，府一級按察使衙門三審，再報巡撫終審。最後由刑部簽字就行。終審後，如果當事人對判決結果不服，可以進京申訴。這就叫“京控”。
在道光之前，“京控”不是沒有，但沒有過特別極端的案例。現在居然用自殺這在國家最高司法機構刑部衙門大門口上訪，足以讓京師上下驚駭莫名。道光對此自然是十分震怒，但經刑部一查居然是一樁四年前的舊案。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一，安徽省寧國府涇縣的知縣清寧接到一個叫李象報案，說有人在涇縣鄉下一個叫八門口的地方發現一具死屍。
清寧馬上帶人前往現場勘查，死者是徐飛隴，仵作洪椿發現死者的傷勢都在腿部和腳部，致命傷在腰部，於是做出“死者係從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頭，造成命門筋脈斷裂而死”的結論，發現死者的李象表示，他昨夜在家裏聽到屋外有打鬥的聲音，沒敢出門，早上出門，才發現死者。
清寧是旗人出身，在沒有任何調查的情況下，於是就推斷出徐飛隴當晚是和他人發生械鬥，自己不慎從田埂摔下導致意外死亡。可死者家屬不認同“意外死亡”的結論，認為老徐是被仇家打死的，並一致認定凶手就是徐家的世仇章家人！
當時兩個家族當初爭奪一片山場的所有權，官司打了數十年，最後經官府審理，把山場判給了章家，徐家人自然不服。此後經常發生互毆，因此徐家人就認為是章家人使得壞。此人證人李象又說當晚曾看到章家人圍毆徐飛隴。章家人對此自然是矢口否認。
李象前後口供不一致，章家人又堅決不認，清寧隻好改判為“或係他處鬥毆致死，被移屍該處，詳請另緝正凶”的結案意見，上報到了寧國府。意思就是自己查不清，由上司全權處理。經寧國府和安徽巡撫衙門再次審理，維持了涇縣衙門的結案定論。
在這種情形徐家人就想到了最後——京控！
嘉慶二十三年十月，徐飛隴的長子徐榮生千裏跋涉到了京城，向都察院遞上了狀子，要求複查父親遇害一案。都察院受理了他的狀子，依慣例將此案發還給了安徽巡撫衙門，要求複查。但由於當時“京控”案件特別多，搞得各級官府對此十分抗拒，都怨聲載道。
在安徽巡撫康紹鏞看來，徐家人就是無理取鬧，就是刁民，帶著這種情緒，康紹鏞開始重審，在審理的過程中，康紹鏞又查清一個事實，徐家人給李象出了盤纏，讓他來省城作證。就此紹鏞認定這是徐家人在收買證人，企圖誣陷章家人。
所以不但沒有支持徐家人的控訴要求，反而要追查徐家人的“誣陷”之罪。徐榮生被屈打成招，隻好認罪畫押。這一下，徐家決定第二次“京控”！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徐榮生的弟弟徐芝生再次跑到北京，向刑部衙門告狀，要求複查此案。
刑部又將案子發回安徽省重審。此時的安徽巡撫已經是吳邦慶，吳邦慶由於剛剛上任，對此一無所知，因此指令由安慶知府申瑤和鳳穎同知陳斌主持重審。可是申瑤與陳斌本來就是上次審判的官員，複審又怎麽可能自己打自己的臉，自然是維持原判，徐芝生在重刑之下也隻好認罪畫押，不僅如此，還增加一項罪名就是罪名徐家人自己打死了徐飛隴，來誣陷章家。
徐家人聽到這個噩耗，自然得拚死一搏，立即派族人徐玉麟前往京城刑部衙門進行第三次“京控”，同時徐家全體族人在家裏壘起工事，準備好刀槍火銃，如果官府前來抓人，他們就要“暴力抗法”。
事情到這一步，徐玉麟深知，如果這次“京控”再被發回重審，官府必然前來拿人，屆時徐家就是萬劫不複，就是滅族的結局！自己唯有把事情鬧到最大，才有可能引起皇帝的注意，就這樣，徐玉麟最終選擇了在刑部衙門大門前自殺的極端方式，進行第三次“京控”！徐玉麟的悲壯之舉終於引發了道光皇帝的重視。
於是道光下旨，由兩江總督孫玉庭進行複審，為公平起見，所有安徽省的涉案官員不得參與複審工作。
孫玉庭於是調集江蘇省官員中選拔了一批辦案人員組成專案組。既然是重審，那隻能是從頭開始，在涇縣對徐飛隴的遺體進行開棺驗屍。此時徐飛隴的屍體早已腐爛，但主持驗屍的仵作經驗豐富，從死者的骨頭上分析出了真正的死因——
“死者脊椎骨上並無致命傷，隻有被帶鐵齒的硬物擊打過的痕跡，而喉骨呈現出淡紅色，這符合窒息死亡的特點”。
這就意味著，原先仵作作出的“從田埂上摔下，腰部磕到石頭造成命門筋脈斷裂而死”的結論完全錯誤！仵作推斷，死者應該是被人用硬物擊打，臉部朝下掉入了溝渠，又被人摁住身體，無法抬頭，最終窒息而死。
孫玉庭得到最新驗屍結果後，立刻下令在案發地附近方圓三裏之內尋找符合凶器特征的器具。最後發現離案發地最近的證人李象家就有一具帶有鐵齒的磨楪非常符合。恰在此時，消息傳來，證人李象跑路，孫玉庭立即意識到，李象具有重大作案嫌疑，於是下令全省通緝。不久之後。李象在江山縣落網。在證據和各種刑具麵前，李象將整個事情的前因後果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
時間回到嘉慶二十一年的二十三日晚，李象正在家磨豆腐，聽到牆外有人走過，他湊過去一看，發現一人行蹤詭秘。李象以為此人要入家行竊，於是順手抄起了身邊的磨楪，衝出家門，在那個“賊”的背後狠狠打了一下。
那個“賊”大叫一聲，一下撲倒在田埂下。李象此時定睛一看，此人是鄰村的徐飛隴。此人絕不可能是“賊”。按照大清律，誤傷人命是要絞立決的。李象害怕了，跑回家中裝作什麽事都沒有發生。第二天早上又裝作“偶然發現屍體”，跑去報官。
至於李象改口供，是因為衙役舒元看到徐家人懷疑章家人是凶手，於是私下找到章家人，讓他們出點兒銀子，自己保證幫他們“擺平”徐家人。而章家人拒絕了舒元的敲詐。於是舒元又私下找到報案人李象，讓他一口咬定當晚看到了章家人圍毆徐飛隴。李象不敢拒絕？就按衙役的要求改了口供。
真相終於大白了，可是如何量刑卻成了難題。本來按律，李象誤傷人命，應處絞立決。但此時已經進入了“道光元年”的正月，新皇改元，大赦天下，除了謀反篡逆以及弑父弑母等重罪外，其餘罪行都可以赦免或者減等處罰。孫玉庭隻能上奏請求“聖裁”。
旻寧看了材料，對此案中各級官府的敷衍塞責、因循怠玩的風氣感到氣憤。也想借機敲打一下這些混賬官員。不要以為新君登基就可以推諉。
正月十六日，旻寧下達了對本案所有涉案人員的處理決定：
首犯李象，誤傷人命在前、作偽證擾亂司法在後，罪不容赦，絞立決；
衙役舒元訛詐他人，肆意妄為，罪不容赦，絞立決；
安慶知府申瑤和鳳穎同知陳斌，革職，充軍伊犁；
原仵作洪椿，充軍烏魯木齊；
涇縣知縣清寧，革職，充軍黑龍江；
安徽兩任巡撫康紹鏞和吳邦慶，交部嚴加議處。
旻寧用他認為的最大決心，要向天下人證明，他這個新皇帝一定將勵精圖治，重新將大清帶上強盛的軌道。可惜後來結果證明，他還不如嘉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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