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鵬堅在任上作了不少實事。
才開完一大的民進黨在台北舉行群眾晚會慶祝。當事人之一的丘萬興回憶說：
“十一月十日，金華國中‘新黨之夜’當天在大操場留下大片垃圾，新上任的黨主席江鵬堅持認為這樣不行，他說新成立的民進黨，應該要給台灣人民不一樣的新觀感。深夜一點以後，我們陪著創黨主席江鵬堅、中評會主任委員郭吉仁與陳菊、李勝雄等人，回到現場將垃圾撿幹淨，這就是創黨主席的第一項任務。”
龍應台在她的“台灣是誰的家？”一文中說：“我隻知道，父母千方百計地把幼兒稚女送出國讀書，表示對我們的教育製度沒有信心。有錢人把產業化整為零地存到國外銀行，表示對我們的金融製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員與大學主管珍惜綠卡，每年氣喘喘地來回，表示對我們的政治前途沒有信心。反對人士必須躲在外國的羽翼下才敢發言批評，表示對我們的民主憲政沒有信心。而年輕人覺得這片土地已經糟到不適於傳宗接代的地步—這不是缺乏信心，這是絕望。”
兩禁開放前，獨裁之下的台灣，盡管有了經濟上的起飛，但是社會大眾對國家仍然沒有主人翁的感覺，對社會沒有責任意識，對亂扔垃圾很坦然。江鵬堅在一大的當夜帶人撿垃圾，就是對當家做主、對社會責任的一種宣示。民進黨出身卑微，從撿垃圾幹起。民進黨在發表聲明：這社會，我有份。
由傅正起草的民進黨的“創黨宣言”在建黨當時沒有發表，傅正的解釋是“時間倉卒，未及提出”。宣言的全文如下：
“高舉黨外的民主旗幟前進
近代人類曆史早就證明：民主是曆史的洪流，是誰也擋不住的，任何反民主的力量，都不過是一股小小的逆流，終必為民主的洪流所淹沒。
很不幸，國民黨自執政以來，始終企圖抵擋這種曆史洪流，無意真正實行民主。更不幸的是，國民黨在大陸慘敗以後，竟不知道以真民主來收拾人心，補過贖罪，反而在權力失落恐懼症的陰影下，完全以共產黨的手法反共。
國民黨退據台灣三十七年來，總是極盡所能地加強統治，而不斷擴張特務、警察、憲兵的力量與地位，甚至不惜與流氓組織掛鉤，進行政治暗殺的陰謀，在這國民黨權力至上觀念的支配下，也就自然造成了整個封閉體係與落後形象，不僅教育越來越教條化，文化越來越庸俗化，而且社會越來越彌漫色情、賭博、暴力。即使本該最神聖的選舉，也無法逃過金錢與暴力的汙染。
……
眼看社會秩序與道德的崩潰發生，眼見台灣外在壓力日漸嚴重，國民黨內部也隨時可能發生巨變，尤其國民黨與中共更隨時可能從事秘密政治買賣。台灣的命運與前途，顯已進入生死存亡的曆史轉折點。
麵對這個轉折點，究該何去何從？尤其究會有何種下場？在隻有聽憑國民黨主宰的情形下，不少人越來越彷徨、憂慮、恐懼，乃至千方百計地尋找夢寐以求的世外桃源。
但我們堅信：台灣不是一黨一家的私產，台灣是屬於大家的！是屬於出生在台灣與生活在台灣的全體人民的！所以，台灣的命運和前途，絕不該由國民黨擅自決定，而該由我們所有出生在台灣與生活在台灣的全體人共同決定。而且，我們還堅決相信：在這個曆史的十字路口，台灣隻有走向真正民主，才是唯一的生路，任何一黨一派的集體領導、軍事獨裁、乃至一家一族的家族政治，都是假民主、反民主的死巷子。
環顧今日台灣，唯有黨外才是保障民主的重要力量。但唯有團結才能真正發生力量，而且唯有組黨才能真正團結。而最近幾個月來，黨外公政會在各地分別舉行的組黨說明會，都獲得民眾熱烈回響。……
我們既然早已獻身黨外的民主運動，現在又麵對此情此景，當然要義不容辭地承擔組黨責任。因此，我們決定組織民主進步黨，而且從現在起就正式成立。我們要先將黨外力量團結起來，進而將一切爭民主、愛民主的力量團結起來，對國民黨發揮真正的製衡作用，保證台灣的民主，並且掌握台灣的命運與前途。
我們的黨，既然是以追求台灣的民主進步為目標，盡管國民黨還是以革命政黨自居，迷信槍杆子出政權，我們還是要堅持現代民主國家的政黨原則，寧願為普通政黨。我們決心一本五大信念，就是憲法、自由、福利、理性、和平，追求一個全麵進步的社會，而與任何政黨從事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一切取決於所有台灣地區的人民。在今後，我們願與任何政黨溝通，同時，我們更不願與任何政黨衝突，但未必害怕衝突，特別希望國民黨不要蓄意製造衝突。
我們認為：國民黨員是人，所有非國民黨員都是人，我們同樣也是人。站在憲法保障人權的基礎上，誰也不該比誰多一份。他們既然有權組織國民黨，所有非國民黨員當然也有權組黨，我們同樣也有權組織民主進步黨。
遠在二十六年前，我們早已有中國民主黨慘遭扼殺的痛苦經驗。七年前，我們又有美麗島黨外黨再遭受摧殘的悲慘教訓。雖然我們一再受到無情的非法迫害，我們還是忍了又忍，等了又等，但是在熬過了幾十年的漫漫長夜以後，國民黨居然還要一拖再拖，始終沒有實行民主的誠意，使大家看不到一絲民主的曙光。現在，為了台灣的民主，也為了台灣的進步，更為了與我們大家命運和前途息息相關的台灣命運和前途，我們又怎能再忍？更怎能再等？
最後，我們不得不鄭重強調：縱然國民黨硬要用過去迫害中國民主黨和美麗島黨外黨的手法對付我們，我們也義無反顧，絕不退縮。我們個人可以被抓、被關、被殺，但必會前仆後繼，保證民主進步黨絕不在迫害下消失。但我們仍要竭誠呼籲：所有出生在台灣與生活在台灣的海內外人士，為了台灣，也為了自己，勇敢的站出來，參加我們的行列，讓我們並肩攜手，踏著黨外前輩的足跡，高舉黨外的民主旗幟而共同奮鬥！前進再前進！”
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經濟
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人民生活水準有顯著提升，中產階級階層不斷壯大。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一九八七年台灣的人均GDP達到了五千三百五十美元，人均所得為四千九百七十一美元。
為了擺脫石油危機，蔣經國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宣布的十大建設項目對台灣經濟的發展效果立竿見影，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升級為台灣的重工業與石化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帶動了就業，擴大了內需，刺激了經濟複蘇。十大建設的具體功效為：
1）南北高速公路，即中山高速公路，把南北車程從原來的八小時縮短到四小時，將台灣的運輸從鐵路時代拉入了公路時代。
2）西部縱貫鐵路電氣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完成，工程包括以電力機車代替柴油機車、加固軌道、裁彎取直和更換陳舊設備等，此舉使鐵路運力增加了約百分之三十。
3）北回鐵路在一九八0年二月完工，改善了東部的交通狀況，大大促進了山區礦產和森林資源的開發。
4）台中港第一期工程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竣工通航，它疏解了高雄和基隆兩大港口的貨運壅塞，還帶動了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5）蘇澳港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全部完工，作用與台中港類似。
6）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啟用，是當時遠東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國際機場。
7）高雄一貫作業鋼鐵廠一期工程在一九七七年完工，年產鋼鐵一百五十萬噸，實現了鋼鐵自給自足，節省了外匯，帶動了下遊汽車、造船和機械製造等產業的發展。
8）中國造船公司高雄總廠在一九七七年建成完工，年造船量一百五十萬噸、修船量二百五十萬噸，一九七七年造出了四十四萬五千噸的巨型油輪柏瑪奮進（Burmah Endeavour）號。
9）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煉油總廠和大社仁武、林園兩處石油化學工業園建成後在實現台灣得以提煉、處理原油的同時，還帶動了塑膠、合成橡膠、合成纖維以及化學品工業的發展。王永慶的台塑集團就是在這一時期飛速崛起的。
10）核能一廠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完工，年發電量八十一億二千六百萬千瓦，它不受枯水期的影響，節省了發電成本，大大減少了台灣對石油、煤炭等能源的依賴。
十大建設直到一九八一年底才基本完工，超出了最初預想的五年，不過基本上沒有影響台灣的發展速度。一九七七年九月，蔣經國在十大建設的基礎上，又宣布了十二項建設項目。十二項建設更為雄心勃勃，預計總投資四千億，於一九七八年全麵啟動。它是十大建設的補充和升級，涵蓋麵更廣，包括修建加固海堤河堤、普及農業機械化、興建市鎮住房和修建文化活動中心等等。
一九七八年七月，行政院撥出四十億資金，設立了農業機械化基金會。同時，當局為水利係統現代化耗資十九億，在嘉南、彰化、蘭陽和雲林等地區修築排水道和河堤海堤防護設施等。
蔣經國時期恰逢越戰，美國向台灣訂購大量物資，進一步促進了台灣經濟的快速起飛，台灣得以晉身於亞洲四小龍行列。
七十年代末，台灣的重工業產值占製造業的百分之五十一點六，超過了輕工業，此後重工業的比重逐年上升，基本實現了重工業化，跨過了工業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為了擺脫以小土地私有製為基礎的小農經營，使農業實現專業化、企業化和機械化，蔣經國政府提出“推動第二階段的土地改革，進一步實現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的目的”，在土地私有製的條件下，把逐步商品化的農業經濟引向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大大加快了農業的現代化進程。
一九八五年，農業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降到了百分之六，而工業的比重達到了百分之五十二點二點。
一九八0年代，台灣經濟再次轉型，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向能源、電腦、自動化、新材料、生物工程和食品科技等領域進軍，以耗能少、汙染低、附加價值高的技術密集型科技產業取代傳統產業。政府成立了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大力鼓勵內外廠商投資合成電路、電腦等高科技產業（最著名的有台積電（ADR）和聯華電子等），民間中小企業也被電子產業的蓬勃發展所影響，台灣個人電腦的主機板產量位居世界第一。
作家江南因曾諷刺蔣經國而被刺殺，但是他對蔣經國在經濟上的貢獻高度肯定：“經國掌舵，經濟上可得滿分，殆無疑問。”
四.四 李登輝（一九二三—二0二0年）
李登輝的父親在日治時期做過刑警，戰後擔任過兩屆台北縣議員。
李少年時篤信佛教，後信仰基督新教。
一九四三年九月，李進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係就讀。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形勢的惡化，李被征兵入伍。
一九四四年，李回台灣高雄接受軍事基礎訓練後再回日本陸軍預備士官學校炮兵科學習，被任命為見習士官，結訓後擔任日本陸軍少尉。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百十七架美軍B-29轟炸機夜襲名古屋，據說李所部操作高射炮擊落了十四架美機。
李自稱他在二十二歲前是日本人。
日本投降後的一九四六年一月，李恢複了漢人姓名（在皇名化運動中，李改姓名為岩裏政男），也恢複了學生身分，夏天進入由前身為台北帝國大學的國立台灣大學就讀，與同樣自帝國大學肄業的彭明敏等為好友。李曾回憶說：“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覆讀過好幾遍。”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國軍在路上無差別殺人，李差一點被子彈打到，也差一點被抓。當年秋，李與友人組織新民主同誌會，並於同年年底隨該組織成員集體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李嫌“共產黨員不自由”而退出。
一九四九年，李從台大農經係畢業，留校當講師，並被安排到台大在霧社的山地農場當農場場長。
一九五0年，李遭警備總部逮捕，經李父托人才獲釋。
一九五二年，李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首次赴美國進修，在愛荷華（Iowa）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
一九五三年，李取得碩士學位，同年自美返台，在台大續任講師，兼任台灣合作金庫研究員。
一九五四年，李又兼任了台灣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李本來可以到中國農業複興聯合委員會（農複會）擔任技正。當時農複會受美援資助，待遇比其他單位高出很多，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可是李卻放棄了這個機會，寧願騎腳踏車到待遇低得多的台灣農林廳工作，因為他的恩師徐慶鍾是農林廳長。當時農林廳月薪約為新台幣五百元，而農複會月薪為美金二百元，折合新台幣約八千元。
一九五七年，李到農複會任技正，同時升任台大教授。
一九六0年，李被警備總部會同調查局審訊，未經判決就被拘留了四個半月。農複會的負責人沈宗瀚托中華農學會理事長蔣彥士向治安當局交涉，調查局才放了李。
一九六四年，李獲得美國洛克菲勒（Rockefeller）農業經濟協會以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赴美讀博士。那時李隻有妻子陪同，三個正在讀中學的孩子都留在了台灣。夫妻倆經常努力用中文給孩子寫信（他們夫婦之間書麵交流用日語，連情書也是用日語寫的），大兒子會給他們打分，“有時打七十分，有時五十分不及格”。
一九六八年，李在康乃爾大學取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一八九五—一九六0（《台灣經濟發展中跨部門資金的流動：一八九五—一九六0》）獲得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在一九七一年由康大出版社出版。
一九六九年，李學成返台，續任台大教授，兼任農複會農業經濟組組長和顧問。
一九七0年，聯合國開發總署東亞支部邀請李到曼穀（Bangkok）主講農業經濟問題，但李的護照遲未核發。由於李在美期間與台獨分子多有接觸，因而又遭警總憲兵審訊，第一天被訊問了十七個小時，接下來每天都被找去警總==審訊了好幾天。李回憶說，最後一次審訊時，“那位操閩南一帶口音的警總人員留下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像你這種人，也隻有蔣經國敢用你！’”李說，這件事使他“下定決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絕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李那時認為，整個過程是蔣經國要用他之前，“讓警備總部洗淨思想”。
其實李獲得蔣經國的關注還在一年以後。
一九七一年八月，沈宗瀚把李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身分介紹給蔣經國。台大經濟學教授王作榮說，他曾向蔣經國抱怨說李的被捕讓他感到意外。王作榮說，“我一向知道部份情治人員會小題大作，時常冤枉好人，逼人造反。我願意為李登輝承擔責任。”後來王作榮直接上書蔣經國，稱李“為一難得之本省籍人才，重用之不遑，如何又以限製出境這種無用手法，製造敵人？”王上書不到一周，李出境之事即獲批準。
蔣經國那時正要進行農村改革，除了王作榮與沈宗瀚之外，還有李煥和王升等人的推薦，李因此成為蔣經國準備重用的人才。
蔣經國希望李加入國民黨，但李一直不願意。王作榮告訴李，學者無法實現理想抱負，如果要實現理想抱負，就要從政，而如果要從政，就一定要加入國民黨。因其言詞懇切，李於是同意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在王作榮的介紹下，李加入了國民黨。
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擔任了行政院長，他為台灣農業存在的大量問題而憂慮，尤其是糧食產量過低、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以及土地過於便宜等。李與蔣經國初次見麵就說清了運作了二十五年、對農村影響很大的“肥料換穀”（農民須以出售低於市價百分之二十的稻穀去購買統銷的化學肥料）製度的種種弊端，讓蔣經國對他刮目相看。
蔣經國於是提拔李為行政院政務委員，主管農業。當時李正在新西蘭一所大學裏演講，接到電報要求他速返台灣，李根本不清楚政務委員到底是個什麽職務。
李時年四十九歲，是行政院最年輕的閣員。
李上任後不久，行政院就頒布了“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措施”：1）廢除肥料換穀製度；2）取消田賦附徵教育捐；3）放寬農業貸款條件，便利農村資金流通；4）改革農產運銷製度；5）加強農村公共建設；6）推廣農業技術創新；7）設立農業生產專業區；8）加強農業試驗研究及推廣；9）鼓勵農村設置加工廠。一九七三年的稻米產量就達到了二百五十萬噸，成功提高了農民收入。李還建議“保護農地”、“農民免稅”和“農業機械化” 等等。當時蔣介石擔心給農民免稅會影響國家稅收，不願同意，但蔣經國不顧蔣介石的反對而支持李。
李學曆高，能力強，聰明，恭敬有禮，溫文儒雅，行事謹慎低調，從不在公眾場合張揚自己。他沒有班底，也不結交元老重臣，隻是不斷地向蔣經國提供農業調研報告，因此深得蔣經國的信任和垂青。蔣經國特別吩咐副官，無論什麽會議，都一定要讓李參加。李參與製訂了“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和“農業發展條例”等規劃。而李自認在政務委員的六年任期內，他讀了“蔣經國學校”，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
從一九五0年至一九七七年，李發表了一百零三篇論文，匯整編印為《台灣農業經濟論文集》，足足印了三大冊，共二千七百二十九頁。
蔣經國在一九七八年就任總統以後，經常帶李下鄉，兩人幾乎無話不談。
是年蔣經國又任命李為台北市市長，要李替他解決台北市區經常堵車的問題。李為此每天乘公交車或在早晚高峰期守在台北主要路口，最終想出辦法控製了主幹道嚴重塞車的現象。李從東京購買了全套十二卷的《岩波講座—現代都市教室》，隨後又陸續買了很多關於城市建設規劃的書。李認為台北西區已經飽和，推動把市中心移至台北東區的設想，還以“物質與精神並重，郊區與市區均衡發展”為市政建設原則，推行都市更新計劃，遍造國民住宅，廣建公園，大搞市景綠化，開辦建國花市和木柵觀光茶園，創辦台北音樂節，把木柵貓空地區打造成台北的休閑勝地。不過李推行的“禁行機車”政策，因遭公眾的抵製而失敗。李還建立了台北市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和台北市資料處理中心以改進市府功能。為了解決缺水問題，李與台北縣合作，在台北縣文山地區興建了翡翠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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