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關於向人代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為照顧團結，不登報聲明，我不負責）。章伯鈞說國務院隻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想搞資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隻給成品，不給材料，要離開本子講問題，把主要思想提出來交談。說明為什麽要這樣辦，不那麽辦？財經部門不向政治局通情報，報告也一般不大好談，不講考據之學、辭章之學和義理之學。前者是修辭問題，後者是概念和推理問題。
黨委方麵的同誌，主要危險是“紅而不專”，偏於空頭政治家。脫離實際，不專也慢慢退色了，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紅安縣搞實驗田的報告是一個極重要的文件，我讀了兩遍，請你們都讀一遍。紅安報告中所說的“四多”，“三願，三不願”，是全國帶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對“實業”方麵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領導。這一點不解決，批評別人專而不紅，就沒有力氣，黨委領導要三條：工業、農業、思想。省委也要搞點試驗田如何?不然空頭政治家就會變色。
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裏邊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一九五六年“冒進”，一九五七年“冒進”，一九五七年反“冒進”，一九五八年又恢複“冒進”。看是“冒進”好還是反“冒進”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興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萬畝，一九五七年興修水利工程二千萬畝，一九五八年二幹七百萬畝。治淮河，解放以後七、八年花了十二億人民幣，隻做了十二億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億土方，隻花了幾千萬元。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拿出兩隻手來給人家看，看幾個指頭生了瘡。“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隻講一個指頭長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這些都是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一個指頭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過了半年不就變了嗎？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六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麵反“冒進”。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懂”。張奚若（未劃右派）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到，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隻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什麽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的問題。有些同誌偏得不夠，還要偏。我們不能偏聽梁漱溟、陳銘樞。喜怒無常，常有也並不好，不能對資產階級右派老是喜歡。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落後問題，古董總落後一點嘛。我們除四害，把蒼蠅、蚊子、麻雀消滅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
元旦社論，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陳伯達插話，說應該多積累）。
減少人員問題，商業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響，說了幾年了，他們不砍，交給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進北京，三輪車一輛也不能減，我們的“聖旨”太多了。無考慮餘地，你說可以考慮，我也高興一點。我們的現狀維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斷之學，如“蔣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斷。
章伯鈞要搞資產階級設計院，我們設計院是政治局，辦法是通一通情報，不帶本子，講講方針。搞個協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個抵製辦法，就是不看。已經兩年不看了。地方財政部門也采取這個辦法。
這幾年反分散主義，創造了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權，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
政治機關有些人提出，說是黨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這不行，先不分，然後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權獨攬，如四十條綱要怎麽分，中央二十條，農業二十條，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條，然後分工去辦，這就是分。憲法，不能中央搞一個，由什麽機關搞一個。小權小分，大權就不能獨攬。大家不是讚成集體領導嗎?一長製不是搞倒了嗎?（蘇聯軍隊實行一長製。朱可夫犯了錯誤）。
八年來我為這樣一個工作方法而奮鬥，我說了一千次，一萬次，這是極而言之，說的多了，等於白說。人的思想總是逐步受影響的。要“毛毛雨下個不停”，“傾盆大雨”就會發生徑流。政治局是團粒結構不足的，傾盆大雨吸收不了，順著身上流走了（這是土壤學，農業學都要一本，不然省委書記當不成，有一天總要撤職的，這不是我威脅你們）。政治局成為一個表決機器、像杜勒斯的聯合國，你給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過不行，像唱戲一樣，已經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講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又有洋文。我有一個手段，就是消極抵抗，不看。你們的文件，我兩年不看了，今年還不準備看。
在杭州會議我講的，恩來同誌講了沒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序言，對全國發生了很大影響，是個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麽原因，全國各地報紙，大小刊物都登了，發生了很大影響。這樣我就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我說了各部門都有對形勢估計不足的情況，軍隊增加了八十萬人，工人學徒增加了一百萬人，反對右傾保守，為什麽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一千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反“冒進”就影響了人代會的報告。人心總是不齊的，不平衡的規律是宇宙發展的發則。孟夫子說過：“物之不齊，物之惜也。”人心不齊，又可以齊，有曲折，螺旋式的前進。當然大家都是為黨為國，不是為私。
我對分散主義的辦法，就是消極抵抗，還要小會批評。財經部門考證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也不講。要和風細雨，要事先通一點情報，總是傾盆大雨，發生徑流，總不開恩。總沒有準備好，不完全，這就是封鎖，這是斯大林的辦法。開會前十分鍾拿出文件來讓人家通過，不考慮人家的心理狀態。你們是專家，又是紅色，政治局多數人是紅而不專。我攻擊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長以上的幹部，也不是攻擊所有的人，是攻擊下傾盆大雨的人，封鎖的人。小會不解決問題，就開中央全會（文章做好這件事。沒有認真解決，寫給廣西省委一封信，談報紙問題。）我在蘇聯寫回一封信，說你們不得中央的支持，對你們工作不利，不然會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設計院。傾盆大雨在我們身上流走了，老說沒有搞好，實際上是封鎖。分散主義有一點，但不嚴重。各有各的心理狀態，我替你們設想，你們大概有一個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說中的女主角馬哥瑞特，快死了，見愛人還要打扮一番。《飛燕外傳》，趙飛燕病了，不見漢武帝。總之是不顧以不好的麵目見人。蓬頭散發見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條寫一條，把不成熟的意見提出來，自己將信將疑的東西拿出來，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聖旨”，不講則已，一講就搬不動。四十條就是這樣，開始在杭州擬了十一條，天津增到十七條，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條。“寡婦養仔，眾人之力”，這是工作方法問題。
我看還得鬧對立的統一，沒有針鋒相對不行。要麽你說服我，要麽我說服你，要就是中間派。有人就是這樣，大問題不表示態度。馬克思主義不是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嗎？這樣我不理解，應當旗幟鮮明，大概想作楚莊王。“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升天”。
再一個是頑固（喬木到，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報革命黨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民主黨派拿我的講話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報聞風不動，寫一篇社論，從恩格斯談起。二月開始談到，我給他們講，你們又不執行，為什麽又不辭職？十一月二中全會，一月省委書記會議，三月宣傳會議，還有頤年堂會議，都說了人民內部矛盾。不必憂慮，是可以解決的，可是打不動×××同誌的心。我說十個幹部一個擁護我就好了，他也不說反對，就是不執行。地委副書記以上一萬人，有一千擁護我就好了。北京的學校那個放的開？×××同誌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會議上做報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難哭好時機”，“寸金難買寸光陰”。這樣才放開了。大鳴大放，清華大學叛變了幾個支部，右派高興，不然審也審不出這些叛變分子。人們都有一種惰性，不容易搞開，喬木要不是那一次會議，北冰洋的冰是開不了的。××是好人，就是無能，我說他是教授辦報，書生辦報，又說過他是死人辦報。
再談考據之學，辭章之學，義理之學。財經工作者有很大成績，十個指頭，隻有一個指頭不好，我講過一萬次就是不靈，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無學問，什麽委員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談過，我是唱老夫人的，你們是唱紅娘的。我是老資格嗎？總該給我講一講。我灰心了，這次千裏迢迢讓你們到南方來，是總理建議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寫了文章，反了右傾，心血來潮，找了三十四個部長談話，談了十大關係，就頭腦發脹了，“冒進”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長了。三中全會，我講去年砍掉了三條（多快好省，四十條綱要，促進委員會），沒有人反對，我得了彩，又複辟了。我就有勇氣再找部長談話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誌拋到距離右派隻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麵反“冒進”甚麽“今不如昔”，“冒進比保守損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個大，反“冒進”，六億人民泄了氣。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不是一個指頭有病。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我為什麽看？那麽恐慌，那麽動搖。那篇東西，四平八穩，實際是反“冒進”。這篇東西格子未劃好，十個指頭是個格子，隻一個指頭有病，九與一之比，不弄清楚這個比例關係，就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像陳叔通、黃炎培、陳銘樞的方法。
我要爭取講話，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進”，二中全會搞了七條，是妥協方案，解決得不徹底，省市委書記會議承認部分錢花的不恰當，未講透，那股反“冒進”的氣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條被吹掉了，似乎並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歎一口氣的人有多少？吹掉三個東西，有三種人，第一種人說：“吹掉了四十條中國才能得救”；第二種人是中間派。不痛不癢，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種歎氣。總要分清國共界限，國民黨是促退的，共產黨促進的。
×××為黨為國，憂慮無窮，反“冒進”，脫離了大多數部長、省委書記、脫離了六億人民。請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長得漂亮，會說話，好色，宋玉一一反駁了。宋玉反擊登徒子好色，說登徒子討了一個麻臉駝背的老婆，生了七個孩子，你看好不好色，隻攻其好色一點，不及其餘。我們看幹部，要看德才資，不能德才都不講，隻講德的一部分。九個指頭不說，隻說一個指頭，就是這種方法。我看幾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傾盆大雨，要文風浸潤，不要突然襲擊，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間右派進攻，使那些有右傾思想的同誌提高了覺悟，這是右派的“功勞”，這是激將法。
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糧食年度征購九百二十億斤。多購一百億斤，講冒進，這一點有冒。鬧得“人人談統購，家家談糧食”。章乃器是糧食部長，他同意這個計劃，是不是故意把農民鬧翻，可能有陰謀。去年糧食銷量多，反映了農民沒有勁。江蘇反映社長低頭，幹不下去了。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泄氣，還有什麽群眾路線?看問題要從六億人民出發，要分別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質、現象。
中央大權獨攬，隻攬了一個革命，一個農業，其他實際在國務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遊水，中間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講衛生，家家講清潔，一年十二個月，一月檢查一次。這樣醫院辦學校，醫生去種田，病人大大減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兩年完成。
我和華東五省約好，今年開四次會，小型的會，是兩種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兩個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開小型的會。廖××告訴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頭年。我一年給你們開四次會，檢查十二次。兩本賬，爭取超額完成。這是蘇聯發明的。紅安縣那篇文章，請你們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開了。縣委副書記一人買鋤頭，百分之八十的人買了鋤頭。還要山東營縣那個公社的例子。有一個例子就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