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我們小鎮的教堂
關於我們小鎮來自西方的宗教，地方誌書《章蒸風俗述略》有記載：“宗教分天主、耶穌兩派，各有教堂設立。教民入天主者約四百二三十人，入耶穌者約五百四五十人，大抵以漁戶、農戶為多。自來民教相和，未生事故。此亦社會良好之情形也。”《章蒸風俗述略》是練塘鎮人曹家鼎（束廠）所撰，成書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翌年曹氏去世，該書未刊，二〇〇五年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從這個記載可知，我們鎮上在抗戰以前就有天主教堂和耶穌教堂之設，信教者有近千人之多，以漁民和農民為主，鎮民反少。這在傳統以道教、佛教為主的江南農村，不能不說是個異數。
曹氏書中沒有說清楚天主、耶穌兩派教堂共有幾所，僅言“各有教堂設立”，我想這可能是曹氏寫此書時新耶穌堂還沒有建造之故。其實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我們鎮上共有三座教堂：其中二座是耶穌教堂，鎮民以“老耶穌堂”和“新耶穌堂”區別之；一座是天主教堂。據《章練續誌》（曹修倫匯訂，石中玉整理，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老耶穌堂建於民國二年。這是我們鎮上最早建立的一座教堂，地址在鎮東下塘街東紅木橋西側。天主教堂在鎮西市梢外，其地已屬鍾聯村，建於何時不詳。但它建在抗戰爆發前是肯定的。因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軍攻占上海後派兵來占領練塘鎮，這些日本兵就駐紮在天主堂內。至於這座新耶穌堂，則應是建於一九四〇年以後。
這三座教堂我最早接觸的是那座新耶穌堂，因為離我家最近。它就在市鎮中段下塘混堂浜裏“長春園”書場的南麵，從我家走去不過六、七分鍾而已。還有一個原因是我小學有個姓潘的同班同學，他的家就在這座教堂裏。有一段時間我常去教堂找這個同學玩，去了才知他的父親是這座教堂的牧師，母親也在教堂內服務。這座教堂因為建在稻田裏，地基墊得不高，且地麵是磚頭鋪的，不像老耶穌堂的禮拜堂是鋪了木地板的，所以比較潮濕，是三座教堂中規模最小，建築質量最差的一座。至於我那同學，還有他的父母和妹妹則居住在禮拜堂北麵的一個二層小樓裏。因為外麵有圍牆，環境倒也整潔、清淨。有一次星期天我去找那個同學，正好教堂在做禮拜儀式，我出於好奇就學那些教徒跪在最後一排椅子後麵看他們怎麽做禮拜，看到同學的父親穿著一身黑色的長袍站在台前嚴肅地布道，而他的母親則坐在講台一側負責彈風琴。那些教徒虔誠地跪著禱告，有的好像還流了淚。又有一次，我在教堂後麵小樓前的院子裏近距離看到同學的母親，她穿著一身黑色的布袍，腰間紮一條黑布腰帶，頭上紮一塊白色的三角巾，下擺一直拖到背上，戴一副眼鏡，略胖的臉龐，大約三十多歲年紀，很和藹的樣子。這樣大約過了一年吧，同學的父親不見了，星期天的禮拜活動也停止了，我的同學也不再邀請我去教堂玩了。稍後聽說同學的父親被政府抓走了。當時，我不明白為什麽政府要抓同學的父親，後來才知道這大概是中共鎮壓“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案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次鎮壓行動規模很大，全國無論天主教、耶穌教，很多教堂被封，神職人員被抓捕，還有些外藉的神父、牧師、修女被趕回國。這件事發生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見不到這個同學，當時我也沒在意，這樣就失去了聯係。又過了二、三年，其時已是一九五八年後了，有一天下午我突然看見這個同學的母親和妹妹，與一群在鎮上草包廠做工的女工一起放工回家從我家門前走過，我這才知道他們竟然淪落到不得不要以織草包、搖草繩為生了。那時候鎮上無業的青壯年，如果成分比較好的話，一般政府會安排一些比較好的工作；唯有那些成分不好的，才會安排到草包廠去。這種工作又髒又累，工資又低，一天不過掙人民幣四、五角，養活自己也十分勉強。又過了幾年，我聽說我那同學和他妹妹都去了新疆建設兵團。一九六〇年新安江水電站開始發電以後，這所新耶穌堂就被改成縣供電所的配電所。駐守配電所的是我的一個本家侄子，但年齡要比我大幾歲。有一次他邀請我去參觀他的住處，發現他就住在以前牧師同學一家住的小樓中。至於我那同學的母親去了哪裏則不得而知。再後來，這座新教堂被拆掉了，何時拆的也不清楚。總之，這座教堂是三座教堂中最後建造，卻最先消失的一座。
接下來說說那座老耶穌堂。這座教堂與我有些緣分。在一九五八年和六一年之間，這裏曾是公社辦的農業中學。我在那所學校內讀過三年書，因此對這座教堂比較熟悉。後來看了幾本小鎮的誌書，對這座教堂的曆史就更清楚了。前麵說過，這座老耶穌堂建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國四年，由教會出錢創辦東吳第十一附屬小學，在教堂南麵建造了兩排平房做教室。這兩排教室後來也就是我們農業中學的教室。民國十一年秋第十一小學停辦。但隨即有由西方修女方雅貞在民國五年募資創辦的慕衛小學搬入。所以這裏又做過慕衛小學的校址。這所慕衛小學最初是借李華港巷內一所民宅為校舍的。開始隻有初級部，即到小年四年級為止，隻收女生。我母親說她小時候讀過一年小學，不知是否就是在這個學校讀的。民國廿一年秋，慕衛小學改為男女生兼收。到民國廿二年又增設高級部。慕衛小學辦到什麽時候結束我不清楚，但據《章練續誌》的記載：“（民國）廿四年起，始有小學畢業生。其經常教育等費，均由上海基督教教育部小學委員會撥付”。由此觀之，這所小學至少在一九三五年前是一直在辦的，而且其經費都是由上海基督教會撥付的。所以，這座老耶穌堂的教會對我們鎮上的民眾教育實在也是作過不少貢獻的。
這座老耶穌堂的建築大致是這樣的：從臨街大門由北向南進去，首先是一個一丈多寬、三四丈長的小院子。中間有一條四、五尺寬磚砌的走道。右側是民居的外牆，左側有一個屬於教堂的廚房。走道頂端就是禮拜堂。一堵白色的山牆有普通民居的三層樓那麽高，頂上豎了一個很大的天藍色的十字架，下麵開了兩扇天藍色的大木門，很是莊嚴。大門右側是鍾樓。農業中學開辦後因為有少數農村女同學路遠不能天天回家，這鍾樓就做了女同學的宿舍。禮拜堂的左邊有一條通往南麵教室的走道。走道左邊是一幢兩樓兩底的小樓。這座小樓以前是教堂牧師住的。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牧師被捕或被趕走後，到了農業中學時期這座小樓就成了老師的宿舍。小樓南麵有一個不大的小花園。花園北邊左右分種了兩棵月季花，南邊東麵是一棵臘梅樹，西麵有一叢細竹。花園東邊是一道牆，西邊、南邊是一道用荊樹修成的圍欄。從花園邊走過順一條小路向南走十多步，越過一條大水溝，就是學校的教室和操場了。操場有大半個籃球場大小。操場北麵一排兩大間平房。西邊一大間是教室。鋪磚地。東麵一大間隔成兩小間。靠東一小間鋪有木地板，是教師辦公室。看格局，這裏在東吳十一小學時也是做教師辦公室的。操場南麵一排是兩間半平房，泥地。但從房屋質量看，比北麵一排差多了。總的看，耶穌堂的建築建造得很漂亮、精致，但學校就造的比較粗糙，我懷疑建造時是不是因為經費不足的關係。
由於農業中學是半工半讀學校，學校除了也種一些地，還辦了一個草包工場。學校初辦隻有兩個班級，所以教室也隻需兩間。這南麵兩間大房一間做了我們的教室，另一間就成了織草包的工場。還有半間牆壁也已有點傾圮，隻能放些稻草等物。此外，那座禮拜堂也做了織草包的工場間。在學校最初搬進去時，禮拜堂內的地板基本都還是完好的，堂內還有很多長條的靠背椅子。窗是雙層的，外麵一層木的百葉窗，裏麵一層是木板窗，與大門一樣也漆成天藍色。所有窗戶都還完好。看著這樣的窗子，與我們當地老式的蠣殼窗和新式的玻璃窗迥異，一陣強烈的西洋味就會無聲無息地散發出來，讓人向往那陌生而又誘人的西方文明，總想什麽時候有機會去親眼見一下。還有，我在小學時就讀過小說《牛氓》。不知怎的，有好幾次當我走在這禮拜堂邊的走道上，一邊望著禮拜堂外牆上斑駁的青苔，一邊聞著荊樹發出的氣味，覺得這裏幽靜而遠離塵囂，就不由得會想起書中少年亞瑟與神父蒙泰尼裏在古老的修道院花園內一邊散步，一邊談話的情景。總之，這座老耶穌堂與新耶穌堂不同，有一種更濃的歐陸情調。因此“農業中學”雖是不正規學校，但我對它仍是頗有好感的。可惜，學校搬進來不久，適逢“大煉鋼鐵”高潮，鎮上各處都是“小高爐”，白天黑夜爐火熊熊。我們學校當然緊跟形勢也建了幾座“小高爐”。煉鋼要燃料，於是教堂內的地板不知是被誰逐點逐點撬走，椅子越來越少，窗也被拆走了好幾扇。僅僅過了一、二個月，教堂就被破壞得不成樣子。一九六〇年夏秋，學校靠我們學生兩年多來勞動賺的錢，在舊校舍東麵建造兩間半新教室，至年底落成。因此一九六一年春新學期開始，我們是在新教室內上課的。然而好景不長，當時因“大躍進”失敗中央貫徹“調整、鞏固”政策，學校勉強等我們這一屆畢業就停辦了。此後這座教堂作何用我就不清楚了。以上，就是我與老耶穌堂的一段緣分。
一九六二年秋冬，我正失學無業在家，因為鎮上糧管所征糧需要司磅員，我去做了二十天臨時工。期間我有機會進了鎮西的那座天主教堂觀看。原來那裏在“解放”後成了我們鎮上最大的糧庫。這座教堂離開大路，建在一片農田中，外麵有一道用紅磚砌的、堅固高大的圍牆，裏邊有一大片用紅磚紅瓦建造的房屋和一座三層高的鍾樓。整座教堂建築顯得十分雄偉。對這座教堂我早已神往久矣，但以前隻能在外麵遠望而進不去。這次進去一看，才知道原來裏邊地方大得很，麵積遠超老耶穌堂，不僅房舍多，還有好幾塊大磚場。不過我估計這大磚場以前可能是泥地，因為教堂用不到磚場，是後來改為糧倉後需要曬穀才鋪的。我又觀察到鍾樓外牆上有好幾個槍彈打的小洞，外邊圍牆上也有許多彈孔，因想這裏大概發生過戰爭，但不知究竟。後來讀地方誌書《長水塔誌》（曹修倫編輯，薑漢椿標點，收入“上海鄉鎮舊誌叢書”第八卷），才知道在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農曆四月二十四日夜，國民黨忠義救國軍司令阮清源將軍親率部分將士，分乘數艘民船，由浙江方向來到練塘，在西柵口登陸後襲擊駐守教堂內的日本兵。仗打了差不多一夜。由於地形不利，敵兵有堅固圍牆據守，且居高臨下，而忠義救國軍處在曠野無遮無擋，因而攻擊沒有成功。最後忠義救國軍在第二天清晨撤出戰鬥，轉往小昆山方向。是役忠義救國軍擊斃了四名敵軍，而自己死傷了十二人，可謂傷亡慘重。這此戰鬥也是我們小鎮在八年抗戰中唯一的一次戰鬥。遺憾的是關於這次戰事，即似我一輩的人也知道的不多，至於更年輕的後輩就不更用說了。文化大革命中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一出，忠義救國軍成了漢奸部隊的代名詞，實在是歪曲曆史。這座天主堂是何時成為糧庫的我不清楚，估計也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吧！
以上是我們鎮上三座教堂的大致經曆和結局。
此後大約是二零零幾年，那次我從美國回鄉探親，表弟“小弟”陪我在鎮上走了一轉。我在西柵遠望了天主教堂，隻見紅色的建築依然巍然屹立，但沒有走近去看。路過老耶穌堂，也就是我讀書過的農業中學舊址，我們進去看了一下。門麵還是老樣子，但裏麵的舊建築已統統沒有了。新建的禮拜堂是一座東西向的大棚棚。大棚腰部是大門。門邊掛了一塊招牌，寫了某某愛國會等字樣。正對大門的另一邊也有一個門，有兩個人坐在那裏聊天。他們看到我們，隻是望了一望並不加理睬；我們便也不理他們看我們自己的。禮堂中靠講經台的地方，放著幾十張鐵皮的單張靠背折疊椅，而非過去教堂專用的、椅背後麵有一條長木板的長條椅。過去教堂長條椅背後做這麽一條木版，是方便教友做禱告時雙手可以擱在上麵，同時木板條上還可以放聖經。現在這樣的椅子，我想不出教友怎樣做禱告。莫非做禱告時要把椅子反轉來放，然後再趴在椅子坐板上做？總之，這樣的禮拜堂不像教堂，倒與一般的會場差不多。本來一座莊嚴的教堂，現在被“改造”成這樣不倫不類的樣子，我也是無語了。
關於西方宗教，有時我想天主教也好，耶穌教也好，宣揚的教義不外是“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信上帝的人死後會上天堂”等等。因為這種宣傳最易打動一般人的心。而這種教義其實與共產主義也有相通之處。比如共產主義說人窮並非天生命窮，而是被人剝削的結果，這與“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義是有共同之處的。共產主義說窮人起來革命將來可以到共產主義社會，那時侯人人都會過上幸福生活；而基督教說人死後會上天堂，也是差不多。所以兩者是可以成為“同道”、“朋友”的。然則何以共產黨就容不下這種宗教呢？有人說這是有神論與無神論之爭。對這種解釋開始我也相信。但後來看共產黨對待其他宗教、社會團體也是一樣的要趕盡殺絕，我才明白有神論無神論之說隻是皮毛之見。君不見毛澤東生前凡決定大事前，大多要請高僧老道替他占算吉凶；江澤民在當上海市委書記時，上海人都知道農曆新年靜安寺第一柱“頭香”是必定要由他來燒的。他們都是共產黨的黨魁，也都信這些，這算哪門子無神論？所以真正的原因是共產黨要獨霸世界，唯我獨尊。無論何種宗教，在共產黨眼裏都是在與他們爭奪民心；而爭民心就是與共產黨爭天下，所以無論何種宗教它都不能相容，統統都要消滅後才心安。一時消滅不了，至少也要讓你們怕我、聽我，尊我為最高領袖；不論上帝、佛祖、玉皇大帝、真主，統統都要跪在我麵前稱臣，服從我的號令，為我所用。這樣，或者才可勉強暫時放你們一馬。而服從我的具體標誌之一，就是要參加由我控製的“三自會”或什麽“愛國佛教會”、“愛國道教會”之類的組織。
前幾年，浙江、山東等地不斷傳出地方當局強拆教堂十字架、甚至幹脆推倒教堂的行為。而今年以來，中共趁新冠肺炎流行的機會，先是以防止病毒傳布為由封閉所有寺廟。這幾天看到最新消息，許多省市包括四川、福建、山東等多個地區的地方政府，趁疫情還沒有解除之機，竟派出施工隊強拆寺廟建立的露天佛像。如福建漳州市龍雲山古寺在山頂建造的一座高十三公尺的觀音像，在地方政府統戰部門人員現場指揮下，以“超高”為由拆除，並威脅說隻要有人敢阻攔就抓。徹徹底底暴露了幾十年來中共“亡宗教之心”一直不死的真麵目。
2020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