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黃連問了七個問題，從公務員服務態度、特務機關胡作非為到交通法規的具體執行等等。蔣經國當時坐在那兒十多分鍾聽黃的“訓話”。依慣例，立法委員質詢問題，行政官員需要回答。但是，以前沒有人曾問過蔣經國任何實質性問題。立法院院長倪文亞出來為老板護駕，裁定對黃的問題，蔣可以書麵回答。此時黃已走下發言台，他立刻轉身向倪文亞高聲抗議，要求蔣口頭答複，並直指倪角色錯亂，立法院院長的立場居然不在立法院一邊。倪文亞堅持裁定，黃就再次抗議，“這怎麽可以？這怎麽可以？我明明要求口頭答複，哪裏有用書麵答複的道理？沒有這個道理，這是笑話，沒有這個道理！”於是黃用嘴、倪用議事錘幹將起來。事後黃印了一萬份“給倪文亞的公開信”到處散發，指責他的裁定不符議事規則。
黃站直了平視蔣經國的行為，捅破了幾層窗戶紙：行政院應該向立法院負責，而立法院是全民的代表；行政院院長不比立法委員“大”；既然你說你要為人民服務，服務質量就不是你服務生本人可以隨意表揚的。
黃在立法院還曾指稱青年黨和民社黨是國民黨裝點民主的“公廁裏的花瓶”。
一九七五年，黃與黨外立法委員康寧祥創辦了《台灣政論》。
一九七八年，黃出任《這一代》雜誌社社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黃因為美麗島事件在家中被捕。陳水扁是黃的辯護律師。黃被判刑十四年。
入獄以後，黃每天在馬桶旁作俯臥撐以保持體力。
一九八四年，黃表示將於四月二十六日美國總統裏根訪問北京之日絕食。當時黃及姚嘉文、張俊宏和林弘宣自判刑以後，一直被拘押在看守所，沒到監獄執行。看守所是臨時收容人犯的地方，待遇和設備都不符合法律規定。這次絕食行動，黃一馬當先，家屬勸說無效。五月四日，姚嘉文、張俊宏和林弘宣等人跟進。九日，黃因絕食脫水，被送進三軍總醫院。黨外人士組成了美麗島政治絕食聲援會，推舉尤清、黃天福、江鵬堅、謝長廷和費希平等八人為聯絡小組，尤清代表聲援會發表了一份“追求民主，分擔苦難”的聲明，強調黃等人絕食的目的絕非“脅迫政府赦免罪行”，而是通過自我犧牲的行為，希望警醒當局的良知，並喚起全國同胞的注意，共同關切台灣的內外危機。在外界的聲援之下，黃等人在同年六月被移至台灣最大的軍人監獄新店明德山莊，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黃在坐牢的最後幾年裏備受禮遇，到醫院檢查身體時不用上手銬腳鐐，他的牢房裏甚至有彩色電視、大衣櫥和錄音機。
一九八七年五月解嚴前夕，蔣經國批下假釋公文。次日，黃與張俊宏出獄。
民進黨成立時，黃正在監獄服刑。出獄後不久，有人問黃如何看民進黨，黃說：“我是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我不在時，夥計當家，現在‘頭家’回來了。”
一九八八年一月，因種種原因而再三拒絕以後，黃加入了民進黨。十一月，黃從姚嘉文接過黨主席的位子。一九八九年十月，民進黨第四屆黨主席選舉，黃成功連任。
一九八九年縣市長選舉，黃帶領的民進黨以張俊宏的著作《到執政之路》為理論，提出了“地方包圍中央”的主張。選舉結果，民進黨大勝，選上了六席縣市長，其中尤清攻陷了台北縣所謂的“總統的故鄉”。
一九九0年三月，因“萬年國會”的資深國會代表企圖擴權，引起學生前往中正紀念堂抗議，爆發了野百合學運。民進黨也進駐中正紀念堂抗議。黃抨擊資深國會代表是“老賊”，並稱總統李登輝是“大賊頭”。三月十五日，黃率民進黨籍國會代表在烈日下的總統府前求見李登輝，憲警人員棍棒交加，黃遭四肢懸空架起，被拋在遠離總統府的街頭。當晚三家電視台及翌日的各大報均大幅報道了這則新聞，舉國嘩然。感受到民情沸騰的總統府央請與黃有私交的一個商界大佬居間協調，十九日更派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親赴黃府致歉，說明李登輝對於憲警人員的無禮行徑全然不知情。三月底，黃收到總統府派專人送柬邀請入府。民進黨感受到李登輝的誠意，停止了街頭運動。
一九九0年四月，李登輝接見黃和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共商籌備國是會議。黃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位進入總統府的反對黨主席。黃向李提出六大政治改革的時間表，李承諾這些目標可在兩年內完成。
李在會見黃信介等人時說，蔣介石、宋美齡等人有一大弱點，就是貪戀權位，該退的時候，就應該“萬緣放下，涅槃寂靜”。
五月，黃與在野國是會議籌備委員張俊宏和康寧祥等人出席了國是會議籌備會，再次與李登輝會麵。
一九九0年五月，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宣布“一年內完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年內完成國會全麵改造”，並頒布特赦令，特赦了黃、施明德、許信良、林義雄、呂秀蓮和陳菊等二十位異議分子。
六月，國是會議在台北圓山飯店召開，黃與會。
黃所領導的民進黨內的美麗島係與新潮流係的政治理念有不少不同：前者主張議會道路，支持李登輝主導的國是會議和憲政改革，後者主張群眾路線；前者主張台灣人民“有主張獨立或統一的自由”，後者強調台灣人民“有主張獨立的自由”。
黃被特赦後，於九月二十七日恢複了他的終身立委身份，在複職四十分鍾後，黃發表“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的演說，辭去終身立委，為解散“萬年國會”的訴求以身作則。
黃對台灣獨立取務實態度，他舍棄“建製的台獨”與“法理的台獨”的風險而專注於“實質的台獨”的落實。黃認為台灣的政治體製內涵如何，比宣布獨立更為重要，“實際政治上，有許多事可說不可做的（如反攻大陸），有許多是可做不可說的（如台獨）”。一九九0年十月，在黃任期內的民進黨第四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一00七決議文”:“我國事實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我國未來憲政體製及內政、外交政策，應建立在事實領土範圍之上”，明白宣示台灣的事實主權與中國和蒙古無涉。
然而在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在黃卸任黨主席的隔天，民進黨第五屆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基本綱領，即一般通稱的民進黨“台獨黨綱”。
黃任黨主席時期，民進黨財務不佳，每個月開支需要花費約一百七十二萬元，黃每個月平均貼給黨一百五十萬元。黃任黨主席兩年，從家裏拿出了逾三千萬元。
黃在二0一0年蔡英文連任黨主席以前，是民進黨唯一連任兩屆黨主席的人，並且是民進黨迄今唯一一位兩屆黨主席任期屆滿的黨主席。
一九九一年十月，許信良當選為民進黨第五屆黨主席。黃從黨主席的位子退下後，安排他的女友（黃還有正室和外室）擔任民進黨的國際部部長，許信良無可奈何。
卸任黨主席後，黃任民進黨首席顧問。
一九九二年四月，黃擔任民進黨發動的要求總統直接民選的“四一九大遊行”總指揮。
同年底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黃以“元帥東征”為口號，參選花蓮縣立委，以區區六十二票敗給國民黨花蓮市市長魏木村。由於民眾指證國民黨作票，輿論沸騰，民進黨要求驗票，上千民眾前往花蓮縣政府抗議，檢察官隻得受理驗票，在驗票時發現有十二個投票所出現了七百三十八張“幽靈選票”，選票數目比來投票的選民多。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查出多個選務人員用預藏的選票趁著其他監票人員清點票數而不注意的時候，暗中投入。一九九三年偵結選舉弊案，魏木村及其弟魏東河等被起訴判刑，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黃當選。
一九九五年，黃因健康原因，放棄了代表民進黨參選台灣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的機會，由彭明敏參選。
一九九六年五月，黃被李登輝聘為總統府資政。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黃因腦溢血送醫急救，雖然手術成功，當晚恢複了意識，但在同月三十日上午因心肌梗塞引發心髒衰竭去世。黃未能見證政黨輪替。
黃有句競選名言：“國民黨隻是個人民團體而已，跟理發工會一樣的性質。”
黃經常被人稱為“台灣民主之父”、“民進黨永遠的大佬”和“永遠的歐吉桑（日語“老爺爺”）”
施明德（一九四一—二0二四年）
一九六二年，童年時曾目睹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的二十二歲的施明德，身為國軍炮兵少尉，因參與組織台灣獨立聯盟被抓並被判無期徒刑。被捕後的偵訊期間，施慘遭酷刑，全口牙齒都被打至脫落，從此開始了他的假牙人生。
蔣介石去世，全台大赦，施的無期被改成十五年有期，於是在一九七七年蹲滿十五年出獄。施在外麵一共呆了兩年六個月，又進去了。
就是在這兩年六個月的自由之身期間，施活得精彩紛呈。
剛出獄的一九七七年，正趕上黨外大舉參選的年頭。施被特赦但依然沒有公民權，不能參選，不過當局沒說不能助選，於是施去幫助也是剛放出來的台獨獄友蘇東啟的太太蘇洪月嬌助選。
蘇東啟在一九六一年以雲林縣議員的身份因涉台獨案而遭判無期，太太也因他坐過牢。雲林許多人覺得蘇坐的是冤獄。施幫蘇太太競選，讓蘇的兒子穿上前麵寫著“我爸爸有罪嗎？”、後麵寫著“我媽媽有罪嗎？”的競選背心滿街走。蘇太太一舉高票當選雲林的台灣省議員。她的票有個專有名詞，叫做同情票。最早的同情票就是施發明的。
雲林一役，施的政治天才引起了黃信介的注意。一九七七年的選舉以後，施被黃攬為手下大將，黃信任施到如此地步，曾把自己的銀行存折與印章交給施，告訴他該拍板就拍板，該花錢時不用報告。後來黃主導的所有美麗島活動，施都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
政治之外，施還是柔情萬千的泡妞好手。施一生結婚三次，但緋聞不斷，女友無數（他對女性交往有著名的“三不政策”：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其中第二任妻子是美國人艾琳達（L.Arrigo）、施的民主戰友，而艾琳達就是施在兩年六個月的自由之身期間泡來的。施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洋妞緣：
“艾琳達也不是我的第一個洋戀人。當年為什麽會一再被洋妞喜歡，我也不知道。我隻能自我消遣：‘大概我番仔的味道重點吧，才有番仔緣。’不管怎麽說，我真的非常感激那幾位洋妞。她們不以財富、地位和知名度來衡量我，她們讓我在那麽落魄貧賤的時刻，重拾了對人性和人生的信心。她們陪伴我，在墾丁、在關仔嶺、在台中公園、在青草湖、在北投、在植物園、在基隆公園、在東部和橫貫公路的翠綠天地中，接近大自然。
我討厭像一般‘政治人物’那樣擺一副道貌岸然的虛偽架構，我敢談風花雪月，不諱言自己的感情。”
一九七九年，施因為在高雄事件中擔任遊行總指揮而再次被捕。
一九八0年，美麗島和高雄事件大審判之際，其他受審人在軍事法庭上一一撇清與遊行暴動事件的關聯，隻有施拒絕律師辯護，擔起一切責任。施要求軍事法庭不要濫殺無辜，連續大聲吼叫：“我是總指揮，請判我死刑！”
關於台灣主權，施在軍事法庭上表示“台灣應該獨立，而且已經獨立了三十年，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那時的蔣經國曾殺心萌動，好在他特許了一批名流旁聽庭審，並召見其中的國立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詢問觀感。沈先生深諳天意難測，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但還是鬥膽諫曰：殺人影響國際視聽；殺人隻會培養烈士；血流進土地，再也收不回來，而我們的子孫還將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下去。
施被判了無期徒刑。施是唯一義無反顧、不懼死亡的人。
施被關在綠島，那時艾琳達已被當局驅逐出境，施的別的家人不知情，法律也不允許他們到牢裏看望施。施連衛生紙都買不起，隻能把內衣撕成一塊又一塊的布，將最難以啟齒的身體部分的汙物擦淨。之後，施想到母親的米漿，於是每天上午隻吃半碗白飯，挨著餓，把另一半米飯做成米漿，洗淨布料，重複使用。
一九九0年李登輝宣布美麗島事件判決無效，施才結束連續長達四年七個月的絕食和三千零四十次的強製灌食，以無罪之身恢複自由。施離開監獄時對媒體所說的第一句話是：“忍耐是不夠的，還必須寬恕”。
他那時四十九歲，卻坐了二十五年半的牢。他無家可歸，兄妹在國外，出獄那一夜，施睡在陳菊的小客廳裏。
一九九二年，施當選為台南市立委。
一九九四—一九九六年間，施擔任了第六屆民進黨主席。他率團訪問美國時，向美方表達，“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民進黨執政不必也不會宣布台灣獨立”。
施給台灣留下的最大政治遺產就是“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他知道民進黨的黨綱必須賦以新的詮釋，否則美國會用盡各種方法阻止民進黨執政。施希望推動政治改革，希望台灣政黨輪替，同時主張民進黨不宣布台獨。
他的同黨的反對派拿著如喪禮的黑字白底布條，到民進黨黨中央一樓斥責他：”台奸，滾出民進黨中央！”
一九九五年，施主張政治大聯合，他促成了與統派立場鮮明的新黨前召集人趙少康等人在立法院商談合作的“大和解咖啡”，而有些人認為省籍和解、黨派和解不利於政治仇恨的動員。
施還曾提出引起朝野爭議的“金、馬撤軍論”，他建議在金門和馬祖設立和平特區，“金、馬應走向非軍事化”。
施被外界喻為“台灣曼德拉”，曾兩度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民進黨於一九九九年五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了早期的台獨黨綱。
二000年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自認“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夢想已經實現的施於二00一年立委選舉前宣布退出他賭上生命換來的、細心嗬護、希望將之推向執政的民進黨。
施在隨後兩屆的選舉中以無黨籍身分參選立委，皆落敗。競選時施申請演講活動場地，民進黨執政的各縣市都予以拒絕，隻有雲林縣縣長蘇治芬念著施當年與其父的舊誼同意批準。
也許因為施沒有真正握有權力，也許因為二十五年半牢獄的磨煉，施沒有跌入俗套。後來施做了一件大事：
施是徹頭徹尾的台獨分子，但是，台獨是手段，台灣民眾的福祉是目的，這個關係，施不含糊。二00六年，陳水扁貪汙醜聞開始曝光以後，扁加速向獨派靠攏，尋求政治掩體也得到了政治掩體。作為民進黨大佬和獨派前輩，施不顧多數獨派人士的遊說與施壓，毅然在二00六年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紅衫軍倒扁運動，紅衫軍走上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要求阿扁下台。兩次大遊行分別創下了五十萬及一百萬人的紀錄，那是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集會。施在雨中下跪，向正直的台灣人民下跪。
然而施最精彩的舉動，不是把紅衫大軍聚集起來，而是在百萬紅衫屯兵總統府前時，頂住誘惑，毅然把紅衫軍解散，讓民主回歸民主的機製，沒有衝動地率眾衝入總統府。施的追求與素養，在紅衫軍的和平落幕中盡顯無遺。
施與陳水扁劃清界線，也與昔日民進黨的同誌們漸行漸遠。二00八年民進黨敗選下台後，施逐漸淡出了政治舞台。
二0二四年一月，賴清德在就職民進黨主席時重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當時施撰文說，很高興他四十四年前站在軍事法庭上說的“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如今已成為台灣的共識。
同年一月十五日，施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年八十三歲。
陳文茜曾經說過：施“是我在台灣見過的永遠不會退卻，也永遠不會妥協大原則的唯一領導者。”
施逝世的當天，剛剛當選為台灣總統的賴清德在“臉書”上發文悼念。文中推崇施是民主先行者和人權捍衛者，也是智慧勇敢的政治家，感謝他傳承愛、和平、非暴力的創黨精神，讓台灣繼續在民主的道路上壯大，與世界民主陣營共同守護民主價值。
對於這位一生選擇站在執政者對立麵的前輩，施曾盡力反對的陳水扁也於同日發文“悼念一代梟雄施明德前主席”，稱其是民主先知，帶領民進黨強而有力地衝撞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並寫道：“先知都是寂寞的。一代梟雄施明德、永遠的民進黨主席安息吧！”
施作為曾經的黨魁，有足夠的遠見和度量，也有他教徒世家基因中的慈悲和仁愛。他說：
“我們必須麵對真實的曆史，曆史的真相是，我們並不是通過革命和戰爭贏得勝利的。民間的抗爭和國際的非議，形成的隻是壓力。事實上台灣執政黨走到那一刻，並不是完全失去了暴力維持的能量。當他們願意開放黨禁，且承諾未來的票選輪替時，我們所有的同仁都隻會接受。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生命，革命者流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們既然接受了這樣的有序轉型、組黨競爭，就意味著我們事先承認了對手黨的合法性，也預示著整個民間社會都提前達成了對該黨往日惡業的寬恕。我們不能在競選上台之後，再去一一追究所有曾經的幫凶。如果那樣，那既不符法理，也不孚誠信。民主社會正常的黨爭，就會繼續淪為血腥的命爭，人民就會繼續綁定在仇恨的鐵枷之上。”
施為他的回憶錄起名為《能夠看到明天的太陽》。他說：“我自己印刷了兩百部，每部定價兩萬元。願意花如此昂貴書款購買的，才是我真正的讀者。”
有施這般引刀成一快赴難求變的死士，民國也才有主動棄權開放黨禁的總統。施活下來了，蔣家子孫也才真正地活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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