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
1958年，老舍在荷花池邊小憩。1964年文化界整風，老舍被推出去當靶子。雖僥幸過了關，卻不再受重視。1966年8月，老舍跳湖。運動激烈的時候，老舍曾附和著鬥吳祖光，但私下又對吳很照顧。陳徒手對自己筆下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不能苛求他們，因為時代很荒誕。”
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集體萎縮。陳徒手常自問：換作我，會怎麽樣？“反右是一個戰役套著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著另一人”，陳徒手後來想：“人人都有髒手的可能。”
山東曲阜鄉村的“四清運動”。“四清運動”是“文革”的導火索，北大是“四清運動”的試點之一。當時北大黨組開了近二十次會，幾派人圍著馮定互相鬥。《故國人民有所思》有了馮定一篇，陳徒手才覺得踏實了。
陳徒手在北京檔案館手抄了幾十萬字檔案。這些檔案，有的人恨不得永遠埋起來。這時陳徒手就像一個盜墓者。
挖出來的值錢貨攢了好幾年，放進新書《故國人民有所思》，寫新中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當中的種種難堪。
黃宗英曾經打電話給陳徒手：“馮亦代看了你這本書，看哭了。書中說到的這些人都是他的熟人，但是你說的這些事他又不知道，所以哭了。”書是2000年出版的《人有病，天知否》。2013年5月，該書修訂版出版，同期出版的還有新書《故國人民有所思》，講述11位大學教授1949年後“思想改造”的過程。
1990年代，陳徒手在中國作協檔案室用紙筆抄錄了幾十萬字的檔案。“主要是會議記錄，還有作家來信、交代、檢查。每搞運動就留下一堆。”
1957年“反右”，中國作協開了二十多次大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會上常常狀況不斷，有人罵，有人哭，有人鬧。一次會議，天津女作家柳溪當眾揭發陳企霞，指認陳曾和自己有“不正當男女關係”，床笫之間的細節也一一抖落。全場愕然。
陳徒手抄到這份會議記錄，大感震撼：“這大概是最殘酷的一次，原本都是老朋友，當著麵爭得你死我活，拿最惡心的事情來治你。”
為了整陳企霞，作協黨組書記劉白羽專程去天津動員柳溪來現場。陳企霞任《文藝報》主編，原本“很神氣、很堅持的一個人”，一下垮掉了。
陳徒手總結：“反右是一個戰役套著另一個戰役，一個人套著另一個人，好像都有安排。”先反丁玲，再是馮雪峰，回頭再鬥丁玲。最後開會表決是否開除丁玲黨籍，丁玲自己也舉了手。
《人有病，天知否》用到的檔案材料不及他抄錄總數的一半，絕大部分信息是首次公布。
2001年開始，陳徒手“轉移”到北京檔案館開抄，紙筆漸漸由電腦取代。《故國人民有所思》裏涉及的全部史料就來自這些檔案，“沒有隨意的想象，隨意的擴充”。
1
趕上“運動的整套模式”
1961年出生的陳徒手自稱“政治化的一代”。初、高中正逢“文革”，讀書的時間極少，上午上幾節課，下午全體上街看大字報。大字報都是爬梯子上去貼，貼得很高，紅紙上抄著鬥大的黑字，他仰頭來看，時間一久，紅紙在陽光底下，變作漆黑的一團。
每天早上，老師從全班四十多人中抽查五六個，要求複述。陳徒手被抽中過，大字報上說的不能全懂，隻知道是這個鬥那個，他一字一句學舌：書記廖誌高搞修正主義。
後來，大字報上的鬥爭和“運動”，變成了活生生的經曆。1986年陳徒手從致公黨中央調至中國作協創作聯絡部，發現“雖然撥亂反正很多年，作協還是很複雜，一直沒有太平”。
1987年1月，黨號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協也不斷開展學習和運動。每次開理事會，左右兩派爭相發言，攻擊對方觀點是自由化，火藥味十足。一次文代會，陳徒手做記錄，王蒙說：這裏有問題，你們不要動不動給中央報警。“可見當時有人沒完沒了地告狀。”陳徒手回憶。
這年冬天，作協召開青年創作會議，會場設在當時西郊的金豐賓館。白天講文學理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晚上放外國電影。會連續開了八九天，外麵下著雪，天色昏暗。
2
在檔案係統的縫隙中淘寶
2003年前後，陳徒手和楊奎鬆都常在北京檔案館查檔。幾年後，楊奎鬆寫了王芸生和《大公報》1949年後發生的轉變，陳徒手則開始在《中堂閑話》、《炎黃春秋》發文講述俞平伯、馮友蘭等名校教授1949年後接受思想改造的始末。2013年，分別收錄了這些文章的兩本書——楊奎鬆的《忍不住的“關懷”》和陳徒手《故國人民有所思》同期出版。
《故國人民有所思/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5）
陳徒手佩服楊奎鬆廢中尋寶的“神技”，以及和檔案館周旋的智勇。
一次，楊奎鬆無意中發現擺在檔案館大廳的書櫃上，幾本用來裝點門麵的刊物，竟是華北局1950年代的一份內刊，相當於今天各黨委的“支部生活”，裏麵記錄了黨內處理黨員的種種。楊奎鬆立刻埋頭苦抄，抄不完，又申請複印，館長一審查，這是機密，刊物封存。
《大公報》檔案原本是中央級檔案，1964-1965年該報下放到北京市，檔案關係歸至北京市委。楊奎鬆意外發現，派了七八名學生來代抄，突擊兩三天後，檔案被封了。
檔案管理不規範，查檔需要一點“人品”。陳徒手采訪完汪曾祺的兒子汪朗，還缺單位這邊的說法，想去北京京劇團找人事檔案來看。這天京劇團剛好有老同誌去世，領導們都去料理後事，隻留下兩個小姑娘，聽說要采訪，很高興，手一指：“你看吧。”粗麻繩捆著破破爛爛的一堆東西，上麵用毛筆寫了“汪曾祺”三字，裏麵的紙張質量不好，規格也不一，有簿冊，也有稿紙，有時還用複寫紙一式三份，陳徒手如獲至寶。
抄上以後，檔案處處長無可奈何，也就放任不管。十幾萬字，陳徒手抄了兩三回，隻能截取部分。《人有病，天知否》引用了汪曾祺“文革”後寫的檢查等材料，都是從未公布過的全新材料。事後在陳徒手提醒下，汪朗去京劇團索要檔案，以防銷毀，卻遭到檔案處的拒絕：家屬是不能看的。
檔案分類沒有係統性，往往還文不對題，光看檔案目錄，根本查不到想要的內容。陳徒手有一陣研究梁思成，想查1960年代梁思成在曆屆北京市人大的發言，根據目錄，什麽也沒查到。檔案館的做法是：把北京市人大的所有會議發言稿，釘成厚厚一本，陳徒手隻好從頭至尾翻閱，最後找到了梁思成的部分發言。
陳徒手讀了市麵上幾乎所有梁思成的傳記，編排得好看，賣得也好，但是“抄來抄去，沒有新意”，最後強化的都是梁思成“解放後如何跟隨社會主義道路”。陳徒手在檔案和口述中發現梁思成的另外一麵，則從未展現在世人麵前。
“反右”時期，梁思成被批得很狼狽，到後來，他也開始批別人。他在鬥錢偉長的會議上言辭激烈：“用我們的丁字尺，把你打成肉醬。”“打成肉醬”是“反右”時期工農兵的常用語之一。
一次北京人大會議，每當右派發言自我辯護，下麵就有人遞條子：讓他滾下台去。主持會議的梁思成照本朗讀，把右派趕下台。檔案記錄在陳徒手采訪所獲的口述中得到印證。漫畫家李濱聲當年被劃右派，在會上做檢討，說到一半，梁思成收到條子，便一臉嚴肅，揮手喝道：下去！
另一個發現是，梁思成有一個時期喜歡琢磨《人民日報》，尤其社論的寫法。他學習批判文章怎麽寫，學到最後，自己寫起來也毫不費勁。1955年清華大學建築係批判梁思成和其他幾位教授的建築思想，其他人檢討寫了一個多月都沒有過關，梁思成寫了一篇，“極其深刻”，很快解脫了。毛主席說，梁先生都投降了，就別批評了。
“他像他父親梁啟超，文字感特別好，又摸透了左的氣氛下的文章模式，不論哪一個政治運動，都寫得很煽情，他念出來的效果也特別好。”陳徒手對南方周末記者評價。
3
那種環境裏 沒有幹幹淨淨的
不久前，王克明給陳徒手寫郵件，他看了《故國人民有所思》一書中的馮友蘭一章，覺得“比較中肯”。馮友蘭是王克明的遠房姨夫。資中筠向陳徒手轉告了馮友蘭女兒馮鍾璞類似的看法，“馮鍾璞向來眼光很高，看不中別人的文章”。
陳徒手對馮友蘭的評價是：“他的經曆有標本性質，他一直在鬥爭，又一直遊離，關鍵時候他能收縮，永遠是喘口氣又活過來了。”
他這樣理解馮友蘭晚年參加“梁效寫作組”：“就是給人家改寫古文注釋，並不是多大罪惡，結果被人說得那麽惡心。”
即使忠厚如老舍，也會本能地規避危險。“‘右派’吳祖光挨鬥，老舍會上也頻繁發言附和。但私下他對吳祖光又很關照，吳祖光後來去北大荒勞改，老舍買一些吳祖光的畫回來，送給吳的夫人新鳳霞，用這種方式表達對他們的關心。後來吳祖光寫文章，還感慨老舍先生做人還是挺好的。”陳徒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64年文化界整風，北京市委想要保全自己，便把老舍推了出去。1965年，批判老舍的文章寫好了，《北京日報》排好了版，就等著發表。結果沒有發——形勢變成了不是整老舍一人，而是一批人，老舍躲過了這個關口。但在那之後，他不再受重視，往年北京人藝春節開聯歡會都要請老舍來，1964年以後就沒請他。
老舍知道自己被劃入另冊了。真正的衝擊是1966年文革開始。1966年8月，紅色恐怖，那一個月特別厲害。但其實之後，整個形勢就緩和了。老舍如果不自殺的話，就能扛下去了。”陳徒手對老舍自殺的理解是：“1949年以後他沒吃過什麽苦，突然間這樣他受不了。”
“不能苛求他們，主要是時代很荒誕。像郭小川最後二十年其實很不開心，雖然他在《人民日報》寫了很多文章，寫英雄模範，現在看，都沒法讀，都是大話套話。《一個和八個》之前的詩歌，味道特別好，1964年以後，寫大量政治小詩，都特別沒有詩意，文革中很多人都模仿，成了一種套路。一個詩人的才華活生生被抹殺了。”陳徒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知識分子在特殊年代集體萎縮，陳徒手想展示的卻還是他們美好和善良的一麵。“像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完全是憑著對國家的尊重感寫的。他研究絲綢，一件件過手，那本書才有這麽厚重的感覺。這種職業感我很敬重。還有老舍先生，話劇一部部寫，寫完演幾場，大躍進一過，這個戲也就過了。但他依然保持一種寫作熱情，那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對新時代非常昂揚的熱情。”
陳徒手常自問：換作我，會怎麽樣？“也許我還不如他們，假如不粉碎‘四人幫’，不改革開放，我們接下去都會是這個命運。”
高一，學校組織去農村勞動，陳徒手借來收音機，大家湊在一起聽。不知是誰無意中撥到台灣“敵台”，正播報：北京軍隊出現了動亂，有人扔手榴彈，把劉伯承炸死了。大家聽傻了，忘了去關收音機。有人揭發，老師盤問起來，同學齊齊指向陳徒手。
陳徒手嚇壞了，那時正想入團，心想這下可入不了了。當晚，他趴在路燈下寫檢討。不遠處的樹底下，老師在給同學講著名手抄本“梅花黨”的故事。“梅花黨”是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老師正講到，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受“梅花黨”派遣，回大陸接頭，暗號是梅花形狀的戒指，她跟王光美握手，發現對方就戴著梅花戒指，原來王光美也是特務！
陳徒手永遠忘不掉：那晚的月亮出奇地大，他聽著“梅花黨”，膽戰心驚，兩手顫抖。寫完檢討，他就在月光下念給同學聽，聲音也在顫抖。
三十年後，陳徒手在檔案裏看到夏衍和鄧拓的經曆，尤為感慨。“1964、1965年文化部整風，黨組成員全體被整，也是把最大的目標——夏衍拋出去，夏衍倒台後，黨組成員還是一個個被收拾。鄧拓也是被北京市委拋出去，很多揭發材料都是北京市委同事寫的。“一定要保自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難堪、最令人痛心的地方。當然，在那種政治環境中，人人都有當髒手的可能，這次不當，下次就要當，誰都沒有幹幹淨淨的。”陳徒手說。
文章原載2013年8月9《南方周末》
https://mp.weixin.qq.com/s/uDbB4IAxO9P5-VT5YPdcG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