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衛平：上海市“五七”幹校的“牛鬼蛇神”們
人生有些記憶難以淡化，每每觸及清晰如昨，比如當年作為知青身份的我，在上海市直機關“五七”幹校的一段經曆。
1973年冬天，我從黑龍江德都縣下鄉地回滬探親，回到了康平路的家裏。踏進家門，原本其樂融融的六口之家，冰鍋冷灶了無聲息，因為文革政治運動，一家人分崩離析、天各一方：父親從1967年初被“整”：審查、隔離審查、後被趕到上海市直機關“五七”幹校關牛棚，已經過去7年了。母親去了崇明島的徐匯區“五七”幹校。哥哥66屆南模初中畢業，去了蘇北的大豐農場。三弟回老家江蘇揚州插隊。我67屆南模初中畢業，因為父親被隔離審查，我沒有資格去黑龍江兵團、農場，去了黑龍江德都縣離邊境較遠的靠山屯插隊。大家庭隻有小弟一人留守，分配在浦東一家工廠搞基建。
黑龍江冬季冰天雪地是農閑，有四、五個月沒有活幹，我想這些年和父親聚少離多，不如去幹校陪陪父親，多少給他一點親情的安慰，再則“五七”幹校，關押著這麽多“牛、鬼、蛇神”，我有機會與他們近距離接觸，也是一番難得的人生經曆。
（1964年，周總理來上海，接見上海市人委“四清”工作隊隊長範征夫（中）等人，市委書記陳丕顯（右）在做介紹。）
1973年年底，文革（1966～1976）已經是第8個年頭了。我居住的康平路、高安路一帶，政治運動的腥風血雨撲麵而來，住在我們院子的王曉東（市財貿政治部副主任）自殺了。離我家幾十米遠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蔣文煥自殺了。我家院子向南幾百米遠的高安路上，上官雲珠（著名演員《舞台姐妹》主演）跳樓自殺。向西幾百米遠的康平路上，孫蘭（上海市高教局局長）跳樓自殺。父親被數次批鬥，白天黑夜車輪戰，身心憔悴，多次產生自殺念頭，母親苦苦勸他，千萬不能走這條路啊，你走了，我和孩子們怎麽辦？你死了還要背上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罪名。
一、父親得罪了張春橋，被打成“陳曹死黨”，關進幹校“牛棚”八年之久。
父親1920年出生於揚州北郊的貧農家庭，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在家鄉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武裝陳文部隊，1940年到蘇南地區參加了新四軍，曾任安興區、強埠區區委書記、區長。1949年隨三野進了上海，父親參加了接管上海市區工作。1956年調上海市人委（市政府）辦公廳任副主任、主任，副秘書長兼主任。
文革前十年，他的一項重要工作是起草市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項耗心費神的工作，父親因此時常失眠，有一段時間神經衰弱，經常難以入睡，起草前要召集各委、辦、局開會了解情況，初稿完成後要先到市長辦公會上討論通過，最後還要在市委常委會上接受審查。為了工作需要，曹荻秋市長要求父親列席相關的市委常委會，便於了解各常委的意見，方便修改報告。
有一次柯慶施主持常委會，柯轉身問坐在右後方的張春橋，“春橋啊，你談談看…”，張春橋麵無表情，鏡片後的目光帶著冷峻，“報告裏為什麽不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講話…”會場的氣氛一下子變得十分緊張，曹荻秋看不下去了，臉漲的通紅，一下子站了起來說：“柯老，這是市政府工作報告，我們市長辦公會議討論幾次了，已經通過了，這跟馬克思、恩格斯沒有關係！”柯慶施一看這個局麵，就打了圓場，“好、好，那就，就通過吧。”事後柯也覺得張春橋講的沒道理。
大約是1962年，一次陳丕顯主持市委常委會，討論人事問題。柯慶施、張春橋沒有參加。會上有個議題，擬任命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擔任新華社駐上海分社副社長。當時參會人麵前都有一疊厚厚的材料，其中講到李文靜曾經叛變過。當時陳丕顯問父親，你看怎麽樣？父親沒有猶豫直接說，叛變過的人一般是不宜提拔的。於是李文靜的任命會上沒有通過。但總有好事者把消息通給張春橋，父親又算是得罪他了。
1958年，張春橋發表了《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文章，此文因揣摩到聖意而在政治上扶搖直上，獲得毛的器重。1958年底增補為市委常委，後來當上宣傳部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處書記。張要父親寫文章呼應他文章的觀點，父親因不同意他的觀點沒有寫，再次得罪張春橋。
徐景賢66年11月率上海市委寫作班“集體造反”，成為上海繼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三號人物“徐老三”，他的老婆葛蘊芳解放初期曾任夏衍的秘書，後長期在文教辦工作。她受張春橋指使，找父親談話 ，要父親揭發陳丕顯、曹荻秋罪行，並舉例馬天水、王少庸等揭發陳曹都被“結合”了，父親回答：“我沒有聽到他們有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於是張春橋派老婆李文靜進駐市人委辦公廳，指揮造反派把父親打倒。
二、上海“五七”幹校成為迫害老幹部的集中營
“五七”幹校來源於1966年毛澤東的“五七指示”。1968年，黑龍江柳河縣為紀念毛澤東“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創辦第一所“五七”幹校，後全國紛紛效仿，辦起了幹校，其實是把走資派、老幹部集中關押，政治上製造恐怖，生活上虐待，剝奪人身自由，使幹校成為迫害老幹部的“集中營”。
（從左至右：徐錫濤、範征夫、胡文治、劉夫暢、舒文、潘承嘉、章其凡、張民誠、王希昶、周清泉、朱俊）
1968年10月4日，上海在原“半農半師”學校舊址辦起了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也叫104幹校。造反派把市裏被打倒、審查的幹部集中起來，在學校的操場、空地上搭建了很多簡易大棚，把走資派們關進去，揭發批鬥，勞動改造。讓這些人手臂上箍著黑色袖章，上麵有編號，互相之間不準叫名字，隻準叫編號。造反派用車輪戰、強光照射、打罵、不準吃飯、不讓睡覺等手段強迫幹部們承認自己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稍有辯解就是一頓毒打，最後逼迫你在交代材料上簽字畫押（按手印）。造反派把關押老幹部的大棚叫“牛棚”（牛鬼蛇神）。
三、“走資派”們
1973年年底，我跟隨父親在徐家匯乘上去幹校的大巴，車開了二個多小時，我們到達了位於奉賢東門港的上海市直機關“五七”幹校。
父親這批人住在一棟二層樓教室的底層，房間（原先是教室）比較大，裏麵擺著十幾張雙層床，人最多時裏麵住著二十多人。我去時雙層床的上鋪已經不住人了，堆放著雜物。看下來隻有曹荻秋旁邊的床位空著，我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有幸成為曹伯伯的“鄰居”，要不是去幹校陪爸爸，我不會有和曹伯伯這麽近距離相處，要不是這場運動，曹伯伯也不會進“牛棚”受盡屈辱，這一切說不出是酸楚還是荒誕，總之眼下我將和走資派們同呼吸、共命運，體驗一番被關“牛棚”的滋味。
夜晚的燈光略顯昏暗，父親把幹校的難友一一向我介紹：
楊西光（原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
宋季文（原市委常委，副市長，已被趕到我們康平路4弄的院子裏居住，是我家鄰居）
李家齊（原市委秘書長）
劉夫暢（原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
楊永直（原市委宣傳部部長）
楊實人（原市人委副秘書長）
周原冰（原市委副秘書長，後華東內刊主編）
施平（華東局農辦副主任）
舒文（上海科委主任）
欽本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
蘇醖（市委接待辦副主任）
黃宇霽（電力部副部長兼華東電管局局長）
張浩波（團市委書記）
張民誠（市級機關黨委副書記）
還有潘承嘉、章其凡、王希昶、胡文治、周清泉、朱俊、徐先坤、閔孝思、吳敦宏、胡誌洪、朱根富、任兆祥等。
當時這批人屬於紅九連（華東局、上海市委、市人委）。記得紅九連的連長是施安源，支部書記是王寶仁，班長叫徐錫濤。幹校的革委會主任叫方傑。
寫下這麽多人名，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一場政治運動徹底改變了他們的身份、處境，曾經政治舞台上呼風喚雨的核心人物，而今身陷囹吾被關押在幹校，接受審查批判，勞動改造。
四、曹荻秋為兒子當上工人自豪，楊西光煙癮大，愛抽大前門香煙
這批受審查的老幹部，他們的審查分幾個階段：一、隔離審查；二、解除隔離審查（性質結論仍不明確）；三、回班（基本不是敵我矛盾，但仍然留個尾巴）；四、解放（所有的大帽子都拿掉，留個小尾巴，安排工作）。至於徹底糾正冤案、平反昭雪，那是粉碎“四人幫”、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事了。
（1964年，父親在上海協昌縫紉機廠擔任“四清”工作隊隊長，曹荻秋在工作隊????點時合影）
幹校的食堂在宿舍的西邊，吃完早飯提回兩熱水瓶的開水，就是一天的全部用量，喝水、洗漱、擦身等全部靠這兩瓶熱水。食堂中午、晚上供應菜品就那麽幾樣，2角5分的大葷有排骨、紅燒肉塊、紅燒魚塊加一點蔬菜。小葷一般是炒肉絲、炒肉片。5分錢的就是純蔬菜，青菜、黃芽芽、卷心菜、蘿卜等，翻來覆去就這幾樣菜。
大走資派曹荻秋、楊西光是不允許早到食堂的，每次等他們走到窗口，隻剩下5分錢的蔬菜了（造反派有權，要殺殺大幹部原先養尊處優的待遇）。我有幾次買到了紅燒小肉，就悄悄分幾塊給他們吃，他們就不聲不響地吃了。在幹校裏，除了曹荻秋的愛人石斌，沒有人敢和曹荻秋說話，吃飯也沒有人和他坐一張桌子，造反派把大走資派徹底孤立起來，誰要和他們說話，就被懷疑通消息、串供、會被批鬥。我到幹校後，有時和父親他們下地勞動，有時不去勞動，沒人管我，比較自由，我就在宿舍裏陪曹伯伯說說話。
曹荻秋是1973年1月解除隔離的，這時候他每天都在寫東西，見他寫累了雙手插在口袋裏，在宿舍裏來回踱步。後來才知道他在向中央寫申訴材料。
曹伯伯的兒子曹嘉揚和我是小學同屆同學，相互認識，曹家小女兒莉莉常到我們院子來玩。文革前十年父親是曹荻秋市長的直接下級，也是最重要的助手，造反派給父親一頂大帽子是“陳曹死黨”，市裏多次開批鬥大會，父親站在他們旁邊陪鬥，為此我們全家政治上都不得翻身，我在農村四次上大學被推薦到縣城，都因政審不合格不讓去，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幾年才得到平反。
曹家三個孩子一起到安徽嘉山縣插隊落戶，當時有關部門不同意三個人去一個地方。後來曹家說，不讓去我們就不下鄉了，有關部門隻好妥協，同意兄妹三人一起下鄉。下鄉幾年後有一個招工指標，姐妹倆把這個指標給了曹嘉揚。嘉揚到縣裏上班後，經濟條件才有了改善，生活有了保障。
那些年，曹荻秋和石斌的6個孩子，有5個被趕到農村務農 ，隻留最小的莉莉在上海。曹伯伯和我說起嘉揚當上了工人，神情很自豪，孩子能拿上工資，可以養活自己了，對於身陷幹校“牛棚”的曹伯伯是極大的安慰。
楊西光性格開朗，文革前他是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文革初“有幸”被張春橋列入“陳曹魏楊”的打倒名單。不勞動時老幹部喜歡下下象棋，楊西光抽著前門牌香煙在旁邊觀戰，有時大聲為一方支招。他的煙癮較大，一天一包前門牌不夠他抽，有時嘴裏嘀咕：“香煙也不讓多買，隻準買一包”。幹校的小賣部離住處比較遠，走一趟不容易，走資派在牆內處處受屈辱，花錢買東西還受控製。這天我特意去了小賣部，見一年輕的營業員，我大聲喊道：拿一條前門煙！營業員看了我一眼，這個年齡不可能是走資派，那就是造反派了，二話不說拿了一條前門給我。我回去交給楊西光，他頓時十分驚訝，“你本事倒是蠻大的，弄來一條？”我嘿嘿笑了，“楊伯伯，不是我本事大，我是打著你的旗號，是楊西光叫我來買的，他敢不賣！”楊西光臉上掠過一絲無奈：“不要瞎說！”隨之大夥一片哄笑。
粉碎“四人幫”後，楊西光被調到《光明日報》擔任總編，站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主持和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檄文，為全黨撥亂反正，摒棄文革餘毒，推進了時代向前發展，起到風向標的作用。
五、宋季文、楊西光先後解放了
宋季文一直是父親的老領導，解放戰爭時期，父親在華野供應總站時，就認識他，他對父親的工作十分支持。文革前十年他當常委、副市長，有一段兼任秘書長，是父親的直接領導。宋為人正直，有一次一位副秘書長看見他，一個鞠躬，“宋市長好！”被宋季文訓了一頓，“我告訴你，宋副市長就是宋副市長，你這樣叫，柯老聽到了以為我要奪他的權。”這位副秘書長非常尷尬，拍馬屁找錯了人。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批鬥陳、曹大會，曹左麵穿大衣的人是父親）
1974年1月，宋季文解放了，但留下“留黨察看兩年”的尾巴。過了兩個月，我在幹校門口見楊西光拎著包從裏麵走出來，我和他打招呼，“楊伯伯，到哪兒去呀？”楊西光麵露喜色：“我解放了，這次連尾巴都沒有留。”看得出，楊西光的心情很舒暢。宋季文1975年擔任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粉碎“四人幫”後調到北京，任輕工業部部長。
六、外出運豬飼料（豆腐渣），張浩波被敲竹杠
幹校的勞動於我來說是輕鬆的，我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身強力壯，在黑龍江強勞力環境下鍛煉了4年，幹校的翻地、鋤草、起菜，對於我來說十分輕鬆，況且我不是在編人員，沒人管我，比較自由。
有一次，我跟車（兩噸小卡車）去外麵運豬飼料（豆腐渣），卡車開到十六鋪附近的地方裝車，那天車多排隊時間較長，等開回到奉賢南橋鎮時，已經是下午1點多鍾了。回幹校肯定過了飯點，那就在南橋鎮上找家小飯店吃飯吧。這天一共去了四人，司機、造反派、張浩波（原團市委書記）、我。進了一家小飯店，點菜的時候，那兩個人不說話看著張浩波，張浩波隻能識相，買了四菜一湯，四瓶啤酒，幾碗米飯，花掉5元多。這種“請客”的場麵令人尷尬、唏噓。那時候走資派被停發工資，據說每月給20元生活費，這頓飯張浩波被敲掉月生活費的四分之一，剩下的日子隻能吃5分錢的蔬菜了。幾年後張浩波解放了，並擔任了上海寶鋼指揮部的總指揮，寶鋼是大型央企，生產的高端鋼材在全國供不應求。我幾次到張浩波家裏去看望他，談起當年一起去十六鋪運豬飼料的經曆，張指揮仰天哈哈大笑，昔日被造反派敲竹杠的“牛鬼蛇神”，現在是挑大梁的央企掌門人，著名企業家。
七、說說幹校的楊實人、欽本立、黃宇霽
楊實人文革前是上海市人委的副秘書長，文革開始後被趕到我們院子裏居住。他的資格很老，是黃埔軍校五期學員、炮兵。曾經任北平地下黨市委秘書長，楊伯伯的愛人徐福靜名牌大學畢業當醫生，早期在延安時幫領導們看病。解放戰爭時她是五大書記的保健醫生。解放後，是中南海最早的保健科的科長。1962年全家到上海，他們的兒子楊杏林轉到我班讀書，他瘦瘦的個子，喜歡舉手發言。後來在吉林下鄉讀的醫學院，子承母業現在是頗有名氣的老中醫。
欽本立平時不愛講話，他曾經在《解放日報》《文匯報》工作過，後在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工作。八十年代初，在當時的市長汪道涵的支持下，自主集資創辦了《世界經濟導報》，這份報紙辦的有聲有色，無論是影響力還是經濟效益都非常出色，可惜在1989年被迫停刊。
（父親範征夫1974年在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門口前）
黃宇霽，我在幹校見到他時，他是不聲不響的。他個子很高，喜歡手背在身後來回散步。因為他的幾個孩子我都認識，所以比較關注他。記得74年1月初，北京的王樹聲大將去世，打電報請他去參加追悼會，這時黃宇霽的問題還沒有定性，九連隊委章其凡聽到讓黃去參加追悼會的消息，大吃一驚，用蘇北口語說：“看不出來哦，黃宇霽是老資格了，王樹聲去世還請他參加追悼會。”後來才知道，王樹聲大將解放戰爭在中原軍區任副司令兼一縱司令員時，黃宇霽是一縱的敵工部長。黃宇霽長壽活到100周歲。
八、施平向孫大雨伸出援助之手
幾天前剛去世的老前輩施平，也是我在幹校期間認識的，他高壽活到113歲。晚年他長期住在華東醫院南樓，我多次去看望他，他身體很好頭腦也清楚，有兩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為原華東師大的學生王申酉平反；二是收留了著名教授孫大雨。施平30年代在浙大讀書時，孫大雨就是該校著名的教授，尤其對英國劇作家莎士比亞著作的研究很出名。孫大雨40年代到複旦大學，同時擔任了上海大教聯的代理主席，帶領大學教授和國民政府鬥爭，給美國總統特使寫信揭露國民政府的黑暗。解放後上麵撤了他大教聯的領導職務，後來該組織也解散了。孫大雨開始罵人，罵潘漢年、李正文、曹未風等，後他被戴上三頂帽子：反革命、誹謗罪、右派分子，還曾經被毛澤東點了名。粉碎“四人幫”後兩頂帽子摘掉了，但右派帽子摘不掉，原因是三級黨委不同意。80年代初，在孫大雨當年的學生胡喬木的關心下，上海市委統戰部決定為他摘帽。父親受組織委托在衡山飯店找他談話，宣布摘去他的右派帽子。但他的工作單位複旦大學卻無論如何不願意接收他，說孫大雨回來複旦就要亂了。無單位接收如何落實政策呢？在這關鍵時刻，時任華東師大黨委書記的施平伸出援助之手，歡迎孫大雨來華師大，施平是有眼光的，也是寬厚有雅量的，孫大雨在日後的學術研究中成就斐然。
九、幹校上下掀起“批林批孔”熱潮。農事春耕近了，我該離開幹校了。
1974年春節過後，幹校又開始“批林批孔”，動員大家要緊跟形勢，大造聲勢。王希昶的排筆字寫的好，他叫我幫忙一起寫。小學四年級時，父親規定我們弟兄每天臨帖一頁大楷字。記得文革開始後，寫大字報、刷大標語成為潮流，有一階段，見到有的大字報是用漂亮的書法抄寫的，大家的注意力似乎不在內容，轉移到欣賞漂亮的毛筆字上了。
幹校刷大標語是用白報紙，排筆蘸了墨汁寫上去，都是圍繞“批林批孔”的內容。反正上麵刮風，下麵就跟著落雨。
（1975年，我插隊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來上海看病時合影（左麵是筆者）
時間到了1974年4月底，黑龍江該是冰雪消融大地化凍了，我也該回去參加春耕農忙了。走出幹校大門，別離我與“牛鬼蛇神”們朝夕相處4個月的日子，走資派等待著解除隔離被結合，明確結論不留尾巴，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和家人團聚。我的前途在哪兒，一輩子在那個落後的靠山屯做農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內心不由一片迷茫。
結束語：我短暫的幹校生活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每每和朋友聊起依然心有波瀾。大約六七年前，我向人打聽奉賢上海市直機關幹校的遺址，告知，沒有了，找不到了。是啊，半個世紀的變化太大了，上海市“五七”幹校已經淹沒在曆史的塵埃，文中大多“牛鬼蛇神”已經不在了。願文革悲劇不再重演。
文字整理：盛文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