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自述：我這一家人
作者：李鵬
1、我的出生
我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我的父親叫李碩勳，母親叫趙君陶（原名趙世萱），他們於1926年8月在上海大學結成良緣。
說起父母親的相識，還有一段往事。那是在1925年3月，我父親在上海大學讀書。有一位同學叫陽翰笙，他患有胃病，組織上安排他和李碩勳、劉昭黎、雷曉暉等幾位同學一同到杭州養病並補習功課。
杭州風景秀麗，氣候宜人，陽翰笙的病一天天好了起來。有一天，雷曉暉碰到一個叫鍾複光的同學，就邀請她來西湖的住處。過了幾天，鍾複光來到了葛嶺山上的住處，和她一起來的還有一位20歲左右的女學生。鍾複光介紹說：這個女孩子叫趙世萱，是趙世炎的妹妹，從北京來到上海，準備明年報考上海大學。就這樣，我的父親和母親相識了。以後他們同時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學係。他們經過相識、相知，互相萌發了愛慕之心，在第二年8月結為終身伴侶。
我的母親非常喜歡杭州，我想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湖秀麗的風光，還有她對父親的無盡懷念。母親晚年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她還是想回杭州再看一看那令人牽腸掛肚的地方。1982年她終於如願以償，在西湖邊上的一家休養所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時光。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裏15號。在我出生的時候，父親受黨中央委派，正在浙江省從事黨的白區工作，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長、省軍委書記，後又任省委代理書記，所以未能陪伴在母親身邊照顧她。過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親才奉中央的調動，回到了上海。
這時候我已經快半周歲了，父親見到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心中自然十分高興。他就問母親：“給他取名字了嗎？”母親說“還沒有呢，等你來取呢。”他說“他屬於‘遠’字輩的，就叫李遠芃吧。”母親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詩《賀雨》，其中有兩句是“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芃芃”。我父親說：“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這說明我們家又多了一個革命的後代，我希望他能夠像茂盛的草木一樣，永遠紮根在中國人民的土地上。”就這樣，我的名字就定下來了，叫李遠芃。後來，我12歲去延安的時候，蔣南翔幫我改名為李鵬，一直沿用至今。
▲ 李碩勳和趙君陶夫妻合影照（圖片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2、我的家庭
父親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四川省宜賓慶符縣（今屬高縣）。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聖熙，我都沒有見過。我們家在當地是一戶比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據說我的先輩是從湖北省麻城縣移民過來的。早在明末清初，由於戰亂和疾病的影響，四川省人口銳減，清政府動員鄰近省的老百姓移民到四川。我在麻城的祖先李朝翰從麻城遷移到四川慶符縣。家譜中記載，四川李氏從第一世李朝翰一直傳到我這一輩“遠”字輩。後來在湖北省麻城縣也發現了李氏家譜。
2002年5月，我和朱琳一起回到了麻城老家，來到祖籍地李家壩，去李家祠堂祭拜了李氏祖先。
李碩勳從慶符縣小學畢業後到宜賓上中學。那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後，他積極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北洋軍閥和抵製日貨的鬥爭，並接受了進步思想。他和陽翰笙是好友，兩人都認為宜賓消息閉塞，就到成都考上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學。在1921年的這段時間裏，他們接觸到許多新的進步思想，其中包括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因為搞愛國學生運動被發現，李碩勳、陽翰笙等人被四川當局通緝。他們不得不在1922年11月離開成都，坐船到重慶。陽翰笙在離開成都時寫了一首詩，反映了那時他們的心情。詩中寫道：“錦江之水清又清，水底遊魚分外明。不怕虎狼爪牙至，一帆東去自由身。”年底，李碩勳又從重慶到北京，進入弘達學院（即今北京市二龍路中學）學習。
隨著國共兩黨合作，實行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共同反對北洋軍閥政府，革命力量中心已轉移到了南方，李碩勳和陽翰笙又到了上海。他們在1924年都考入了上海大學。我父親在上海大學接受了係統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並於1924年由青年團員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我的母親趙君陶於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陽縣（現屬重慶管轄）龍潭鎮，她原名趙世萱，後改名為趙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趙從善，外祖母叫陸碧蓮，他們是從江西南豐縣遷到龍潭鎮定居下來的。
酉陽位於四川的最東南部，是一座千年古城，交通十分閉塞。外祖父趙從善在江西的時候家境十分貧寒，他給一位桐油商人做徒弟，這位桐油商人帶著他經長江到了四川酉陽。那時候桐油商人的生意做得還不錯，逐漸積累了一些財產。但是他年紀大了，膝下無子，看趙從善身強力壯，做事勤快，為人忠厚老實，臨終的時候把所有的財產和桐油生意交給了他。這樣，外祖父接管了這位桐油商人的全部家產，繼續做桐油生意。他精於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賺了不少錢，後來在龍潭鎮購置了200多畝土地，算是一個富足的大戶。
外祖父、外祖母膝下一共有九個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親排行第九，名字中間都是“世”字。二舅叫趙世玨，三舅叫趙世炯，四舅叫趙世章，五舅叫趙世炎。我了解較多的有三舅、五舅和三姨，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了。
三舅趙世炯，信仰讀書救國，從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學校畢業後，進入郵政電信機構工作。當時，這類機構的薪水比較高，收入也比較穩定，他對我們全家，特別是五舅趙世炎、母親和三姨趙世蘭，尤為關照，不僅在他們讀書的時候照顧他們，而且在整個革命鬥爭中也為他們提供了許多幫助和援助。後來，趙世炯的幾個子女都先後加入了共產黨。
周恩來、鄧穎超很熟悉我們趙、李兩家的情況。解放後，鄧穎超專門給趙世炯寫了一封信，稱他為“三哥”，要他從杭州到北京郵電部工作。當時，李強是郵電部的負責人之一，他曾告訴我：“我和你的三舅是很好的朋友，在一起工作過。”
五舅趙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等建立了旅法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共青團組織的前身），是我們黨早期的領導人之一。
三姨趙世蘭是我們黨內一位比較著名的老大姐。她1919年隨全家從酉陽遷往北京，後來上了北京女師大，1925年參加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鬥爭。許廣平等學生運動領導人受到反動政府追捕，其中劉和珍和我三姨都被非法關押，她們在獄中作了堅決的鬥爭。由於社會各界名流對北洋政府的強烈抒擊並多方營救，她們才被釋放。
學潮時，我母親也曾在女師大補習功課。父母和趙世炎、趙世蘭等親屬都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他們的革命事跡影響了我的一生。雖然他們出身於富裕家庭，但後來都成為了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早期的共產黨員，特別是我的父親和五舅都為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這並不奇怪，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是類似的情況，因為他們從青年時代就抱有強烈的愛國熱情，特別是在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後，脫離了原來的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為堅定的革命者。
▲四川宜賓高縣 | 李碩勳烈士紀念館
3、父親革命中就義
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了轟動全國的五卅慘案。李碩勳參加了上海各界進步人士和廣大工人群眾的抗議活動，成為上海學生會的領導人之一，後被推薦為上海學生聯合會代表。1925年夏季，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成為中國革命學生運動的領袖人物。
1926年夏季，北伐戰爭打響了。經過激烈的戰鬥，北伐軍節節勝利，占領了通往武漢的要地汀泗橋和賀勝橋，並且攻克了武漢。革命的中心逐漸轉移到武漢地區，中央派遣李碩勳和趙君陶夫婦也來到了武漢工作。隨後，以葉挺獨立團為基礎組建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師長是李漢魂，副師長是葉挺（後升任第十一軍副軍長兼第二十四師師長）。受黨組織的派遣，李碩勳前往二十五師，擔任政治部主任，這也是他投筆從戎的開始。
大革命失敗後，許多共產黨人認識到，我們黨不掌握革命的武裝力量就不可能取得勝利。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等同誌的領導下，發動了南昌起義，並且占領了南昌城。在南昌起義中，李碩勳擔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南昌起義後，部隊開始撤離南昌，南下廣東，戰鬥力最強的第二十五師擔負後衛任務。這支部隊和兄弟部隊一起在江西會昌同國民黨部隊打了一場惡戰，傷亡很大。當部隊轉移到廣東大埔縣三河壩鎮時，國民黨錢大鈞的部隊已追趕到大埔一線，朱德、李碩勳、周士第三人組成的前敵委員會在三河壩鎮指揮部隊。鑒於形勢十分危急，朱德對李碩勳說：“我們現在需要請示黨中央，決定今後部隊的動向，你對上海很熟悉，所以決定由你去上海向中央請示。”這樣，李碩勳就告別了部隊，轉道廣東前往上海。
後來，朱德、陳毅等領導的第二十五師等部隊的餘部上了井岡山，和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的紅軍勝利會師。李碩勳到上海以後，立即向中央作了匯報。隨後，李碩勳被留在上海做黨的地下工作，先後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軍委書記，後又任浙江省委代理書記。1929年春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工作，擔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後又擔任中央軍委委員。
在擔任江蘇省委軍委書記期間，他積累了建立人民軍隊的豐富經驗。大革命的失敗使他深刻地認識到建立工農紅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於是，他在省委的領導下，將當地的共產黨武裝力量組織起來，先後參與領導了紅十四軍和紅十五軍的組建工作。
何昆（又名何坤)和李超時曾先後擔任紅十四軍軍長。根據黨中央的緊急指示，中央的一部分同誌從上海等地轉移到了蘇區。我的父親也被任命為紅七軍的政委，接替原政委鄧小平。紅七軍是鄧小平領導百色起義以後建立的一支工農紅軍隊伍。我父親原定的任務是盡快趕上紅七軍，把紅七軍帶往江西蘇區。就在他抵達香港準備轉往紅七軍的時候，突然接到中央電報。原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犧牲。廣東省委代理書記章漢夫向中央報告，希望派一位負責同誌來廣東主持工作。在這種危急情況下，中央改變了原定讓李碩勳去紅七軍的決定，任命他為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軍委辦事機構那時設在香港九龍。
不久，經過組織上的批準，我的母親帶著我一起來到了香港，見到了我的父親，一家人團聚了，十分高興。短暫的團聚後，根據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親隻身一人赴海南島主持召開軍事會議。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國民黨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有叛徒出賣；還有一個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當地方言，在海南又沒有任何關係掩護，很容易暴露。
父親被捕後，在獄中受盡敵人的嚴刑拷打，但他沒有絲毫畏懼，以一名共產黨人視死如歸的堅貞品格和不屈意誌，同敵人進行了頑強鬥爭。據後來一位被營救出獄的同誌回憶，敵人對他進行了各種殘酷折磨，以至兩條腿都被打斷了。身份已經暴露，為了保護黨組織和同誌們的安全，他始終咬緊牙關，隻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沒有做出任何出賣黨、出賣同誌的事情，表現了共產黨人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他給我母親留下一封絕筆信，信中要求我母親培育我成長。在臨刑的那一天，李碩勳在刑場上大義凜然，高昂起不屈的頭顱，麵對國民黨反動軍警，大聲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的口號，從容就義，時年28歲。
▲李碩勳寫給妻子的信 陶： 餘在瓊已直認不諱，日內恐即將判決，餘亦即將與你們長別，在前方，在後方，日死若幹人，餘亦其中之一耳。死後勿為我過悲，惟望善育吾兒，你宜設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謀自立為要。死後屍總會收的，絕不許來，千囑萬囑。勳 九.四.
4、見到周恩來同誌
1940年秋季，我正在育才學校讀書，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趕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準備去延安。我從學校步行到草街子碼頭，坐船到北碚，正好母親也從對岸的黃果樹來接我，母子匯合後一起坐公共汽車前往重慶。我們先來到重慶曾家岩50號周公館，周公館位於今渝中區中山四路，在靠近嘉陵江邊朝天門附近的一個小巷裏。
1938年冬，中共代表團由武漢遷移重慶後，為便於工作，周恩來以個人名義租賃這房子，作為中共南方局在市內的一個主要辦公地點。樓房內，中共代表團僅租賃了一、三兩層，二樓的大部分和底層門廳旁的廚房，均為國民黨人居住，真有左右內外夾攻之勢。
在曾家岩，我見到了周恩來和鄧穎超。我們這些烈士子弟都親切地稱呼他們“周伯伯”和“鄧媽媽”。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周伯伯。
1939年他曾摔傷了右臂，到蘇聯治療。事情發生在1939年7月，周伯伯在騎馬過延河的時候摔了下來，造成右臂肘關節部位骨折。黨中央和蘇聯政府都十分關心，由於國內醫療條件有限，蘇聯政府派了專機來接他。這樣，他和鄧穎超一起赴蘇聯治療，還帶了幾名在延安的革命烈士的後代和負責人的孩子去蘇聯學習。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興，對鄧媽媽說：這孩子都長這麽大了，越長越像碩勳了。鄧媽媽說：我看更像君陶。周伯伯看到我有一點駝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後又用拳頭輕輕敲了下。他說，可不要駝背，要挺起胸膛，這樣身體才健康。
有一天，周伯伯問我：你在育才學校學習什麽功課？我說在社會科學組。他聽了以後，從桌子上隨便拿了一張《新華日報》，叫我把社論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說：你能不能把這篇社論的要點給我講一講？我當即根據自己的歸納講了幾點意見，都是比較中肯的。他聽後對我大為稱讚。於是這件事情在曾家岩傳開了，說育才學校有一個孩子，小小年紀就能背馬列主義。這當然是誤傳。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來後，母親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辦事處一位同誌的房間裏麵，我們倆擠在一張雙人床上。據我的記憶，當時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裏，如徐冰、張曉梅夫婦。徐冰解放以後，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曉梅則成為鄧穎超的得力助手。還有宋平和陳舜瑤夫婦，宋平曾在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後來到重慶中共南方局和新華日報社工作。喬冠華的夫人龔澎也在那裏，據後來陳舜瑤告訴我，當時喬冠華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內另租有住房，不過當時他定期為重慶《新華日報》撰稿。
我在曾家岩住了幾天，就看到許多統戰工作對象和重慶的民主人士紛紛來拜訪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陽翰笙、田漢、馮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鄧媽媽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間裏，一起商談抗日救國的大事。周伯伯還特別向郭沫若介紹了我，說：這是李碩勳的兒子，叫李遠芃，在育才學校學習。郭沫若和我父親很熟悉，北伐戰爭時期，郭沫若是總政治部副主任，我父親是第二十五師政治部主任，他們經常來往。
▲四川宜賓高縣 | 李碩勳烈士紀念館
5、毛主席和我談話
1942年的秋季，我們已經從自然科學院補習班轉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校址在延河東岸原中國女子大學的地方。
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從延安大學出發，步行前往楊家嶺。楊家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同誌居住的地方。跨過幾個山灣後，來到了楊家嶺。我先去找蔡暢同誌，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陳雲同誌。我和陳雲在窯洞裏坐了一會兒，天色已近黃昏，陳雲說：我們去吃飯吧。根據中央的規定，在延安有三種夥食標準：一種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員和學員所吃的；第二種叫中灶，是供一般負責幹部吃的；第三種叫小灶，是供中央領導同誌用餐的。中央領導同誌雖然在小灶吃飯，但是可以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由勤務員把飯菜打到自己的窯洞吃：另一種方式是領導同誌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陳雲帶著我來到一座兩層建築前，這是中央辦公廳的所在地。這座建築的上層是中央開會和中央辦公廳辦公的地方，下麵一層就是小灶食堂，同時也是中央召開參加人數較多的會議的地方。我們進入小灶食堂。食堂內擺設了若幹個小方木桌，每個方桌配有四個座位。我就靠近陳雲旁邊坐下來。
當我們正要開始吃飯的時候，毛主席和江青進來了。陳雲見後趕快站起來打招呼，我也馬上跟著站了起來。大家打過招呼後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對麵，江青則坐在陳雲對麵。毛主席看了看我，問陳雲：這個娃娃是哪裏的？陳雲介紹說：他是延安大學中學部的學生，他的父親是李碩勳。聽了這個名字，毛主席想了一會兒。陳雲這時馬上補充道：他是世炎同誌妹妹的兒子。當聽到世炎的名字後，毛主席興致高了起來，他說：世炎啊，我們熟得很啊，我們都在大釗同誌手下工作過，他是革命的早期領導人。這時毛主席又仔細打量了我，停頓了一會兒，他說：李碩勳同誌我想起來了，他曾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聽說在海南島犧牲了。毛主席問我：你們正在學習什麽功課啊？我說：我們正在學習整風文件。他又問：你看小說嗎？我回答正在看《三國演義》。毛主席問：你對《三國演義》的哪個人最佩服？我脫口而出：曹操。主席聽後感到十分驚訝，就追問我：為什麽呢？我就說：曹操能團結幹部。毛主席說：那你舉個例子。我說：官渡大戰後，曹操取得了勝利，繳獲了許多他的屬下私通袁紹的高官和謀士的書信，但他並沒有采取什麽處置措施，而是當著這些人的麵把這些書信都燒了，因此團結了這一部分人。聽完了以後，毛主席點頭稱是。他對陳雲說：這個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養，將來一定是個人才。
關於團結幹部的那段話，這也是以後毛主席講過的，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錯誤的同誌，隻要他們承認了錯誤，並在實際中改正了錯誤，我們還是要相信他們。
▲1996年2月19日至20日，李鵬回到闊別50年的延安，看望、慰問延安地區的幹部群眾，和老區人民一起過年。這是大年初一，李鵬同棗園村秧歌隊一起扭起陝北大秧歌。新華社記者 劉建國 攝
6、走上工作崗位
我在張家口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習一直持續到1946年7月末，校方宣布我們一班畢業了。
當時的局勢很緊張，國民黨軍隊準備大肆進攻張家口，根據中央的方針，解放軍不會在張家口和敵人正麵展開戰鬥，而是按計劃撤退到晉察冀老根據地。根據統一部署，上至晉察冀中央局，下至我們這樣的學校以及銀行、工廠等基層單位都準備離開張家口。校方向一班同學宣布：你們已經畢業了，如果願意工作，學校可以負責介紹，如果想繼續留下來，那麽就跟著學校轉移到晉察冀老區，然後進入那裏的華北大學繼續學習。
大部分同學還是想到華北大學學習，隻有黃毅誠、楊國富（後改名為楊欣）和我三人報名要去工作。我們覺得在延安學習的時間已經很長了，到張家口又學習了半年多，想趕快到工作崗位上去鍛煉。
正當我們考慮怎樣找到總部機關，以便安排工作的問題時，同學李倫來找我們了。李倫是我在延安時的老同學，他曾於1941年到1943年在延安大學中學部三班學習。1944年，他就參軍去了，分配到炮兵，打過仗。解放軍收複張家口以後，他隨軍也調到了張家口，作為軍代表被派到張家口火車站，擔任副站長。當時擔任平綏鐵路局局長的是吳德。
李倫到學校來找我們，老同學見麵當然很高興，我們談到就要從張家口撤退的事，他跟我們說：你們跟我們一起走吧。
從張家口撤退到晉察冀邊區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東線，要經過懷來縣進入老根據地；另一條是西線，要經過陽原縣進入老根據地。因為要退出張家口了，鐵路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李倫就臨時被調到晉察冀中央局黨校，當一名組織部幹事。這時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麽這時候李倫來找我們。原來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副校長楊獻珍就是楊國富的父親，李倫約我們一起走，顯然是有原因的。
恰巧，我們三個人要上太行山，去我們工作的單位報到，據說他們都在河北阜平縣等我們。於是，我們就隨著晉察冀中央局黨校一起從西線進入晉察冀老解放區。
說來也湊巧，在黨校的隊伍裏我遇到了楊獻珍副校長和組織科科長廖似光。我去延安之前，在重慶紅岩村八路軍辦事處，廖似光受鄧穎超的委托照顧過我，我當時就住在她的房間裏。廖似光看到我已經長這麽大了，又入了黨，非常高興，一路上對我非常照顧。
我們從陽原縣進入老解放區，在蔚縣西合營鎮附近一個村子停下來，準備續南行。這時候，我和黃毅誠、楊國富就商量各自去找分配的單位，我報名的專業是電業，他們報名的是機械行業。從張家口撤退之前，我們就到晉察冀中央局轉了黨的組織關係。我們的檔案材料很簡單，裏麵有一張履曆表，還有一張入黨誌願書以及批準入黨和轉為正式黨員的文件。中央局組織部轉關係的工作人員對我們講：中央局要轉移了，這個材料你們就自己帶上吧，戰爭打起來，在混亂中，你們這些檔案也可能丟失，由你們自己帶上還更穩妥一些。同時，又以組織部名義給我們寫了封介紹信去單位報到。我的指定單位就是張家口電業局，局長是劉建章，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過鐵道部部長。黃毅誠和楊國富的單位是張家口機械局，局長叫陳朗環。
臨別前，我告訴廖似光：我們要到指定的單位報到去了。她聽後還是有些擔心，她說：“這兵荒馬亂的，你自己一個人出去闖，太不叫人放心了，將來你要有三長兩短，出了什麽事，我不好跟你媽媽交代，我也不好跟鄧大姐交代啊。”我很堅定地說：“你就放心吧，我已經是一名共產黨員了，應該在困難的時候鍛煉自己了。”
▲1949年6月1日,李鵬（後排左）在蘇聯伊萬諾沃動力學院補習數理化及俄文時與同學合影。 圖片來源：新華社
7、鬆花江畔一見鍾情
我和朱琳同誌相識，是在鬆花江畔的東關賓館。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慣例，吉林市政府邀請蘇聯專家、有關廠礦的負責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領導舉行聯歡會。
作為豐滿發電廠的領導，我參加了聯歡會，並在會上初識朱琳。那時她還叫朱霽淩，在102廠專家翻譯室工作。
聯歡會開始後，首先是時任市長張文海講話，他點名要“小朱”來翻譯。這時從第二排走出來一個姑娘，大概20多歲，穿紫紅色女式套裝，梳了兩條辮子，有一雙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舉止大方。朱霽淩根據張文海講話的意思，把一些難懂的古語譯成比較易懂的話。坐在第一排的蘇聯老專家默契地點頭，她圓滿地把場麵應付下來了。我懂俄文，又在蘇聯學習了那麽久，知道她的翻譯是意譯。她的俄語發音很好，翻譯的語言也比較正確。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我虛歲已經29歲了，之前，雖然有過選擇女朋友的機會，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單身。那個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時候，就對她一見鍾情。
會餐時，我碰巧和朱霽淩坐在一桌。之後的舞會上，我也始終注視著朱霽淩，發現她的舞姿很美、很動人。我鼓足勇氣，走到她麵前說：“可以請你跳舞嗎？”她看了看我沒說什麽，隻輕輕地點點頭，這樣我們跳了第一場舞。我靈機一動，用俄語與她交談，通報了姓名。在場的還有我認識的其他舞伴，但我沒有任何興趣再和別人跳舞了，隻想著怎樣才能再和朱霽淩跳一次舞。幾段音樂又過去了，她恰巧停在離我不遠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說：“可以再請你跳一次舞嗎？”她看了我一下，微微點點頭，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熱情一點了。這次跳的是華爾茲，我們配合得不錯。第二次共舞，兩人用俄語相互介紹自己的基本情況，可話還沒說完，舞曲就結束了。退場時，我趕忙跑到禮堂門口，搶在蘇聯專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別，然後才和幾位相識的蘇聯專家告別。
以後我才聽說，她在車上和一位女翻譯說：“李鵬這個人怎麽這麽不禮貌，跑過來先和我握手，然後才和蘇聯專家握手。”那個女同誌笑著對她說：“他對你有意思，你小心一點。”
初次相遇之後，我借著和一位蘇聯專家一起工作的機會，了解到朱琳已從廠部專家翻譯室調到了專家招待所，並通過這位專家與朱琳取得了聯係。三八節前夕，這位蘇聯專家在豐滿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帶了一封信給朱霽淩。隨信還帶了兩件小禮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鋼筆，在當時算是比較好的；另一件是一個紀念章，是我在蘇聯的時候，一個朋友參加世界青年大會後送給我的。兩三周後，這位專家告訴李鵬，雖然朱琳沒有答複，但她收下了禮物。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車到吉林市的江北專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霽淩。見到她時，專家招待所的幹部都下班了。朱霽淩的辦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潔、樸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問我吃飯沒有，我說還沒有。她說：“今天我值班，我讓餐廳把飯送過來。”匆匆吃完了飯，我們麵對麵坐下來，彼此介紹自己的情況。通過這次見麵，我們確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發了愛慕之情。
我對她的第一感覺很好，看她介紹自己的舉止言談，都是很得體的。特別是招待我吃飯的時候，她坐在一旁看著，自己不參與，而是讓餐廳的工作人員接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國家156個重點項目之一的吉林102廠竣工，中央派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帶領代表團參加竣工典禮。薄一波點名讓我陪同參觀，朱琳也跟隨代表團參加了慶祝活動。
那天下午她來找我。我當時已經從最初住的那家臨街的招待所搬到豐滿招待所了。我帶她到我住的房間交談，這次交談講得更深入一些了。朱霽淩詳細地介紹了她的家庭情況後，我也把我的家庭情況詳細地對她講了。通過這次談話，我們基本上把戀愛關係確定下來了。
我提出來，是不是到我母親的家裏和我母親認識一下。於是，1958年春節的時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親見麵。母親見到朱霽淩後非常滿意，對她很疼愛。這次見麵後，我獨自回豐滿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親身邊住了一個多月。她們常常同床長談，趙君陶經常給朱琳講革命故事和政治時局。1958年7月10日，我和朱琳登記結婚。
我們結婚以後，兩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時，幾乎每隔兩三天都要給她寫一封信，告訴她我到達地區的情況、風土人情以及風景名勝。她也經常給我回信，隻要我預定某一天到達哪個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寫好寄出，保證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時收到。那個時期，我們之間的兩地通信有好幾十封。
8、小鵬出生
1959年初，朱琳出現了嚴重的孕期反應，反複嘔吐，連飯菜味都不能聞。起初我們還不能確定，到醫院檢查後才證實是懷孕了。消息傳到北京我母親那裏，她高興得不得了。1959年1月到4月這段時間，朱琳是在豐滿度過的。到了1959年的5月，在母親的不斷催促下，我把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我母親那裏待產。我母親對她千方百計地加以嗬護，使她的身心十分愉快和健康。
但是意外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在1959年5月末的一天，朱琳陪母親坐5路公共汽車到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家探望。在車上朱琳和母親互相謙讓座位時，公共汽車突然急刹車，朱琳向前一衝，一下子蹲下來，結果發現出血了。母親就急忙叫車把她送到協和醫院保胎。一周後，母親又帶朱琳到協和醫院。大夫聽朱琳主訴後，經過檢査，發現情況嚴重，就讓朱琳立即住進危重病房。大夫責怪母親疏忽，並嚴肅地和母親說：“孕婦的羊水破了，大人和孩子都有危險，必須臥床休息！”
朱琳一進協和醫院婦科就單間隔離，不許下床，鞋子收走。過了兩天，還是沒有什麽消息，母親是多麽盼望孫子能平安降生啊！她非常著急，就給鄧穎超同誌打電話求助。鄧穎超同誌馬上聯係中國當時最著名的婦產科專家林巧稚大夫前往協和醫院婦產科會診。當天，林巧稚大夫到了協和醫院，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診斷，她瞞著朱琳問母親：“孕婦的情況很不好，羊水破了。你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母親想都沒想說道：“大人也要，孩子也要。”麵對母親這樣急迫而懇切的態度，林巧稚大夫說：“那好，我盡力而為吧。”隨後，林巧稚大夫對主治醫生說：“不能再保胎了，打催生劑。”
又過了兩天，經過林巧稚大夫和協和醫院的正確處置和精心護理，朱琳的情況終於穩定下來。6月7日星期天，我的大兒子小鵬出世了，生下來時不到5斤重，剛開始準備放到保溫箱，醫生看到嬰兒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就沒進保溫箱。朱琳和小鵬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母親每天都要從十幾裏外的北京化工學院趕到協和醫院看望照顧。經過醫院觀察情況基本正常以後，朱琳和兒子就出院回到了我母親的住處——帽兒胡同。
我得到消息後，一方麵為得到一個兒子而高興，另一方麵也非常擔心朱琳的健康。朱琳帶著小鵬在北京坐月子，我隻能經常通過長途電話詢問她們母子的情況。
時間過得真快，1959年的11月，我接到電報，朱琳將帶著小鵬回到豐滿。我到車站迎接她們，朱琳懷抱著兒子小鵬，身邊還跟著一個保姆。我看到小鵬白白胖胖的，高興極了。
我們一起回到了豐滿。那時豐滿的住房條件不好，大家都住得比較緊張。我在豐滿一直住在招待所，房間雖然很大，但是隻有一個房間，保姆帶著孩子和我們住在一起很不方便。於是我想了一個笨辦法，用三個櫃子把房間隔開，留出一個通道出入。但這個做法也是自欺欺人，小鵬晚上哭鬧的時候，我們也會被吵醒。
過了一段時間，招待所騰出一個小房間，保姆就帶著小鵬住了進去。我們在生活中還要克服不少困難，比如招待所沒有燒飯的地方。好在可以訂到牛奶，開水也是有的，母乳不夠，我們就用開水把牛奶煨熱再喂給小鵬吃。招待所沒有浴室，給小鵬洗澡成了難題。我們就買了一個大瓦盆給小鵬洗澡。
小鵬的吃住和洗澡問題解決了，但是我和朱琳的吃飯問題也遇到困難。我們白天上班，早飯和午飯可以在單位的食堂吃，晚上隻好帶點飯回來，用酒精爐熱飯吃。那時酒精價錢不算太貴，母親從化工學院托人送了幾瓶酒精來，加上我們自己也從北京購買了二鍋頭。這樣，我們在這種簡陋的條件下，克服困難，總算熬過來了。
小鵬也一天天長大，而且長得很健康。小鵬長到一周歲的時候，我們一家到鬆花湖遊玩，拍的照片現在還保存著，其中還有一張在北山公園坐小推車的照片。
1958年2月，電力部與水利部合並，劉瀾波出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1960年春，劉瀾波到豐滿來視察。他在視察後，聽取了我們的匯報。
這裏有一個插曲，鬆花江裏的魚有到上遊產卵的習性，由於豐滿大壩沒有魚道，因此魚也通不過，有很多魚遊到大壩下，停在流坎等低窪的水裏。劉瀾波喜歡釣魚，聽說這裏有魚，很想看看。我們便找了廠裏釣魚技術最好的路春發和賈柱遠，當場釣到了十幾斤重的白魚。劉瀾波在離開豐滿前對我說：“把你的兒子帶到車站讓我看看。”我就帶著小鵬到了車站，劉瀾波看到小鵬活潑可愛，很高興，當時全國正處於困難時期，劉瀾波把他車上帶的好吃的東西都留給了小鵬。
劉瀾波副部長此行除了看豐滿發電廠以外，還有一個目的是看天池。自從我們到天池尋水以後，天池的情況漸漸為外人所知，天池地處火山口，水平如鏡，還有很大的瀑布，風景不錯，所以劉瀾波很感興趣。劉瀾波一行乘坐隻有兩三節車廂的小專列到達中朝邊境的集安下車，順著鴨綠江溯流而上到通化，從那裏前往天池。
我們來到天池看到瀑布的水流量比較大，天池上空放晴後，景象十分奇特。劉瀾波督促兩位副省長回去向省委匯報，建議開發天池的旅遊資源。後來，天池周邊修了鐵路，山上修了公路，逐漸成為吉林省的旅遊勝地。
▲1986年,鄧穎超同誌和李鵬同誌及夫人朱琳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廳合影。 新華社記者王新慶攝
9、李小琳出生在兒童節
唯一的女兒李小琳出生於1961年，曾就讀於清華大學電力係統及自動化專業、中國電力國際兼中國電力新能源董事長。
朱琳懷上這個女兒後，我任東北電業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兼調度局局長。一家人住在東北電管局的職工宿舍裏。房子是一套二居室，使用麵積34平方米，很新，還鋪了木地板。終於有了自己的房子，心裏很滿足。
1961年，小琳快要出生的時候，我們把小鵬送到了北京他奶奶那裏撫養。臨行前，朱琳專門為小鵬做了三鮮餡的餛飩。我們看著小鵬津津有味地吃著，吃完一碗又要一碗。想著兒子就要去北京了，朱琳心裏有些酸楚。
1961年6月1日，我一直守候在產房的過道裏，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到了中午12點鍾左右，我聽到產房裏麵傳出了嬰兒啼哭的聲音。我看到母女平安，心裏才踏實下來，就急忙趕去參加東北電管局召開的生產調度會議了。
李小琳出世後，我和朱琳就不直接喊對方名字。我稱朱琳為“大琳”，和女兒李小琳區分開，朱琳叫我“大鵬”，和兒子李小鵬區分開。
小琳出生以後，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樂趣，但由於當時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嚴重的時候，也給我們的家庭增加了不小的負擔。因為母乳有利於孩子健康成長，所以大琳一直堅持自己喂奶，小琳吃了一年多的母乳。當時，大琳本身營養不良，又給小琳喂奶，影響了產後恢複身體。
那時大家生活都很困難，我作為高級技術人員，國家給了一些優待，所以生活條件比一般工人要好一些。小琳出生後，營養品的需求量增加了，食品需求也增加了，我就騎著自行車到郊區的市場上買了一些蔬菜、雞蛋、小米等副食品，給大琳補充營養。後來經過局裏批準，訂了一瓶牛奶，晚上給小琳喝。
10、曾猶豫要不要生李小勇
幼子李小勇，出生於1963年。他的到來，算是一個意外。當時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大琳的身體也剛好，我們就猶豫是不是要這個孩子。後來，大琳到鐵路醫院做婦科檢查，婦科的巴主任檢查完說：“根據我的長期臨床經驗，你懷的這個孩子可能是男孩。另外，依我的經驗，月子裏得的病要月子裏養，婦女在月子裏得的病，在下一個月子裏就能治好。”這樣，我們就決定要第三個孩子。
小兒子李小勇一聽我們講這段曆史就非常“生氣”，說：“誰說的要消滅老三？”大琳那次懷孕肚子特別大，大夫檢查發現好像有兩個胎心在跳，可能是雙胞胎。我們為了提前準備好孩子出生穿的衣服和用具，決定到醫院做Ｘ光檢查，以確定究竟是不是雙胞胎。
那天晴空萬裏，我陪大琳到醫院照Ｘ光，結果儀器顯示隻有一個胎兒，不是雙胞胎。1963年9月6日，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沈陽鐵路醫院誕生了，正如醫生預測的，果然是個男孩，出生的時候重達8斤，又白又胖，十分可愛。
開始我們打算給他起名叫小陶。我的父親在八一南昌起義的時候化名李陶，我的母親叫趙君陶，所以想用這個“陶”字給孩子起名。後來征求我母親的意見時，她不同意，認為這個字犯上了。她說：這個孩子長大以後應該繼承他爺爺的事業，做一個軍人，就叫李小勇吧。說來也巧，1979年，李小勇果然參了軍，當了一名小戰士，在部隊受到了鍛煉。
有了三個子女，這個小家庭很溫馨。2008年7月10日，為紀念結婚50周年，我和朱琳在北京的住處舉行了小小的慶祝活動。
50年說來話長，我們經過了很多的風風雨雨，可以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彼此激勵，相互幫助。50年來，我們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不少人，包括我的同事和外國友人，都稱讚我們兩個人為模範夫妻。能夠找到這樣的終身伴侶，我感到非常幸福。
11、任電力部部長
1980年，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1月16日，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他說，四個現代化建設必須具備四個前提，即一是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二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三是有一股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四是有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幹部隊伍。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誌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強調對現行製度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等各種弊端必須進行改革。他在講話中指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主要應該努力實現三個方麵的要求：經濟上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組織上大量培養、發現、提拔、 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オ。8月31日，政治局通過了這篇講話，成為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同意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了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問題，肯定了十ー屆三中全會以來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根據實際情況，各地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通過三項決議：一是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黨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二是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在六中全會之前，由胡耀邦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主持軍委工作，但都不用正式名義；三是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提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在長期考察和充分醞釀的基礎上，中央於1981年2月25日決定調整國務院部分組成人員：（一）錢之光、劉瀾波、李強、曾生任國務院顧問；（二）康世恩兼石油部部長，免去其國家經委主任、黨組書記職務；（三）袁寶華任國家經委主任、黨組書記；（四）林乎加任農業部部長、黨組書記；（五）郝建秀任紡織部部長、黨組書記；（六）李鵬任電力部部長、黨組書記；（七）彭德清任交通部部長、黨組書記；（八）饒斌任一機部部長、黨組書記；（九）安誌文任六機部部長、黨組書記；（十）文敏生任郵電部部長、黨組書記。
這次任命中，我和郝建秀算是中青年幹部，郝建秀45歲，我52歲。康世恩和饒斌是懂業務的專業幹部。
說到我被任命為電力部部長，還經過了曲折的過程。從1980年四季度我就陸續聽到一些傳聞，但我根本不相信，直到1980年12月31日下午，劉瀾波部長邀我到家裏去。他首先說，中央已決定一批老同誌任國務院顧問，他是其中之一。另外準備更換一批部長，紡織部由郝建秀當部長，電力部部長由我擔任。這時，我向瀾波同誌再三說明：電力部許多老同誌都是我的老上級，我資曆淺，難孚重望，不能勝任，請他把我的想法轉告中央。
1981年2月14日下午，我到劉瀾波同誌處。他說電力部人事情況有變化。電力部有幾位同誌聯名給中央寫信，不同意李鵬當部長，理由是李鵬太年輕，雖然是一個可以培養的對象，但是馬上當部長在部裏難以服眾，不如先讓李鵬同誌在部裏多承擔一些工作，更成熟些，更加熟悉全國電力的情況，再當部長為好。劉瀾波還對我說，有同誌反映說四五運動時，北京電管局也有民兵參加，還在水電部介紹過經驗。
我當時想，自己上不上也沒有什麽關係，但這種說法完全是顛倒黑白的，實在令人感概萬千。幹部“四化”談何容易！我堅信，這件事是會搞清楚的。
2月17日上午，李銳副部長找我談話。劉瀾波同誌委托他告訴我，昨天中央組織部部長宋任窮同誌去看望劉瀾波，商談了電力部部長正職的三個方案，第一方案是李鵬上，第二方案是從現在的副書記中定一人，第三方案是王林同誌回來任部長。
宋任窮同誌說，二、三方案都是過渡方案。我對李銳說：我早就表過態，我不適合擔任部長，但萬萬沒想到有的同誌在政治上攻擊我。不久，這件事查清了。據北京熱電廠廠長李振奇報告，這次會議是受水電部邀請，並沒有經過北京電管局，李振奇在會上發了言。李振奇說，在四五運動中，他們是受朝陽區民兵組織者的委派，帶熱電廠民兵去天安門的，是作為預備隊去維持秩序的，他們也沒有對悼念群眾做過什麽事情。
2月19日晚，劉部長來電話說，中央已決定我擔任部長。以後，宋任窮找我談話。他說：我們都知道你對周總理的感情，我們從來都不相信這封信。現在事情已搞清楚了，你更應該氣魄大一點，隻有寬宏大量，才能團結同誌。
1981年3月2日，劉瀾波部長召開電力部黨組全體會議，宣布中央對電力部領導班子的決定。王林、李代耕、李銳和張彬等同誌發了言，表示支持中央的決定。
劉瀾波講：“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但李鵬同誌是一個好同誌，年輕，懂業務，希望大家幫助他，見了缺點及時指出。”王林說：“幹部‘四化’是我們老同誌的職責，比什麽都重要，我對新班子是有信心的。”李代耕表示將用實際行動擁護中央的決定。張彬表示服從中央的決定，維護新班子的團結。李銳講：“中央的決定是正確的，黨內論資排輩太厲害了，要衝一下。”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懷仁堂召開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座談會，議題是提拔中青年幹部問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陳雲主講，鄧小平、胡耀邦做了補充，其中有些講話舉了電力部的例子。陳雲說：提50多歲的，並非沒有爭論。李鵬是從蘇聯學習回來的，搞電30多年，這次提拔當部長還有爭論。我看到的名單，第一次不是李鵬，第二次オ是李鵬，是劉瀾波同誌力爭的。他一定要提李鵬，因為年輕，搞電是內行。這個時候鄧小平插話：我們黨內出了一個開明人士，建議向劉瀾波同誌學習，他推薦了李鵬。胡耀邦也說：萬裏和我都讚成提李鵬，我們先提出來，部裏通不過，劉瀾波一馬當先，出來說話，才扭轉了形勢。陳雲還說提40多歲的爭論可能更大一些，說太嫩了，提郝建秀這樣的幹部隻有一個，她是50年代的勞模，今年45歲。
對於中央領導同誌的這些講話，我抱著更加謙虛的態度。我想中央是借此來推動幹部年輕化、專業化，自己並沒什麽了不起，隻是個代表人物，千萬不能翹尾巴。我擔任部長後，對老同誌都很尊重，充分發揚民主集中製，一時定不了的事，也等等再作決定，直到大家基本一致，才作決定。在我任部長的一年時間內，電力部的班子是團結的，工作是得力的。
12、黨的十二大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黨的十二大的召開和大會製定的新的奮鬥綱領，標誌著撥亂反正任務的基本結束和全麵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麵的開始。
十二大以後，改革開放全麵展開。十二大代表的選舉1982年4月就已經開始。我原已當選北京市黨代會的代表，雖已調水電部工作，但根據中央組織部的正式通知，我和七機部副部長宋健參加選舉十二大代表的選區不變，即參加北京市的選舉。在第二輪討論中，我所在的小組全體通過胡耀邦、鄧小平、華國鋒、彭真，還有我和宋健的提名。4月17日下午，市委提出66人的十二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其中有我。
4月19日投票選舉十二大代表。候選人66名，實行差額選舉，選出正式代表50名，候補代表5名。經過統計選票，有效票740張，其中前六名為胡耀邦、鄧小平、彭真、宋健、陳希同、李鵬。
7月31日，我到中南海參加七中全會的征求意見會，討論十二大報告和黨章修改報告。會議一直持續到8月5日。我和王林編在石油、化工、煤炭、輕紡一組，高揚文為組長，秦仲達、楊波為副組長。
7月3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中央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的過渡辦法，采取這個辦法，使得過渡比較順利，如果能實行兩屆，就要十年，這個過渡是必要的。對兩個報告的討論很認真，是逐段進行的。在討論到十二大報告國際形勢部分時，喬明甫說，蘇聯一再表示願意改善兩國關係，應該在報告中肯定一句“我們對此表示歡迎”。這個意見得到高揚文、孫大光、胡明等同誌的讚同。也有一部分人，如秦仲達、孫敬文認為對蘇關係問題不能說得過多了。孫大光在討論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時，認為過去我們給人家扣了那麽多帽子，現在應落實政策。當時有人插話，人家也給我們扣了不少帽子。
討論十二大報告中黨的建設部分時，一些老同誌認為文件中強調糾正領導幹部的不正之風，說得過多、過重，矛頭是對準老幹部的。有的說，為什麽不講許多基層組織還掌握在“三種人”手裏，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我發言提出，在工人中發展黨員的同時，還要提拔幹部，問題是應給工人必要的學習機會。
8月6日黨的十一屆七中全會召開了，通過向十二大提出的報告和黨章修正草案，並決定9月1日至11日召開黨的十二大。
8月28日下午3時，我到北京市委報到，出席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北京代表團召開了第一次全體會議，彭真出席，選舉段君毅任團長，焦若愚、周冠五任副團長。會後，代表們分乘兩部大轎車去代表團駐地一一五棵鬆炮兵招待所。山西、河南代表也住此地。第二次全團會議我被提名參加主席團。代表名單裏有兩個李鵬，軍隊裏也有個，大家問提名的是哪一個，秘書處回答是北京的。
我在炮兵招待所閱讀了十二大的文件。經過討論和修改，十二大報告成熟多了。黨章中規定，現階段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好，社會生產既包括生產力，也包括生產關係，以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總的任務來解決這個矛盾。
3日，十二大主席團開會，討論人事安排問題。耀邦說：中央5月份組織了17人參加的人事小組進行醞釀。書記處聽了四次小組匯報，並進行了討論，8月上旬又開了一個130人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拿薄一波同誌的話來說，這個名單是“九全九美”的。他說：要選拔一批德才兼備、年富力強的中青年幹部，共120多名，將來如果有10個、20個不合格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同誌一下子提到中央委員，他們是現有人選中比較優秀的。中央委員和顧問委員裏都包括個別犯過錯誤、但在曆史上對黨作過貢獻的同誌，這樣做有利於團結同誌，穩定一部分人。中央顧問委員會的名單不能再加了，因為這次被提名的人多（三委600多名）而且彼此不了解，隻能由主席團提名。
主席團分組討論時我分在第一組，楊秀峰、張啟龍帶頭表示不當顧問，願意為廢除終身製開道。北京代表團召開全團會議，討論了小平同誌重要講話、十二大報告和修改黨章草案。我先作了簡短的發言，講了報告中感觸最深的五點：六年來取得的曆史性成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最大的功績；二十年奮鬥目標具體化了，翻兩番，是力爭；把建設精神文明提到應有的高度，不僅是保證，而且是目的；外交政策的立足點是獨立自主，指導思想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從而擺脫外交上的被動，有利於爭取和平；整黨，三個根本好轉應從黨風好轉做起。
接著，我又講了兩點：在六年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老同誌：今後，勝利的保證也要依靠老同誌做中流砥柱。我又說，問題不在於能不能翻番，而在於我們的經濟體製是否能改革，能不能把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我們的生產力固然落後於社會發展的要求，同樣生產關係也存在既適應、又不適應的問題，所以黨章中對主要矛盾的表述很正確。
10日上午，十二大進行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委員的選舉。實際參加選舉的代表1575人、有效票1574張。在中央委員的選舉中，中央幾位領導同誌鄧小平、鄧穎超、葉劍英、胡耀邦、陳雲、趙紫陽、李先念、楊尚昆均以高票當選。我作為中青年幹部的代表人物，也以1567票當選為中央委員。
我當選中央委員後，寫了幾句話自勉：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有理有節，不要以勢壓人，對上對下都一樣，態度和藹，耐心說服，處處嚴格要求自己。
13、到國務院工作
1983年6月6日下午，接到中辦通知，要我列席7日下午在懷仁堂召開的中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書記處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委和中央書記處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七五”建設的規模問題。鄧小平提出，在人大會議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文件為（集中資金和物資，保證重點建設》。
在會議討論過程中，胡耀邦點名要我介紹一些電的情況。我說，在“六五”計劃中，電力是按每年400萬千瓦安排的，還不能做到與用電需要同步。
第一次參加會議，我沒有多說話。會議期間，郝建秀和李漢平都向我祝賀，習仲勳書記對我說，我被提名為副總理已不是什麽秘密。
8日上午，水電部召開黨組會。李化一傳達了政協黨員會議上討論通過的中央在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國家領導人名單，其中副總理有我和田紀雲，國務委員有宋平、吳學謙、王丙乾。
據說中央在征求民主人士對新一屆政府領導人意見的時候，無黨派人士程思遠有個發言說，李鵬經驗豐富，又在蘇學習6年，是好評之意。
9日晚上，我參加了國務院招待金正日的宴會。金正日是金日成的長子，40多歲，言談之間頗有接班人的風度。總理向金介紹：李鵬和田紀雲同誌已被提名為本屆政府的副總理。
席間，我問田是否知道，他說，對我的提名他知道，民意測驗時他還投了我一票，對自己的事則一無所知。
11日晚上6時半，金正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答謝宴會。耀邦同誌出席，金正日和胡啟立同誌分別致辭。對於我可能去國務院工作之事，錢正英可能還不知道。6日上午我和她交換意見時，她還對我說：“埃及電力部邀請我部於1983年12月舉行第二次會議，我希望你能去一趟。”第二天上午，我和錢正英部長談話，她說：如果調你到國務院工作，希望你對水電部的人事安排和工作提出一些意見。我說：趙慶夫副部長協助錢正英主管電的工作，可任黨組副書記，推薦50歲以下的張亞聖、史大楨為副部長，賀毅任水電總局局長；電力管理體製逐步做到政企分離，大的電站、項目、電網歸中央，縣以下的供電可下放到地方：水電施工和設計分開，施工不一定搞一統天下，水電部隊、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和水電總局可推廣設立代表處的經驗：部機關辦好三件事，一是建設調度樓，二是辦好《中國電力報》，三是辦好電力醫院；上海和北京兩所電校可辦大專班，管理學院要選有學問的人當校長，推薦沈根才同誌。15日，又商討了提一名管電的副部長的問題，王林和趙慶夫都同意考慮姚振炎。我同意，同時認為姚至少應進部黨組。
這段時間我也在考慮秘書人選問題。李世忠，為人正派、謙虛，政治上比較成熟，但談話時他對給我當秘書有些顧慮，主要是覺得自已年齡偏大。後來華北電管局局長李壽祺來電話稱，李世忠經考慮願意隨我去國務院工作，一切聽我的決定。另一名秘書人選鄭懷生，是學英語的，現在水電部外事司工作。我認為還需要補充一名秘書，我找薑雲寶和畢玉璞談了話，他們都是技術型的。
我一邊交接工作一邊考慮家庭生活安排。我和媽媽談妥，為工作方便，以後每天就到媽媽家裏吃晚飯，直到大琳從捷克斯洛伐克回來。
我找三個孩子小鵬、小琳、小勇談了話。職務變了，對孩子們要求要更嚴，並對三個孩子約法三章：在家裏住就要遵守家裏的規矩，不得夜出不歸。每月要交10元生活費，但父母不會花你們的錢。不能向人家借錢、傳遞信件和接人家的禮品。
20日下午，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任命萬裏、姚依林、我和田紀雲為副總理。《人民日報》18日至21日陸續刊登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的照片，我也在其中。
本文摘自《李鵬回憶錄（1928—1983）》（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電力出版社聯合出版），圖片綜合自新華社、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官方公開渠道，“演講與人生”整理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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