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慈幼院蒙養園活動室之一泰源堂，左一為徐齊敏、左二為廖勝平、右三位為廖勝慈、右二為方亭，中坐著為蒙養園的黃老師。泰源堂外牆上的“蒙以養正”四字為熊希齡院長親題。圖/受訪者提供
◆ 孫文曄 黃衛
熊希齡並不滿足於讓孩子們有家庭、受教育和有工作。他認為，孩子們必須具備公民意識，才可算是“健全國民”。 “5個孩子凍死在垃圾箱，8個孩子死於火災，我都快急瘋了！”輪椅上的洛林是中共中央黨校離休幹部，提起留守兒童和孤兒的這些事，已近90高齡的她對記者歎道。
這些天，她戴著老花鏡，一字一句地改一封無處投遞的公開信，洋洋數千言。她說，當年要不是有香山慈幼院，讓同為孤兒的她在天堂一樣的學校裏度過了童年，“我心裏哪能有愛”。
洛林所說的香山慈幼院（習稱“香慈”），建在北京香山腳下。從1920年建校到1949年遷址，共培養孤寒兒童6000餘名。校友中，僅洛林所知道的，就有中共部級以上幹部十幾名，北京市模範教師數不勝數。
當年的孤兒如今已七老八十，都把香山慈幼院當成自己的家。不過，無論是希望保留其遺址的公開信，還是恢複其建製的政協委員提案，都撞在現實的牆壁上，少有回音。
上世紀90年代初，香山慈幼院校友一聚數百人，洛林隻是小字輩。如今，能和她共憶香慈的師友越來越少。更讓她心焦的是，民國時期熊希齡探索出的這條對孤兒的教養結合之路，解放後反而中斷了。“香慈教育財富，誰來繼承？”
孤兒為“正”
現在的香山公園，當年是香慈幼童的樂土。
1927年，父親去世後，3歲的方亭進入了香山慈幼院。她父親生前是這裏的工作人員，去世後，她隨母親進入了香慈。
在幼小的她眼裏，蒙養園簡直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70人的小幼兒園，建築講究，甚至還有養著梅花鹿的動物園。孩子們冬天在眼鏡湖滑冰，秋天登鬼見愁摘紅葉，“全都玩瘋了”。退休前在北京市黨史研究室工作的方亭如此告訴記者。
不僅是方亭，到蒙養園參觀的美國記者團也大吃一驚，認為這裏較之美國所辦的幼稚學校，“有過之無不及”。記者們甚至預言，倘若能一直堅持不懈，香山慈幼院將來會成為“世界幼稚教育之模範”。
洛林比方亭晚進香山慈幼院幾年。1932年，她的父母和兩個兄弟在18個月間先後死於肺結核，唯一的妹妹也失散了。她被姑姑送進了香山慈幼院，入讀小學部二年級。
她進來的時候，正是香山慈幼院最好的時光。
即便以現在的眼光看，這所學校也太貴族化了。除了教室、宿舍、圖書館等日常設施外，玩具陳列館、音樂館、體育館、室內體操場、跑冰場、跑馬場、球場、遊泳池等，一應俱全。
從組織體係看，香慈既是學校和家庭，又是小社會。孤兒來到這裏，若不滿1歲，可在嬰兒園接受一對一的悉心看護；然後入蒙養園，遊樂嬉戲；進而上初小，升高小，入初中，進高中，學習知識。如果急於自立，小學畢業後即可接受師範等多種職業訓練。
但剛入香慈的洛林，麻木到完全無視香山的風景和學校的良好設施。這個麵黃肌瘦的小女孩，從來不跟人說話，也不跟小朋友們玩耍，精神恍惚，時常哭泣。學校教唱的歌裏，她隻哼《孤兒歌》。她在日記中寫道，“別人的微笑都是假的”。
觀察了她幾個月之後，學校確定，她確實是真正的孤兒。身份確定後，她正式成為學校的“正生”。
在香慈的製度裏，“正生專以孤貧為限”，費用全免，占總數的95%。富家子弟需要繳納學費，而且隻能叫“附生”。
齊白石和周作人的孩子都是洛林的同班同學，是班上的“附生”。所有孩子同吃同住，“正生”因為更得老師關注，反而更有優越感。沉默了兩個多月的洛林終於開口說話了。
一年後，洛林搬入了“佟宅”。
小家庭是香慈的特殊設置，設在現在的香山飯店舊址，由10個三麵合圍的小院組成，每院裏有一位“娘”，帶著12名孩子一起生活。這種用家庭模式撫養孤兒的思路，比SOS國際兒童村還早15年。
洛林所住的第11宅是後建的，在半山腰，如同小別墅，由一位姓佟的“娘”負責，故名“佟宅”。
在洛林的印象中，“娘”皮膚白淨，長相秀美。“也許因為我愛她，所以覺得她比別宅的娘俏。”“娘”最大的優點是不愛嘮叨，會鼓勵人。她認識一些字，會念《三字經》，但不會寫信，每每還要請洛林代筆。
洛林是“佟宅”中年紀最大的孩子，所以要幫忙幹活。這期間，她學會了養豬、喂雞、打豬草等農活，還學會了做飯，會烙餅、擀麵、做窩窩頭。
除了家的溫暖，香慈最讓洛林懷念的，是精神的啟蒙與熏陶。
她是在歌海裏長大的，當年學校自編了200多首歌，吃飯、睡覺前都要先唱歌。即便到晚年，洛林仍能用五線譜記譜，寫下詞曲。如《香山慈幼院院歌》：好好讀書，好好勞動，好好圖自立。
小學五年級時，老師發現洛林常常在琴房外偷聽，而且能將拜耳的曲譜爛熟於心，就給了她很多樂理方麵的書看。在家校評議會上，洛林的特長被拿出來討論，根據學校因材施教的原則，她被特批學彈鋼琴，師從著名音樂人老誌誠。洛林告訴記者，在她坎坷的一生中，可以說是音樂支撐著她走過來的。
“此君一出天下暖”
洛林進入香山慈幼院的1932年，熊希齡已在這裏苦心經營了近12年。
熊希齡，少時有“湖南神童”之譽。據傳，湖南沉州知府曾在一次飯局上請舉人們畫花明誌。眾人皆畫蘭花、牡丹，唯獨他畫了一株棉花，並題“此君一出天下暖”。
前半生，熊希齡是政壇上風雲人物。晚清時期，他在東三省主持財務，被譽為“第一流之財政家”。民國以降，他先做財政總長，後任內閣總理。
袁世凱解散內閣後，熊希齡黯然下野。退隱才一年，一個意外事件，讓他在廟堂和江湖之外，找到了人生的第三種可能。
1917年，河北大水泛濫京畿，洪水淹到熊希齡家門口，熊希齡出任了“京畿水災籌賑聯合會”會長。大水退去後，收容的兒童仍有200多人無人認領。
北洋時期，孤兒主要由政府舉辦的育嬰堂安置。1918年，育嬰堂爆出駭人的醜聞，196名孩子竟然死了195個。警方不得不向丹麥駐華大使夫人求助，請她全權掌管育嬰堂。但好景不長，合作因經費問題難以維持。大使夫人離開後，當年又死了100多個孩子。
把孩子送進育嬰堂無異於送死，熊希齡隻好自建一個大家庭。
他後來在一段文字中剖白了自己的初心。久經世事的他，對政治、實業、社會等一切都感到悲觀，所以，選擇了縮小範圍，專心辦慈幼院。“這些孩子都是真心地愛我，把我當他們的父母，我把他們當我的兒女，成立我們這個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