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改善中國人的這種日常生活習慣，蔣介石發起了新生活運動。2月21日正式成立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他的心腹鄧文儀任主任幹事，由鄧文儀起草的《新生活運動綱要》以“規矩、清潔”兩項為目標，還規定了《新生活須知》95條。這些圍繞日常生活中各項行為的極其具體、廣泛、細小的一係列規定，就是新生活運動所提倡的內容。
蔣介石主張：“我們現在挽救國家、複興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飯’之中，就是要從‘蔬米布帛’‘家常便飯’做起。”繼之言道：“我們要有合乎禮義廉恥的新生活，就要從不亂吐痰做起”“我們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從扣扣子做起”。在3月至6月期間，南京、北平、福建、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浙江、山東、湖南、陝西、綏遠、山西、雲南等省市，以及江西省內二十餘縣相繼成立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7月1日，為了統一指導全國各地的運動，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改組為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任會長。
當時，國民黨政權正在江西省進行第五次“剿共”戰，試圖殲滅共產黨在該省南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九一八事變已過去約兩年半，東北四省已成為淪陷區。而經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直至國民黨在大陸地區的統治結束為止，新生活運動共持續了十五年之久（雖其性質和內容有所變化）。
胡適的質疑
對於蔣介石發動的這場不可思議的群眾運動，全國各地的報紙上雖出現了不少讚同的文章，但也有一些表示否定態度的言論。例如，胡適（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發表的一篇文章可以說是最全麵的、最深刻的批判。他讚揚蔣介石的人格說：“他雖有很大的權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簡單的、勤苦的、有規律的。我在漢口看見他請客，隻用簡單的幾個飯菜，沒有酒，也沒有煙卷。”但是，對新生活運動本身，他毫不客氣地加以批判。
他的第一個論點是生活禮儀的改良不能解決國民正在麵臨的重大問題。他寫道：
《須知》小冊子上的九十六〔五〕條，不過是一個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識生活，這裏麵並沒有什麽救國靈方，也不會有什麽複興民族的奇跡。……做到了這九十六〔五〕樣，也不過是學會了一個最低限度的人樣子。我們現在所以要提倡這些人樣子，隻是因為我們這個民族裏還有許多人不夠這種人樣子。九十六〔五〕件，件件俱全，也隻夠得上一個人的本分。
第二個論點是生活習慣的改良應該是教育運動，不是政治運動。
把一些生活常識編到小學教科書裏去，用一些生活常識做學校考績的標準，用政府力量舉辦公眾衛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與公共衛生的行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標準來互相戒約，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與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權力範圍之內了。……若靠一般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隻可以引起種種揣摸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隻可以增加虛偽而已。
第三個論點是中國經濟水準過低，缺乏倡導提高道德的物質條件。
父母教兒女背著籃子，拿著鐵簽，到處向拉〔垃〕圾堆裏去尋一塊半塊不曾燒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極汙穢的破布。……大學學生——甚至於大學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處托人弄火車免票，他們毫不覺得這樣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貪汙的行為。凡此種種，都是因為生活太窮，眼光隻看小錢，看不見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記：政府的第一責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責任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力，最後一步才是教他們過新生活。
胡適的議論可簡述為三點，即：（1)在國難當中，（2)即便開展政治秀，（3)也不能靠文明禮貌吃飯。這些論點幾乎把新生活運動所包含的所有問題都分析得淋漓盡致。雖然如此，新生活運動如上所述擴大到全國，並持續了十五年之久。胡適對這場運動所持有的詫異和疑慮後來並未得到解決，甚至遺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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