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3日，中央文革發出的停止串聯的通知很含糊，對何時停止串聯沒有明確說明，通知隻要求各地勸阻串聯學生不要繼續北上，接待站要妥善對待串聯學生的需求；通知對接待站終止時間也不明確。通知發出後，全國性的步行串聯一下轉變成了全國性的乘車串聯，全國串聯開始後已經有不少串聯參加串聯的人一直隨意乘車四處遊玩，這個通知發出後，像我們這樣一直老老實實步行的串聯隊，也跟著卷入乘車串聯的隊伍中。為此，這個停止串聯的通知出台後，全國鐵路交通全麵處於完全失控的狀態。步行串聯運動席卷全國後，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日趨亢奮，參與串聯的紅衛兵所到之處，誰都會懼怕三分。鐵路沿線的串聯學生接待站為串聯學生提供憑串聯證登記領取的乘車票證，在接待站登記後拿到乘車票證的串聯學生，可以乘坐任何一趟駛往自己目的地的火車，紅衛兵們不滿意就造反，動輒就打倒揪鬥的革命鬥誌，使他們所到之處無人敢反對、怠慢，更不敢與之爭執。
這是那時乘坐火車的票證之一
那時幾乎所有火車車次都存在乘客嚴重超員的問題，有的車次在進入到達站前，就會讓車站先廣播通知乘客，該次列車為了乘客的安全隻下不上，因為已經嚴重超員；有的列車幹脆采取到站不停的措施，在混亂擁擠的候車人眼前和車上要下車的乘客歇斯底裏的嚎叫聲中呼嘯而去……
當時，我們串聯隊與大多數其他串聯隊一樣，利用了當時中共中央通知不明確導致的失控狀態，抓緊時間決定了乘車路線。當時中央文革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鐵路沿線的串聯學生在接待站在接受串聯學生登記乘車時，到達目的地時隻能是一個。
爸爸告訴我們從平江到長沙的當天下午，他就拿著我們一行9人的串聯證到長沙接待站登記乘車。他登記時第一選擇是去北京，但被告知至少得等一周才能拿到車票，因在我們前麵登記的人太多了。當時隻有到上海的車票，於是爸爸作出了先去上海，再從上海登記到北京，最後從北京登記返回貴州的決定。
返回長沙後的第二天下午，我們拿著直達上海的特快列車車票，戴著紅衛兵袖套，高矮不一大小不等的一行9人，安靜有序地到了長沙火車站。爸爸打聽清楚這趟車的進站檢票處後，帶著我們提前到了檢票口，出示了串聯證和火車票後，檢票員讓我們一行9人破例先到了站台上。
站台上停有一列火車，我們看到這趟車的乘客們亂哄哄地擠在車門前，爭先恐後互不相讓地往車門裏擠。乘務員聲嘶力竭地吆喝著，沒能改變人們那不顧一切互不相讓的擁擠行為，最後乘務員隻能無可奈何地站在旁邊看著大家沒命地擠。十幾分鍾後，人們都擠上了車並把車門和車窗都關上了 。
此時我們看到有幾個人急匆匆地從站台的盡頭跑來，他們車尾跑到車頭焦急的樣子，讓我想起自己和謝萍在貴陽上車的情形。我和謝萍好奇地站起來看熱鬧，隻見他們跑到一個窗戶上沒有玻璃的車門前，有位男士爬在車門上哀求裏麵的人把車門打開，讓他們幾個人進去，裏麵的人根本不理睬他。於是外麵的人團結起來，把他抱起來往窗戶裏塞，最後是他的屁股坐在車門的窗台上，外麵的人拚命把他往裏麵塞，裏麵的人拚命把他往外推，如此僵持到站台上響起口哨聲，車站廣播室開始廣播這趟車馬上就要開車，要乘客們注意安全時，才跑來幾個乘警，把擠在車門前的人吆喝開，叫車門上騎虎難下的人下來。
這趟車擁擠的上車情形讓我們變得緊張起來，當廣播裏傳來長沙到上海的列車很快就要進站，要旅客們準備上車的通知時，我們9個人馬上走到一起，在一位乘警麵前排成隊，緊張地等待上車。
列車停穩後，我們沒忙著往車上擠，而是讓到長沙的乘客下完後才上車。爸爸和他的學生們保護著我和謝萍，讓我們先上了車，我們很快找座位坐下，爸爸和他的學生們隨後也上了車，車廂裏隻有幾個空位，爸爸和我還有謝萍都有座位，他的學生們在我們座位旁邊的走道上坐下。跟爸爸在一起，感覺真好！
這趟車不像我們乘坐過的貴陽到柳州的車那樣擠得水泄不通，雖然走道上都擠滿了人，但人們可以互相挪動著讓需要上廁所的人走動，廁所還能正常使用，雖然常常沒水衝洗，但糞便都直接撒到鐵道上，沒有糞滿為患的問題。
到上海的乘車經曆除了上車前緊張驚恐了一會兒之外，整個旅程中感覺都很放鬆。因為跟爸爸在一起，有爸爸和他的學生們的嗬護，我和謝萍在這趟列車上，什麽都不用操心，旅途中除了睡覺，看風景，沒有再經曆從貴陽到柳州那種饑餓，內急無處可解的體驗。一天兩夜後，我們精神飽滿地跟著爸爸地來到了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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