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在一九五九年所寫的“胡適與國運”中有一段：
“念憶過去的事物，誠然可以填補若幹人現在的空虛。然而，何有助於打開今後的局麵？拿不出有效的辦法時，‘哭靈牌’又有什麽用？孔製誠然維係了中國社會兩千餘年，但它也僵凍了中國社會兩千餘年。到頭來，我們因此失去適應的能力。如果中國底傳統教條或孔製果真是‘救國’的靈丹妙藥，那麽中國何至於有今天？如果傳統教條或孔製果真有‘挽救狂瀾’的無邊法力，那麽何至連它自己都保不住？在中國目前這種‘天下滔滔’的亂況之中，中國底傳統文化可說是‘泥神菩薩下水，自身難保’。在這種情形下，若幹泥醉的人士提倡中國文化出口救世，這等於掉在水裏快要淹死的人大叫要救岸上的人。”
殷跟一個學生提到：“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越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兩人均為思想家、哲學家）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隻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在《自由中國》案發生後，殷執筆與友人共同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聲明”中說：“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發行人，因而他對《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言論負有法律的責任；可是，我們是撰稿人，對於我們自己寫的文字，我們從來沒有打算規避自己應負的言論責任。然而，不幸得很，我們細讀警備總部起訴書中有關《自由中國》半月刊言論的部分，和那本一現即隱的‘白皮書’，我們發現其中盡是斷章取義、東拚西湊、張冠李戴和改頭換麵之辭。這一編織的結果，與我們的文章原義完全不符。我們認為這種舉措，關係乎我們個人者尚小，關係乎言論自由者大，關乎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
麵對專製統治的暴力恐怖，殷把人身安危置之度外。從一九六0年十月一日到十六日，他接連在《民主潮》等雜誌發表了“我看雷震和新黨”、“法律不會說話—因雷案而想起的”等文，抗議國民黨逮捕雷震等人。
殷在雷案中沒有獲罪，但逃不了黨國的迫害，他的言論平台消失，並被迫辭去台大哲學係教授的職位，因而幾乎窮困潦倒。
殷是李敖的老師，李敖資助了殷，後來又照顧了殷的遺孀。
殷在一九六九年死於胃癌，年不滿五十。
郭雨新（一九0八—一九八五年）
郭雨新是本省人，上了台北帝國大學（後來的台大），抗戰時去上海做生意，台灣光複後回台，所以是個“半山”。生意人的郭“半山”回台繼續做生意。他在一九四八年加入黨國的花瓶黨青年黨。一九四九年，郭獲遴選擔任宜蘭縣議員，從此踏上仕途。他在一九五一年當選為台灣省省議員，以後連選連任，代表宜蘭當了二十一年省議員。郭開創了選舉不用花錢的傳統，僅需一幅“春牛圖”（郭送給每個縣民一張月曆，上麵印有十二生肖與二十四個節氣，中間是郭的照片），鄉親父老便知郭要競選連任了。
郭是雷震組黨時的七常委之一，外號“黨外祖師爺”。《自由中國》案之後，郭沒被抓，而且依然是宜蘭縣的省議員，不過經常受情治單位的騷擾。那時，全台有影響力的黨外政治人物差不多就數郭了。省議員在台北辦公，郭在台北有個辦公室，因此盡管明知有監控，黨外的參選失利人物、初生牛犢的台北大學生、宜蘭的鄉親和各地方的俊傑有事無事都還是到他那兒走走。因為郭原本就愛熱鬧，加上後來有一位天生的公關能手陳菊給他當了十年秘書，台北的“郭辦”一時成為黨外的聯絡點與聚集處。
在黨國的治下，遍地是特務，誰也不信任誰。黨外是三無：無組織、無資源、無依托。在如此環境下，郭既是名正言順的民選議員，又是議會裏著名的問政的黨國對手，“郭辦”自然給了黨外人士安全感，於是成了有實無名的黨外“中組部”。從黨外一直到後來民進黨的諸多活躍人物都與郭有過密切的交往。除了陳菊，後來的民進黨立法委員田秋堇的父親是郭的家庭醫生，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做過郭的律師，也接了郭在宜蘭的政治家底。黨外早期的明星之一康寧祥辦雜誌《台灣政論》，是郭幫忙融的資。後來的新潮流派掌門人吳乃仁與丘義仁幫郭的選舉發過傳單監過票。黨外的幾個名人如黃信介、張俊宏與姚嘉文等也都是郭的好友。
彭明敏因企圖散發“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而遭逮捕受軟禁，然後在一九七0年在許多朋友的幫助之下逃離台灣，當局認為郭和這件事有關，派了特務二十四小時跟蹤郭。
一九七二年，郭競選連任，但遭到國民黨當局的破壞而放棄。
一九七五年，郭以曹操的名句“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未已”為口號，以六十七歲的高齡參與第一屆立法院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他的參選成為台灣選舉史上一個裏程碑。當時由黃信介任發行人、康寧祥任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的《台灣政論》雜誌負責郭的全部競選文宣，其中一句文宣是：“老兵最後一戰，豈能任他凋零？”
?黨國動員了所有的資源，用盡一切手段，就是不能讓郭選上。有的投票站，郭的業餘監票部隊在門外數了五百個人進去投票，結果該票站居然開出了六百張票。一些黨國的票務人員熟知選民的意向，隻要是郭的選民進來，他們就會遞上一種劣質的印泥，選郭的票於是票麵天女散花而成為廢票。選舉結果，郭得票八萬多，以近兩萬票落選，同時，宜蘭縣卻投出了八萬多張廢票。
結果一出，全縣嘩然。郭在選後按慣例在宜蘭沿街謝票，眾多宜蘭縣民自發從家裏走出來跟在郭身後前行，一個人的謝票變成了縣民發泄怒氣的示威。郭想謝票，可是眾人不幹，要去衝擊國民黨黨部和縣政府。如果郭當時登高一呼，台灣的曆史進程也許就會不同了。郭登高了，但是沒有一呼，相反，郭心平氣和地說了如下一段話：“這次的選舉結果，大家的心裏也是非常明白，像這樣的落選，是不是光榮的？……總之，事情已經過去，大家應該繼續為我們的鄉土努力。至於說今天要有什麽行動，我認為吃虧的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認為不必要。最後我再一次謝謝大家，並請大家一起跟我高呼：台灣民主萬歲！”郭活生生地把兩萬多的人群給散了。
此役以後，郭退出了第一線的政治舞台。不過，自郭敗選之後，先黨外後民進黨的林義雄、陳定南和遊錫堃等在宜蘭的重要選舉中幾乎戰無不勝，宜蘭也得到了民主聖地的名稱。
郭除了是一個和平理性爭民主的典範之外，還給日後的民進黨留下另一筆重要遺產，就是清廉從政。
郭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離台去美，在海外度過了餘生。一九七八年，郭曾被海外台灣人推舉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他在宣布競選總統時說：“我們堅信，倘若台灣人民能對政治主張公開表態，他們多數會選擇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以後，台灣的黨外領袖有的遭監禁，有的逃亡，許多人家破人亡。由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人權工作者、一些外國留學生與駐台美軍官兵通過郭所建立的跟海外台灣人民主運動的聯絡管道，把台灣政治犯的名單以及他們在黑牢裏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傳遞到海外。
一九八五年八月，民進黨成立前一年，郭在美國去世。
柏楊（一九二0—二00八年）
柏楊本名郭衣洞，他在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後投筆從戎，考入河南軍政幹部訓練班，又轉入青年幹部訓練班，並加入了國民黨，一九三八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豫北分團主任。
柏楊在很多大學念過書，但從來沒有拿到過大學文憑。他為上大學而數次使用假學曆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一九四七年，原為少校政治教官的柏楊曾任私立遼寧文法學院政治係副教授，同時與友人在沈陽籌辦《大東日報》。逃出被解放軍攻占的沈陽以後，他在一九四九年隨老師遷徙台灣。
柏楊初抵台灣後不久進台灣省立屏東農業職業學校（今屏東科技大學）當人事室書記，一九五0年因為“私自收聽匪區廣播”而被判刑六月，出獄後曆任教師等職。
一九五0年代，柏楊成為中國文藝協會會員，開始寫作小說。他在一九五四年在救國團任職。從一九六0年五月起，他以筆名“柏楊”在《自立晚報》任專欄作家，他的雜文常常嚴厲批判社會現實。
從一九六一年開始，柏楊在《自立晚報》以“鄧克保”為筆名發表小說《異域》，書中以報導文學的手法，描述一支中華民國的軍隊奉令撤退到滇緬泰邊界與命運搏鬥並冀求反攻大陸的故事。《異域》後來被拍成電影，還創下了在台灣銷售達百萬冊的不凡記錄。
一九六七年，柏楊代班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時，以每周五天刊載美國連環漫畫《大力水手》。一九六八年一月，柏楊因《大力水手》譯文中提及大力水手卜派（Popeye）父子流落至一個豐饒的小島上而樂不思蜀，兩人要各自競選總統，被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負責文化宣傳業務的第四組認為是對兩蔣的暗諷，函請台灣警總並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偵辦。柏楊在三月四日被捕，三月七日就以“共產黨間諜”、“侮辱元首”以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等罪名被判十二年徒刑。柏楊從一九六九年起被囚禁於台北縣景美鎮仁愛樓看守所。
一九七二年，柏楊與台北的其他政治犯一同被解送綠島感訓監獄。
一九七五年，柏楊因蔣介石逝世而減刑三分之一。他於一九七六年刑滿後仍被留置於綠島感訓監獄，後來因為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等人權團體的呼籲才被釋放。柏楊共被囚禁了九年又二十六天，他在獄中曾絕食二十一天。
（一九九六年，時任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柏楊發起並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建成綠島人權紀念碑，碑文為“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綠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已知綠島被囚者有八千二百九十六名。）
柏楊在獄中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係錄》和《中國曆史年表》三部書稿。第四部《中國曆代官製》因為參考書於一九七五年被獄方搜去“保管”，所以隻寫了一半。
柏楊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獲釋後，獲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聘請在《中國時報》開辟“柏楊專欄”。當局勒令他約法三章才準他寫專欄：不準提往事，不許舊調重彈，不許暴露台灣社會的黑暗。
柏楊在一九九四年做了心髒手術，接著又患了一連串大病，健康日益惡化。
二000年五月，柏楊接受時任總統陳水扁的聘請，成為總統府國策顧問。
二00六年九月，因為年齡和健康的關係，柏楊宣布封筆，並不再在公眾場合露麵和接受采訪。
柏楊一生著作不輟，有十年小說、十年雜文、五年專欄、十年通鑒的經曆，此外他還寫有古典詩、報導文學及其他散文，共完成文學、曆史和思想等著作八百餘萬言（《柏楊全集》收二十五卷）。柏楊最出名的作品為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醜陋的中國人》，他在書中大肆“辱華”，提出了“醬缸文化”說。他寫道：“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地流下去，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裏的許多汙穢肮髒的東西，像死魚、死貓、死耗子，開始沉澱，使這個水不能流動，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汙泥坑，發酸發臭。”
柏楊認為，正是中國文化發臭的醬缸，使中國人變得醜陋。以下是《醜陋的中國人》裏的幾段摘錄：
“中國人的窩裏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裏，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裏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夠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候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製。明明知道這是窩裏鬥，還是要窩裏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裏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昵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麽這麽惡毒、下流？”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麽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隻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麽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裏……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鑒賞能力，什麽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裏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裏注解孔丘的學說，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隻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隻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
二00六年，柏楊將五十六箱、共計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件文獻文物捐贈給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此於二00七年二月舉行了“柏楊捐贈文獻文物入藏新聞發布會”。另外，柏楊還將其自一九四九年抵台後的重要證書、《資治通鑒》筆記手稿、校對稿和雜文手稿等捐贈給台南大學柏楊文物館，這批資料與北京的藏量等量。該館在二00七年六月開幕，
柏楊於二00八年四月在台灣新店耕莘醫院病逝，享年八十八歲。家屬依其遺願將部分骨灰撒入綠島海域，另一部分骨灰於二0一0年九月安葬在其故鄉河南新鄭的福壽園陵園。在陵園裏的柏楊紀念像旁有他的名句“不為君王唱讚歌，隻為蒼生說人話”。
李敖（一九三五—二0一八年）
李敖於一九四九年隨父母從上海乘船至台灣，一九五四年考取台灣大學法律專修科，後重新考入台大曆史係。李在一九五九年畢業後服兵役，擔任預官。一九六一年退伍後又考取台大曆史研究所。
李成名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當時他在《文星》雜誌上為胡適辯護，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力主全盤西化。
一九六三年，李出任《文星》總編輯。
李早年不多討論當代政治議題，後來逐漸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威權統治以及個人崇拜，反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提倡言論自由。
一九六六年，李出版《曆史與人像》、《教育與臉譜》和《上下古今談》等書。
李從友人那裏拿到一份台灣受迫害被關的政治犯名單（內有中共和台獨人士），把名單轉給了大赦國際。在日本的台獨人士獲得後，未征得李同意，就將名單刊登在台獨刊物上，以致李被牽連。一九七一年三月，李被捕，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因“台獨”和“內亂罪”被判處十年徒刑。後逢蔣介石逝世大赦，改為八年六個月。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李獲釋，實際被監禁了五年八個月。
在白色恐怖時期，李經常不定時捐款給黨外雜誌與黨外人士。
李因為被控侵占他人家產，一九八一年八月被判入獄半年。
一九八0年代，李已成為台灣知名的黨外政論家。他試圖挑戰國民黨政府的言論限製政策，出版了一係列匯集黨外雜誌批評當局的文章的書，這些書因觸犯“出版法”等法令而被列為禁書。
李的主要作品為《李敖千秋評論叢書》和《萬歲評論叢書》。
隨著一九九0年代台灣電視媒體產業的發展，李開始與電視台合作，成為一時名嘴。
一九九四年，蔣經國的私生子、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邀請一直痛罵蔣氏父子的李到東吳大學曆史學係任客座教授。李開的課大受歡迎，一大堆學生排隊搶著修。章孝慈在一場演講中說：“李敖是備受爭議的作家，有人說他是瘋狗，有人說他是流氓，有人說他是打手，有人說他是天才，但我們很單純，就是讓任何角度的學者，都可在東吳發展一個看法、一個見解。”後來章孝慈腦溢血臥病在床，李拍賣生平珍藏字畫所得七百餘萬元作為章孝慈的醫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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