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尋訪“星火” · 連載（三）譚蟬雪：星火愛情，於斯飄零
11/29/2023
2012年夏天最熱的時候，78歲的譚蟬雪在上海接到了一個電話。
打來電話的是王中一。他是張春元生命最後時刻的獄友。王中一這些年一直在找她，就是為了轉告她那一句張春元留下的遺言:
“這一生，我最大的心願，是不能陪譚蟬雪度過一生。希望她能好好活著。”
張春元是她的未婚夫，歿於1970年蘭州寒冷的三月。他是1960年大饑荒時期甘肅地下雜誌《星火》的靈魂人物。
這句話，是在甘肅省第一監獄，張春元臨刑的前一天夜裏，專門交代給王中一，拜托他將來有一天轉達給譚蟬雪的。
相隔了四十二年的歲月，這句話才送到了她的耳邊。
2015年的9月，當我來到上海，在廣粵路的一個小區裏找到譚蟬雪時，她給我講起了這段故事。往事驚心動魄，她那曾被苦難摧殘過的容顏，依然是平靜安詳的。
她對我說，接到王中一電話時，她心跳得非常厲害。她沒有說，當她接完電話，在最快的時間內坐上火車，去常州尋找王中一，見麵細問當年的情景時，她哭了。
1、紙條與“罪證”
1998年，民俗學家譚蟬雪從敦煌研究院退休，回到上海定居。
無限往事仿佛已經塵封，但她其實從未停止懷念。
從2004年開始，她著手準備寫關於當年“星火案”的第一本書，《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
那段時間，她奔波在蘭州、天水一帶，去尋找當時的案卷，要把被塵封的往事寫出來。她到處碰壁。後來還是以給蘭州大學寫校史的名義，一次次找法院，也給管檔案的人說好話，送給人家從上海帶來的禮物。終於，在一個下午，她走進了武山縣法院保存案卷的地下室。她聽到管檔案的人說，前些年地下室曾漫進過水，但所幸案卷完好無損。
在發黃的案卷裏，她看到了張春元寫給她的一張張紙條。那是1960年7月，她離開下放勞動的甘肅天水，在廣東開平越境被抓後，他心急如焚，南下來營救她時寫的。
作為《星火》的靈魂人物，張春元一貫是膽大心細的。但那次，他顯得有些魯莽。在得知她在廣東被抓後，他化名“高澄清”，拿著假的介紹信，來廣東救她。但他的假介紹信引起了懷疑，一到廣東，就被扣押了起來。他無法見到高牆內的譚蟬雪，就試著聯係“內線”。他把看守所裏的女醫生當成了好人，一次次寫了條子托送進來。
那些條子是這樣的:“雪:七月半來此被關，已知我們為大學生，此處一切好，我現在單房三號一八，可給弟去信，由我來辦。親朋不可理，一切謠言不可信，安心等著，老實守法，千萬給我一回信!告知近況，前次帶來的衣物收到否，還缺何物……”
“雪:醫生應允幫忙，我們感謝她那善良的願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寫幾句話，請托醫生交我，否則我怎麽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傷。而最愁人的是你近來怎麽樣了?身體如何，快給我來信!”
“雪:今天接見請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牆之隔難相見，真沒有辦法!我給你寫了二次字條，收到沒有?望告，切切!”
他不知道，那些紙條，全被女醫生交上去了。包括兩三厘米寬的小紙條，後來都作為“星火反革命集團案”的證據，放在張春元的案卷裏了。一直到2006年，46年過去了，她才在查閱案卷時第一次看到它們。
看到這些發黃的，粘貼在案卷中的紙條，她仿佛看到他的心。隔著幾十年的歲月，它依然是鮮活的、熾熱的。
和這些紙條放在一起的，是“星火反革命集團”案的其它罪證。她也才知道，早在1960年的4月和5月，和他們一起下放到天水勞動的蘭大“右派”學生中，就有人向當局告密了。
其中一份檔案寫到:“案件的線索來源:1960年4月，蘭大右派分子陳友達向省公安廳反映:蘭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勞動鍛煉的右派分子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去蘭州與學校右派互相來往，秘密交談，散布反動言論，行動十分可疑。”
除了陳友達，另外還有兩個告密者，是他們的同學鄭連生和柴繼德。有人告密，加上她當時回廣東老家偷渡被抓，“星火”同仁就這樣全麵暴露了。
1960年9月，譚蟬雪和張春元分別被押上了從廣州北上的火車。4天之後，到達蘭州。他們被關進了關押省級要犯的蘭州貢元巷看守所。從那以後，這對戀人再無說話的機會。
如今，在生命的晚年，她已回憶不起這一生和張春元的最後一麵了。到底是哪一次呢?
她拚命地想。說，如果有最後一麵，應該是1965年的冬天了。那是在天水體育場的“反革命集團案”公判大會上。但那天，他們都被五花大綁著。在台上，他們被分開得最遠，一個在最東頭，一個在最西頭，她隻看到一眼他模糊的身影。那天宣判，他被判處無期徒刑，她被判處十四年。
她記得，那天天奇冷，陰沉的厲害。會場上，突然有人大喊了一聲“譚蟬雪”!她知道，那是她的獄友葉青，一個因和人打架被抓進來的奇女子。在那樣肅殺的氣氛中，石破天驚一般，葉青喊了一聲，就迅速地逃跑了。全場皆驚，譚蟬雪看見武警端著槍衝下去了。
葉青是她晚年時一直在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的人。她晚年想找的人，還有在獄中時為她治療急性胃炎，救了她一命的慈祥老者;還有一位曾試圖幫助她，但很快被撤職的看守所所長。天寒地凍，長夜漫漫，在極端的絕望中，依然有一些帶著人性溫暖光芒的故事，安慰了她。
2、大饑荒中“右派賤民”的愛情
“阿姨，你和張春元當年是怎麽談戀愛的嘛。”每次見麵，我都會問她。她呢，靜靜搖搖頭，微笑著:“那個時候，談什麽呀。”
其實，他們在蘭州大學時並不相識。他在曆史係，她在中文係。在校園裏，她是光彩照人的。在“反右”前夕，校園裏“裴多菲俱樂部”帶來的熱切討論中，有她活躍的身影。她一度曾有“蘭大林希翎”的美稱。
1957年初夏，風雲突變。從“鳴放”到“反右”，不過短短一兩個月的時間。莫名其妙的，她也成了“右派”。主要罪狀有二。一個是她曾寫過的文章《愛情自私論》;一個是她在回廣西老家奔父喪時，聽老百姓們議論:“國民黨貪錢，共產黨貪功”。在“鳴放”時，她把這個議論轉述了出來。
1958年8月，經過一年多漫長的等待，她和蘭州大學的另外四十一個右派師生，被下放到甘肅天水勞動。
張春元因為在上蘭州大學之前，曾上過朝鮮戰場，是汽車兵，所以被安排在北道埠(現為麥積區)的馬跑泉拖拉機站。她則被下放到北道的甘泉公社，臨時住在當地街道上的一座天主教堂裏—至今，天主教堂還在，但早已不是當年的房屋了。
和譚蟬雪一起下放到甘泉公社的還有三個同學。其中一位是孫自筠，蘭大中文係的才子。另外兩個人，是數學係的周善有和丁恒武。
丁恒武是陝西人，大個子。1959年，他被餓得實在受不了，就開始在附近的水庫學遊泳，說要從湄公河偷渡出去，“留在這裏遲早也是餓死”。有一天，他來向譚蟬雪告別，說他要走了，如果能活下來，一定回來找他們。如果再沒回來，就說明他死了。從那以後至今，人們再沒有見過他。
孫自筠還活著。2016年的冬天，我在四川的內江師範學院見到他。他80歲了，對我回憶起譚蟬雪等人，以及“蘭大反右”、大饑荒、1958年的“大躍進”，還有公社讓他們四個大學生三四天就辦出一個“農業大學”的荒誕事。
早在張春元、顧雁他們醞釀辦《星火》之前，孫自筠就給中共的《紅旗》雜誌寫信，反映當時農村開始饑荒彌漫的真實情況。但因為他是唯一的黨員，有“紅頂子”，譚蟬雪和其他同學那時都防著他。直到有一天，他被以“反革命”抓走。
那是1959年的春天，大饑荒已開始彌漫。譚蟬雪每次去食堂打飯，端回來一盆麵糊，清得能當鏡子，照見自己的麵容。
她記得，有一次上山打柴，積雪很厚，他們從山上滑下來，看見一堆人圍著一個人，在賣包子。當時那種白麵的包子，真是稀罕，就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星星”。多少錢一個呢?大約等於現在的十塊錢。“我們沒有錢。看一看就背著柴走了。第二天，就聽到人說，從那包子裏吃出了人的指甲。”
不斷有餓死人，甚至人吃人的消息傳出來。譚蟬雪住的一戶老鄉家，房東老大爺也死了。餓死的。在一天夜裏，她聽到那一家人淒慘的嚎啕聲。
2015年9月，在上海，第一次見到譚蟬雪時，我告訴她，我的爺爺張如林，1960年時48歲，也是餓死的。我爺爺所在的馬跑泉公社(現為鎮)，離她那時居住的甘泉公社(現為鎮)，相距也就十多裏路。
“那時走在路上，經常就看到餓死的人。你沒法無動於衷。”譚蟬雪說。
而事實上，他們作為大學生，條件還是比普通農民好很多。她雖然和家裏沒聯係，但定期的，有親友寄糧票來。孫自筠的媽媽省吃儉用，從天津寄糧票給他們。有時，他們會相約去北道的鐵路食堂吃一頓。雖然饑荒彌漫，但鐵路食堂還是有各種吃的。
環境困厄得讓人絕望。但年輕人終歸是年輕人。大家曾以為美麗的譚蟬雪和英俊的孫自筠是一對兒，但其實，她喜歡的是張春元。
張春元那時住在馬跑泉拖拉機站，和甘泉相距不到二十裏路。馬跑泉是一個大鎮子，拖拉機站所處的地方算是一個交通要道，上下都要經過，右派同學們也時時來這裏歇腳。如今，這裏已並入了麥積區廣濟醫院的後院，是醫院的太平間所在了。
當年那裏是土崖畔下的一個大院子。顧雁記得，當時的張春元，負責管理著全縣唯一的一台從意大利進口的拖拉機。紅色的，鋥亮，看上去挺神氣。
張春元留她吃飯。那時候大家都餓著，但他的生活條件還可以。因為他曾上過朝鮮戰場，當地的幹部，很多都是部隊轉業的，對他不錯。
愛情是怎麽產生的不知道，她也始終沒有告訴我。
但在我的尋訪中，顧雁告訴我，有一次，他和張春元一起去甘泉拉煤，他們坐在拖拉機上。天很冷，一說話就嗬出白氣。張春元告訴他，自己喜歡譚蟬雪。
他們彼此相愛了。在1959年，那個大饑荒正在越來越慘烈的冬天。從此，他住在她的心裏，整整一生。
3、親人，以及無法樹立的墓碑
2016年冬天，我在河南見到張春元唯一的親人—他的弟弟張春沛。
張春沛說，那一年，大嫂譚蟬雪回來，他去機場接的她。“大嫂老了，似乎人都縮小了。”這中間，隔著多麽漫長又沉重的歲月啊。1998年的譚蟬雪，已不再是1960年初和哥哥一起回到河南老家的那個高挑、美麗的大嫂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吧。”他環抱著大嫂—一個瘦弱的老人。說:“我帶你好好轉轉吧。”
無處去憑吊。她一直想著給張春元立個碑，取一些蘭州紅山根下、他被殺害的地方的土，建個墳。但弟媳反對，弟弟張春沛也做不了主。人死了四十多年了，可恐懼還在。我采訪時，張春沛回憶起哥哥，不停地流淚，還是無限的懷念。但說起當年因哥哥的案子，一家人受到牽連。他說:我讓我的孩子們都入黨。
很多年，他一直想證明，自己是好人，“對黨是忠誠的”。對哥哥，他是那麽愛他。但他至今還是很難理解，哥哥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17年10月，我在上海，輾轉找到了顧雁家位於浦東鄉下黑橋的老房子。那是顧雁從小生活，並度過了1960年9月“星火案”爆發前那段平靜日子的地方。
在周圍的一片高樓映襯中，這座位於河流和田野中間的老宅第，已無可避免地衰敗了。是一處江南常見的傳統庭院，已被拆掉了半邊，但從精雕細鏤的門窗，依稀能看到往日的典雅。我去的時候，院子裏的一株桔樹，正恣意地結滿金色的橘子。
1960年，在第一期《星火》印出來後，顧雁就以回家看病的理由，離開了甘肅天水，回到上海，就住在這裏。也是那次回來，他開始和林昭交往。大約是1960年初夏的那段時間，張春元和譚蟬雪也來了，並在這裏短暫地住過幾天。
幾天後，譚蟬雪去了廣東，打算偷渡出境。不久後，張春元再次來到上海，告知顧雁，他也要去廣東。據顧雁講，也是這次，他因為和張春元對“偷渡”這事看法不同，有點不歡而散。再過了一段時間，譚蟬雪在廣東被抓，張春元南下營救，也被抓。至此，“星火”同仁全部暴露。
1960年9月，在甘肅天水，“星火”的參與者、蘭大右派學生向承鑒、苗慶久等人被捕。10月，顧雁在上海被抓，林昭也隨即被逮捕。林昭被捕的直接原因，是她在“星火”第一期中發表的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她因此也被當作“星火案”的當事人。
在甘肅那邊，被抓捕的除了蘭大的“右派”大學生，還有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以及當地的一些幹部和農民。這起當年轟動一時的“反革命集團”案，直接原因是張春元、顧雁挑頭辦起的《星火》雜誌。第一期隻有內部的三十多人看到。第二期才在醞釀之中。
1962年和1965年，“星火案”當事人被分別判刑。其中張春元被判處無期徒刑，譚蟬雪被判處十四年。顧雁被判處十七年。另外還有向承鑒、苗慶久、杜映華等人，包括當地的一些農民，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
因“星火案”被判刑的人中，還有林昭。事實上，林昭其實並未參與“星火”本身，隻是因為她的詩曾被印在《星火》上。而譚蟬雪，其實也並未直接參與“星火”……
1970年的“一打三反”，大規模的殺戮又開始了。這次，張春元沒有逃過劫難。他和杜映華在蘭州被槍殺於紅山根下。
“張春元在星火中間是一個什麽角色?”我問譚蟬雪。
“他是說幹就幹，特別有行動力的這麽一個人。而且他對當時的現實，頭腦裏已經非常明確，而且出路是什麽，也很清楚。
他認為出路應該是以南共綱領草案為主。他那時說要起個名稱出來，讓老百姓也能接受，通俗些，不要太奧妙……”
“當時為什麽起名叫星火呢?”
“那是顧雁提出來的，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
事實上，當張春元、顧雁他們把思考變成行動，著手辦“星火”時，譚蟬雪已經離開了甘肅。當第一期“星火”麵世時，她看都沒看到。一直是在四十多年後，她才在武山縣法院的檔案裏，看到了那些凝聚和承載了那個時代最前沿、最勇敢、最深刻思想的文字。
5、“不寫下來，曆史無法交代”
2007年，譚蟬雪完成了對《星火》的第一部文字記錄《求索》。2015年，我見到她時，她正在準備給張春元寫傳，以紀念他罹難45周年。
愛情，在她心中，不僅是一輩子的承諾，也意味著更大的責任。“我做這些，不隻是為了張春元。星火這段事不弄出來，曆史沒法交代。”她說。
2017年，依娃幫她聯係了明鏡出版集團，出版了《星火》電子版。除
了她原來那本書的內容，也包含了張春元的生平，以及他生前的一些文章。依娃很早就去了美國，她的母親是天水人，父親是陝西人。因為一份對故土的情懷，她曾多次到甘肅天水一帶，做大饑荒年代的口述史。
在這本書的末尾，譚蟬雪寫到:“有一種思念因你而存在，有一種沉默不是遺忘。”對她來說，這是很少有的文字中的感情流露。
“在他還沒被處決之前，我做夢夢見他穿一個軍大衣，走過去了。別人說，夢見穿大衣，可能是大難。大衣就是大難。”她禁不住我追問她和張春元的故事，慢慢浸入回憶。
她想起來，當他們同時被關在一所監獄時，有時，放風上廁所時，經過他的窗戶底下，她能聽到他的聲音。那是他故意大聲和別人說話，讓她知道。到後來，他被轉走了，聲音就再也聽不到了。
她記得在是在甘肅省第三監獄。有一天，抬飯的人來了，悄悄對她說，張春元從別的地方轉到這兒來了。再去打飯時，她對那個人說:“你告訴他，他永遠活在我心上。”但後來她才知道，消息有誤，張春元並沒有轉到這所監獄來。她的話，還是沒有送到他耳邊。
1970年3月，他死了。可她連眼淚都不敢流。每天進進出出，殺人的布告就專門貼在她路過的地方，天天出門都能看見，躲也躲不過。半個月過去了，有一天，她驚訝地發現，自己原本烏黑的頭發，一大半都突然變白了。
1973年，譚蟬雪在酒泉坐滿了十四年的牢，出獄了。此時，在老家廣西，她的父親已死，唯一的哥哥也已不在人世。她無處可去，隻能接受“組織”安置，到酒泉的工廠上班。
不久，她結了婚，丈夫是支邊的上海人，也是工廠裏的“刺頭”，算是有前科的。1974年，在四十歲這一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兒辛琪。
她對我說，那時她不想找知識分子，就想找個文化程度不高，受過處理的，“門當戶對”。廠裏填表時，在“文化程度”一欄，她填了個“小學”。心裏想的是:如果不識字該多好啊。在這個國家，讀書認字，做知識分子，隻意味著苦難。
可她終歸是讀書人。在最苦難的日子過去之後，她先是從工廠調到酒泉師範，後來又調到敦煌研究院，做敦煌風俗學的研究，從1982年到1998年退休，十多年間，成就斐然，書出了厚厚的幾大冊。
2015年9月，我去上海第一次找她時，那些書就靜靜地立在書架上。
6、“該幹的已經幹了”
“想起這一生，會有後悔嗎?”2017年，秋雨如注的十月。在上海，我問譚蟬雪。
“不後悔。我覺得起碼我們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當地的農民。雖然現在想起來，那時思想上的認識，還是很不成熟。”她說。
彼時，我們是在距離她家不遠的一所老人的日托機構裏。近兩年，女兒辛琪要上班，擔心她白天一個人在家，就送她到這裏，晚上再接她回家。
她一頭銀發，穿一件藍底花色的毛衣。麵龐依然是娟秀的，皮膚細膩白皙，除了額頭眼角有一兩片老人斑，走路背稍微有一點點彎之外，她的精神頭好極了。
我們說著話，背後是鮮豔的牆。在這裏，孩子和老人的托管中心連在一起，空間裏有一種明快甜美的氣息。我請她再講講，講講林昭，講講張春元，講講1959年在大饑荒中的甘肅天水，她的愛情是如何萌生的。講講1970年，她在監獄裏聽到張春元死了的消息，頭發如何就白了一大半，從此知道，“伍子胥過昭關一夜白頭”，不是虛構的故事。
我們也說起那本厚厚的《林昭文集》。那是她這幾年和林昭當年的閨蜜倪競雄整理出來的。倪競雄年齡比她還大，不會用電腦，身體也不好。所以林昭在獄中的血書，大多都是譚蟬雪一字一字整理下來。包括林昭在獄中的小說、頗有爭議的《冥婚記》，也是她整理出來的。
“字非常小，眼睛都看壞了。也多虧有很多朋友幫忙。”她說。
“星火前輩當年對時局的批判那樣激烈而深刻。那您怎麽看待今天呢?”我問她。
“我估計我真看不到(我們那時追求的)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到2020年，或許還能看看，能否如願以償，還是很難說。”她說。依然是淡淡的笑容。
“我該幹的已經幹了。《林昭文集》出來了，關於星火，也一本兩本也都出來了。所以，我沒有什麽遺憾的。也可以告慰張春元。就算我去陰間見了他，也可以有個交代了。”她說。
“就是給依娃帶來了一些麻煩。”她有些抱歉。
“沒事，年輕一代也應該做他們應該的。”我對她說。是為自己說，也是在替依娃說。
她說的麻煩，是指2016年，美國的“劉賓雁良知獎”評選委員會給她頒發了當年的“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獎金她輾轉拿到了，獎杯的故事則充滿離奇色彩。
她年紀大了，沒法出國去領獎。又擔心各種“被敏感”，朋友把獎杯捎給了在西安的妹妹。本想著辛琪找機會來西安時，把獎杯帶回家交給母親。結果，人還沒到，警察上門了，從妹妹家搜走了獎杯。一直到她離世，這個“劉賓雁良知寫作獎”的獎杯，也沒有到譚蟬雪的手裏。
7、在她生命的最後，無所不在的奇怪氛圍
其實，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她一直感受著這種奇怪的氛圍。這一切，常常讓她想起六十年前的那場“反右”，想起生命中曾經曆過的那些往事。
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研討會”，香港方麵邀請她。她被阻攔，最終沒有去成。
2013年，獨立導演胡傑拍攝完成了紀錄片《星火》，她去了香港參加放映。回來後，居委會的人就找上門來了。問她為什麽去香港?她反問:我沒有人身自由?對方打哈哈，哪裏哪裏，隻希望以後你出門能說一聲。
前兩年，她整理好了《林昭文集》。有一天，約好了人，正要出門去印，居委會主任上門來了，說，正在外麵請人吃飯，上頭電話來，隻好來問。要求她不能出門，也不能再去印書。“你年齡這麽大了，就交給年輕人去做吧。”主任這樣勸她。
《林昭文集》至今無法出版。她說，是因為林昭的妹妹彭令範不同意。但她還是把書印了出來，送給那些關心林昭、關心曆史的年輕人。那是厚厚的一大本書稿，簡易地釘在一起，有488頁。第一次見麵時，她送給了我一本。
2015年夏天，她腰骨骨折，還戴著腰托，就開始在電腦上寫作《張春元傳》，要作為他罹難四十五周年的紀念。
2016年4月，我打電話給她，才知道，她已寫好了，熱情的王中一表示願意承擔印刷工作，在常州當地找了印刷廠，已經開始印刷了。但某一日，當地的文化稽查大隊突然來查，說是非法出版，把已印好的五百本書全部沒收了。不久，處理結果下來，印刷廠被罰款五萬元，她自己則損失了八千元的印刷費。
到了2017年，她身邊的氣氛，似乎越來越緊張了。大約和她獲得“劉賓雁良知寫作獎”有關。有時女兒去取快遞，也會被詢問。十月，我最後一次訪問完她後，從上海回來，就接到辛琪的電話，說有人在調查，那天是誰去了社區托管中心訪問譚蟬雪。
“請不要再給我媽媽打電話了，也不要再聯係她了吧。”辛琪說。
我後悔，沒有再堅持。就這樣，我錯過了再次和她說話、再次見到她的機會。
我也不知道，她生前得到的那個“良知寫作獎”的獎杯，如今躺在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裏。而扣押這個獎杯的，都是些什麽樣的人。
2018年6月1日，因突發腦溢血，譚蟬雪在上海去世。從出現症狀到離開人世，隻有短短半天。
在母親“七七”的那天，悲傷的辛琪請人為母親做了佛教的超度法事。她相信母親已經身在天國，或者是極樂世界。
我也相信。不管人世的坎坷如何，不管別人的評價如何。譚蟬雪在這一生，做了她想做的事情。
我也記起，她說過她早年的學生生涯。1949年，在廣西，她看到解放軍進城，聽說以後上學不要錢而歡天喜地。她說，那時她很“革命”，是學校的積極分子，上了廣西革命大學，下鄉宣傳，演白毛女。
“那時非常年輕，稀裏糊塗，沒有自己的觀念。一直到1955年考上蘭州大學，學校裏有裴多菲俱樂部，在年輕人熱烈的討論中，思想才開始發生變化。”她說。
當年受張春元之托，托給她捎口信的王中一，如今也七十多歲了。很多年，他一直在找譚蟬雪。費勁周折，沒有結果。直到2012年的一天，他在書店裏翻書，看到關於敦煌的一套叢書，偶然看到譚蟬雪的名字，這才終於聯係到她。
而我，當記者多年，一直在關注外麵的世界，一直到2015年，才知道《星火》，才知道《星火》就誕生在我的家鄉—甘肅天水，張春元他們當年就在我家鄉的鎮子上生活、思考，最終走上為自由、為真理獻身的道路。
當我要尋找譚蟬雪時，是在香港的記者張潔平，告訴了我她的電話。
在撥通她電話的刹那，我，一個後輩，終於和我家鄉那段苦難的曆史取得了聯係。
曆史就這樣在人為的屏蔽中支離破碎著，也奇妙而又吃力地黏連著。那些思想史上的苦難往事，人們追求自由、並付出高昂代價的曆史篇章，原本應有更大的篇幅書寫。如今，卻隻能殘存在一些片段裏。
到今天，星火的故事並不為人所知。胡傑導演的紀錄片《星火》，在內地依然是被屏蔽的。而我，寫下這些文字，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在最黑暗的年代，一些最勇敢的人，是如何去試圖“活在真實中”，並付出了怎樣貴重的代價。
我想起最後一次見她時，她把我和朋友翟明磊送到樓梯口，又堅持要送下樓。為了老人們方便，托管中心的樓梯上安裝了可以自動下行的座椅。她坐上去，男護士幫她把腰帶係緊，她就慢慢地順著扶梯向下滑落。她的麵容，是那樣恬淡從容。我沿樓梯走著，回頭看她，覺得她還是很美。
告別時，外麵下著雨，我不讓她出來，轉頭擁抱她，說:我會再來看您的。就匆匆打車走了。
從那以後，我再未曾見到她。2018年6月，在張春元被殺害的四十八年之後，她“星火”一般燦爛的愛情與生命，就此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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