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尋訪“星火” · 連載（二）顧雁：緘默的“星火”靈魂
11/28/2023
2016年12月5日，我在合肥第一次見到顧雁。
沒有事先給他打電話，也沒有請認識他的前輩、朋友提前聯絡，我的到訪，多少有點唐突。
我擔心被他拒絕。早就聽說他不願意談往事，即使已退休多年，一門心思仍撲在物理學研究上。在甘肅天水，我向他的老朋友、當年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蘭大研究生同學徐誠要電話，82歲的徐誠邊找電話薄，邊擺手對我說:別告訴他，我怕他說我多事。
我訂了廉價航班，直接飛到合肥。猜測他會住在中國科技大學的老校區，就先在校園外的酒店安頓下來。
電話過去，是他，聲音洪亮。我說明自己是天水後輩，畢業於他1958年下放勞動時曾任教的天水市二中(原名天水縣一中)。他竟慷慨地應允了見我。就這樣，當天下午，在科大東區一座本世紀初建成的住宅樓二樓，我見到了他。
我們在他窄小的書房裏聊天。往事驚心動魄。天光慢慢黯淡了，窗外的楊樹葉，在冬天的風裏呼呼響著。他滿頭銀發，打著手勢，一張蒼老的臉高貴而生動，聲音則是平靜而克製的。
“我不想找政治，是政治來找我。”他說。1980年在上海，有人組織了一次林昭和她母親的追悼會，他也去了蘇州。那次，在搖搖晃晃的大巴車上，林昭當年的閨蜜倪競雄曾問他:“你這樣一個人，怎麽就卷入到政治中去了?”他就這樣回答。
倪競雄是林昭當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2019年，她已經九十歲了。林昭若活在今天，也是八十七歲了。
林昭比顧雁大三歲，卻是他的“學妹”。在北大，他是1952年入學到物理係，她則是1954年上的中文係。
沒有人知道。她是他的初戀。是他生命中永恒的秘密與哀傷。八旬暮年，不管講述如何輕描淡寫，也無法掩埋這份曾經的情感。
他認為，自己是了解她的。“林昭不是聖女，她隻不過是一個把人的尊嚴看得比生命更貴重的才女。”他說。
我們談起《星火》，也談起他和林昭的往事。那是淡淡的、一生難以忘卻的愛情。林昭寫給他的三十幾封信，如果沒被銷毀，應該還躺在靜安區法院他的檔案裏。他曾想索要檔案，但無門路。他知道，此生可能是再也無從得見她那秀麗纖細的筆跡了。
今年(編注:指2016年)八十四歲的顧雁，是1959年大饑荒年代甘肅地下刊物《星火》最重要的成員之一。當年《星火》的刊名，就是他起的。他也是《星火》發刊詞的作者。在這篇題為《放棄幻想準備戰鬥》的發刊詞中，他表現出遠超同時代人的洞見。斥責當時的統治為“由政治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在研究《星火》的學者錢理群等人看來，在同一時代乃至後來“文革”中出現的民間思想者中，《星火》的這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在對現實徹底的批判和認知的清醒方麵，都遠遠走在了曆史的前頭。
顧雁和張春元，是《星火》的發起人，也是《星火》的靈魂人物。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團”暴露，張春元被判處無期徒刑。其後，在1970年的監獄“一打三反”風潮中，張春元被殺害於甘肅蘭州。而顧雁，判刑十七年，在青海服刑十四年之後，因“科技發明”減刑三年，於1973年得以提前釋放。
2004年，“星火案”的另一位當事人，張春元當年的未婚妻譚蟬雪，開始著手整理記錄當年的《星火》雜誌往事。作為“星火”的靈魂人物，顧雁卻始終都保持著沉默。除了曾出現在獨立導演胡傑的記錄片《星火》中，他不曾就此事接受外界的訪問。
“你能不來最好，既然來了，也就說說吧。”他對我說。
感念他，在一個晚輩麵前，慢慢打開了話匣子。在其後我們多次的見麵中，那塵封的往事，也終於慢慢展開。
上篇:顧雁和星火
1
1935年，顧雁出生於上海。
他的父親顧侖布，是和徐特立等共六十人一起，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
“當年在法國的官派中國留學生，有一批人參與了政治運動，我父親沒有參加。後來民國的錢停掉了，搞政治的一些學生就到莫斯科去了。我父親留下來打苦工，推車子掙點錢，留在法國十多年，後來又自學，在工廠做工程師。再後來一位美國老板要在上海開紡織廠，請父親回到上海。他十九歲去法國，三十多歲回國，和母親結婚……”
顧家是上海南匯的望族。翻譯家傅雷就是顧侖布的表弟。傅雷當年出國留學，和顧侖布有關。“我父親有一年從法國回來，勸傅雷去國外留學，傅雷的母親不同意。我父親就想了個辦法，找傅雷的姑母出麵，要將傅雷送出去讀書。傅雷的母親最後同意了，但提出條件，要傅雷先和梅馥結婚。”
抗戰期間，日寇統治上海，顧雁的父親也失業了，隻身去內地找工作。家裏陷入了窘境，小孩的學費無著落。顧雁記得，有一年冬天，母親曾帶著他去住在巴黎新村的傅雷家借錢。母親和傅雷夫婦竊竊私語著。第二天，梅馥就把錢送到了家裏。
1952年，顧雁考上了北京大學。此時，他的哥哥顧鴻考上了上海的交通大學，後來妹妹顧麋也考上了上海師範學院。
顧侖布一生飽讀詩書。他給三個孩子起名字，取自於《孟子》:“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顧麋記得，1956年顧雁考上研究生後，一生飽經憂患的父親格外喜悅，曾說:“我們這個家要結寶塔頂了。”他尚不知道，在這個國家，一連串的政治運動即將接踵而至，巨大的災難也即將降臨這個家庭。
顧雁記得，上大學後，家裏依然困窘，父親還在失業中，還是傅雷幫了忙。讓父親寫了份履曆，由傅雷交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父親後來被安排在上海第二紡織廠做工程師。1960年，“星火反革命集團案”事發，顧雁被抓走，父親隨即就病倒了，也就提前退休了。
“父親那時經常說，讓我們不要搞政治。我哥哥進了造船係，本來讓我進鋼鐵學院，我喜歡物理，高三時，就決定將來要搞物理。”上了北大物理係，一心要成為科學家的顧雁，沒想到自己最終還是被卷入了曆史的政治漩渦裏。
2
1957年的7月，顧雁在蘭州大學讀研究生，正經曆人生的一場天翻地覆。
“1952年我考上北京大學物理係，正趕上院係合並，清華北大燕大三校合並。物理專業很受重視，我們一級招兩百多人，還有東語係也招了上百人。但原有的法律係卻被撤銷了。”
他回憶，當年剛進北大，氣氛不一樣。老的傳統還在，可以隨便聽課。他去聽曆史係聽“考古學通論”，也去西語係旁聽法語課。但兩年後就不同了，學校的氛圍開始變了，老師經思想改造，也變得謹小慎微了。
年輕的顧雁，雖然讀的是物理專業，但廣泛涉獵各方麵的書籍。他記得，1950年代初的北大，在圖書館裏能看到各種各樣的書。當時，美國還在不斷給燕京大學寄來原版的書。圖書館的藏書，每一本上都貼一段英文的銘文。“(多看,多想，少談)ReadmuchThinkmoreTalkless”。
也正是獲益於當年廣泛的閱讀和獨立的思考，顧雁後來所寫的“星火”發刊詞雖是急就章，但卻能看出，他的洞察力遠超於同時代的人。
1956年，顧雁從北大物理係畢業，被分配到蘭大物理係工作。同年，他也考上了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和蘭大物理係的研究生。由於他在“肅反”時曾被大學的同班同學，指責為“反動小集團骨幹成員”，為了避免再碰上這些班幹部同學，最後還是決定留在蘭大，未去北京。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這後來被稱為“引蛇出洞”，標誌著“反右”的開始。
6月8日，中共中央突然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大規模的“反右鬥爭”開始了。
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反對右派分子的指示》。
後來一同參與“星火”、一起受難的向承鑒，曾寫回憶錄，回憶當時的蘭大“反右”。“一開始是鳴放，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大約不到一個月，突然轉向，成為批判右派了，提意見的人都被打倒了。”
“我搜腸刮肚，實在對黨提不出意見，所以星期日我和同學照常去省圖書館看書……在學校不斷號召動員下，先是高年級的同學貼出了一些大字報，他們了解學校一些情況。有大字報揭露個別黨員領導幹部違法違紀行為的;有批評某些黨員幹部盛氣淩人、作風霸道的……新來乍到的一年紀同學，則批評學校在招生時浮誇吹噓、欺騙學生，或者對學校教學設備不滿、要求更新設備、增加教育投資的……”向承鑒在自己的回憶錄《煉獄歸來》一書中曾寫到蘭大當年的“鳴放”及突然演變的“反右”。
和上大學前就“參加革命”的譚蟬雪、出身赤貧的向承鑒相比，那時的顧雁，在校園裏的“鳴放”和“反右”中，更像是一個旁觀者。
他和徐誠，一直屬於學校裏“染不紅”的那小部分人。上海富商家庭出身的徐誠，更是一副公子哥兒的樣子。在北大時，顧雁和徐誠最頭疼的就是政治學習。每到政治學習，他們就把自己反鎖在宿舍裏，躲避起來。
“反右”一開始，由於顧雁在“鳴放”期間未提任何意見，更由於他主動放棄去北京，留在蘭大，“表現不錯”，校方一開始還任命他為蘭大“反右鬥爭委員會”研究生組的委員。
但顧雁還是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原因是他和北大一位叫劉治平的同學通信。“劉治平是福建人，出身不好，父親是一個小縣的縣長，被鎮壓了。劉在班上屬於‘要求進步’的，但他學習很棒，和我的關係也不錯，我們一起跟導師王竹溪(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在西南聯大時是楊振寧的研究生導師)做畢業論文。”
北大畢業後，劉治平留在了北京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想考研究生，但因為出身問題，人家不讓報名，他曾寫信給顧雁，發牢騷，顧雁回信勸了勸。後來“鳴放”時，劉治平因批評肅反是莫須有、擴大化等，成了科學院的第一個大右派。又寫信給顧雁訴苦，顧雁寫信安慰他，卻沒想到他把信交了上去。
“這就成了我指使他“鳴放”的，北京那邊把這信轉了過來。於是蘭大趕緊把我的‘反右鬥爭委員’職務撤掉，就把我也弄成右派了。”顧雁說。
就這樣，顧雁成了蘭大的三名“研究生右派”之一。
他記得，打成右派後，沒有了生活費，他曾和同學胡依理一起去找當時的林迪生校長。“說我們沒法活了，林就批了每月給我們十元錢。”
但其他的右派同學則沒有這麽幸運。同時被打成右派的譚蟬雪、向承鑒等人，就停發了助學金，吃飯都成了困難。據譚蟬雪回憶，那時，蘭州大學附近的和平飯店剛剛開建，他們不得不去工地上打工，幫忙搬磚、砌磚等，幹繁重的體力勞動，以換口飯吃。
從1957年7月“反右”開始，到第二年8月，被批鬥的學生和老師們忐忑地等待著結果。1958年8月，蘭州大學正式宣布了右派名單。全校師生，14%的人被劃為右派。這個指標，遠遠高於當時中央要求揪出“5%”右派的比例。
向承鑒保存下來了一份蘭大右派老師受處理的名單:
蘭大右派教師受處理情況
第一等共七人，其中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者三人:陳時偉、劉文興、段重希;隻勞動教養者四人:徐長昆、田春如、曹文正、周誌中。
第二等撤銷原職監督勞動者九人:管照微、胡曉愚、任國鈞、黃培柱、黃堯蓀、鄧誌民、李思聯、詹宗傑、徐修梅。
第三等撤銷原職留用察看者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劍夫、曹覺民、吳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陳佩芳。
第四等撤銷原職降級使用者十八人:李學禧、匡扶、穀揚、張照珂、李延濤、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吳南儒、楊素空、王廷湘、劉昶丁、陳湘淩、劉阿麗、王戢武、吳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撤銷一部分或大部分職務降職降級降薪者三人:叢林玉、陳耀祖(講師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講師)。
第六等免於處分者三人:張孟倫、孫藝秋、張忡。
這個名單上的最後一位，即是我的堂伯父張翀。他當時是化學係的助教，也給蘇聯專家做翻譯。他去世於2015年10月14日。讓我懊悔不已的是，在他生前，我沒來得及訪問他。
3
《星火》改變了顧雁的一生。
“我覺得我還是因為碰上了張春元。沒有他，我也不可能去做《星火》。張春元是一個真正的行動家。如果隻有知識分子，沒有他這樣的人，也做不成事情。”2017年7月，我再次見到顧雁。隔著近六十年的歲月，他說。
1958年的夏天，顧雁及蘭州大學的四十二名“右派”師生，被下放到甘肅天水勞動。顧雁所在的公社叫“花牛公社”(後來這裏成為甘肅著名的“花牛蘋果”基地)。他被安排到生產隊幹農活。
瘦瘦弱弱的顧雁，第一天背麥子就累得趴倒了。第二天，他被安排到老幼婦弱組，在農人們善意的調侃中，麻木地幹著農活。
還好，一周後，他突然被要求到天水縣一中(即後來的天水市二中)報到。趕到學校才知道，因為正在搞“大躍進”，縣裏大煉鋼鐵，需要建化驗室，包括顧雁、徐誠等人在內的蘭州大學六名師生，被要求在學校建立一個鋼鐵化驗室。
大煉鋼鐵本身就是鬧劇，小高爐也煉不出鐵來。但最終他們卻得到了留在中學任教的機會。當時的校長陳思勇決定留下他們，顧雁教物理，徐誠教數學，胡依理教化學。
至今想起來，顧雁都覺得那是一段難得的安寧日子。此時，大饑荒還沒到來。在學校裏，他們這幾個外來的大學生，贏得了學生們的尊重。
天水，是傳統文化深厚的地方。或許是因為曆史厚重，一時還不能被新政權的急風驟雨席卷，天水的民間還有著尊重師長的傳統。“我們走在街上，遇到學生，他們都會停下來鞠躬。騎自行車的學生，也會下車給我們行禮。”
在學校裏，他們吃飯是在教工灶，並沒有因為是“右派”而受到歧視。即使在大饑荒已經蔓延的時候，顧雁在學校裏暫時還能吃飽飯。
但這些並不能安慰他。大煉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個個運動伴隨著層層的謊言，作為年輕的知識分子，顧雁和他的同伴們，雖不敢說話，但內心的火在湧動著。
那時，張春元時不時會來看他。
張春元一開始是在廿十裏鋪公社勞動，不久，就被調到了馬跑泉公社的拖拉機站。這樣，就離顧雁所在的天水縣一中近了。
在學校裏，他們並不相識，這時候才算是熟悉起來。
在顧雁的記憶裏，張春元的個子不高，臉方方正正的，平時總是笑嘻嘻的。他是朝鮮戰場下來的複轉軍人，1955年考入蘭大曆史係。因為他的經曆，當地的基層幹部都很尊重他，他的生活待遇也沒問題。
顧雁記得，當時的拖拉機站進口了一輛意大利生產的紅色農耕機。因為說明書是英文的，張春元就來找他翻譯。這次翻譯之後，兩個人就這樣漸漸熟悉起來。
談話是投機的。他從張春元身上，感受到他的責任和擔當，也感覺到他是一個可以談話的人。要知道，在當時，“反右”已經給人們上了紮實的一課，同學之間其實已很難再傾心交談。
下放勞動的同學，彼此多有戒備，不敢隨便表露自己的思想。但張春元和顧雁，卻在1958年的這個深秋，因共同的思考，建立了彼此的信任。
他一直記得那個冬天，一清早，張春元來喊他，一起去甘泉公社拉炭。
深秋的風吹在臉上，冰冷又暢快。拖拉機慢騰騰地走在土路上。他們倆就在車上談論著。
廬山會議，說出真話的彭德懷被打倒在地……
糧食已經極度缺少，農民被餓死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毛給地級幹部寫的那封信(指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六級幹部親筆寫了一封公開信)，完全是推卸責任……
這次暢談，加上此前的交流，兩個人已成了可以交心傾談的朋友。
到了甘泉，裝好了炭，張春元去找譚蟬雪了。顧雁隱約感受到了張春元對那個姑娘的傾慕。在他的記憶中，這也是張春元第一次去單獨找譚蟬雪。
從那以後，顧雁和張春元見麵和談話的次數就多了。有時在田間地頭，有時在路邊，說話都是隨機的。作為右派，他們必須謹言慎行，不能讓人看出來。
這年春天，張春元以“抗美援朝”為題材寫的一篇劇本發表在東北的《電影文學》雜誌上，並接到了一筆稿費。顧雁看過劇本《中朝兒女》，寫得很有才華。他記得，領到稿費的張春元，買了一個二手的名牌手表。當時，長春電影製片廠還打算把劇本拍成電影，但最後，因為馬跑泉公社寫信過去，說他是右派分子，拍電影的事情也就告吹了。
1959年10月的一天，張春元來找顧雁，告訴他中文係的同學、下放在甘泉公社的孫自筠被抓的消息。孫自筠本身是黨員。他目睹饑荒，給《紅旗》雜誌寫信反映問題，被當作反革命抓了起來。
很快，縣裏開了公審大會，孫自筠被宣布判刑十年。他們曾經抱有的幻想就這樣破滅了。“孫自筠這樣的共產黨員，給共產黨黨刊寫信反映情況，就成了反革命，這樣下去怎麽行!”
“孫自筠坐牢太不值得。信寄到《紅旗》雜誌，最多也就幾個人看到，對社會沒有任何影響。就是坐牢，也至少要起個泡啊。後來我們就說，不如自己做個刊物吧。”
在顧雁的回憶裏，這是星火醞釀的開始。
這個細節，和譚蟬雪的描述有出入。譚在《求索》一書中寫到，最初醞釀《星火》，是大家在拖拉機站常常相遇，一起討論時提到的。
但顧雁回憶，在當時的拖拉機站，那樣的情景下，周圍眼目眾多，不可能多人聚集談論。而討論辦雜誌的事情，更是十分隱秘。在他記憶中，沒有大家一起討論的事情，都是他和張春元在私下秘密商議。
無論如何，張春元和顧雁已下定了決心，甚至包括有可能到來的“獻身”。
4
1959年11月，在天水北道的旅社，張春元、顧雁、胡曉愚、苗慶久四個人碰頭了。這次北道會議，是顧雁記憶中唯一一次在天水正式討論“星火”。“會議是極端保密的，除與會的四個人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人知曉。”顧雁說。
此時，譚蟬雪已離開天水，向承鑒則在天水武山縣，二人都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這次北道會議，談論的過程在苗慶久的交代裏有詳細的敘述。也是在這次，經顧雁提議，大家決定把要做的這份刊物起名“星火”。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
會議上，大家商定開始分頭準備稿件，寫文章。顧雁隨即寫下了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文章充滿了那個時代一個年輕知識分子的憂思和洞見。這些見地，至今看來還是超前的。其中寫到:“為什麽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在國內怨聲鼎沸，叛亂四起;在國外陷入處處楚歌的境地呢。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作私有財產，事無巨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這是由於建立偶像迷信壓製民主，形成中央集權的法西斯統治的結果。這樣的獨裁統治硬要稱作社會主義的話，應該是一種由寡頭壟斷的國家社會主義，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屬於同一類型，而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點……”
第一期的稿件，除了顧雁的發刊詞，還有向承鑒的《自白》《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另外就是林昭的一首長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以及張春元的《糧食問題》，向承鑒的《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張春元的《農民、農奴和奴隸—當前農村剖視之一》，胡曉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赫魯曉夫》。苗慶久整理的《反右傾的由來》和《甘肅省委第二書記霍維德的一些言行》。在“言行”這篇裏，引用霍維德的話說:“思想改造、反右鬥爭把知識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把農民得罪了;紅旗競賽、趕先進、超先進、提高定額、加班加點把工人得罪了。”
《星火》第一期還開辟了一個欄目，名為《參考文件和參考消息》。目的是“為了幫助讀者看清國內外重大事件的真相，專門刊載不見報章的重要文件與重要消息”。第一期，刊登的是毛澤東在1959年4月間給全國小隊級以上農村幹部的內部指示。
“每個人讀了這篇指示以後，可以想象得到，忠心耿耿執行主席指示的幹部，在今天將會有怎樣的下場。”這是顧雁在前麵寫的一段“編者話”的內容。
關於刻印的問題，最終商定，由苗慶久帶回武山刻印。
1959年12月，在武山一座破舊的磚瓦廠院子裏，向承鑒和苗慶久趁著黑夜，一筆一筆刻印出了《星火》的第一期。刊頭上的火炬是苗慶久刻上去的。
第一期，印了三十多份，除了朋友們之間傳看之外，其餘的，由向承鑒藏在了房東李大伯家的缸裏。
按照顧雁的說法，《星火》第一期出來，並沒有他們預料中的反響，因為環境太緊，很難散發出去。
曾親手刻印《星火》的向承鑒也這樣回憶。他隻給自己極為信任的少數幾個人寄去了《星火》。
1959底，顧雁帶著幾份《星火》返回上海。在《星火》出來之後，因為饑荒越來越嚴重，大家商量，先回到各自的家鄉，再做打算。
關於《星火》後續該如何做的問題，則在上海延續著。1960年6月，顧雁與張春元、苗慶久在上海的顧雁老家聚會，刻印了張春元寫的《論人民公社》一文，共百餘份，商議散發給全國範圍內的各省黨政負責人，並初步討論了散發方式和地點。他們當時的考慮是，隻有寄給這些人，才有可能產生實在的影響。
但這篇《論人民公社》還沒有開始寄出，就因為譚蟬雪在廣東偷渡被抓，張春元前往營救也被抓而夭折了。
1960年10月，顧雁在上海的老家被抓。他被銬上了手銬，坐船從鄉下押往上海。
在被抓前顧雁已感覺到被監視，由於怕連累到林昭，他特意去蘇州找了她。在顧雁被抓幾天之後，林昭也被捕了。“星火反革命集團”冤案就此形成。此時，在甘肅、廣東等地，“星火”同仁悉數被抓捕，其後又分別被判刑。
《星火》的這些文章，塵封了幾十年。一直到2004年前後，從敦煌研究院退休的譚蟬雪，開始搜集資料寫《星火》一書，才讓這些文章重見天日。
下篇:顧雁和林昭
5
1968年的一天，在西寧，顧雁知道了林昭遇難的消息。是上海來的提審人員告訴他的。那時，他正在青海機床廠服刑。作為“星火”一案的主犯，他在1965年，被判處了十七年有期徒刑。
他給家人寫信。在信裏不能明說，隻寫道:“林昭走上了夏瑜的道路……”信通過了監獄的檢查，家人收到了。夏瑜是魯迅小說《藥》裏麵的革命者，顧雁以之暗示給家人，自己知道了林昭已死的消息。
家人其實已經知道了，但不敢告訴他這個消息。可對他，“這一關必須要過。”
他記得最後一次見她，是在蘇州的一個街角公園裏。她穿的是中式布衫，像以往一樣，似乎是帶了碎花的。隔著五十七年的風塵，她的麵容，似乎已模糊了，但記憶中，她的笑容，幾乎一直是明媚的。
1960年10月，他在上海郊區(今浦東)的老宅裏被抓。兩個月後，她也被捕。她寫給他的三十多封信，他藏了起來沒有燒毀，結果全被抄走。如今，應該還塵封在上海靜安區法院他的案卷裏。
他第一次見到她，是在1960年初。張春元是中間人。
他當然早就知道她的芳名。他比她小三歲，但卻比她早兩年進入北大。1957年，北大“廣場”運動，她是靈魂人物，她的美麗，以及激情飛揚的才華，早就在年輕的大學生中流傳，而他當時已離開北大，到了蘭州。那時兩人並未交集。
未見麵之前，他先看到了她的筆跡，是在天水。
其實在醞釀《星火》之前，張春元就一直想聯係到林昭。在天水一起勞動的“右派”同學孫和願意牽線。孫和的妹妹孫複和林昭是同學。孫和遂以妹妹的名義，給林昭寫了一封信。很快，林昭回了信，並寄來了一首叫《海鷗—不自由毋寧死》的長詩。
啊!海鷗!啊!英勇的叛徒，
他將在死者中蒙受榮光，
他的靈魂已經化為自由 ——
萬裏晴空下到處是家鄉!
……
張春元從孫和處得到了《海鷗》，拿給顧雁來看。詩寫在藍色透明的紙上，字跡特別娟秀。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信紙特別美。
他們決定把《海鷗》油印一些，供在天水的蘭大朋友們一起看。油印的地點在張春元所在的馬跑泉拖拉機站，由張望風，顧雁在裏麵刻印出來。
《海鷗》印了十多份，悄悄地在朋友們之間傳看著。到了1959年11月，《星火》第一期刻印時，沒有征求林昭的意見，他們就決定把林昭的另一首詩《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放進去。
《星火》的第一期刻印，在武山由苗慶久和向承鑒完成。拿到第一期《星火》後，顧雁就回到了上海。這之前，大家一起商量，暫時無法做什麽，也不能返校，不如回到各自的老家。
回上海前，顧雁先到了蘭州。當時是1959年12月，他發現蘭州火車站已經很混亂，無數的難民在火車站要飯。他從蘭州直接到了上海，把自己在學校的很多書也整理成行裝。哥哥、妹妹都來車站接他。到了上海之後第三、四天，他就去找林昭。
回上海前，張春元給了他一個暗號，是約好見林昭時用的。
他記得第一次見麵，是在林昭的家裏。她家在上海最繁華的淮海路一帶，那裏是中產以上的上海人聚居的一個區域。不過她家的房子很小，是個小小的二樓。他敲門，似乎是她母親開的門。林昭帶他去了複興公園，就在公園裏邊走邊聊。
他給她看印好的《星火》，她卻始終沒有打開看。就那樣放在一邊，和他聊一些家常的事情。
他有些失望。心想，她實在不像一個革命家的樣子。
複興公園不大，走走就到了頭。留下信址，他們分手了。幾天後，他接到她的信，簡短的兩行字，約好某天在中山公園門口見麵。
那次他按時到了，她卻晚到了半小時。他心裏有些不快，卻看到她拿的一本書，印象中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她說是從盧灣區圖書館中借來的，值得看，要借給他看。
那一次，他一直在聽她講。講一些民國往事，講書裏麵說到的黃花崗，林覺民給未婚妻的信之類的東西，卻沒有談到《星火》。
“我也不好意思開口問，因為把她的詩放裏麵，也沒征求她同意。現在她看到了，也沒有反對，表示默認了，我們的東西具體怎麽樣呢，她沒有說，但看起來，似乎也是讚同的，否則為什麽要講黃花崗烈士一類的事呢。她也稍微講了一點她過去的情況。”將近六十年過去了，那天的每一刻，都還印在他的記憶裏。
以後他們又見了幾次。但因為他搬到鄉下老家去了，他們見麵就少了，但斷續著書信。
過了年，到了1960年的二三月份，張春元來了，告訴他，他和譚蟬雪同居了。約上林昭，他們三人一起見麵，大家都很高興，張春元專門請他們到上海有名的綠楊村菜館吃飯。
他記得，那次林昭也喝了酒，有點醉了。三個人還一起到碧柳湖長風公園遊玩，乘船。“那天，記憶很深的，我們三個人一起吃飯，一起聊天，生平就這一次。”
早春，風還冷，三人蕩舟湖上，談的話，卻都是最平常的問題，並沒有談政治的問題。
那以後，顧雁和林昭的接觸多了。他送了她一本英國詩人雪萊的詩集，這是他唯一送她的禮物。在上海的國際書店買的。是蘇聯原版的書，也是莫斯科大學外語係學生課外閱讀的書，注釋都是俄文的，但正文是英文的。
5月的一天，她突然寫信約他到上海的襄陽公園。
見麵，她還是像往常一樣笑嘻嘻的。說，要搬到蘇州去住了。因為她藏在桌子裏的《星火》，大掃除時，被母親找出來了。
“她母親當然就知道我們在幹什麽了。從林昭的口氣看，她母親對我印象還是不錯的。但她一旦知道我們一起做這種事情，馬上就急了，要她立即搬去蘇州住。”
他記得，那次林昭約他出來，還給他一張紙條，寫著“蘇州喬司空巷十號，許蘋收”，問許蘋是誰，說就是她。她還說，她母親認為，你們寫的這些，都是一些青年不懂事，發泄情緒而已。在記憶中，他們很少聊起《星火》，這是唯一的一次。
他記得，她到了蘇州之後，就像完全變了個人，一個星期至少有兩封到三封信寄過來，而且信寫得長了。幾十年後，顧雁想，這或許是和她母親的幹涉有關。越不讓她和他交往，她越要堅持。“她性格中有叛逆的因素。”
就如1957年她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後到人大新聞係的資料室裏幹活，和同樣為北大同學的甘粹在一起，因為被人說他們是兩個“右派”談戀愛，她生氣了，便真和甘粹談起戀愛來，甚至還去申請結婚……
那些寫給顧雁的信，也似乎帶著叛逆的味道。顧雁記得，從五月開始，差不多也就三四個月時間，她就寫了三十多封信給他。有時一封信還沒有回，她又一封信就來了。其中一些信是熱烈的，洋洋灑灑，無話不談。
他記得，她的字非常秀麗，而她的信紙，都印著花，信封上也有花。她是非常用心的人，在生活的細節方麵很講究。
他們像男女朋友一樣相處了。“中間當然還有很多小插曲，我後來去過蘇州，三四次，她也到上海來，瞞著母親，早上坐火車，我去接她，她還帶著一些自己做的點心，水什麽的，在公園裏野餐完了以後我就下午送她回蘇州。”
和剛開始相處的許多戀人一樣，他們也有不愉快的時候。他記得，有一次，晚上看完戲，他們一起走在蘇州觀前大街上，她突然叫他停下。路對麵有個中年女人，她走過去，兩人說著話，她指點著他，告訴那個人。後來才告訴他那是她母親的同事。他心裏不太高興，覺得應該正規介紹自己一下。
“她是比較強勢的，不太考慮別人的心理感受。”他也記得，有一次兩人吵架，他翻了臉，卻沒想到她馬上就軟和下來，讓他大吃一驚。
記憶中最溫馨的一次，是她帶了點心來上海，兩人在公園裏一起吃。她笑吟吟的，那是她最溫柔的一麵。
“對我來說，是第一次談戀愛。我想帶她去見父母，她不吭聲。我不想偷偷摸摸。她也瞞著她母親，每次我去，母親都不在。”顧雁說。那時，他有些怨言。到今天，他回想，她其實是認真的。
1960年10月，顧雁感覺到了情勢不對。家附近出現了盯梢的人。他知道，該來的大約要來了。他決定去找林昭。
“最後一次去呢，有雙重因素，一是我覺得我的性格，的確和她不合適，晚斷不如早斷。另外一個因素，感覺情況不對，不能再拖累她。”顧雁說。
這是一生中最後一次見麵。他提出分手，要她把信都還給他。她的信，他也會燒掉。她不高興，未置可否。臨走時，給他的包裏塞了篇文章，是評白居易詩的。在他看來，這正是她的性格。“這位大小姐任性著呢。她是告訴你，你說分手就分手嗎。”
關於林昭的被捕，妹妹彭令範的文章中這樣描寫到:
“隔了不久，上海公安局靜安分局派人去蘇州將姐姐逮捕。那時，父親和母親已經分居，父親住在蘇州，各有房子，姐姐在母親家裏。逮捕的那天，姐姐正在母親的房內。公安人員進來進行了搜查，把罐頭都打開來看，姐姐譏諷道:如果我有能耐將情報藏在罐頭裏，我今天也不會在這裏了。恰好這時父親闖了進來，他立即變了臉色，口中喃喃地說，我們家完了，我們家完了!說著踉蹌離去。不到一個月，我父親自殺身亡。”(《彭令昭:姐姐，你是我心中永遠的痛》)
1968年月日，林昭的北大同學張元勳，以“未婚夫”的名義去探監，並見到了她。張元勳在1990年代發表了一篇文章，講述這次見麵，在這次見麵中，林昭說，請張元勳將來代為收集她的文稿和書信，一本是《自由集》，一本是《情書一束》。
看到這篇文章的顧雁，在心底裏有一絲悲涼的溫暖。他知道，如果收集情書，她給他的三十多封信，也許應收集於其中。“她對我，還是有感情的。”他想。
他也想起父親說過:“林昭是才女。”父親國學功底很深，非常欣賞林昭的才華。
他被關在監獄裏，後來才知道，在她1962年取保候審回家，還沒有被重新抓起來的時候，她還去看望他的父親，給老人捶背，並且給老人買來點心。
她被殺害快五十年了。他去過她在蘇州的墳。時常，他會想起她，懷念著她。1981年，他結婚了。新婚旅行，他還帶著妻去了蘇州，於她的墓前祭奠。也在內心，終於與她告別，與那一段殘酷的歲月告別。
6
隔著曆史的煙塵，今天的人們，回望林昭。她的價值被越來越認可。人們追崇她，認為她是一個追求真理和自由的聖女，一個殉道者。
可是在顧雁的心中，她隻是一個高貴的人。她並不是聖徒，她不是為了別的而死，她是為了人的尊嚴而死。
“她並不是革命家。她一切的抗爭，不過是為了人的尊嚴。”2016年的這個冬天，顧雁在悠長的記憶中抬起眼簾，這樣說。他認為自己是了解並理解林昭的。
關於林昭和《星火》，多年來人們都把她當作《星火》的主要參與者。而顧雁始終認為，林昭和《星火》，確實並沒有多大關聯，她的被判刑，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她對政治活動其實並不很感興趣。
在他看來，林昭在《星火》中所有的參與活動，就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普羅米修士的受難一日》一詩被刊印在了《星火》上。而她和《星火》的朋友們，隻是彼此欣賞，惺惺相惜。
林昭被捕後，曾在《我的思想檢查》一文中，這樣寫道:“大約黃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輝煌的北京城內是遼闊而且獷悍，蘭大的朋友們性格相當開朗而外向，好動作，卻不甚好靜去深思。這當然與客觀環境有很大關係。似這種好動的習性用以造反，長處是頗富於進取，短處是不善於等待……”
事實上，林昭和《星火》的關聯，主要是因張春元和顧雁的聯係。對張春元，她非常尊敬，稱他為大哥。但對於《星火》，她並沒有直接和主動的參與。
“蘭大友人們”曾對林昭抱有很大的期待。“但林昭更多是一個知識分子，她並不是一個行動者，這點和張春元完全不同。”顧雁說，他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1960年，《星火》已經刊出，張春元曾到上海，大家一起討論組織問題，也曾想過邀請林昭參加，但林昭的態度顯然讓他們知道她並不感興趣。“她甚至連出版刊物都是反對的。”顧雁說。
“星火”案發後，和同案的其他人不同，林昭有兩份起訴書，一份是關於“星火”案，一份是起訴她在蘇州的活動。她的判刑，《星火》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卻不是唯一的原因。1965年，“星火反革命集團案”宣判，她被以“態度惡劣”，判處了二十年。張春元則被判處無期徒刑。
1960年夏，顧雁在上海郊外的老宅裏，最後一次見到張春元。那次，因為談到關於譚蟬雪偷渡去廣東的事情，兩人說得不太愉快。臨走時，不像過往那麽融洽。顧雁沒想到，這就是永訣。
1970年，正值“文革”，在監獄“一打三反”的風潮中，張春元在蘭州被殺害。此前的1968年，林昭被殺害於上海。
7
冬天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園裏。在天氣好的日子裏，陽光塗抹在林梢，顧雁常常一個人獨自在校園裏散步。他穿灰白色的羽絨服，戴一頂鴨舌帽，雖然韶華已逝，但臉龐上還能看出年輕時的英俊。
他一個人獨自住著，每周有阿姨來幫他打掃一下房間。平日裏，多在學校食堂吃飯。
“生活比較方便。晚上喝點稀飯。早晨麵包，牛奶。中午吃認真些。每天至少鍛煉一小時，六點起來。我哥哥妹妹都在上海，我不願意去。這裏的房子也賣不掉。”他說。
1991年，他從蘭大調到科大來，如今也二十多年了。
1962年，顧雁的判決書下來了，他被判處十七年。被押送到青海服刑，在一家機床廠幹活。他是物理學專業，算是有技術，就被安排到廠裏的資料室，日常管理資料。因為管資料室的便利，他還看了不少書。
1970年左右，“一打三反”，情勢十分緊張，那段時間常常有犯人被拉出去槍斃。好在當時勞改場的一位隊長還算保他，最終，他安然度過這段最危險的時期。後來，因為在監獄裏有技術發明，他被提前三年釋放，釋放後繼續在廠裏上班。
一直到1980年，他才等來徹底平反的判決書。
平反之後的他調到了蘭州大學任教。1980年代，他的同班同學方勵之在合肥中國科技大學任副校長，那時就想讓他調過去。還沒來得及調，方勵之因“86學潮”被撤職，調到北京天文台工作。一直到1991年，他才調到了中國科技大學。平反之後的三十多年間，他潛心投入自己心愛的物理學研究，很少再對政治發言。
平反前後，他曾見到林昭的妹妹彭令範一次。“林昭的母親死得很慘，後來流浪街頭，就那樣死了。她弟弟後來也到美國去了。”
2015年，他去蘭州開會，又去了當年的勞改地西寧，那時位於西寧南山的鍛壓機廠，已經變成很高檔的別墅區了。
1983年，顧雁第一次出國。那時還在蘭州大學。他通過了對留學人員的英語考試，申請到了世界銀行貸款的訪問學者，第一次坐波音747飛機，實現了出國看看的願望。
“那種衝擊是太大了。在華盛頓，高速公路邊，我不知道不能過去，後來衝了過去。因為國內沒有高速公路，我還想，公路上怎麽沒有紅綠燈。”
那次出國，他憑著紮實的功底和勤奮，很快就做出了學術報告，也發表了文章。一年訪學結束後，對方挽留，勸他呆下來繼續研究，但那時因為繼續申請留下並不容易，加上妻子在國內，他還是回來了。
顧雁1980年結婚，那時他已經45歲了。妻子是導師徐躬耦先生的夫人給他介紹的。兩人結婚時，太太也已經40歲，所以兩人沒要孩子。
妻子是這樣的賢淑溫婉，全心全意地照顧他，也照顧他飽經憂患的母親。在經曆了半生坎坷之後，這愛的溫情，滋養和安慰了他。
1998年，顧雁的母親去世，對他打擊甚深。不久他就檢查出癌症，幸運的是手術非常成功。2000年，退休年齡到了，科大想返聘他，他未應聘。一來是因為考慮到身體，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自己不想再受約束了，想獨立地做研究。
終其一生，他還是性情耿介的知識分子。“如果繼續留校，各種博士生研究生答辯，都是麻煩的事。人家請你去，你就不能認真，一認真就得罪人……”退休之後，他不用跟風，也不用再管文章是否能發表，可以“真正開始研究自己認為重要的問題了。”他的學術成就，在物理學界也是有目共睹的。
如今，他樸素的單元房裏，書架上還貼著寫了物理公式的紙條。桌上還放著用英文寫的未完成的論文。“不管能不能發，一些問題還是要弄清楚。”在劫後餘生的年代，在生命的暮年，他追逐不渝的，還是他物理學研究的理想。
8
2017年7月，借著到陝西師範大學參加一個物理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顧雁去了一趟天水。
高鐵通了。從西安到天水，路程不過一小時四十分鍾。
他的老朋友徐誠讓學生來接他。徐誠當年和他一起在蘭大被打成“右派”，又一起下放到天水勞動。當顧雁和張春元醞釀“星火”時，有意避開了這個“單純、膽小”的老同學。徐誠雖然當時沒有被卷入“星火”案，但在“文革”中，依然吃盡了苦頭。
在天水師範學院家屬院一處簡易的三居室裏，他們終於又見麵了。一生風雨，劫波曆過，他們都是垂暮之年的人了。
他們說起往事，說起2017年3月才在天水去世的李景沆老先生。李景沆是當年從夾邊溝死裏逃生回來的“右派”，是基督徒，一生布道。晚年時，他把在夾邊溝受難以及一生的際遇，寫成了《蒙恩的旅程》一書。李先生退休在天水師範學院(原天水師專)，和徐誠的家相距幾十米而已。
漸漸天色向晚。夕陽從窗外落下來，陽台上，一盆紅色的月季輕輕搖晃在熱風裏。說著往事，偶爾，彼此的眼角都有淚光點點。
“說起來啊，我是糊裏糊塗地過了一生，你是一直清清楚楚的。”徐誠對顧雁感歎說。
次日，顧雁到他當年教過書的天水市二中(當時的天水縣一中)訪舊。消息傳開，來了不少他當年教過的學生，大多也都已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了。
校長致辭歡迎他的光臨，當年的學生也紛紛發言，回憶顧老師當年的風采。但他們對他當年所做的一切，並不了解。人們小心地回避他後來受到“打擊”的事。
禁忌是顯然易見的。不管是當年的老學生，還是如今的校方，都並不了解顧雁的過去。在現場的人中，並沒有人知道“星火”的事。
“顧老師當年到底是出啥事了啊?”會後，一位學生問我。我告訴他《星火》的曆史，他一臉驚訝的神情。他不久前剛從市政協的領導位置上退休。
離開學校，顧雁去看望當年學校的教導主任。老人90多歲了，躺在床上，緊緊拉住顧雁的手。“1957年反右後，人的頭都昏了。”
“那時不是你昏了。是毛澤東的頭昏了。”有人在一旁插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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