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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想在九月的時候，再去看看向老師，聞一聞他窗外那滿街道的桂花香。
我是在2016年3月的清寒中來到江西，第一次見到他的。那是武寧縣城邊一個新建的小區，門臨當地的西海，寧靜又空曠。我到的當天，他在門前擺滿擦鞋攤的武寧縣汽車站外接上我，笑容滿麵，皺紋密布在眼角額頭。他接過我手裏的水果，穿過車流不息的馬路，在前麵給我帶路。
他穿件老式的黑呢子大衣，露出白襯衣的領子來，頭發幾乎全白了，走在這不大不小的武寧城裏，不知為什麽，他看起來與周圍的人群有點格格不入。後來，我發現，是他走路的姿勢。
快八十歲的人了，走路腰板還是筆直筆直的。手不拎東西的時候，就背在身後，脊粱還是挺直的。我問他，是習慣嗎。他笑起來，說，一輩子這樣慣了，在坐牢的十八年間，也是挺直脊梁。為了這個走路姿勢，在監獄裏還被批判過。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啊。在裏麵十八年，我從來沒有一天，在心裏認為自己是個犯人。從來沒有一天，我懷疑過自己。”他說。我相信。他從一摞摞舊照片中找出張黑白照片，是1978年，他出獄後第一天，在西寧照相館的照片，穿著黑色布衣裳，脊背也是挺直挺直的，眼睛竟然亮得出奇。
這是一副堅硬的骨頭，我想。它應該是潔白的，白得耀眼。
幾個月後，我在合肥見到了顧雁。他的頭發比向承鑒白得還徹底。銀發有一點點亂，讓一張老人的臉高貴而生動起來。
老居民樓二層的窗外，楊樹的葉子在寒風中呼呼作響。我聽顧雁講起六十年前的往事，講他記憶中的天水—我的家鄉；講他的第一次戀愛，是和林昭。講記憶中的林昭，那1960年10月蘇州街角的最後一次回眸。那碎花衣服的背影。那些或平靜或熱烈的信——如今它們還塵封在法院的檔案裏。他說，林昭不是什麽聖女，她隻是為尊嚴而死的一個人。自古以來，中國士大夫就講氣節，這個氣節，不就是人的尊嚴麽。他說。
他何嚐不是這樣呢。十八年的牢獄之後，他終於等來可以進行物理學研究的機會。他把一切的心力都投入進去，為了他的量子混沌力學，分秒必爭。1996年，退休年齡到了，學校有意返聘他，他卻拒絕了。他完全退下來，開始做自己的獨立研究。他不願意在校園學術的各種人情往來中花費時間。一切的研究，隻是為了自己感興趣的物理問題。2016年，他82歲，書桌上還放著用英文寫作的論文草稿，書架上還釘著物理學的公式。
在“星火”前輩中，我第一個見到的是譚蟬雪。2015年9月，在上海初秋依然聒噪的蟬鳴裏，我聽她講起往事，講起她永遠的戀人張春元。1970年她在獄中，突然得到他的死訊——槍決他的布告就貼在監所的牆上，上麵打的那個紅叉，剜去了她的心。她在暗夜裏眼淚長流，咬著嘴唇不讓自己痛哭出聲，監視者就在近旁偷窺，隨時準備去給上級打報告。那半個月她不知道自己是怎麽過來的，隻知道，幾天後，她的一頭黑發幾乎全部變白了。而他在生前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是四十多年後的2012年，在上海，通過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捎給她的：“我對不起譚蟬雪，沒有能陪她走完一生。”
我也再次想起冬日裏穿過秦嶺的火車，把我帶到四川內江。在沱江江畔內江師範學院的老家屬院裏，我見到孫自筠。在南方潮冷的冬天裏，他裹著厚厚的棉衣，坐在沙發上，給我講六十年前的往事。講他和譚蟬雪等蘭州大學的右派同學一起，在天水甘泉鎮下放勞動。在饑荒彌漫的1959年秋，他穿上母親寄來的、平時舍不得穿的呢子衣服、皮鞋，裝扮得體麵一些，步行二十裏路，想去位於北道埠的鐵路食堂，冒充職工，吃一頓好飯。走在路上，他被麵黃肌瘦、餓著肚子還在田裏幹活的農民看到了，他們把他當成了幹部，罵著，朝他吐口水，扔來黃土塊，弄髒了他身上的新衣。
他的心被刺得生痛，一路走著，農民的罵聲還在耳邊環繞著。回來後，他思量再三，決定要給共產黨的刊物《紅旗》雜誌寫信。他是一起下放的右派同學中唯一一個黨員。因為他的“紅帽子”，和他關係一直很好的譚蟬雪，不敢和他交流關於時局的看法。而此時的他，堅信“黨中央毛主席”是被蒙蔽了，不知道農民正在挨餓的現實。他感覺，從大躍進、大煉鋼鐵到人民公社，農村正在被基層胡作非為的幹部拖入巨大的災難之中。他覺得自己是黨員，有義務向黨中央報告正在發生的一切，他要為正在饑餓中掙紮的農民做點什麽，就必須說出農村的真相……在昏黃的油燈下，他完成了這封大約三千多字的信，偷偷寄往《紅旗》雜誌後，在忐忑中等待著消息。
十多天後，他被當作“反革命”，五花大綁從正在幹活的田間抓走。從此，開始服刑、逃亡，在四川鄉間隱匿五年又被發現的亡命生涯。
而他始終不知道的，是他的被抓，直接影響到了《星火》的誕生——他的蘭大右派同學們，看到他作為黨員給黨刊寫信，竟然被打成反革命，並在全縣召開公判大會，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放棄了對執政者最後的一絲希望，開始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行動和反抗—醞釀和創辦《星火》雜誌，在信息隔絕的黑幕下，希望星星點點的光能連結起來，刺破黑暗。
2015年的這個冬天，我也來到武山，來到當年的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的墳前。那是一處荒涼的山坡，幹枯的野草搖晃在寒風裏。杜映華的兩個兒子—都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每每提到父親，都淚流滿麵。大兒子杜佩民說起那一年，是1970年的3月，父親在蘭州的紅山根，和張春元一起被槍斃。三月蘭州的風，冷得要穿透心肺。姨夫帶著他去紅山根尋屍。灰蒙蒙的天空下，不見父親的屍骨，隻見亂石嶙峋，野狗在荒野中奔竄。他們久尋無果，隻能將紅山根的一把土，帶回家鄉。到了村裏，“反革命”的家庭，父亡亦不敢舉喪，一家人哭都不敢哭，夜間隻在棲身的破舊土窯裏，躲被窩裏嚎啕。直到1980年平反，才在這母親娘家的後山坡上，覓一處黃土，請陰陽先生念經，請眾親戚作證，按家鄉的習俗，為父親招來魂魄，葬於此處。從此年年清明，有了一個可寄放念想的地方。
我也來到河南，在鄭州滿街道的“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招牌底下，去城市的新區尋訪張春元的弟弟。他叫張春沛，是張春元活著的唯一一個兄弟了。老人羸瘦而虛弱，說起哥哥，說起往事，一次次硬咽著說不下去。說起1955年，哥哥從朝鮮戰場歸來，騎著馬回到家鄉，容光煥發。那一年，是自從哥哥13歲離家出走之後，他們一起度過的唯一一個春節，也是記憶中唯一的祥和之年。家門口掛著“光榮軍屬”的牌子，鞭炮花在門口灑落一地，哥哥帶著他走親戚，去看舅舅探姑姑，老人們抹著淚，看他們兄弟倆意氣風發，感歎從小沒娘的孩子終於長大了，成了家裏的榮光了。可這短暫的幸福很快一去不返，1957年，退伍後去了蘭大讀書的哥哥被打成了右派，再後來，被下放到天水勞動，再後來，哥哥和他的同學一起辦《星火》，成了“反革命”被抓。再後來，1970年，傳來哥哥被槍斃了的消息。
至今，他思念著哥哥，卻並不懂得哥哥到底做了什麽。幾十年間，他也一直被哥哥連累著，“文革”中差點連命也搭上。他也曾在心裏怪怨哥哥。“到如今，我讓孩子們都入黨。”幾十年了，他似乎一直想證明點什麽，或許，那是被侮辱和被損害者，想通過這種方式，證明自己的清白，在這個國家，為自己找回一點人的尊嚴。
一直到了1990年代初的一天，張春沛才再次見到譚蟬雪。她不是1959年和哥哥一起到河南老家來時，他記憶中那個高挑俊美的大嫂了。她老了，個頭似乎都縮小了，瘦瘦的，一頭白發。在機場接到她時，他環抱住她，忍住老淚，安慰說，大嫂，今天，咱不哭，我帶你好好轉轉……
我想去聞桂花的香。那被痛苦浸泡過的老人，如今在生命的老年，回到家鄉，在桂花的馥鬱裏，舔舐著生命裏的傷口，還在想這一切苦難（不僅僅是自己的遭遇）的根源究竟是什麽。退休後的向承鑒，寫《煉獄歸來》的自傳，寫《馬克思主義之異見與反思》，因為這本書，惹來審查的官員上門，連續三天，軟磨硬泡，讓他停止出版。
就這樣，在三月春天的夜裏，我陪老人散步。聽他長歎著：六十年過去了，真像一場夢啊。對我來說，這個夢早都醒了，可還有好多人，還在夢中哩。
2
萬古長夜閃“星火”。
說起來多麽慚愧。作為一名記者，我是在2015年的春天，才知道這世間曾有《星火》存在的。
《星火》的出現，是1949年後中國思想史上的奇跡。
這份誕生於大饑荒時代的地下雜誌，由蘭州大學當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天水勞動的師生創辦，僅印出一期，就被發現，在莫須有的“星火反革命集團”案中，逮捕43人，判刑25人，在“文革”期間被槍決殺害兩人，與“星火案”有關的林昭也在1968年不幸遇難。
顧雁，《星火》最重要的發起人、作者；向承鑒，《星火》第一期的刻印者，作者；譚蟬雪，“星火案”受害者，晚年竭盡所能尋查“星火”檔案，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以下簡稱《求索》）一書，為“星火”立傳。
2015年，我從友人王天定處得到了一本《求索》的複印件。更進一步，我才知道，《星火》就誕生在天水，它最重要的參與者張春元、顧雁當時就在馬跑泉鎮。而這個西北小城的小鎮，就是我的出生地啊。從小，我就在家旁邊的馬跑泉拖拉機站玩耍，那裏後來成為鎮上的醬園。夏天時，滿院子是裝醬的大缸，彌漫著大醬又臭又香的味道。1980年代初的鄉鎮小學，學校裏響應“除四害”，讓小學生去打蒼蠅，還要給學校上交“成果”，我們就去醬園裏追著蒼蠅打。
而馬跑泉拖拉機站，就是張春元1958年下放到天水勞動，並醞釀創辦《星火》雜誌的地方。當年，譚蟬雪、顧雁、苗慶久他們，都曾到拖拉機站來過。
我曾猜測，我那餓死於1960年的大饑荒、當時48歲正值壯年的祖父，一定見到過張春元。那個中等個頭，臉方方正正，眼睛明亮的年輕人，他是下放的大學生，舉止氣派都和鄉民們不同。
為了確定我家隔壁的拖拉機站就是張春元曾經住過的地方，我還費了點周折。結果發現自己弄錯了。那個拖拉機站，也在鎮上，卻是在街道的西頭。而我家，在街道的東頭。
2016年夏，我在父親的帶領下，找到了曾擔任馬跑泉農機站站長的楊伯伯。我沒想到，當我說起1958年下放的蘭大右派學生，說起拖拉機站，他竟然說出了張春元的名字。
他告訴我，我家隔壁的那個拖拉機站，是1970年後才設的分站。馬跑泉鎮上，共有三個地方，曾設過拖拉機站。最終，他把我帶到了張春元當年住過的地方。從1950年代到60年代，這裏是馬跑泉拖拉機站所在的準確地址。
我們穿過鎮子西頭一片正在加蓋的房屋，又穿過幾條長長的小巷，來到一段高二十多米的土崖下。這裏屬於今天的馬跑泉鎮胡王大隊。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這裏都保存著它原來的樣子，幾間平房，一個矮矮的鐵門。如今，它已被緊貼隔壁的一家醫院征用。當年這個醫院是部隊醫院，如今改製成民營的廣濟醫院了。
這裏是一片無人打點的荒林了。一片梧桐胡亂地舒展著枝葉，旁邊就是醫院的殯儀館後門。在七月耀眼的陽光下，我拍下照片，發給譚蟬雪。這裏正是她記憶中，土崖下那個曾經的小院子。在那裏，她和他，每次見麵，沒有“談情說愛”過，隻是一份淡淡的默契相知，彼此見麵時，眉目間都是難以掩藏的喜悅。
回去時，我穿過鎮上的街道。路兩旁的房屋拆得七零八落。新修成的高鐵站即將通車，小鎮上遍布垃圾和廢墟。幾個孩子在高架橋下的汙水溝旁，玩耍著。
這已不是我記憶中的鎮子了，更不是顧雁、譚蟬雪他們記憶中的了。
在我的少年時代，這個鎮上那眼著名的古泉—馬跑泉還在。傳說，唐朝的大將軍敬德西征路過這裏，人困馬乏之際，他座下的寶馬刨出了這眼甘泉。旁邊的古寺，兩棵近千年的古柏，到現在還繁茂著，說是將軍係過寶馬的地方。在我長大之前的記憶裏，那泉水冬暖夏涼，汩汩流淌著，不分日夜。隔了六十年，顧雁還記得那泉水的甘洌。
從1990年代初開始，泉漸漸幹了。先是越來越小，到後來，一丁點兒水都沒有了。幹枯的泉眼上，用劣質水泥砌了兩個花壇，這裏成了一個小廣場。兩棵古柏，在寺院不斷加高的樓閣和香火熏繞之下，樹冠逐年縮小，不複有當年的蔥蘢。
和中國大地上無數個鄉鎮一樣，這個鎮子，也嚐到了經濟發展的甜頭。人們手邊寬裕了，房子越蓋越高，伸到街道上去。過去那些古老雅致的木門麵的、帶著二層閣樓的老房，幾乎全部拆掉了。整個鎮子毫無規劃地野蠻生長著。和越來越大的市場伴隨著的，是成山成堆的垃圾，沒有人管，散發著惡臭，不遠處就是人頭熙熙攘攘的市場。
泉幹了。家家早都接上了自來水。可這些年，到處是地下水汙染的消息，越來越多的人不敢再喝地下水，而是買桶裝的礦泉水喝。
2014年，高鐵要來了。很快，巨大的高架橋就把鎮子劈開了。到處是拆了一半的房屋，和堆砌的建築垃圾。2017年7月，高鐵通車，巨大的垃圾堆依然沒有清理，鎮子更髒更亂了。
2017年7月，我陪顧雁老師回天水訪舊。他早已認不出這裏。
顧雁是趁著受邀在陜西師範大學參加一個物理學國際學術會議的機會，順道去天水的。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徐誠，也去當年他教過書的天水市二中（當年叫天水縣一中）看看。1958年，他們一行人下放到天水後，因為當時大煉鋼鐵、縣裏要建實驗室的機會，他和徐誠、胡曉愚三人，被留在學校裏辦實驗室、教書。
天水市二中也是我上中學時的母校。母校最著名的景觀是操場旁那一排十多棵巨大、古老的柿子樹。在2015年之前，我從來沒想到過，顧雁，這位頗有成就的物理學家、當年的“星火”前輩，六十年前，在學校教書時，也曾在那繁茂的柿子樹下徘徊……
這個七月，在天水市二中，他和徐誠，以及當年的幾位老學生被請到黨員活動室座談。牆上，貼滿了教師的政治學習材料，幾個紅色的字，晃蕩在顧老師的頭頂。我想起他說過，1952年上北大物理係，他和徐誠兩人，最討厭接連不斷的政治學習，兩人就跑到宿舍反鎖門躲起來。
拍照片時，我特意繞開了那刺眼的紅字。隻留下顧老師滿頭的銀發和沉靜的麵容。
在校史室的牆上，我也看到了堂伯父張翀先生的照片。1986年到1996年，他在這裏擔任了十年的校長，也是學校曆史上最受尊敬和愛戴的校長。他的風度，高大清臒的樣子，更像一個文人，和顧老師他們都有一種相通之處。
他也是蘭大的右派之一。1957年反右時，他是蘭大化學係的助教。我在向承鑒的自傳中看到一份蘭大“右派教師”的名單，他列在末尾。受到的處分較輕，是留校察看。
他於2015年的秋天去世，時年83歲。
我難以言說這份心中的懊悔。他是我的老校長，是我的堂伯父，也是和星火前輩一起打成右派的落難者。在1966年之後的“文革”，他同樣遭了不少罪。而我，過去常在逢年過節時，去家中探望他，欣賞他晚年神韻頗佳的書法，卻從沒有一次和他談起過往事。或許，潛意識裏，我以為他並不是願意和晚輩子侄談論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
3
我問父親，可知道《星火》？他有點茫然地搖搖頭。“當年影響很大的反革命案子啊，你不知道？”我提示他，他還是沒有印象。
1960年，我的父親14歲。那一年的大饑荒，他失去了父親。
小時候，我最深刻的記憶是和父親一起去給爺爺上墳。要走很深的街巷，穿過整個鎮子，一直往南邊的山上去。在我記憶中，那是山梁上的一片坡地，很大，“破四舊”時墳早平了，所以並沒有一個墳頭。不知道父親是做了怎樣的標記，每次，他都能找到。大年初三，我們姐妹三個跟在父母親身後，跪倒在那片冰冷的黃土上，看父親點燃他用正楷恭敬地寫了名字的紙牌位，點燃一張張紙錢，奠一杯茶，又奠一杯酒，然後，我們一起磕頭。那時候，總是在無限悵惘的神色裏，再傳來他一聲深深的歎息：我前兩天還夢見你爺爺呢。
少年失怙的父親，與寡母幼妹相依為命，曾不忍看母親勞苦，輟學不上，最終，還是在親戚們的勸說下，返回校園，完成了高中學業，最終因為美術的天份和才華，在縣裏的文化館謀得一份差使，後來轉為中學的美術和語文教師。
我曾無數次聽父親說起爺爺。每次開頭，都是“挨餓的時候……”
父親的講述裏總是充滿痛惋。
在父親的敘述裏，爺爺的個頭比他還高，大約是1米78左右的樣子。他高大精壯，是一個能幹勤快的莊稼人。1949年前，他憑著自己的吃苦能幹，攢了點錢，在馬跑泉鎮的街道上買下一處小門麵。他烙得一手好鍋盔（北方的一種大餅），養活一家老小。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來了。苦難的歲月開始了。
食堂裏沒吃的，家裏不讓開灶，奶奶在地下藏了一點點糧食，結果收糧的幹部來了，全部搶走。父親至今記得奶奶呼天搶地的悲哭聲。
家裏徹底沒糧食了。每天，從食堂打來一塊“壩子饃”（類似玉米麵發糕，但比較硬），就是全家一天的糧食。那時候，我最小的姑姑才一歲多，每天餓得直哭。爺爺把饃平均切開，拿小秤稱，一人一小片，家裏六口人，就切六片。他是家裏的頂梁柱，最大的勞力，可他的那一片，和最小的一歲多的女兒一樣多。
一生勤苦正直的爺爺，就是以這樣近乎迂腐的“公心”，保全了他的妻子兒女，而他自己，卻倒下了。
父親從學校裏被人匆匆喊回，趕到家裏時，我的爺爺已經不行了。他倒在炕上，高大的身軀再也無法起來。父親跑去喊大夫，大夫來了，把把脈，看看樣子，隻是搖頭。像所有在這個1960年的早春死去的我的鄉親們一樣，他的肚子裏，隻充塞著樹皮，觀音土，早已到達了生命的極限。
這是公元2017年，我在這裏，第一次寫下爺爺的故事，寫下慘痛的家史，我忍不住淚流滿麵。我似乎看到爺爺的在天之靈，依然沒有得到安息。他的死亡，他受的罪，他臨死時對未成年的兒女千萬般的不舍，他麵對這改天換地後荒謬而不解的世界，帶著多少的疑問？又有誰知道呢？
和他一樣，在這個國家，從1958年到1960年，那地獄般在饑餓中死去的人——他們大多數是農民，也有被打成社會最底層的知識分子。又何止千千萬萬呢？
2015年的夏天，有朋友委托香港的學生，從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複印了一本譚蟬雪老師所寫的《求索》給我，這是她花費了巨大的心力，收集資料，整理成文，將《星火》前輩們當年在黑暗中的求索之路在我們麵前展開。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了世間曾有《星火》。
我感念譚蟬雪老師。她在退休之後，就決定要把一生中最重要的這段經曆寫出來。她是為了曆史，也是為了愛情。她的愛人張春元，一個英俊堅毅、富有思想又具有行動力的男子，是“星火”最重要的“帶頭大哥”。1970年，他和遇羅克等人一樣，在監獄裏“一打三反”的血腥潮流中，被殺害在蘭州城外的紅山根下。和他一起殉難的，還有“星火”的支持者，武山縣委副書記杜映華。在他們兩人之前，1968年，“星火”同案的林昭，被殺害於上海龍華。
1980年，星火案平反之後，杜映華被自己的兩個兒子，按照當地習俗“招葬”在故鄉的山坡上。而位於蘇州的林昭墓，如今已成為一個象征，年年的祭奠甚至驚動當局，聽說周圍還安上了攝像頭。隻有張春元，至今英魂尚沒有安放之處。
我也感念胡傑老師。他在拍攝紀錄片《林昭》之後，又拍攝了《星火》。讓發生在我家鄉的這一段曆史，讓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次如此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以影像的形式，呈現於世人麵前。但是，因為那一道“牆”的存在，不僅在我的家鄉，就是在整個中國，也並沒有多少人看過這個片子。
我感念我的記者生涯。經曆了中國媒體1990年代以來的一段“黃金”時期，我在其中成長、思考，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隻可惜，這一段新聞專業主義初建的旅途，我們雖曾參與，但行走不遠，就遭遇了社會倒退的颶風，將一切推倒，隻餘遍地瓦礫。在最需要記錄者的時代，我們沒有了媒體，也沒有了記者。
在一個如此充滿禁忌，我們再也沒勇氣去觸碰禁忌的年代，“非虛構寫作”卻有如一把虛火，到處在說，到處在談。可當我受邀在一個朋友的“非虛構寫作”平台上，試著去發布一篇看起來並沒有“敏感詞”的文章時，卻怎麽也發不出來。“非虛構寫作”難道隻能在時尚雜誌上看到嗎？有年輕的朋友問我。
還好。我寫星火，不是為了“寫作”。或許是記者的心懷太重，至今，我始終沒有學會把玩文字。我骨子裏還是個記者，我也並非是一個作家。我想，即使我是在“寫作”的話，那我也不是為了文字，而是為了自由。
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1959年開始，大饑荒席卷中國，死於這場災難的人數，至今在這個國家還是一個謎。記者、作家楊繼繩，在他的晚年，為這個國家那些死於饑荒的人們，用作品樹立了一座唯一的《墓碑》。
從“反右”到大饑荒，一條言論與思想遭受打壓，禁錮思想、控製輿論造成災難的脈絡清晰可見。“反右”摧垮了知識分子，也在全國範圍內製造出“不能說真話”的寒蟬效應，到後來一係列極為荒誕的政策出台時，已沒有不同的聲音發出，正如向老師回望說，“全國真正成了一言堂”，毛成了皇帝，而無數的農民，被踐踏入地獄。
“《星火》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被低估了。”一位看過《星火》所刊文章的朋友曾感歎。如今我們看《星火》前輩的文章，他們思考的深入和決絕，他們對極權體製的認識，對現實問題的揭露，無不展示出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思想的徹底獨立，以及麵對災難的最大的勇氣，以及誠實。不管是和同時代的遇羅克，還是和此前的一些思想者相比，他們都是最徹底最清醒的批判者。從今天來看，他們的脊梁，始終沒有被極權摧垮過。
我在2015年7月，徹底離開媒體，成為一名獨立記錄者。這幾年來，我訪問了一些今天這個國家抗爭者的故事，律師的故事，失去了陣地的孤獨的調查記者們的故事。但我心裏最縈繞於懷的，是星火前輩的故事。
站在2017年的時代邊緣，回望六十年前的1957年，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心有戚戚，或許會感知到這六十年的時光，竟然一線牽連，隱隱相似。
2017年，辛酉“反右”六十年。在中國的媒體上，和2016年的“文革五十年”一樣，成為處處設防的媒體話題禁忌。這麽巨大的災難，在六十年後，沒有反思的機會。
在香港，“反右六十周年的研討會”曲折召開，到會的老人家們，已不到三十人。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時，還有一百多人參加。在2017年的這個會場，一位右派老人的兒子，也是五十多歲了，從國外趕來，講述自己父親當年的遭遇。他的聲音突然淩厲起來：“從那以後，我的父親就沒有尊嚴地活著！”
他的父親，畢竟活下來了。還有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夾邊溝的陰魂呢？那暴露在寸草不生的荒漠裏，無人收拾的白骨，到了2017年，隻有艾曉明老師以一己之力的獨立紀錄片來呈現。
2017年春天，夾邊溝的生還者，我的天水前輩李景沆神父於天水師範學院的家中辭世，時年93歲。2019年2月21日，在成都，“五七”幸存者，《格拉古回憶錄》三部曲的作者張先癡，離開了人世。
越來越多曆史的見證者，都走到了他們生命的暮年。以當時二十歲來說，他們到現在都已八十多歲了。很多的人，都已帶著他們見證的這個世界的荒謬，那纏繞壹生的噩夢，離開了人間。
而我，一個家鄉的晚輩，以自己的一段尋訪，來向他們致敬。也向我的家鄉，向我死去的爺爺、死去的父老鄉親，送上一份懺悔與歉疚的心情。這或者就是我追尋《星火》人物，以及那些曆史印痕的唯一價值。
又記：
感謝我在訪談文章提及的所有受訪者。 向所有的星火受難者，致以深深的敬意。 寫作中，參考了譚禪雪女士所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以及向承鑒先生所著自傳《煉獄歸魂》，並胡傑先生拍攝的獨立紀錄片《星火》，一並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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