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張嫂
張嫂其人，就其年紀言，我稱之為張嬸也無不可；但我初見她時她還年輕，正是眾人眼中“嫂子”的年紀，故稱其為張嫂。
我初見她時，她在離我家不遠的聖堂橋（朝真橋）堍西，一民居門前擺一個小水果攤謀生。這樣的小攤一天能做多少生意，賺多少錢，夠不夠起碼的養家費，我不知道。但張嫂麵容姣好，皮膚白皙，衣著整潔，腦後編兩條烏黑的大辮子，兩隻精明的大眼睛看人時忽閃忽閃的，人又開朗，整天嘻嘻哈哈，顯得青春活潑，好像從不為生活發愁，因此頗得人緣。那時候——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常常見到有一群青壯的男人圍在她的小攤邊與她說話。這群人是專門建造水閘的工程隊的工人。我們這兒河網密集，而且地勢低窪，常有農田被淹，需要建水閘的地方有不少。因此這群人也就常年在我們小鎮周圍的農村轉戰。逢上他們不開工的日子，他們就到鎮上來。有的在她的小攤邊一坐就是大半天。
張嫂有一個女兒，那時候已有七、八歲大小。但我從沒有見過她的男人。聽家中大人說，她男人因為“解放前”參加過什麽組織，“解放後”後被政府抓了起來，判了好多年刑，在青海還是什麽很遠的地方“吃官司”，將來能回得來回不來也還不知道。但是，大約過了二、三年她竟然又生了一個女兒。然後隔幾年又再生了一個女兒。鎮上人背後悄悄說這是她跟水閘工程隊的人生的，但究竟哪一個大家也不清楚。按說，那時的政府對這類“敗壞社會道德”的風化案是管得很嚴的。就是普通人犯了這種事，隻要被人知道，總是要受點懲罰的。而她和那批工程隊的人關係那樣張揚，鎮上幾乎無人不知；兼且她又是那樣的政治背景，“反革命”家屬，卻好像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使大家感到很奇怪。當然，張嫂是否受到過懲罰我不清楚，我們很多街坊也不清楚。反正，她沒有因此而被街道或派出所批鬥，仍然在擺她的小水果攤，她那生父不明的孩子也都順利地以張姓上了戶口；似乎所有這一切都是正常的。在“解放”後最初幾年，我們鎮上因丈夫政治問題被抓去槍斃、勞改的女子有好幾個，據我所知，有的過了幾年就另嫁了人，有的年紀已大再嫁不了，就苦苦守著兒子、女兒艱難度日，都是膽小慎微、規規矩矩、唯恐哪裏做得不對也被政府“專政”了。總之，沒有一個像她那樣“囂張”的。這實在讓人感到詫異。
一九六四年後我去了縣城工作，對家鄉的一些事就開始隔膜了。文革後我去了香港。然後幾年大陸開始掀起“崇洋出國”風，“海外關係”不再像文革時期那樣令人望而生畏，而是變得十分“吃香”了。一次我從香港回鄉探親，看見張嫂把水果攤竟然擺到我家隔壁，才又記起她的往事。我最小的妹妹將我從香港帶回來的餅幹送了一包給張嫂，而張嫂也回報以幾隻蘋果。開始我以為這是鄰居的禮尚往來，並不在意。但隨即我小妹妹的話讓我吃驚了。她說這個張嫂讓她的一個女兒生的小孩認她做了幹娘，所以她與張嫂家也算是幹親了。聽完此話，我不由得真想要唱一句京劇樣板戲《沙家浜》中的唱詞：“這個女人不尋常”！她與戲中的那個阿慶嫂相比，鑒貌辨色、隨機應變的功力何嚐遜色半分！然而再一想，我竟反對她起了一種欽佩之意。人生多艱難，生活實不易。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有著這樣政治背景的女人能艱難地存活下來，還要拖大幾個孩子，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對命運的反抗，也因人而異，強者有強者的方式，弱者有弱者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論。隻要敢於反抗，就不是真弱者。而張嫂，如果她不以這樣的方式活下來，難道還能有更好的方法嗎？
從大石壓迫下長出來的小草，莖幹被扭曲是難免的。這樣的小草當然無法與枝幹挺拔的大樹相比，但我們無權鄙視它，且不能不讚歎它生命力的頑強。
2020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