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洪湖縣有個縣委書記李金玉民間傳說，這裏沒有餓死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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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0：洪湖有個李金玉

作者：白偉誌

版權歸《國家曆史》所有

在三年困難時期，湖北洪湖的人口增長率反而出現高增長。民間傳說，這裏沒有餓死一個人。“洪湖百姓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洪湖有個李金玉。”

公元1960年，農曆庚子年，經曆過那年的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記憶中必定磨滅不去的有一個詞：饑餓。
僅河南信陽一地，據其官方誌載，這幾年非正常死亡人數便達50萬人之多。距離信陽不遠的湖北荊州地區，據《荊州地區誌》記載，1960年死亡人數達115844人，遠高於往年5、6萬人的平均死亡人數。然而，也就在荊州地區，卻有這麽一個縣，在其他地方人口增長率普遍趨近於零甚至負增長的時候，人口增長率卻達到15.52‰。用民間的話說——這裏沒有餓死一個人。這個縣就是洪湖縣。
為什麽會如此？作家朱健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洪湖百姓認為這個答案很簡單，因為洪湖有個李金玉。”

尋找李金玉

“李金玉？不曉得！”麵對詢問，洪湖一位劉姓的出租車司機茫然說，出生於70年代末的他顯得有些靦腆,“你到鄉下去問問吧，那裏老人多，說不定有認識他的。”
在洪湖的石碼頭鎮。一位老人在曬太陽，看到有人上前攀談，老人連連擺手拒絕。直到聽到“李金玉”三個字時，老人突然轉過頭來，眼睛突然泛出灼灼光華：“李金玉？當然曉得！好人呐！好人呐！”
老人名叫周文勤，89歲，1956年擔任石碼頭公社新路大隊隊長，一當就是20年。在周文勤的記憶中，就是在自己剛剛當上隊長的那幾年，有一個“個子大些，臉有點胖”的南下幹部常來檢查工作，這個人一看就是個知識分子，“說話慢，一句句搞得清白，聲音大，我們一聽都懂了。”旁邊的人都叫他李書記。後來周文勤知道，這個人就是洪湖縣委書記李金玉。
這位李書記作風簡樸，平易近人。他下鄉時就住老鄉家裏，“在老鄉家裏吃飯，要多給別人一點糧票。”
李金玉的這種廉潔作風也給陳漢梅留下了深刻印象。陳漢梅，75歲，曾任洪湖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常年跟隨李金玉下鄉工作：“我們下鄉到群眾中吃飯，都是要給錢的。我和他在石碼頭鄉一個廖姓農民家裏的草屋子裏住了2個月。草棚裏隻能擱兩個窄鋪，下麵碼兩塊磚頭，兩層竹簾子墊起來，都是自己帶的被絮。”
在周文勤和陳漢梅的回憶中，李金玉的形象一點一點清晰起來。這個“身高大約一米七，麵色白淨，待人說話老笑眯眯的，沒有一點架子”的李書記不但清正廉潔，人也非常有才華。“李金玉自幼家境優越，上過私塾，也上過新式中學，文采口才都相當好。他作報告簡明扼要，聲音洪亮，特別會講。洪湖的幹部最喜歡聽他的報告，聽時一連幾個小時，鴉雀無聲。”陳漢梅回憶說。
“三年困難時期，李金玉應邀在武大作報告。武大的那都是學者，都是高材生，都是有名的人，聽了他的報告後，全場熱烈鼓掌，都說這個縣委書記不錯，講得好。”
如果說，李金玉僅僅是一個“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的話，那並不會顯得有多少特別之處，按照陳漢梅的話說，“那一代的縣委書記大都比較廉政，生活作風比較艱苦，這是當時的曆史條件、曆史背景所形成的，並不是個別現象。”
那麽，究竟是什麽讓李金玉從大時代的背景中脫穎而出？

裝滿壇壇罐罐

1955年，李金玉調任洪湖縣委書記。
就在一年前，荊州地區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因為要保衛下遊的武漢，洪湖縣被定為泄洪區，結果全境被淹，全縣數十萬百姓在幹部們的組織帶領下四處逃難。李金玉來到洪湖，麵臨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爛攤子。
時任洪湖縣縣委副書記、縣長的韓耀輝回憶說，當時湖北省有人提議，幹脆在洪湖直接搞合作社，不要搞千家萬戶了。這個提議在當時得到很多領導幹部的讚同。也是在同一年，5月5日，毛澤東約見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強調說：“今後兩三年是農業合作化的緊要關頭，必須在這三年內打下合作化的基礎。”
然而，洪湖縣委居然堅決反對搞合作社。李金玉直言不諱：“要搞合作社，沒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和思想覺悟，那是空話！”李金玉得到了當時荊州地委書記孟筱澎的支持，加上水災之後百廢待興，合作社的提議最終不了了之。
從1955年開始，洪湖的農業生產逐步得到恢複。到了1957年，洪湖縣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5256萬公斤，比1949年剛解放時增加了40%。“一五”計劃期間（1953—1957），全縣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17.7%，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11.3%。1956年洪湖第一所中學成立、洪湖師範學院也正式開學……
一切都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
李金玉的長子李樹棠依舊記得，在1958年之前，洪湖的學校夥食是非常好的，“我們在學校吃夥食，3塊8一個月，一個禮拜吃一頓野鴨，吃一次魚塊，吃一次紅燒肉，這三餐必須有。”不僅在學校如此，“野鴨、魚、蝦，還有藕、蓮蓬、菱角，在街上賣的，都一堆一堆的，那真是多！在街上到處是賣這些的，放學回家的路上到處都是。”
韓耀輝說，那時候李金玉鼓勵農民搞副業，種瓜種菜、打魚打野鴨子。周圍市縣不敢這麽搞，就非常羨慕洪湖人，說洪湖人生活好。洪湖的名聲也越來越大了。“在長江裏，洪湖人旗子一搖，那些大船就靠過來了，換點好吃的，那時候一隻雞可以換一條呢子褲子。”
洪湖當時的名氣甚至超越了省界。李樹棠還記得，當年在放學路上，看得到很多湖南來的小商小販，在叫賣自編的竹器。周邊地區諸如嘉魚、赤壁來的人就更多了，集中在新堤附近的一條河邊上交易，人山人海。“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自由貿易。”
洪湖在自己的小天地搞的“特殊化”，也引起了別人的關注。李樹棠記得父親曾跟自己講過：“張平化（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向王仁忠（時任湖北省省委書記）告狀，你們的李金玉把我們湖南人都拉到你們湖北去了。張平化說我這是‘三自一包’。”
有一天，李樹棠走在大街上，聽到廣播中傳出父親的聲音，“當時是在開三級幹部會，廣播大喇叭，遠近都聽得見。就是說要老百姓把壇壇罐罐裝滿。因為糧食不夠吃，就要自己存糧。還有什麽‘人怕出名豬怕壯’，他也在大會上也講過的，好像就是要大家悶頭幹，莫吭聲。”
現在已經很難估量，這個充滿實用主義色彩的“壇壇罐罐裝滿”給洪湖人帶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沒有這幾年的積累，洪湖的很多家庭很難熬過接下來的困難時刻。

大災荒來了

1958年到來了。
《荊州地區誌》記載：“1958年，全區開始農業生產“大躍進”……7月4日，地委提出要力爭完成4萬噸鋼、36萬噸鐵的任務，全區上山辦鋼鐵的勞動力達到了50萬人……地、縣成立伐木指揮部，組織3000多民工大規模采伐木材。”
當時還是學生幹部的李樹棠在學校裏帶頭煉鋼爐。李金玉問兒子：“煉出多少來了？”李樹棠不吭聲，李金玉說了句“瞎胡鬧”，就轉身進屋了。
另有一次，學校組織他們去石碼頭參觀，說那裏水稻畝產達到了19萬斤。“我是幹部，還舉著旗子帶著隊伍去參觀。我們那時候真高興，還都感歎原來這是真的啊！”回來後，李樹棠和父親提起此事，李金玉回答：“你高興個啥，那是20畝地的稻穀搞到一畝田裏麵去了！”
“大躍進”和“浮誇風”開始對這個曾經為外界豔羨不已的魚米之鄉產生影響。糧食產量、漁業產量、棉產量持續下降，物價卻一路上揚。1959年6月開始，因為饑餓患浮腫病人數大幅攀升，洪湖縣危在旦夕。
身為生產隊長的周文勤對這樣的變化最為敏感。“58年之前，生活感覺不困難，後來幾年，我們這裏就不大好，一個月差大概三四天糧食，群眾可憐啊，沒有吃的，去挖藕、挖野菜、蓮蓬、菱角……吃這些野花式。”
這個樸實的農民並不知道具體原因是什麽，隻是覺得奇怪，“糧食在禾場裏還沒曬幹，下麵公社裏的幹部就把它們收起跑了，把群眾餓得死。糧食放在糧庫裏都爛了，他們把糧食收去的時候，上麵還有水啊。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知道啊，爛了好多糧食！”
周文勤不知道的事情，李金玉是知道的。此時，在荊州地委的通報中，周邊縣市已經出現大麵積餓死人，死亡人數一度急劇攀升。李金玉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頂住壓力，盡量將糧食留給民眾。
在采訪中，記者和當年的洪湖縣委副書記韓耀輝之間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當時的洪湖，自然災害的影響大嗎？”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洪湖氣候還可以，沒有受災。主要是洪湖縣委當時和上麵領導發生了矛盾。”
“是什麽矛盾呢？”
“上麵要糧食要東西，李金玉說我先要解決洪湖自己人吃飯問題，這樣就有了矛盾。”
“為什麽要跟洪湖要糧食？”
“當時鍾祥、荊門這些地方都餓死人了，洪湖沒有餓死人。”
“上麵開會要糧食，地委書記是薛坦，薛坦對我們說：‘我給你們磕頭也可以、作揖也可以，隻要你們給糧食。’洪湖縣那時大概50萬人吧。我說平均一個人你給我留下大概三十斤稻穀，剩下的我全部上交。薛坦說你洪湖不能這麽搞，最多隻給你們27斤。我說這樣算下來，一個人一天才幾兩米？老的小的怎麽辦？還要生產啊！當時就僵在那裏。”
“我走了以後，李金玉接著在那裏開會，他回來以後說不行啊又搞成27斤了，我說怎麽回事啊，他說沒得辦法。當時地委也確實難，沒有糧食。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洪湖和地委就發生了矛盾。”
這樣的曆史細節，周文勤當然也不會知道。但他知道，“洪湖受了災，他（李金玉）把糧食不賣，賣了群眾就要餓死。他跟上麵走了霸的（叫板、對著幹）。李書記說不管咋樣都要把群眾的壇壇罐罐裝滿。”
頂住壓力的李金玉熬過了最難的三年。這三年洪湖沒有餓死一個人，人口增長率在其他地區趨於零的情況下，反而出現高增長。

批鬥

大災荒剛剛過去，李金玉很快就因為自己的執拗付出了代價。
《洪湖縣誌》是這樣記載這段曆史的：1964年10月，中共荊州地委在江陵召開社會主義教育萬名幹部大集訓……認為中共洪湖縣委已經“爛掉”，對縣委書記李金玉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
不僅僅是在三年困難事情的“抗命”，在1958年之前推行搞活經濟的一些措施也成為李金玉“複辟資本主義”的罪證。
《荊州地區誌》記載：1965年4月，中央和省聯合調查組織對洪湖縣新堤鎮集貿市場進行調查，認為投機倒把活動猖獗，有“企圖複辟資本主義”等七大過錯。10月7日，荊州地區社教總團成立……全麵整頓以李金玉為首的洪湖縣委。
而韓耀輝等人，作為李金玉的同事和夥伴也一樣受到牽連。《中國共產黨湖北省洪湖市組織史資料》記載：1966年2月，由荊州地委組織的洪湖縣四清工作總團，在全縣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大四清”……這次運動，前縣委書記李金玉，副書記韓耀輝、馬香魁、徐偉，縣長辜呈清被錯誤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由此株連受重處分（指法辦、戴帽、開除黨籍、工作籍，留守查看、撤職、降職降薪）的國家幹部有341人……
史誌上的粗線條描述，遠遠無法顯示曆史細節的複雜和殘酷。簡短的數段文字背後，則是個人和家庭遭受的沉痛苦難。
韓耀輝回憶說：“縣裏開萬人大會，所有幹部都必須參加，揭發李金玉。把李金玉、徐偉留在大會上，叫他們交代問題。那叫小四清。真正四清在1966年，李金玉被人揭發，說他在洪湖搞獨立王國，搞反黨。我們幾個人就被搞成反黨集團了。洪湖的幹部90%都搞下台了，大隊書記都搞光了。李金玉就單獨被關到一個牛棚裏麵，我跟馬香魁被弄到了小崗農場種菜種瓜。徐偉、孫克惕他們在新堤勞動。我們後來都被弄到五七幹校，我們不是幹校成員，是建設勞動的，在小崗蔡家河。我是整整十年，老李是十五年。到1976年我才安排工作，中間我種過菜、賣過瓜，也當過社員老百姓。李金玉總是一個人，總和我們分開，上麵說不能讓你們反黨集團在一起。”
當年的縣委副書記，同遭批判的徐偉，甚至至今都不願回憶起當年的這段往事，麵對采訪要求，他托人捎話：“往事不堪回首，再回憶的話，隻不過是將痛苦再重溫一次，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而李金玉卻恰恰在下放農村的那些年，心情反而舒暢許多。“他和老百姓關係好，老百姓知道這是李書記，所以沒有人欺負他。縣裏的被下放的那些幹部，不管離多遠，都跑去看他。”李樹棠說。

劫後記憶

1978年，李金玉56歲。全國範圍內已開始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李金玉卻發現自己處境頗為尷尬且荒誕，因為他居然“無反可平”。
所謂“反黨集團”，隻是當時在大會上宣布，然後就開始批鬥、下放，整個處理過程，無任何正式文件，也沒有任何批示、簽字，更沒有讓他看見過。
這個老人1984年離休，默默無聞地度過了後半生。有關李金玉和洪湖的恩恩怨怨，史誌上沒有留下什麽太多的痕跡。
當年的一些老人保留下的記憶，也正隨著歲月流逝而逐漸消亡。“他好得很，群眾很多都念他的呀。我們這麽大年紀的都知道，年輕的都不知道，像你們這麽大年紀的都不知道。整個石碼頭就我大一些，其他都死了。”89歲的周文勤是石碼頭鎮僅存的接觸過李金玉的基層生產隊長。
他一直念叨的一件事情發生在文革期間，“七幾年的時候，紅衛兵鬥他，老百姓就護著他，讓他在大隊裏放牛，紅衛兵沒敢來。群眾們都說，這樣的好幹部再也見不到了，他不貪汙，要把群眾搞好，大人小孩都喜歡他，所以我們要保護他。”
2002年10月8日李金玉去世，悼詞是這樣敘述他的一生：
李金玉，男，漢族，山東掖縣人，一九二二年六月出生，初中文化程度，中共正式黨員，生前係我局離休幹部。李金玉同誌一九四零年八月在山東省掖縣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六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零年十月先後在荊門縣、鍾祥縣任區長，荊州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監利縣委、洪湖縣委任書記；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調至荊州地區長江修防處（後改名荊州市長江河道管理局）任副處長。一九八四年四月離休，二零零二年十月八日上午十點二十一分因病搶救無效在醫院逝世，享年八十歲。
李樹棠回憶說：“追悼會上，幾個老人都到了，走不動的都讓人攙著去了。聽到這樣的悼詞，老人家們都泣不成聲……”